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寒鳴：“鞍鋼憲法”與工人階級當家作主

“鞍鋼憲法”與工人階級當家作主

——為紀念“鞍鋼憲法”誕生五十周年而作

陳寒鳴      歐陽萬鈞

（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   天津市   300170）

 200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2010年是“鞍鋼憲法”誕生五十周年。對于中國人民和中國社會的發展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鞍鋼憲法”的誕生都是具有十分重大意義的事件。如果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既標志著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又標志著站立起來了的中國人民將在社會主義發展方向上不斷前進，那末，“鞍鋼憲法”的誕生則標志著站立起來了的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工人階級）在現實社會實踐中找到了如何確保自己當家作主并確保中國社會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有效途徑。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歷程，尤其是經歷了近三十年諸多社會變遷，我們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之后，今天又來紀念“鞍鋼憲法”誕生五十周年，今人感慨萬端，浮想聯翩。筆者不揣淺陋，僅以所感所思撰述成文，文分上下兩篇：上篇著重概述我們是在什么樣的時代背景下來紀念“鞍鋼憲法”誕生五十周年的，下篇則側重論析“鞍鋼憲法”的核心內容及其偉大意義。我們懇望得到同志們和讀者諸君的批評。

上篇：在當代中國工人階級淪變為雇傭勞動者的時代背景下紀念“鞍鋼憲法”誕生50周年

中國工人階級是從舊社會的雇傭奴隸翻身得解放后才成為新中國主人的。

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工人階級成了中國社會中先進生產力和先進生產關系的代表；社會主義公有生產資料——國有、集體企事業和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力；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主體；國家政權的堅強支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有生載體；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和主要服務對象；黨和國家的依靠力量。工人階級是中國社會各階級中的領導階級。

建國以后中國工人階級具有這樣一個社會地位，是由工人階級的本質決定的；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由國家的根本大法以及法律所確認；在實踐中實現，成為現實的。是廣大工人階級群眾有切身體會，全國人民所公認的。

追根溯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經典作家的論述在這里就不再引述了。在中國，毛澤東同志在1926年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開宗明義地說：“無產階級人數雖不多，卻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做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此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過程中，工人階級確實發揮了領導作用。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個迎接新中國誕生的大會。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中分析中國社會階級狀況時，進一步著重指出：“中國早已產生了一個覺悟了的，在中國政治舞臺上表現了強大能力的，領導了廣大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國工人階級及其領袖——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新條件。”“中國工人階級，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就開始以自覺的姿態，為中國的獨立、解放而斗爭。一九二一年，產生了它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從此以后，使中國的解放斗爭進入了新階段。在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三個時期中，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和積極有價值的貢獻。在最后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斗爭中，特別在收復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斗爭中，中國工人階級將起極大的作用。在抗日結束以后，可以預斷，中國工人階級的努力和貢獻將會更大的。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奮斗，而且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而斗爭。”因此，毛澤東提出，“我們主張在徹底地打敗日本侵略者后，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

待到1949年3月，經過抗日戰爭的勝利和解放戰爭接近勝利的實踐，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同志對當時的中國階級力量和由此決定的新中國的建設道路作了進一步闡明。首先，他對在城市斗爭中，我們依靠誰這個問題，在批評了有些同志認為要依靠貧民群眾、甚至依靠資產階級的糊涂思想后，明確指出：“我們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使他們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做堅決地斗爭，一步一步地去戰勝這些敵人。”這是一個完整的分清敵、友、我的無產階級統一戰線的綱領。

毛澤東同志作這樣的規定，是根據中國的經濟基礎和階級狀況的。他在注意到“中國還有大約百分之九十左右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占了現代性工業中的第二位”這些都不可忽視或輕視的同時，著重指出：“中國已經有大約百分之十左右的現代性的工業經濟，這是進步的，這是和古代不同的。由于這一點，中國已經有了新的階級和新的政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政黨和資產階級政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由于受到幾重敵人的壓迫，得到了鍛煉，具有了領導中國人民革命的資格。誰要是忽視或輕視這一點，誰就要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中國的現代性工業的產值雖然還只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它卻極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資本是集中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官僚資產階級手里。沒收這些資本歸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國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使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這一部分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就要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在這個經濟基礎上，毛澤東同志提出：“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求我們黨去認真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這些是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沒有這個團結，這個專政就不能鞏固。同時也要求我們黨在團結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它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以便在革命時期使反革命勢力陷于孤立，徹底打倒國內的反革命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地恢復生產，對付國外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同志的這一論述，為新中國的國體勾劃出了基本藍圖。接著，毛澤東同志又于1949年6月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進一步闡明：“人民民主專政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因為只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于革命的徹底性。整個革命歷史證明，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勝利了。”毛澤東同志的這些論述，是站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基礎上，結合中國實際，并且總結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以后形成的，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奠定了理論基礎。

在這個理論基礎上，1944年9月29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總綱”中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富強而奮斗。”這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并制定憲法以前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關于“……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體的規定，是開天辟地第一朝，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從此，在基本大法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體中工人階級領導的地位奠定了不容動搖的基礎。

1954年9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是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這是總結了歷史經驗、特別是建國五年來歷史經驗的憲法；這是使新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憲法》對工人階級更做出了多方面的具體規定：

“第一章  總綱”“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

“第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依靠國家機關和社會力量，通過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逐步消滅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第十六條  勞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有勞動能力的公民的光榮的事情。國家鼓勵公民在勞動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第十七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國家供給必需的物質上的便利，以保證公民享受這些自由。”

