關于資本全球化和科學發展觀的理論思考

關于資本全球化和科學發展觀的理論思考

許建康

胡錦濤總書記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黨校的重要講話[1]中指出：“我國發展面臨的機遇前所未有，面對的挑戰也前所未有，”“我們要清醒認識當今世界和當代中國發展的大勢，”“必須科學分析我國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新機遇新挑戰，深刻把握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形勢下我國各項事業發展面臨的新課題新矛盾，”“艱巨的使命，繁重的任務，要求全黨同志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廣東省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要走在學習領會總書記“6.25”重要講話精神的前列，在理論和實踐上繼續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科學發展觀的研究和探索。

廣東省是中國大陸境內對外開放程度最高的省份，利用境外資本和境外市場是改革開放以來推動廣東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基本條件。尤其是借助港澳得天獨厚的高度開放環境，廣東經濟對全球產業鏈和流通與金融網絡的嵌入，不斷向廣度和深度發展，廣東經濟國際化的程度為內地所無法比擬。這給廣東的發展既帶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釀就了地處前沿而首先遭遇高國際風險的挑戰。因此，上面提到的胡錦濤總書記講話中的這些內容，對于廣東省今后的發展尤為重要。實際上，如何認識和應對已經身在其中的世界經濟結構和國際經濟動蕩起伏的環境，以便趨利避害，未雨綢繆，一直是近年來廣東省主要領導關注的重要課題，并及時提出了促進廣東內外源型經濟協調發展的戰略思想和對策。值得注意的是，在2007年5月21日廣東省第十次黨代會報告中，張德江同志進一步指出：“內源型經濟是我省經濟發展的根本立足點。”“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2]這是廣東省委依據和落實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對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廣東省如何能夠再持續發展，繼續擔當和發揮全國排頭兵榜樣作用，所做出的一個基本回答。

一、            不同發展觀的對立

世界上不同的發展觀形形色色，都屬于社會意識；只有當它反映了人類社會演進的客觀規律時，才是我們要堅持的科學發展觀；否則，便是非科學的或反科學的發展觀。馬克思是科學發展觀的創始人。列寧認為，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是“最完備最深刻最無片面性的關于發展的學說”。[3]馬克思發現了人類社會物質生活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及其對整個社會狀態變化的基礎作用，研究了這一矛盾運動在不同時期質變的特征，并用“社會經濟形態”這一高度抽象的科學范疇概括和把握這些特征，以此為基準，進而識別出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歷史分期，比較客觀地揭示了人類社會演進的若干時代特征。列寧曾經高度評價馬克思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觀：“人類的最高任務，就是從一般的和基本的特征上把握經濟演進（社會存在的演進）的這個客觀邏輯，以便使自己的社會意識以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階級的意識盡可能清楚地、明確地、批判地與它相適應。”[4]

今天，我們仍處于一個世紀前列寧就曾敏銳地意識到的，不同于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時代。列寧闡述的壟斷資本主義的幾大特征，當時尚處于生長期，它們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及期間的大蕭條后，在縱深方向上又有許多重要的發展，還出現了大量的新問題和新現象。對全面貫徹科學發展觀之必要性和緊迫性的深入認識，需要有對當今時代特征逐漸形成的共識，需要有對這一共識的不斷凝聚做基礎。從時代特征論述、驗證和考察發展觀問題，才能高屋建瓴，“登泰山而小天下”。不同發展觀的對立和沖突，直接就是國際范圍內意識形態的斗爭，歸根結底，它們反映了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基本社會制度之間的生存較量。不同的發展觀，又分別是不同社會制度的統治階級能動的、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指導思想，它們之間的對立和沖突充滿了不同的階級利益、國家利益的博弈。這些就是發展觀問題的階級性。從這個意義上看，發展觀雖然大量涉及社會經濟問題，但它首先體現的，則是世界范圍內不同政治理念的對立，是一個政治觀問題。我們需要從這樣的視野與高度來認識和解決中國的社會發展方向問題。

發展觀問題的階級性離不開它在歷史過程中的實踐性。19世紀的資本主義主要處于上升時期，隨著現代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國體和政體在西方的確立，發展觀問題開始出現在這些國家政府的議事日程中。它們的共性在于：以現代國家主權統轄的領土為分析和實施發展的單位，研究政府如何以意識形態為先導，有目的地規劃、組織和領導轄區內的社會經濟變革，處理和協調變革中的階級關系，通過培育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進而保護這一市場經濟的自主發展，順利完成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制度轉型，達到本國經濟增長、財富增加的社會發展目標。斯密的《國富論》、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論、李斯特的“保護關稅”論等[5]，開啟了資產階級思想家研究發展觀問題的先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它誕生的時候起，就是一個在國際范圍內從事資本積累進行國際剝削的世界體系。在西方殖民主義者眼中，西歐北美這些資本主義中心地區之外的世界，是“野蠻民族” 棲息的區域，由于不存在西方的現代產權制度，那里豐裕廣袤的土地及自然資源乃是所有權缺位的“無主之地”，即使土地為當地居民世代耕種，但只要那里的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于發達國家，為了發展生產力，西方的殖民者完全可以依仗暴力手段“合法”地占有和經營。這種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強烈意識，在長時期內成為列強分割世界、統治全球的國際法慣例。這是殖民主義強盜邏輯的發展觀。[6]

戰后形成的社會主義陣營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在意識形態上猛烈沖擊了上述歐洲中心主義的西方主流發展觀，兩種發展觀在地緣政治經濟上，形成了東方-南方與西方的對立。一方要擺脫世界資本主義的控制，自主發展本國民族經濟；另一方則企圖依仗在世界資本主義中的支配地位，脅迫第三世界國家走經濟依附性發展的道路。冷戰條件下發展觀問題這一兩極對立的態勢，致使西方主導的發展觀不得不在形式上發生了適應性的變化，承認乃至鼓勵前殖民地附屬國在形式上取得政治獨立，而背后的實質則是從舊殖民主義轉向新殖民主義。這一變化，同時也反映了戰后剛剛登上世界霸主寶座的美國與被大戰嚴重削弱的英法等老牌帝國主義在對勢力范圍的爭斗上，力量對比所發生的根本改變。