“第九十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國家通過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逐步擴大勞動就業，改善勞動條件和工資待遇，以保證公民享受這種權利。”

“第九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者有休息的權利。國家規定工人和職員的工作和休假制度，逐步擴充勞動者休息和休養的物質條件，以保證勞動者享受這種權利。”

“第九十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才在年老、疾病或喪失勞動能力的時候，有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舉辦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群眾衛生事業，并且逐步擴大這些設施，以保證勞動者享受這種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上述規定，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舊社會相比，使中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得到了有如天壤之別的崇高社會地位和空前未有的幸福權利。生活在神州大地的勞動者破天荒地第一次有了成為社會主人的真切感受。

黨和國家，根據《共同綱領》和《憲法》的規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針對國民黨濫發紙幣造成通貨惡性膨脹導致物價飛漲的情況，政府努力穩定物價，建立確保購買力的新工資制度；政府和工會開展失業救濟工作，安置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大批失業工人，使他們走上新的工作崗位。

1950年6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通令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對中國工會的性質、作用、任務、權利和責任，做了明確的規定。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頒布的第一個大法。在《工會法》的推動下，全國各級工會迅速組織起來。廣大工人階級群眾為能依法參加工會，拿到被稱為“紅派司”的會員證，感到無上光榮和自豪。

政務院又于1957年公布、1953年修訂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使廣大工人階級群眾的生老病死傷殘得到了保障，認為此生有靠，說這比生兒子還好。

在國營企業中，開展了民主改革，根本廢除抄身制和工頭制；并開始積極探索民主管理制度，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和職工代表會議制度。

在私營企業中，建立勞資協商會議制度，推廣簽訂勞資集體合同，國家明確企業職工和工會對資本家的經營管理、資金運用、人事任免有監督之權，實際上使職工和工會擁有了參預企業經營管理之權。

工會開始創建工人文化宮、俱樂部、業余學校、療養院、體育場館等設施；國家和企業開始為工人群眾建造和分配住宅。

與此同時，黨、工會開展對職工的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組織職工學習社會發展史、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及時事政治，大大提高了工人階級群眾的階級覺悟，使職工群眾確立起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

所有這一切，使中國工人階級真正翻身解放，從舊社會被剝削、被壓迫的雇傭奴隸變成國家和企業的主人。他們通過學習，開始去認識事物發展的規律，更加從自在狀態向自覺自為前進。昔日做牛馬，如今當主人的工人群眾歡欣鼓舞，朝氣蓬勃，革命和建設的積極性空前高漲。他們不僅為社會主義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而且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逐漸探尋到如何確保自己當家作主并確保中國社會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有效途徑，這就是近五十年前誕生的“鞍鋼憲法”。

然而，俗稱“六十年風水輪流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國的改革開放30年了；經過這整整三十年的改革，中國工人階級由主人淪變而為雇傭勞動者。盡管工人階級仍然具有法理意義上的領導階級地位，但在實際生活中卻出現了無權化的狀況，人們也不再以當工人、成為工人階級隊伍中的一員而感到光榮了。有一篇見之于“工人之聲”網站的文章就說明了這點。文章說：“今天，工人意味著職業和收入的不夠穩定。仍有許多工人工作在惡劣的條件之下，即使工作在很好的環境里，即使可以獲得可觀的報酬，工人的社會體面也在減弱，良好的社會評價只屬于“工人階級”這個整體，而且更多地是紙面上的符號。”“某種程度上，‘工人’這個稱號不僅喪失了意識形態曾經賦予過的光榮感，而且正在被當成人生失敗的鏡鑒。如同阻止孩子啼哭時大人們的恐嚇一樣，現在，一個希望子女茁壯成長的家長，往往會以‘不努力學習，今后當一個工人’作為鞭策上進的說法。”“在一個注重社會層級幾乎達到畸形的環境下，人人都尋求‘上升空間’，沒有上升空間的崗位，就是沒有希望與前景的崗位，這就足以成為人們不想做工人的全部理由。人們無法為自己通過勞動獲取報酬而自安，無法為平凡的人生而驕傲，一種近乎資本崇拜的社會意識在左右人們的社會評價，大家都在仰望財富榜、權力榜、名望榜上的英雄，除了崇敬英雄，尋常生活并不受尊重，平凡的人生等于‘無價值的人生’。現實的變化、觀念的變化相互促發，不僅正在使工人以及其他尋常人感到失敗，更重要的，它也剝奪了工人自身的榮譽感。”這是不應出現這樣的情景呵！中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為了革命而建立起來的工人階級政黨；黨領導中國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后，工人階級即已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奴隸而成為了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階級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人。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黨就確立了城市工作和經濟建設必須緊緊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在社會主義中國，“勞動神圣”、“勞動者光榮”、“工人階級光榮”確曾成為人們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念，工人被尊稱為老大哥，人們亦無不以能成為工人階級隊伍中的一員而感到自豪。然而，為什么如今“工人”竟成了失敗的代名詞？為什么人們會蔑薄勞動、賤視工人階級，以當一名工人為恥辱？這樣一個問題的存在，本身就說明了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由于社會地位的演變而處于無權化的境地。

當代中國工人階級陷入無權化境地的過程，同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如影相隨，一體兩面。而眾所周知，國有企業改革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最主要之點，猶如一根紅線，牽動全局，貫穿始終。一個發人深思的現象：盡管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有了社會主義的、全民公有的國有企業以來，中國經濟是多快好省地發展的；無論同解放前的舊中國相比，或是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都是有優越性，取得了偉大勝利的。然而，在改革開放的獻策者和主持者們的頭腦里，總是認為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同資本主義的私有企業相比缺少活力，國有企業中的人們——無論是作為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干部的企業黨政工團領導者，或者是廣大工人勞動群眾——都沒有積極性和責任感。他們總認為要用辦資本主義私有企業的辦法來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要把社會主義國有企業辦成同資本主義私有企業一樣。

鄧小平在著手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現在黨中央、國務院要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步伐，并回提出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中央指出：這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后面貌，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這場革命既要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多方面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農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于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工人階級要為實現四個現代化作出優異貢獻》）他還說過：“多年經驗表明，要發展生產力，靠過去的經濟體制不能解決問題。所以，我們吸收資本主義中一些有用的方法來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

現在回顧起來，30年改革開放是在兩個情況下進行過來的：一是一些人們頭腦中總認為中國在資本主義沒有充分發展的情況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是超越了社會發展階段，這樣的社會主義是搞不好的，因而要補資本主義的課；二是實際已經建立起了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體系，特別是有了強大的國有經濟，怎樣才能把它們改變成多像資本主義私有經濟那樣的企業？并不清楚應當怎么辦，只好“摸著石頭過河”、“大膽地闖”。這就便改革開放走了一條艱難曲折的道路，許多做法是不準確、不成功，甚至是失敗的，國家為之付出了巨大代價，國有企業長期陷入困境，工人階級和勞人民作出了慘痛的犧牲，社會出現并積累起許多問題。

當然，30年的和平環境，全心致力于發展經濟，國家還是憑借國有經濟的積累做了大量的投入，國家經濟有所發展。但是，留下了許多問題。中國究竟將向何處去？中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前途與命運究將如何？還有待于今后去努力解決。

下面，我們將按時間順序對30年來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工人階級社會地位的演變，擇其大要作一實錄。

國有企業改革的第一步棋是擴大企業自主權，簡政放權、減稅讓利。這是1978年提出的。提出這個主張，就是因為改革主持者們認為全民所有的國有企業同資本主義企業比不像“企業”，不是自己到市場上去自主經營、自找飯吃，而是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必須改變這種狀況。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擴大企業自主權還剛要試點，還沒有眉目的情況下，1979年卻匆匆忙忙作出了一個極端的、從此使國有企業一蹶不振的給企業“斷奶”的決定——“撥改貸”。

原來，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和經常性的流動資金都是經上級行政機關核定以后由財政撥給的。從1979年到1983年期間，國務院先后批轉有關部門文件，規定財政不再給國有企業撥付固定資產投資和經常性流動資金，全由企業自己向銀行貸款，并負責還本付息。

與此同時，從1983年到1988年，國家規定對國有企業征收實現利潤的55%的所得稅，并且要求稅后還貸。

這樣一種政策規定，實際上是要國有企業代替國家完全承擔出資者的經濟責任，國家或為既不出資、也不對投資經嘗后果承擔責任的出資者和所有者。正像有人所說：“‘老板’要辦企業不出錢，讓經營者自己向銀行借貸。企業建成以后則要歸‘老板’所有，而且企業虧損了，‘老板’沒有責任，有了利潤又是‘老板’的。要企業有償使用資金，不考慮企業還貸的資金來源。不說企業經營并不都能賺錢，就算有了利潤，先要繳55%的所得稅以及其它種種上繳，過重的稅收和上繳，使企業根本無法進行積累，無法歸還銀行本金。事實上大部分企業連利息也難以承擔，只能靠再貸款來支付利息。借新債還老債，結果債務越積越多，終至不能自拔。”“撥改貸”對國有企業的影響是致命的。而國有企業高額負債不能償還，使得大量銀行貸款有去無回，形成大量的呆壞帳，銀行的金融資產質量不斷惡化。許多國有企業因為不能還貸，銀行也不再肯貸款給他們，被逼到了死路之中。而那些不負責任的人們，卻又以此來證明國有企業搞不好。最最受苦的是工人階級。許多企業出現了停產、半停產，大量工人下崗、領不到工資，生活陷入困境。

這種狀況一直拖到1999年，在許多企業早已回天無術，而銀行危機深重以后，才不得不采取“債轉股”的辦法，由財政從發行的特別國債中撥出資金，組建四個資產管理公司，分工收購、管理和處置幾大銀行的不良資產，把銀行原來對企業的債權轉變成為資產營理公司握有企業的投資股權，然后再由資產管理公司把握有的企業股權向社會押價拍賣。這樣一番周轉的結果：銀行收回了不良資產；企業還掉了債務，卻賣出了股權；社會資本從拍賣中以廉價占有了國有企業的股份，國家在資產管理公司押價拍賣企業股權中付出了一定的損失。總算把“撥改貸”所造成的具體困境在銀行和一部分企業中解開了。但更根本的是整個國有企業經過這二十年的折騰消耗，早已大喪元氣，許多已經無可挽回；而這些企業中的工人階級早已吃盡苦頭，許多人已經離廠失業去了。“撥改貸”也以策劃者自認認識誤區的一場嚴重失敗而載入了改革的史冊。