關于“現代性”或“現代化”的發展觀問題，是戰后世界范圍內意識形態斗爭的一個焦點。[7]20世紀50-60年代，經過一番精心的學術包裝，美國官方向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推出了“現代化理論”。它把近現代世界歷史的演變概括成只是“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二元對立，認為前者向后者轉型的道路，只能按照他們總結的發達國家實現現代化的經驗進行復制。這一理論不僅否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及其階級結構的對抗性，也否認現代化進程中后發國家所遭遇的與先發國家性質完全不同的世界經濟結構。實際上，自20世紀以來的世界經濟已經被國際壟斷資本所控制，它們在世界范圍對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目的只是追求自己利潤的最優化，它們企圖把發展中國家永久地置于不平等國際分工中的經濟依附地位，犧牲發展中國家發展自主經濟的民族利益，不斷向它們轉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甚至迫使發展中國家最終付出民族國家破產的沉重代價，以求維護世界霸主統治下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曾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委員會主任的羅斯托，以“非共產黨宣言”作副標題，在其著名的“經濟成長階段”理論中著重陳述了這樣的主張：大規模引進外資是“傳統社會”“經濟起飛”進而現實社會轉型的第一推動力。[8]可見，西方的現代化理論是冷戰時期東西方爭奪“第一個中間地帶”（第三世界）的產物。它不僅在國際上遭到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強烈抨擊，在實踐中與之抗衡的，還有拉美國家自20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實施的，旨在實現民族經濟獨立的“進口替代”發展戰略。

在東西方冷戰關系的制約下，戰后第三世界反對歐洲中心主義的西方主流發展觀的斗爭，展現為不斷高漲的民族解放運動。隨著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徹底失敗，這一運動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進入了高潮的頂峰。以石油輸出國組織為典型和榜樣，形式上取得政治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紛紛將本國自然資源國有化，并努力維護對本國資源的國家壟斷。這實際上是將前殖民地附屬國自然資源的國有化，作為自主發展民族經濟的“第一推動力”。在77國集團和不結盟運動的推動下，1974年第六屆特別聯大通過了關于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動綱領。世界被壓迫民族取得形式上的政治獨立后，在發展觀問題上第一次系統提出的團結戰斗綱領誕生了。鄧小平同志在這次聯合國特別會議的發言中，稱贊“它們是推動世界歷史車輪前進的革命動力，是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主要力量。”[9]他詳細闡述了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并強調指出：“原料和發展問題的實質，就是發展中國家維護國家主權，發展民族經濟，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掠奪和控制的問題。”[10]事前，毛澤東曾對發言稿給予高的評價：“好，贊同。”[11] 江澤民同志在聯合國成立五十周年特別紀念會議上的講話中再次強調：“根據本國國情和自己的意愿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是各國人民的主權，別人無權干涉。”[12]

然而在那個動蕩的70年代，因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貨幣體系的崩潰、日本西歐的重新崛起、兩次石油危機的沖擊等造成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滯漲”困境，在具有強大優勢的國際資本的主導下，最終導致了80年代新自由主義盛行及其推動的金融全球化浪潮的濫觴。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為了爭取經濟獨立，在70年代從西方跨國銀行借入巨額廉價的“石油美元”，而在80年代卻因世界經濟形勢的突然惡化而遭遇國際債務危機。它們被迫出讓經濟主權，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結構性調整”方案，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從“進口替代”改而采取“出口導向”的國家發展戰略，以便賺取外匯償還外債。這意味著更深地嵌入不平等的國際分工，重新將單一初級產品出口的專業化生產置于首位。這一轉變，不僅大大削弱了政府對本國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而且從根本上失去了按照原來意義上的國家發展觀由中央政府主動規劃和實施社會發展戰略的選擇權和掌控權。這一權力現在表面上轉讓到世界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中，實際上不得不受控制世界市場的國際壟斷資本及其各自母國政府對外政策的擺布，致使第三世界債務國因嚴重的貧富分化而面臨社會動亂甚至國家解體的嚴峻挑戰。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經濟全球化意味著第三世界中單個民族國家獨立自主的發展觀和發展戰略的極度異化乃至終結。而將這種狀況永久地固定下來，取消發展中國家政府對本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自主發展的選擇權和掌控權，使它們的演變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這恰恰是1990年老布什政府及隨后克林頓政府提出并堅持要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根本宗旨。

從根本上支撐和制約當前占主導地位的世界政治舊秩序的，仍是世界經濟的舊秩序。決定意識形態斗爭中不同發展觀誰壓倒誰的，是社會經濟生活中不同物質生產方式與發展道路的較量。其中的核心問題是百年來世界產業結構和資本國際積累形式的發展變化。

二、20世紀資本國際積累形式的演變

自從19世紀前期英國取得產業革命勝利以來，世界又先后發生了幾次重大的科學技術革命，推動國際勞動分工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與此相適應，資本的國際積累形式也在不斷演變。從世界農村-農業社會與世界城市-工業社會之間分工的依賴關系，到產業國際垂直分工一體化的全功能超級壟斷，再到跨國公司內部生產流程中勞動密集型的工藝過程和零配組件生產“外包”而形成的全球產業價值鏈，這一切不但至今未能改變南北關系的不平等性質，并且，隨著世界生產力的發展，這種不對稱的依附性國際生產關系還在深化。全球產業價值鏈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一直在迅速發展。[13]跨國公司將內部生產過程中非核心的生產環節和功能“外包”給國外在這些方面有比較優勢的中小企業，是全球產業價值鏈形成與發展的直接動因。在這個基礎上，跨國公司利用自己的核心優勢維持并鞏固它對全球產業價值增值鏈的統轄與治理。資本的國際積累在遭遇民族國家障礙時，克服阻隔而進行跨國統轄與治理的特殊形式，是我們在對外開放參與國際分工的過程中，需要不斷加深研究的一個基本課題。這對于改革開放以來大量從事來料加工、深度參與國際代工體系的廣東經濟，尤為如此。

資本全球化進程歷經了幾個世紀的波浪式發展，逐漸引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在世界范圍內日益展開。社會化生產與它的資本主義占有形式的矛盾，在國際范圍較之在一國范圍更難以控制、統轄和協調，更容易轉化成公開破裂的外部對抗方式。這不僅是因為在世界范圍內不存在民族國家主權下一國所具有的統一的中央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貨幣制度和統一的關稅制度；而且還在于，資本積累（即資本擴大再生產）的基礎與條件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地區與不發達的地區之間存在重大差別，因此，資本的國際積累比起資本在發達國家內部的運動要坎坷得多。自從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列強之間資本國際積累不平衡發展的矛盾，在不到半個世紀的跨度中，引爆了兩次世界大戰。資本國際積累不同于資本在發達國家一國積累的特殊性，也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資本全球化的裹挾和沖擊下，第三世界國家社會經濟動蕩，各種危機包括金融危機和結構性危機頻仍的基本原因。