在“撥改貸”保持長期影響的情況下，1983、1984兩年，國家又搞了兩步“利改稅”。“利政稅”就是把國有企業的上繳利潤改為按國家規定的稅種及稅率交納稅款，稅后利潤完全歸企業支配，逐步把國家與國有企業的分配關系通過稅收關系固定下來，用稅收這種法律手段來規范國家與企業的利潤關系，解決企業“吃國家大鍋飯”的問題。問題是企業向國家上繳利潤，經營有利才上繳，多利多繳，少利少繳，無利不繳，作為所有者的國家是要承擔這個用險的。而稅收卻是依法必須繳納的。將投資收益變為強制性的稅收，實際上把風險完全給了企業，國家作為所有者變成只有贏不能輸的固定收益者。在兩步“利改稅”推行了，出現了全國國營企業實現利潤連續22個月滑坡的局面，國有企業又在這方面遭受了一番傷害。“利改稅”也因此以失敗宣告終結。

兩步“利改稅”失敗以后，國企改革如何深化？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有人說：“為增強企業活力，國家勢必要進一步給企業放權讓利。但是，為了保證財政收入，國家又必須加強對企業的控制和管理。正是這極為矛盾的兩難操作，交替書寫著國企改革的歷史。”這倒是實事求是的說法。這里透露出來的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倒底誰吃了誰的“大鍋飯”？改革的獻策者們認定是職工吃了企業的大鍋飯，企業吃了國家的大鍋飯，但從不說國家的“大鍋飯”是企業上繳的，企業的“大鍋飯”是職工創造的！國家固然怕企業搞不活，但同樣怕拿不到企業的上繳。

在這樣的制約下，從多種方案比較中，國家決定從1987年下半年起全面推行承包責任制。到當年年底，全國實行各種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國營大中型工業企業已達到82%，國營大中型商業企業也達到60%以上。

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在“包死基數、確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補”的原則下，有多種多樣的不同做法。

就企業內部勞動人事制度而言，一般是由企業主要負責人成領導班子同企業上級行政機關簽訂承包合同。許多承包合同“暗箱操作”，不經職工民主決定。承包人一經確定，為了達到“優勝劣汰、減員增效”的目的，整個企業由承包人“重新組閣”、“競爭上崗”，企業原有干部、職工由承包人重新選聘、雇傭，許多干部、職工因此下崗失業。承包人成了“老板”，干部職工的去留全由“老板”決定。誰上誰下，許多企業實際是由同承包人的關系疏密好惡決定的。一些企業實行全員抵押承包，或要求職工入股，職工只有繳納了抵押金或股金才有上崗的權利，不然就不能上崗。職工們憾嘆：“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一些企業承包以后并沒有搞好，職工們的抵押金、股金也泡了湯。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工人階級的主人地位第一次受到全面性的沖擊。

承包制從1987年到1990年的三年間雖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顯露了許多弊端，主要是承包是有期限、有指標的，承包者個人只有在承包期內獲利才可以多得，這就自然地使承包者只顧承包期的短期利益，普遍地出現擴大虛假利潤，以達到增加承包者自身收入的目的。此外，拚設備、拚材料、拚能耗、拚人員以求利潤最大化，也是眾多承包企業的常見行為，這對國有企業造或了毀壞性的重大打擊。由于承包制存在無法克服的制度性缺陷，使承包制始終無法完善。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使企業越來越缺乏后勁。盡管改革獻策者提出種種完善承包制的主張，卻一無可取，完善承包制也因徒勞而告終。

在推行承包制之前，即1985至1986年間還發生過一個急于要搞國有企業破產的問題。改革開放以前，某個國有企業沒有搞好，但只要它有搞好的必要，那就是加強其領導，進行整頓、改進的問題。如果這個企業已經存在的必要，那就是關停關轉；生產瓷料、債權債務等由上級機關處置，職工另行安排工作，并無難處。改革開放以后，改革的主持者在國有企業無論如何都搞不好的總的觀念影響下，認為許多企業都已應該淘汰出局了，應該采用資本主義私有企業破產的辦法來處理這些國有企業，因此，急不可耐地要求制訂一部《破產法》。但是，當時我國還沒有一部全面規范工業企業的完整法律，破產只是企業法制中的最后一個問題，應當先制定《工業企業法》，在此基礎上再制訂后為其子法的《企業破產法》。而當時主持改革的領導人刻不容緩，先推動沈陽市制定了一個地方的行政法規，向五家企業發出破產的“黃牌警告”，并在一年后的1986年8月對沈陽防爆器械廠實行了破產。然后，急促全國人大常委會于1986年12月2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該法附加一條：《破產法》要等《工業企業法》實施三個月后才得試行。當時，《工業企業法》還沒有討論。一部已經最高立法機構通過的子法律要等尚未經最高立法機構討論的主要法律生效三個月后再試行，這是中國立法史上僅有、世界立法史上少見的現象。這實際反映出領導者們對國有企業的厭煩心理。

沈陽防爆器械廠原為一些家庭婦女創辦的集體企業，后轉為國有。破產以后，職工失去原有職業，由勞動部門按待業人員進行管理、培訓和組織就業，同時鼓勵他們自謀職業。沈陽市政府規定，全體“待業”職工在半年之內可以領取標準工資的75%，作為倒閉救濟金，半年之后救濟金改為每月30元，領取每月30元倒閉救濟金的兩年之后則將由民政部門按社會救濟金標準發給。職工們陷此境地，痛心疾首，女工們、尤其是當年曾經辛苦創業的“元老”們痛哭流涕；許多職工對企業破產及處置職工之舉十分冷漠，有二十幾人當場聲明不領救濟金，自尋生路，另有二十多人要求提前退休。

小小的沈陽防爆器械廠破產，造成了一個巨大的沖擊波。對于中國廣大工人階級群眾來說，好像一把達摩克里斯之劍懸在頭上。盡管企業辦壞有許多原因，但無論如何普通職工是不能負主要責任的。

改革勞動用工制度，自始就是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主要問題。改革開放中，主導改革的不少人認為我國的國有企業，干部只能上不能下，工人只能進不能出，這樣的企業搞不好。他們并不深入思考國有企業之所以搞不好的原因，完全推脫其所實施的改革舉措將國有企業逼上死路的責任，更全然不顧我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這個期間是經濟迅速發展的時期，許多企業是新建的，生產、經營、規模都在發展之中，大多數干部、工人都是新上崗位，都很年輕，并無把企業人員經常大批精簡出去的必要。加上中國勞動力多，當時的方針就是高就業、低分配，“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把勞動力培養儲備在企業之中，這有利于社會的穩定，也有利于以后建設的需要。這是一種符合中國國情的方針。再從根本上來說，我國的社會主義《憲法》明確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國家應當通過各種途徑為公民創造勞動就業條件。再說，職工在企業中任職勞動以后領取的工資是他們自力更生創造的，是無可非議的。改革的獻策者們卻硬是從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看問題，認為資本辦企業就是追求資本利潤最大化，用人越少越好，勞動力成本越低越好；勞動力必須流動，必須讓勞動者相互競爭，勞動者只有在隨時面臨喪失職業的壓力之下才會誠實勞動。甚至有人認為社會需要有一支失業的勞動后備軍，用來壓低市場的勞動力價格，以有利于企業和資本。所以，對于我們那種體現職工是企業主人的勞動用工制度必須改革。

當時，提出了“優化勞動組合”的主張。從1985年開始，北京、沈陽、青島和株州四城市先后在部分企業進行優化勞動組合的試點。1986年，國務院發布《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度皆行規定》、《國營企業招用工人暫行規定》、《國營企業辭退違紀職工暫行規定》和《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等改革勞動制度的四個規定。這是對建國以來我國勞動制度的重大改革，其深刻的內涵就是把工人階級作為改革對像了。

1988年，作為完善企業承包制的配套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原國家經委在全國承包經營責任制座談會上明確提出要大力推行優化勞動組合，推進勞動制度的改革。到年底，全國已有3.6萬個國營企業、1300萬職工實行了優化勞動組合；部分集體企業也開展了這項工作。“優化勞動組合”的最主要之點就是企業的全體人員，從干部到工人，人人取消原有的職務、工資，摔掉“鐵飯碗”；根據精簡機構的要求，重新競爭上崗，優勝劣汰；分配拉開差距，獎勤罰懶。經過優化勞動組合，全國企業出現了一批富余人員。所謂富余人員大致有三種情況：一是精簡機構，經過嚴格定編定員或是由生產調整而多余的人員；二是經過考試考核不合格者；三是老、弱、病、殘不能頂崗者。為了穩定局勢，盡可能減輕社會震動，當時要求企業采取了一些安置辦法：第一類采取重新組合，改上其他崗位；第二類進行辦班培訓，考試合格后重新組合，同時還通過開發新產品、發展橫向經濟聯合、興辦第三產業、創建廠內勞務市場等多渠道安置大上兩類人員；對第三類則通過制定相應政策適當安排，如提前退休、休長假或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等等。

一個勞動合同制，通過人人都同企業簽訂一份勞動合同，明確了職工與企業之間只是雇傭與被雇傭的契約關系，職工與企業的生產資料無關了，職工的企業主人地位也就不復存在。在此基礎上經過優化勞動組合，在崗的“鐵飯碗”砸掉了；干部職工都能上能下、能進能出，一大批人下崗失業了。這是工人階級主人地位喪失的又一大過程。

198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急風暴雨的一年。改革主持者們下決心下要在這一年闖一闖物價改革這一關。鄧小平多次講話鼓勵“闖關”：“膽子要大一點，不要怕風險。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走不成路。”結果，闖出了一個全國搶購商品、擠兌銀行存款的風潮；闖出一個官倒泛濫風潮；闖出一個皮包公司擾亂市場風潮；闖出1989年的大動亂。于是，不得不進行治理整頓。然而，改革主持者們的意志是不可動搖的。稍一穩定，又抓緊推進改革，并進一步明確了不要問姓社姓資，中國要實行市場經濟。