產業資本一來到人世間，就帶有國際資本的性質即剩余價值的國際剝削。當時在宗主國與殖民地附屬國貿易中首先形成了工農業之間的一般分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心地區生產的工業制成品與地處外圍的殖民地附屬國生產的原料、農副產品的交換比例，長期存在剪刀差。世界不平等的國際勞動分工及國際貿易條件在二者之間的惡化表明，利潤作為產業資本積累的來源，其中有一部分來自對殖民地附屬國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勞動者的剝削，這部分國際剝削是通過世界市場商品的進出口形式實現的。剩余價值來源和商品資本流通的國際化，是產業資本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進行資本國際積累表現最明顯的特殊形式。基于不平等的國際一般分工的國際不等價交換，不但以交換雙方各自對生產資料的占有為前提，而且，工業生產過程仍限制在宗主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境內。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即使產業資本國際積累的這一特殊形式又從基于工農業間一般分工的國際貿易，擴大到涵蓋產業部門或行業之間基于特殊分工的國際貿易，這種變化也主要發生在宗主國發達國家之間，并沒有改變在單一農業和原料專業化生產條件下外圍地區對外貿易被控制、被剝削的依附地位。戰后至今，由于第三世界國家初步工業化的起程，它們與發達國家的商品交換也從工農業的一般分工拓展到產業部門或行業之間的特殊分工，但出口大多限于輕工業產品，仍沒有完全擺脫上述舊殖民主義的依附形式。只不過這種形式過去主要存在于宗主國及其統治下的殖民地附屬國之間，工農業之間的國際貿易主要發生在某個列強的勢力范圍內，而在各個列強的勢力范圍之間不但筑有高關稅壁壘，而且往往設有武力屏障；現在，列強勢力范圍間的高墻壁壘已為美國霸權下統一的“自由”世界市場所洞穿。被重新納入世界市場后，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的中國包括廣東省的大宗傳統商品的進出口，仍然烙上了舊國際經濟秩序不等價交換的深刻印痕。由于世界不平等的進出口商品貿易結構，在對外貿易中發展中國家國內生產的利潤在不等價交換中流失，被轉移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地區。在傳統商品的對外貿易中，我國包括廣東省的內源型資本的自我積累，無論在量的增長、還是質的升級換代上，都因此而遭遇發展的結構性障礙。利潤微薄致使資本積累的速度緩慢，經濟規模難以擴大，企業對技術的開發主要憑經驗，而不是依靠專門的研發部門的長期積累。近年來，我國包括廣東省的大宗傳統商品在出口額不斷增長的同時，出口商品價格下跌，利潤相對減少。造成這些商品相對過剩的深層原因，仍然是占統治地位的國際經濟舊秩序。發達國家總是力圖把第三世界國家的產業結構從而出口結構“鎖定”在國際分工的低端價位上，利用為數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之間低端產品在世界市場的過度競爭，坐收“漁翁之利”。

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資本國際積累的特殊形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列寧近一個世紀前的概括，至今意義深刻。他說：“交換的發展，大生產的發展，這是幾百年來全世界范圍內的基本趨勢。當交換和大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大約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交換就造成了經濟關系的國際化和資本的國際化，大生產已經達到了十分龐大的規模，自由競爭開始由壟斷取而代之。典型的現象已經不是‘自由’競爭的（在國內和各國之間）企業，而是企業主的壟斷同盟——托拉斯。”[14]“這是全世界資本和生產集中的一個新的、比過去高得無比的階段。”[15]“最新資本主義的基本特點是最大企業家的壟斷同盟的統治。”[16]通過資本輸出和殖民統治，“國際托拉斯開始分割世界”。[17]“這種超級壟斷”“是正在變化的社會生產關系”，又是“生產的社會化”。[18]它們“有計劃地組織原料的供應，其數量達幾千萬居民所必需的全部原料的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有步驟地”“運送這些原料到最便利的生產地點”；“原料的依次加工直到制成許多種成品的所有工序是由一個中心指揮的”；最后，“這些產品分配給數千萬數萬萬的消費者是按照一個計劃進行的”。[19]在最近20多年國內外的學術界中，關于人類開始進入“全球化時代”的各種所謂“新發現”的呼聲不絕于耳。其實，20世紀初葉列寧所描述的這種國際托拉斯垂直一體化的超級壟斷程度，至少不亞于今天被統稱為“跨國公司”的國際資本的壟斷程度。列寧在我們以上引證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大量利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及其統計學家提供的實證資料，指出了在當時世界經濟的主導工業部門和高科技部門中，國際托拉斯開始分割世界的狀況。世界電力工業由美國的通用電氣公司與德國的電氣總公司兩家壟斷和分割；世界煤油（石油）工業由美國的美浮石油公司與英荷殼牌石油公司兩家壟斷和分割；世界商輪航運業為德國的兩家公司和美英合資的一家公司所壟斷和分割；世界鋼軌業為美國鋼鐵公司、德國鋼業辛迪加及英、法、比等國的企業集團所壟斷和分割；世界鋅業由5家企業集團壟斷和分割；等等。這里所說的“分割”是指為數極少的幾個國際托拉斯不但對各自國內的相關部門實行超級壟斷（如美浮石油公司和美國鋼鐵公司對國內市場的控制都在90%以上），而且通過公開的國際卡特爾協定瓜分世界市場。列寧指出，在帝國主義時代，通過金融控制的密網和世界殖民體系，“壟斷，寡頭政治，統治趨向代替了自由趨向，極少數最富強的國家剝削愈來愈多的弱小國家”。[20]列寧還援引霍布森的話談到了當時中國的現狀和前景。霍布森說，“讓那些漠視這種理論[指關于帝國主義的理論——筆者注]，認為這個理論不值得研究的人”“想一想，一旦中國受這種金融家、‘投資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業方面的職員的經濟控制，使他們能從這個世界上所知道的最大的潛在富源汲取利潤，以便在歐洲消費，這套方式將會擴展到怎樣巨大的程度。當然，情況是極為復雜的，世界上各種力量的變動也難以預料，所以不能很有把握地對未來作出某種唯一的預測。但是，現在支配著西歐帝國主義的那些勢力，是在向著這一個方向發展的。如果這些勢力不遇到什么抵抗，不會被引上另一個方向，它們就確實會朝著完成這一過程的方向努力。”[21]列寧緊接著對霍布森的這些話評論道：“作者說得完全對，如果帝國主義的力量不遇到抵抗，它就確實會走向這種結局。”[22]應該說，當前我們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調整中國的發展戰略，建立科學技術自主發展的國家創新體系，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就是要通過列寧所說的“抵抗”來改變“這種結局”。這也是廣東在新時期作為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國排頭兵的根本意義所在，確實是任重而道遠。