1988年7月，全國總工會為召開中國工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作準備，在湖南省張家界湖南省總工會療養院召開全國工會理論政策研討會。中央辦公廳兩位局級干部為了解情況，來參加會議。他倆在小組會討論中發表意見，說是要淡化工人階級，因為黨是代表全國人民的，并且認為赫魯曉夫的全民黨、全民國家是有道理的。他們的發言使參加會議的許多工會同志吃驚，紛紛表示不同意見，也引發了一場爭論。事后，全總領導報告了中央。中央書記處后來專門委托當時分管工會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同志到全總十屆十三次主席團會議上講話說明：“工會的改革，是為了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要通過工會自身的改革和工會外部條件的改善，充分發揮工會作為工人階級最廣泛的群眾組織，作為我國政治體制中重要的社會政治團體的應有作用。改革的最終結果是要強化工會的作用，而不是‘淡化’工會的作用。‘淡化’工會的作用，中央在討論中從來沒有哪位領導同志講過。”“強化是中央的意見，‘淡化’不是中央的意見。”他說：“我建議：‘淡化’這個熱門話題就到此為止。”在這次會議上，這位同志還講了如下一段話：“一般說來，講平等是沒有錯，憲法里已明確規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工會提出與政府的平等關系，是否意味著工會要有否決權或共決權呢！平等可以做各種各樣的理解。政府做的決議我可以不同意，可以反對，甚至可以不執行，這樣的平等行嗎？我們認為，要從大局出發，目前提出與政府的平等關系不好，會帶來不利的后果，會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從工會當前的現實情況出發，能夠做到民主參與和社會監督，并在參與的內容和程序上制度化，就可以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發揮出自己應有的作用。”“淡化工人階級”、“淡化工會”之爭，是工會演變中的一個重要信號。這個信號透射出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社會地位已經并且還將發生變化的信息。

與此相配套，工人階級的輪位還必須進一步改變。1992年1月25日，勞動部、國務院生產辦公室、國家體改委、人事部、全國總工會聯合發出《關于深化企業勞動人事、工資分配、社會保險制度的意見》，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以來，企業勞動人事、工資分配、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從整體上看，企業內部“鐵交椅”、“鐵飯碗”、“鐵工資”弊端沒有完全破除，影響了職工主人翁責任感和積極性的充分發揮。深化企業勞動人事、工資分配、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在企業內部真正形成“干部能上能下、職工能進能出、工資能升能降”的機制，成為當前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的重要任務。國務院批轉的《國家體改委關于一九九二年經濟體制改革要點》也指出：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建立能高能低的內部分配制度；打破“鐵飯碗”，建立能進能出的勞動用工制度；打破“鐵交椅”，建立能上能下的干部管理制度；建立企業內部多配和建設投資約束機制，不斷完善激勵機制和監督機制。根據這兩個文件的精神，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破三鐵”運動。據統計，全國進行三項制度改革試點的企業達6萬多戶，涉及3000多萬職工，占職工總數的30%。

前面說了，改革開放以來，對于工人階級的勞動工資制度已經先后采取過一些改革措施，但這樣尖銳地提出“破三鐵”，那還真是建國以來破天荒第一次。對于在舊社會飽受失業、剝削之苦的廣大工人階級群眾來說，解放以后穩定的勞動工作崗位，雖然不高、但也還公平而有保障的工資福利待遇，工人勞動被尊重的地位，那真體會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沒有后顧之憂，大家可以安安心心地為國家建設工作，艱苦樸素，齊心奮斗。現在卻突然全要破掉，實在毫無思想準備。而許多主其事者卻又氣勢洶洶，很不注意工人群眾的實際難處和思想顧慮，有的地方甚至提出要“以三鐵——鐵心腸、鐵手腕、鐵辦法來砸三鐵——鐵交椅、鐵飯碗、鐵工資”。實際工作沒有做妥當，社會保障制度還遠沒有建立起來，對“優化組合”下來的大量富余人員，政府主觀的政策是“以企業自我消化為主”，“誰家的孩子誰家抱走”。但企業本是因為全產經營狀況不好，開工不足才產生富余人員，現在“優化”下來怎么能找到崗位？如何“自我消化”？政府還號召“大辦第三產業”；第三產業必須消費需求旺盛才能興隆，制造了大量失業又怎么能使第三產業發展起來？

簡單粗暴，把工人群眾逼得走投無路，激起了強烈的反抗。在一些地方不時發生被辭或被優化組合掉的職工辱罵、毆打甚至殺害廠長、經理的事。一些失去飯碗的職工，找到主管部門，這些郎門為穩定社會秩序不得不包下來，另行安排。大量富余職工仍被沉積在企業內，沒有出路，最終導致“破三鐵”破產。

“破三鐵”的失敗，使人們看到我們有些掌握著改革人權的人是多么的主觀主義，不切實際。而他們那種不顧工人階級群眾死活的貴族老爺式態度，確實使人們感到這些人是另有一種立場、感情的。

急急忙忙、不計后果地搞“破三鐵”，體現了改革主持者們的煩燥。“破三鐵”破產了，再怎么辦？在鄧小平南方講話的推動下，順應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要求我們必須是市場紅濟才能參加世貿組織的壓力，黨的十四大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跨出了這一步，使1992年成為中國改革開放重大轉折的一年。

其實，從改革肇始之際，改革主持者們一個心知肚明的思想，就是要使中國經濟、中國企業恩有資本主義經濟和企業那種自覺自動唯利是圖的“生機”和“活力”。但到1992年的十四年來，他們都還是想在保持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的情況下，稍作改動——如承包制等，使國有企業改出資本主義企業那種“活力”來。結果都達不到目的，相反卻引出許多問題。企業受到損傷、職工遭受痛苦、國家遭受損失，在困境中出不來。

到這時候，改革的獻策者們突然醒悟，說：“十多年的國有企業受革所以沒有達到預期目標，是因為迄今為止的改革都是在維持傳統體制框架（引者注：指社會主義公有體制）不變的前提下所進行的利益關系調整，沒有觸及到傳統企業（引者注：指國自企業）的制度基礎，在深化企業改革中出現的各種深層次矛盾，無一不與傳統的企業制度有著直接關系。要解決這些矛盾，就應該從制度建設入手，把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點從放權讓利為主要內容的政策性調整轉變到以理順產權關系為主要內容的制度創新上來，變革微觀經濟基礎的生產關系，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現代企業制度。”他們把“現代企業制度”用16個字來概括：“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科學管理。”他們反反復復地強調“企業制度是經濟體制的基礎”，“企業是市場的基本經濟單元，經濟細胞不活，市場就無法正常發育；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企業行為不規范，市場就無法正常運行。具有明晰產權、明確職責、行為規范、科學管理的企業，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常運行的基礎。因此，要構造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首要的是重新塑造我國的企業制度。否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人類歷史上，即使是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領域中，并沒有一種什么“現代企業制度”。“現代企業制度”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王玨杜撰“創新”出來的，實際上誰也不知道是什么東西。改革獻策者們都是一些自稱“精英”的“秀才”，他們講了一大堆令人費解的話，究竟要說什么？其內心的真實要求只有他們自己清楚，這就是要有一種資本主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的企業。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私人占有資本，他們為了獲取資本利潤，創辦獨資、合資或股份公司，在市場上自由購買生產資料、雇傭工人，生產經營各種商品，在市場上自由銷售。市場價格浮動，他們敏感，有利就干，無利不干；利大大干，利小小干。賺了虧了，都是資本主自己負責。這就是“精英”們所說的企業生機和活力。

可是，“精英”們現在有難處，我們的生產資料是國家公有的，他們還無權、也不可能使之變成私人所有。并且又還必須說我們是在搞社會主義，不能公然宣稱要把企業搞成資本主義私有。這就逼使他們說“應該從制度建設著手”“理順產權關系”，“變革微觀經濟基礎的史產關系”，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現代企業制度”那十六個字中，靈魂就是“產權清晰”這四個字。具體目標就是要讓國有企業的主要經營管理負責人的個人利益同資本利潤掛起鉤來。企業利潤高，他的個人收入也高；企業虧了則要受罰。企圖用這樣的辦法來使國有企業的負責人——即使他們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能夠變成像資本主一樣，一心謀利，唯利是圖。職工也全由其雇傭，哪怕殘酷剝削壓迫也下得了手。像這樣講明實質當然就不大好看，太露骨了，所以，“精英”們不得不用些玄而又玄的詞藻來掩飾，但實質就是如此，掩飾只能蒙騙一時而絕不可能長久。

要把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改成這樣的“現代企業”，當然是有許多困難的。生產資料畢竟還是國有的。當時，國家又不給注資，債務累累，要經營者負全責，他怎么負得起？虧了，這么大的企業，他也賠不起。工人階級不同意這種私有化的做法，各方面的認識也不一致，引發了許多爭論。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從1993年提出，直至1995年，一直在各種爭論之中，只在一部分大企業中進行過公司制建設而已。

1992年黨的十四大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制定選擇百家國有企業進行現代企業制度試點方案時，又引發了一場“新三會”和“老三會”的爭論。試點方案的起草單位認定現代企業就要搞成資本主義社會通行的公司制，公司只能有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這三個他們所謂的“新三會”，不能再在企業領導機構中有黨委會、工會、職工代表大會這三個他們所謂的“老三會”。但是他們這種意見是違背歷史，違背《憲法》，違背社會主義中國的國情的。全總不同意他們的意見，爭持不下，統一不了思想。在一次“協調”會議上，當全總的同志告訴起草單位的人：西方發達國家、如德國也有共決制等職工民主管理制度時，他們竟說：我們就是照美國的辦法辦！結果，實際試點中并不能取消“老三會”，但這個試點方案最終也沒有形成文件下發，試點照樣推行了下去。

一年以后，主管部門對現代企業制度試點進行總結檢查。主持人的報告竟然說：“在公司制企業中，……所有者、經營者、勞動者……追求的目標，獲取利益的方式是有差異的。……所有者以資本收益最大化，減少風險為目標，掌握著對企業的最終控制權，是企業盈虧的最終承擔者。以總經理為首的高層管理人員，受雇于所有者，擁有經營管理權和代理權，他們追求的是充分表現自己的才能，實現自身價值最大化，而職工則考慮通過企業的發展使勞動崗位穩定和工資水平的不斷提高。因此，回避三方利益取向差異，再簡單的以‘為黨工作，為國家生產’，把三者看作一個利益主體，而實行一元化體制已不適應。”他還肯定“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這是完全要用資本主義的辦法來處置我們的社會主義國有企業；把社會主義國家的公職人員、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這兩方面的人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干部、工人階級的優秀人員）同廣大職工群眾分割開來、對立起來。他否定正是這三部分人構成了社會主義國有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者和受國家所有者委托在企業里的代表。他這樣做就是要瓦解整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同時瓦解掉整個工人階級隊伍；是要制造出一批資本的私人占有者和私有資本的經營管理者，而剝奪掉廣大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權利；是要把社會主義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度變成資本主義私有制，把社會主義國家變成資本主義國家。在根本問題上這樣干的人，處心積慮地先要把企業中的黨委、工會職工代表大會取消掉，當然就毫不奇怪了。