從20世紀初列寧指出的“國際托拉斯開始分割世界”至今，一個世紀過去了。百年來，生產社會性的國際化及其資本主義占有形式的國際擴展，二者在民族國家林立的世界范圍內對立統一的矛盾運動又有哪些新的特點，為什么會從過去的國際托拉斯垂直一體化全功能的超級壟斷，發展到今天因國際垂直分工一體化分解而形成的全球產業價值增值鏈的超級統轄形式，后者與前者的重要區別又是什么？這些新現象新矛盾，都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國際貿易分工理論當前最前沿的研究課題，更需要我們及時做出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和回答——不是就事論事，也不是概念演繹，而是透過現象發現本質，用本質解釋現象。科學發展觀的理論思維應當對世界大勢的這一核心走向給予有說服力的解釋。否則，就談不上與時俱進地科學認識世界的發展。近30年來，拉動廣東工業化、城鎮化和市場化飛速發展的韁繩，是廣東經濟的國際化。廣東經濟“兩頭在外”的國際化，不是中國政府單方面的“特區優惠政策”就能奏效的，而是為世界產業結構的新變動所根本制約的。對于廣東來說，要清醒認識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新機遇新挑戰，深刻把握國際化深入發展形勢下面臨的新課題新矛盾，就不能在對世界經濟結構新變動的認識上出現盲點，否則，經濟的國際化到頭來只能被人家牽著鼻子走，為他人做嫁衣裳。這樣的政治風險和經濟風險將嚴重危及國家的安全，其中的責任是任何個人都無法獨自挑起來的。為了趨利避害、未雨綢繆，我們理論工作者應當勇于肩負自己的職責，在馬克思主義原理的指導下，不懈地探索上述發展變化的深層原因。

眾所周知，個別企業中生產有計劃管理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表現形式之一。為什么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不能被國家宏觀調控所“燙平”或消除，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全社會商品生產與交換的無政府狀態包括兩面的內容：一是社會總產品中生產資料在各個生產部門的分配，從而經由市場聯系起來的各前后相關企業之間的實物補償和價值補充，不能自覺地保持比例；二是社會總產品中消費資料（最終產品）與社會消費需求之間不能自覺地保持比例，生產能力盲目擴大與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導致生產相對過剩。生產社會化（包括生產的國際化）的飛速發展，如果沒有生產關系的相應調整，馬克思指出的基于兩大部類擴大再生產的均衡而滾滾向前的資本積累會越來越嚴重地遭到危機的破壞，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將越來越尖銳。帝國主義階段壟斷組織在社會中占據主體地位的確立，就是社會生產的經濟形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限度內的適應性調整。它把單個企業外部的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新制度學派科斯等人所謂的“交易成本”，一個膚淺、從未明確定義的概念）的一部分，轉變為壟斷組織內部有計劃的組織管理（新制度學派所謂的“代理成本”），把原來基于商品交換的一般分工（工農業分工）與特殊分工（部門或行業之間的分工）轉變為壟斷組織內部有組織的集中指揮和管理的個別分工。壟斷組織內部的垂直一體化分工，通常由上游、中游和下游三大部分或環節組成。上游包括原料的采掘與供給、專用設備的制造等；中游主要是多道工序使用機械設備對中間產品的加工和組裝過程；下游則為最終產品的運輸與銷售服務等。這樣，原先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存在于個別企業外部的市場經濟無政府狀態中生產資料與消費資料的實物與價值補償的兩個比例問題，就被部分地轉化為壟斷組織內部自覺的有計劃管理。即所謂的“福特主義”生產方式，大公司內部以大規模生產標準化產品為基礎的垂直分工全功能一體化剛性生產。毋庸置疑，生產社會化的進步，需要有哪怕是暫時和部分地能夠容納它們的社會形式。于是，發生了私人資本向社會資本的轉變。通過信用聚斂到股份公司的社會資本，是壟斷組織形成與發展的必要條件。壟斷組織是社會資本進一步社會化的形式，通過股權控制，不斷膨脹的社會資本日益集中在極少數金融寡頭手中。20世紀初開始出現的這種全功能國際垂直分工一體化管理的壟斷組織，是建立在所有權高度集中基礎上的，包括母公司對下面多級附屬公司的層層控股。

盡管一個半世紀來生產社會化的國際擴張無疑地伴隨著對它的資本主義占有形式的國際擴展，但是，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根本性質決定了上述把“外部對抗”轉化為“內部消化”的方式，不可能擴大到囊括一國資本主義生產和交換的所有部門，乃至變成布哈林設想的單一 “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23]，也不可能在它的國際擴張中消除民族國家的障礙，以至出現沒有國家保護（公司因無國籍而“超國家”）的全球壟斷組織的世界統治[24]。一方面，壟斷沒有消除市場經濟企業競爭引致的無政府狀態。不但在壟斷組織之旁存在著大量非壟斷性的中小企業；而且在壟斷組織之間存在著壟斷性競爭，與國內經濟和國內市場的狀況相比，壟斷性競爭在世界經濟和世界市場中更加激烈。這樣，馬克思指出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兩大部類擴大再生產在實物補償與價值補償上的均衡所必須保持的比例問題，仍然只有通過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才能解決。另一方面，無論構成的所有制基礎是社會資本還是私人資本，在它們的企業中都存在著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對立。剩余價值的生產必然造成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因此，生產能力盲目擴大與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也不可能獲得根本解決。具體地說，壟斷組織內的下游部門只是憑借它的中上游部門在產業中的壟斷地位，全力維持大的部門市場份額，企圖以此緩和商品實現問題的矛盾，而把擴大整個市場絕對容量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國家再分配的功能上。且不說這種本末倒置做法的最終無效性，一旦國家對再分配的積極干預被遏止，兩極分化加劇，正如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那里糟糕的社會狀況所表明的，市場總容量就會相對甚至絕對地縮小。總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及其上述兩個表現形式，繼續推動著百年來壟斷組織資本國際積累方式的發展變化。

列寧說得好：“能不能反對抽象地‘設想’帝國主義之后的資本主義新階段即超帝國主義呢？不能。抽象地設想這種階段是可以的。不過這在實際上就是機會主義者，他為了幻想將來的不緊急的任務，而否認了當前的緊急的任務。從理論上講，這就是為了這些幻想而不依據實際的發展，隨意地脫離了實際的發展。毫無疑問，現時正在朝著一個唯一的、世界性的、囊括一切企業、一切國家的托拉斯的方向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是在這樣的條件，這樣的速度，這樣的矛盾、沖突和動蕩——決不只是經濟的，還有政治、民族的等等——之下進行的，在還沒有出現一個世界托拉斯，即各民族金融資本的‘超帝國主義’的世界聯盟以前，帝國主義必然要崩潰，資本主義一定會變成自己的對立面。”[25]

20世紀科學技術發生的多次重大革命，導致了一系列新興工業部門的誕生，社會勞動分工更加廣泛、復雜和精細，在深度和廣度上有了質的飛躍。歷史上美國出現過五次企業兼并浪潮，伴隨著大公司集團的資產重組和企業組織體制的調整。[26]除了第一次兼并浪潮推動了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外，其余4次兼并浪潮，促使壟斷組織占有形式的演變，從20世紀初的全功能垂直一體化分工逐漸向發達國家之間的水平分工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全球垂直分工產業價值增值鏈的網狀結構發展。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水平分工成為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主導面。它們各國的工業發展有先有后，側重的工業部門有所不同，技術水平和發展狀況存在的差別，依據比較優勢，導致一國以其重點工業部門的產品去換取他國重點工業部門的產品，他國的重點工業部門是本國工業的非重點部門。這是部門之間的國際水平分工。同類產品不同品種規格的多樣化生產，要求精度高的專用設備、特殊工藝和成建制的研發系統。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進行大批量生產在經濟上才有利可圖。這需要突破一國狹隘的國內市場和生產技術條件的限制，致使部門間專業分工向部門內專業化分工的發展成為國際加工形式的新趨勢，一種新型的國際水平分工。這是指同一產業內不同廠商生產的產品，雖有相同或相近的技術程度，但其使用價值在外觀設計、內在質量、規格、品種、商標、牌號或價格上有所差異，由此形成的國際分工和相互交換，滿足了壟斷性競爭下消費者偏好多樣化的需求，被稱為“后福特主義”的生產方式。戰后發達國家之間水平型分工所推動的國際貿易的巨大增長，主要是眾多私營公司之間的交換，而不是同一個巨型公司的內部交換。這就完全證實了我們在上面的判斷：社會資本的資本主義占有形式絕不可能無限制地通過“代理成本”取代外部“交易成本”，用“內部消化”的方式解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無政府狀態。社會化生產的資本主義占有形式，即使采取了巨型跨國公司的形式，還是太狹小了，無法用內部計劃管理的方式容納社會性生產的急速發展。這對于長期存在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垂直分工，從全功能型向以“外包”為中介的網狀型的演變，也是如此。

全球產業價值增值鏈的網狀結構又稱“溫特主義（Wintelism）”，是英文“Windows（視窗）”與“Intel（芯片）”兩個詞的結合。跨國公司生產的產品越來越復雜，其內部分工越來越細密，產品加工的工序，從初加工（粗加工）到深加工（精加工）的垂直聯系越來越龐雜，加工工序的工藝流程差異也越來越精細，有的是資本密集型的，有的是技術密集型的，還有的是勞動密集型的。于是，跨國公司將內部個別分工的“外包”分離交易活動日增，被稱為 “（中間）產品國際分工”的新形式。它的基本特征是：跨國公司制定產品性能標準和交易關系準則，利用掌握的強大信息網絡，通過數字化編程的模塊生產，在全球范圍內對深淺加工和生產要素不同密集程度的工藝流程進行配置與控制，制造零部組件產品和組合裝配，主宰了產品國際分工之間要素流入和流出方向的物流整合，充分發揮全球人、物、財力資源在不同地區的比較優勢，以求利潤的最大化。作為跨國公司內部全功能垂直一體化分工“破碎化”、“片斷化”[27]的產物，壟斷組織的全球產業鏈的網狀結構，就其價值增值程度動態變化在上、中、下三個部分的整體分布看，清晰地呈現出一條“U”形的價值增值鏈。[28]上游和下游部分獲取的附加值最高，中游部分則處于價值增值鏈的低端，附加值最少。我們知道，作為下游主體的單純流通過程不創造價值，作為上游核心的研發過程之貼身保命符的知識產權和專利使用權，它們定價的勞動價值論基礎至今還沒有人能做出清晰的解釋。但我們知道，什么是壟斷價格、壟斷利潤和國際剝削。壟斷組織全球“U”形價值增值鏈的興起，始于20世紀70-80年代美國第四次企業兼并浪潮，在90年代美國第五次企業兼并浪潮中迅猛發展。[29]世界電子工業的壟斷組織及其全球管理體制是這種資本國際積累新形式的典型，它的興起在技術上得益于垂直一體化分工體系中工藝過程數字編碼的模塊化生產（value chain modularity）。[30]在珠江三角洲，人們能看到它的中游“外包”部分下端形式的巨大縮影。參與這樣的國際分工，能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外圍工藝和管理知識，還能以量取勝，出口掙外匯，但壟斷組織的控制不允許處于“U”形價值增值鏈低端、從事來料加工的代工企業攀升到價值增值鏈高端的上游和下游部門，甚至在“U”形價值增值鏈的中游加工部門中，代工企業從最低端的勞動密集型工藝和產品的生產，攀升到中上層技術與資本密集型的代工生產，都會遭遇嚴重的生長瓶頸壓制。

從現象看，全球垂直分工體系從全功能的剛性結構向“外包”代工的網狀結構的演變，是高新科技條件下壟斷組織“減肥增效”的結果。把現在變得昂貴的內部“代理成本”重新還原為低廉的外部“交易成本”，反映了跨國公司在日益復雜的社會化生產面前進退維谷的兩難困境。從本質看，全球產業垂直分工價值增值鏈的網狀結構取代全功能垂直一體化的剛性結構，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矛盾國際化的產物。影響這一變化的基本因素大致包括以下方面。

（1）全功能垂直分工一體化壟斷形式的重要基礎——對原料產地經濟領土的殖民地占有，因戰后第三世界國家形式上政治獨立后將土地礦藏資源收歸國有而中斷。近年發生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就是以舊殖民主義的方式，重新占領擁有石油資源及其國際通道的經濟領土。

（2）第三世界國家爭取自主發展民族經濟斗爭的高漲，一度使得西方跨國公司在當地的分支機構被注銷或沒收的政治風險增大，前者往往要求外來投資采取合資或合作企業的形式，以行使并保障國家經濟主權。

（3）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相互直接投資和貿易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占主導地位，水平型國際分工要求采取雙邊或多邊較平等協議的市場對接或合作方式，而不是強制統轄的垂直控制。

（4）科學在生產中的自覺運用，使研發過程成為壟斷組織內部上游部門的核心環節。憑借國家及國際組織對知識產權和專利使用權的保護以及信息技術的發展，壟斷組織將中游部門多層次加工工序中，底端的勞動密集型環節乃至中上端的技術或資本密集型環節“外包”給生產資料所有制與它分離的國外中小企業，同時又對它們實行非股權控制的有效性或現實可能性大為增長。

（5）通過資本集中被壟斷組織“內部化”的社會生產日益復雜，特別是由于資本積累條件在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重大差異，資本積累跨越國界的國際擴張致使內部管理成本和外部風險不斷提高。在全球三大資本積累中心（美國、西歐和日本）壟斷性競爭加劇的擠壓下，出現了“減肥增效”、用“外包”來“分解”跨國公司全功能垂直一體化管理的內在沖動。

（6）在生產相對過剩的經常性壓力下，產品的多樣化和經常更新日益成為企業緩和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發展戰略，這種所謂“后福特主義”的彈性生產方式加劇了非價格競爭。產品生命周期的人為縮短，不僅要求壟斷組織從標準化生產轉向“柔性生產”，而且要求投入更多的研發資金和更快的固定資本更新，設備的物質磨損尚未到期，精神磨損卻大大加快了，甚至可能連研發資金都得不到及時補償。壟斷組織一旦把它的中游部門多層次工藝加工過程“外包”給在所有制上與它相分離的中小專業化生產企業，這些精神磨損的經濟成本與風險就能轉嫁出去，穿插在壟斷組織內部上游與中游部門之間的這個購買專業生產資料和專利使用權等的外部流通過程，通過壟斷高價，提前實現了上游乃至中游部門的價值補償。作為壟斷組織以非股權方式嚴密控制“外包”代工企業的重要手段，拿到加工定單的“外包”企業需自己花錢購買“發包人”的專用設備，按照“發包人”定制的模塊化構件生產的技術要求，提供定單采購的另配組件產品，并按照“發包人”的要求及時加大或加快固定資本的投資或更新，自己承擔由此帶來的經濟虧損風險，[31]特別是在突然遭遇國際經濟衰退的時候。由于“外包” 代工企業已經購買了“發包人”的專用設備，在定單中往往被迫接受“發包人”不斷壓低的采購價，即壟斷低價。[32]代工企業雇傭當地廉價的勞動力，減低了成熟產品的成本，有利于它們在世界市場的價格競爭，從而相對延長了產品的生命周期。

（7）全球價值增值鏈“外包”代工企業的所在地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那里存在著城鄉分立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農村中有大量潛在的失業人口。勞動密集型的代工企業大量雇傭工資低于勞動力價值的農民工，其價值短缺部分的生活資料靠留在農村的家屬從事農業生產來補充和維持，農民工活勞動創造的超額剩余價值大部分被壟斷組織的上游和下游部門榨取。壟斷組織中游部門的工序是多層次的，其中還有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工藝加工過程。因此，“外包”與“拆包”也是多層次的。在經濟發展程度高的國家和地區，那里的第一層“接包”與“拆包”人給自己留下附加值多的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的工藝，將附加值低的再“轉包”出去，這樣多層“拆包”和再“轉包”，直至價值增值鏈的最低端。例如，集聚在珠三角地區的大規模代工企業群，主要是戰后日本長期實施的國家發展戰略“雁行模式”的產物。“四小龍”是日本進行產業更新換代、淘汰非主導性產業或“外包”產業鏈中非核心加工環節的第一階梯轉移地；珠三角則是“四小龍”再度“外包”勞動密集型加工環節的最低端轉移地，因“外部效應”的連帶作用，現在同時也成了“四小龍”等“拆包人”自己所“截留”的“外包”項目中，那些資本或技術密集型加工企業的集聚地。

                 三、廣東經濟國際化面臨的嚴峻挑戰

80年代以來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第三世界的經濟狀況發生了嚴重的兩極分化。這與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盛行，致使這一地區的政府宏觀經濟調控能力大為削弱，西方壟斷資本趁虛而入，進行經濟掠奪有很大的關系。拉丁美洲在80和90年代遭遇了兩個“失去的十年”。許多非洲國家一起淪為所謂的“第四世界”。相比之下，東亞“四小龍”自70年代、東盟自80年代中期至1997年東亞危機爆發前采取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在持續高速增加經濟總量和人均GDP方面一度取得了舉世注目的成就。新自由主義片面地歪曲了“四小龍”的成長經驗，把它們作為在全球推行自由市場經濟的樣板。其實，“四小龍”除香港之外，在對外開放以適應經濟全球化潮流的同時，并沒有放棄政府主導的、以產業政策為核心的內向型發展戰略，并沒有把實施這一戰略的主動權與掌控權完全交給自由市場經濟那只“看不見的手”。韓國與臺灣的外源性經濟與內源性經濟并存，有相互協調作用的一面。他們在政府的干預和引導下，注重對引進的先進科學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優先發展國民教育的現代化，加大對研發經費的投入，等等。這些都是掙脫被置于國際壟斷資本控制的全球產業價值增值鏈的低端，爭取產品、工藝、功能升級甚至產業鏈環節升級的重要經驗。即便如此，它們仍無法逃脫金融全球化經由1997年的東亞危機帶來的浩劫，其影響之深，致使它們至今還未能完全恢復元氣。今天，新自由主義的金融全球化造成世界經濟日益兩極分化的災難性后果已經突現和表面化，世界市場相對于資本在美日歐三個全球積累中心的增長呈萎縮趨勢，爭奪中國沿海發達地區的國內市場成了資本國際競爭的焦點。在地緣經濟的傳統上，正因為長三角向周遍華東和華中較富裕鄰近省份的輻射作用，比珠三角要大得多，才會受到跨國公司的如此青睞。隨著“入世”過渡期的結束，無論長三角或珠三角，面向中國國內市場的跨國公司、跨國銀行及其他國際金融機構將大規模進駐，雖然因其產值被計入相關省市的GDP中，而能使地方領導人獲得經濟高增長的表面政績，但在核心技術的發展上，它們對中國科技發展自主創新的溢出效應將大大小于其遏制效應。因此，對外資的進入要從優選擇，既要繼續利用，又要加強監管，要限制跨國公司和跨國銀行對中國核心國有企業的兼并，對其中的惡意兼并尤其要堅決制止。監管的底線是：外資的涌入不得阻礙我國構建科技創新型國家發展戰略的實施。

廣東省經濟總量的增長過度集中在珠三角地區，其動力主要來自“四小龍”等境外資本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投入，產品的主要銷路為外商控制的發達國家的大眾消費市場，“外包”代工企業技術含量不高，利潤率低，環境污染的破壞作用大。時至今日，供工業征用的土地面積廣，地價低廉，擁有本省特別是鄰近外省源源涌來的廉價農民工，珠三角崛起之初這些內源的比較優勢已風光不再。2007年7月23日，中國商務部出臺加工貿易新措施，將1800種商品列入出口限制類，同時要求企業在合同備案時交付關稅保證金。中央政府的調控方向是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和控制“兩高一資”產業（高污染、高能耗以及資源性產品）。香港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最新的報告稱，超過1萬家在珠三角投資的港企可能因此停產或收縮。[33] “兩頭在外”的單純來料加工貿易增長模式看來快走到了盡頭,需要未雨綢繆，從長計議。沿著“四小龍”被片面總結的所謂“樣板經驗”走下去，深度融入國際經濟舊秩序的風險將越來越大。跨國公司垂直分工一體化全功能集中管理的體制，在生產標準化和產品同質化強的產業中（如石化工業和機械制造業），仍然占有優勢。這類資本國際積累的形式，在所有制上更注重憑借股權的集中控制。雖然對它們的引進，如廣東已經和正在上馬的一些能源等大型項目，可以彌補我國工業部門在供應上的不足和空缺，但依仗它們，仍然換不來中國經濟自主發展的工業化道路。

最近，美國經濟增長勢頭疲軟，長達十多年的房地產市場的泡沫開始破裂，西方經濟界和主流媒體關于美國經濟將出現衰退的預測攀升，針對中國商品進口的貿易保護主義一時甚囂塵上。中國經濟由增長“偏快”轉為“過熱”的趨勢更為明顯，貿易順差過大，信貸投放過多，投資增長過快，這“三過”問題的壓力持續加大。[34]國家外匯管理局2007年7月30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3月末，我國外債余額為3315.62億美元（不包括香港特區、澳門特區和臺灣地區對外負債）。其中，短期外債余額為1906.33億美元，短期外債占外債余額的57.50％，攀升至歷史最高水平。2001年我國短期外債余額占比就已經開始超過25%的國際警戒線，目前我國的短期外債占比高達57.50％，接近該比重超過60％時應引起國際嚴重關切的臨界狀態。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受打擊最重的幾個國家短期外債比重都相當高；其中，韓國高達67%，印尼高達62%，泰國六家最大商業銀行的短債比重更超過了77%。去年以來，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導致外資從不同渠道大量流入，追逐中國國內資產，從而造成中國短期外債加速增長，潛在的金融風險越來越大。至今年6月末，中國外匯儲備達到1.333萬億美元，其中上半年外匯儲備增加2663億美元。而1－6月貿易順差則為1125.3億美元，1－6月實際外商直接投資318.89億美元。根據國際通行的測算游資流入的方法，當期外匯儲備減去貿易順差再減去實際外商直接投資之后的余額即大約為游資流入的數量。由此測算，上半年流入中國的游資大約為1219億美元。這些非法流入的國際貨幣“熱錢”在境內主要從事股市和樓市的投機活動。上證指數在去年上漲140%的基礎上，今年上半年再度上漲43%。[35]

新自由主義主導的資本全球化，使得生產相對過剩經濟危機傳遞的國際同步性，從而世界經濟危機的深度和廣度，都較以前更為發展了。廣東作為貿易與投資對外依存度在全國最高的大省，她對世界經濟危機沖擊的準備與防范能力如何，這一問題需要及早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全球實物經濟尤其是制造業的資本積累與生產的過剩及停滯已經延續了相當時期，這不但在全球范圍內造成了產業工人的大量失業和弱肉強食的公司兼并浪潮，而且是金融自由化、泡沫經濟不斷產生和破裂、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動蕩不已的內在原因，因為虛擬資本的增殖成了過剩資本生存和積累的重要場所。像1997年的東亞危機那樣，因股市和樓市虛擬資本增殖的投機泡沫破裂而觸發貨幣金融危機，很可能再次成為國際經濟危機的先導，而不是單單一次孤立的貨幣金融危機。處在改革開放最前列的廣東將如何應對突如其來的經濟國際化挑戰？要考慮到珠三角接受的外來訂單及其出口市場的突然萎縮，隨之而來的境外投資與出口商品價格的陡然下跌，將造成企業的成本和虧損激增乃至倒閉，由此引起工人下崗失業對社會穩定的沖擊；還有，企業債務激增、股市滑坡、銀根緊縮對銀行金融體系呆壞帳增大的連鎖效應，會使企業之間、企業與銀行金融機構之間以及銀行金融機構之間的債務信用鏈條的連環套，發生斷裂與脫落，股市和樓市一旦崩盤，更使公司的賬面資產急劇縮水，它們資不抵債，將突然面臨巨大的還債壓力；最終，來自四面八方的現金周轉不靈所觸發的支付危機，將導致社會的大規模擠兌；如此等等。為了深刻認識10年前廣東外源性經濟的脆弱性，重溫1997年東亞危機對廣東的沖擊及其事后治理的經過[36]，居安思危，這對于增強廣東各級干部的憂患意識，提升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自覺性，很有必要。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對香港的打擊，人們仍然記憶猶新。1997年9月30日到10月23日，恒生指數跌幅高達35%，從15049點降至9767點。到1998年8月14日，與1997年的高峰比較，恒生指數下跌59%，紅籌指數下跌86%。二者下跌的幅度之所以有這么大的差距，是因為大陸國有經濟在香港上市的紅籌企業、H股企業和數不清的各地政府機構在港的“窗口公司”，通過相互借貸、抵押、擔保、信用證、安慰函，在自由化的國際金融市場上編織了一張幾乎沒有監管的開放性債務網，埋下了足以炸毀整個香港經濟的金融投機泡沫的雷區。就廣東而言，出口加工業在珠三角的投資和生產訂單，均主要直接來自香港或轉道于香港。廣東省各級政府當時有40多家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以下簡稱“國投”），通過香港在境外多次大量借錢。當時珠三角近21%的民營企業在香港設有辦事處，130家在東莞設廠的港資企業在香港上市。它們與在港的中資企業或機構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從香港金融危機向大陸傳遞過來的國際債務壓力，首先沖擊地緣經濟上作為二者結合部的廣東省，廣東的企業與金融機構及各級政府突然面臨空前嚴峻的還債壓力。香港的國際債權人，硬把國投和紅籌的債務當成主權債，迫使廣東政府、實際是統一管理外匯的中央政府立即以現金全額償付債務。有分析說，到1999年雖然已經經過了整頓治理，大陸的國投和紅籌的外債規模仍在800億美元以上，相當于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中國外匯儲備的60%左右。因此，金融大鍔索羅斯曾斷言：“要是人民幣是可以自由兌換的貨幣，中國的銀行系統也許已經崩潰了。”[37]

亞洲金融風暴沖擊廣東的“熱錢”有兩股，除了上述來自國際金融市場的那股，另一股“熱錢”來自大陸本土。各地有大量資金在國有銀行系統之外，通過雨后春筍般興起的各種地方國投、城市信用社、農村信用社、農村金融基金會等中小非銀行金融機構，蜂擁到廣東進行金融投機，以非法集資方式謀取高額回報。在金融風暴的打擊下，它們的支付危機迅速蔓延全省，有估計認為，其債務總規模在兩千億人民幣或以上。2002年據標準普爾估計，如果將地方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城市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與主要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匯總，中國金融系統的壞帳，高達5180億美元，相當于2001年中國GDP的50%。更有民間估計，70%的縣級財政共欠款3萬億，加上鄉鎮級財政欠款和社會保障欠款，整個中國大陸的隱性壞帳高達10萬億人民幣，相當于當時中國大陸GDP的總和。由于缺乏嚴格的金融監管，如此龐大的顯性和隱性債務，不到金融危機時期公司破產清盤之日，無從確切知曉它們的總規模。難怪當時廣東省常務副省長、直接負責處理廣東債務支付危機的王歧山，用“水落石出”來形容監管失控形成的金融投機泡沫的破裂。這同時還意味著，在矛盾充分暴露的時候，對一批浮出水面的腐敗犯罪分子及時進行清洗與制裁。

作為新自由主義的金融全球自由化的惡果，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肆虐廣東的深刻教訓告訴人們：廣東內外源經濟協調發展的嚴重失衡，將會如何把一個世界上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之一，在頃刻之間變成一個最易受國際經濟（金融）危機打擊的最脆弱地區之一。廣東的地緣經濟，不但使她成為中國大陸與世界經濟交往最具活力的傳送帶，而且是阻止國際金融危機從香港突破后向大陸腹地蔓延的戰略通道。廣東不但是改革開放最為欣欣向榮的實驗場，而且肩負著維護我國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排頭重任。廣東經濟長期發展戰略的定向事關大局。

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更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正是在這樣深刻的急劇多變的國際大環境下，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果斷做出了“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的重大決策。科學發展觀要求發揮國家黨政領導機關的主導作用，以中國這個發展中大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民族利益）為本，在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上，統籌處理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各方面的矛盾關系，進而建設科技自主創新型國家，改變國際經濟舊秩序，推動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全面協調的可持續性發展，保護與平衡生態環境，通過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實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科學發展觀是對國家發展戰略的重大調整。近年以來廣東省又一次走在全國的前列，正在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探索并總結戰略調整的先行經驗。經濟國際化條件下，廣東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設我們自己民族經濟的產業鏈，用自己的基礎創新技術、龍頭企業、品牌和國內市場，占領上游和下游的制高點。在這個基礎上，利用跨國公司內部垂直一體化分工的“破碎化”、“片斷化”的機遇，在包括中國國內市場在內的世界市場上，力爭與它們發生較為平等的對接或其他交往關系，把參與全球經濟的方式從目前的垂直型分工逐步轉變為水平型分工。要實現這一自主發展的戰略轉變，沒有國家主權對民族經濟的保護、協調和促進，是難以想象的。

從長期趨勢看，廣東社會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維系于“泛珠三角（9+2）區域合作”的興起與成功。一旦廣東主要是珠三角，成為向華南輻射的內源型發展的生長極中心，珠三角面臨的頹勢將從根本上扭轉，對因此蜂擁而來的外資的從優選擇將更為嚴格和從容。要實現這一發展目標，政府間的“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所架起的橋梁和網絡，就不能僅是利己的權宜之計，單邊地利用并吮吸周圍落后省區的人力、地力和資源，以救廣東加工貿易出口導向模式面臨的“民工荒”、“土地荒”、資源短缺等燃眉之急；而是要以先富起來的廣東為帶頭人，推動華南地區共同富裕，建立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決議提出的“以政府為主導、市場為紐帶、企業為主體、項目為載體的互利互惠機制”[38]。這也正是“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籌建以來的基本指導思想。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國國民經濟的生產以內需為主，廣東也不例外。國內市場包括生產資料及其勞務的市場和消費資料及其勞務的市場兩大組成部分。其中的生產資料市場是關鍵。對于以珠三角為生長極中心以及其他省區生長極中心向華南地區交互輻射的骨干行業，相關的省份要相互協調，因地制宜地做出選擇。要建立與發展以規模以上國有企業為龍頭、具有核心創新技術、產業鏈延伸長、其上中下游環節與產業鏈外的其他前后相關部門“乘數”效應大的主導部門。以產業鏈的主導工業為骨干，把為其服務與配套的多層次中小民營企業凝聚起來，形成“兩頭主要在內”的我們自己民族工業的產業鏈、產業群和供銷網絡；以此不斷吸納華南地區勞動人口的就業，并隨著產業鏈、產業群和供銷網中各企業贏利狀況的改善，優先提高廣大工人的工資收入水平，防止華南地區消費資料的相對過剩。隨著珠三角龍頭企業的產業鏈向華南地區的延伸和外擴，為廣泛分布在華南地區的產業鏈、產業群和供銷網從事中介生產性服務的第三產業，尤其是它們在華南地區的管理中心，就會在珠三角生長極的中心城市獲得迅速發展。這樣，珠三角本身產業結構的更新換代及其向后工業社會的轉型，就具備了必需的伸展與遷躍的地緣發展空間。同時還要確立“全國一盤棋”的思想，注意克服區域經濟之間盲目競爭帶來的重復建設、爭奪能源和原材料、地方保護主義等弊端。幾個世紀以來，資本的國際積累都是在中心地區統治、控制和剝削外圍地區的對抗關系中發展起來的，攪得地球至今不得安寧。泛珠三角區域合作雖然也是經濟發展程度異質的省區之間的一體化進程，起跑時省區之間存在著中心、半外圍和外圍的梯次結構，但只要在實踐中不斷總結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新鮮經驗，特別是注意垂直分工與水平分工的協調發展，就能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新路。

統領和貫徹科學發展觀的主體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各級國家機構；實現科學發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體是人民群眾。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關鍵，是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保障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構建這兩重主體之間魚水交融的和諧關系。廣東各級干部、知識分子和廣大工農群眾在科學發展觀問題上自覺共識的深化，對于保持和增強珠三角持續發展的活力，對于提升華南區域經濟合作在全國的重要地位，對于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廣東繼續勝任全國排頭兵開路先鋒的光榮職責，都至關重要。

 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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