事至如此，當然也就要求工會工作作出相應的改變了。《勞動法》于1994年7月5日公布，決定于1995年1月起施行。中華全國總工會于1994年12月召開十二屆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全國總工會關于貫徹實施〈勞動法〉的決定》。會議指出“1992年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重要談話和黨的十四大以后，我國的改革和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邁出了決定性的步伐。”會議一方面闡明：“工會是社會經濟矛盾的產物，……是勞動關系矛盾的產物。……工會的存在之所以成為客觀必然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作為工人階級自己的組織，有負著維護職工全法權益的基本職責。”會議確認：“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家、企業、職工三方利益格局加速形成，勞動關系日趨多元化、復雜化。”另一方面，會議又強調：“工會的性質和肩負的任務，決定了必須遵循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路線，緊緊圍繞黨的中心任務開展工作。”“我們工會服務于黨的中心任務的主要手段是維護。通過維護職工合法權益，保護和調動廣大職工的積極性，積極完成黨和政府提出的各項任務。維護是工會的基本職責，指的是在維護全國人民集體利益的同時，更好地表達和維護職工群眾的具體利益。”據此，會議為工會提出了一個“總體思路，就是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抓住有利時機，以貫徹實施《勞動法》為突破口來推動工會工作，努力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工會工作的要求，更好地代表和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增強工會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并且說：“這是關系到在新形勢下工會如何抓住機遇，提高自己，贏得職工群眾的信任，充分發揮黨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紐帶作用，進一步調動廣大職工的積極性，促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維護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對此，各級工會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務必有深刻而清醒的認識。”會議還強調：“貫徹實施《勞動法》要自覺地服從和服務于全黨全國工作的大局。”要“小道理服從大道理。”提醒工會干部：“如果我們的指導思想、工作路子和工作方法不妥，分寸、尺度掌握不當的話，也可能激發一些矛盾，造成一些不穩定的因素。”“對此，我們強調要遵守三條要求：一是《勞動法》的貫徹實施，一定要在同級黨委領導下，按照當地政府的統一部署，工會與勞動行政部門緊密配合。強調要從實施出發，因地制宜。二是首先抓好統一思想的工作。……三是由涉及新的勞動標準、涉及當地停產、破產企業和困難職工的政策措施，要由當地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統一發布、部署。”

以上情況說明，全總十二屆執委會二次會議，確實把中國工會推上了一個重大轉折：一方面，承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的國家、企業、職工的利益已經分裂為三方，出現了社會經濟矛盾、勞動關系矛盾，說白一點，就是有資本的國家和公私企業與已經同資本無關的、以出賣自身勞動力謀生的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突顯出來了。所以，工會必須明確把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的基本職責突出出來。這倒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毫無疑問，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是工會賴以產生和存在的最原始的基本職責。問題是，強調了突出維護職責以后，原來在馬列主義指導下，社會主義工會的那些其他職責是不是還存在呢？包括：工會必須為無產階級和千百萬被壓迫者的解放而斗爭；工會是掌權的、執政階級的、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組織；工會是學習管理、是學習主持經濟的學校，是共產主義的學校；工會是新社會的主要建設者，工會要為實現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前進而奮斗。所有這一切，工會已經多年不提了。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社會主義社會工會的這些重大職責丟掉，而另外突出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這個職責，那是把社會主義中國的工會降到資本主義社會工聯主義、經濟主義工會的水平了。這是工會性質的一個重大演變。另一方面，會總十二屆執委會二次會議還是把“維護”作為“工會服務于黨的中心任務的主要手段”提出來的，說：“通過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保護和調動廣大職工的積極性，積極完成黨和政府提出的各項任務。維護是工會的基本職責，指的是在維護全國人民總體利益的同時，更好地表達和維護職工群眾的具體利益。”這就使工會處于兩難的境地：黨的中心任務的最主要之點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市場經濟的核心目標就是追求資本利潤的最大化。這就必然使占有資本的國家和私有企業主千方百計地向無產者榨取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從而侵犯無產者的經濟、政治權利。現實社會中普遍的狀況是，許多黨組織和政府機關都主要看重經濟和資本的增長，而較少關注無產階級利益被侵犯。工會既然在同級黨委領導下，面對“服務于黨的中心任務”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矛盾，就很難違背黨組織的意志而去維護職工的利益。這就是今天中國工會少有作為的根源所在。本應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現在卻更要服從資本的利益。在這一點上也使中國工會同資本主義社會工聯主義、經濟主義的工會相類似了。再加上會議強調要遵守的三條要求，更使工會很少有獨立自主工作的可能了。

在此期間，廣大面上的國有企業情況越來越惡化。國家不給注資，企業債務沉重，流動資金奇缺，社會負擔沉重。在此情況下，國家經貿委又提出一個“優化資本結構”試點的主張，目的是減輕企業早已債臺高筑的債務負擔；改造明顯落后的設備和技術工藝；分離企業辦社會的職能、分流企業富余人員；沖抵破產企業的呆壞帳和資產損失、安置破產企業失業人員。開始打算試18個城市，所擴大到50個、111個城市。但這主張實在不切實際，無論是增資、改造，還是分流、破產，都必須有錢。試點所能集中到的資金，杯水車薪。真正干了的是“分流”和“破產”。各城市提出，兩年內計劃分流富余人員70萬人，占現有富余人員的一半。1994年統計，16城市達到破產條件的企業156戶，上海、天津、武漢等地都破掉了一些企業。

整個社會就業形勢趨于嚴峻。“優化資本結構”試點城市分流、破產下來的企業職工，盡管國家給予了特殊政策，仍然不可能完全安置。許多國有企業不僅不能提供新的就業機會，反而需要向社會分流人員。據統計，1996年底國肖單位職工為10949萬人，比上年減少6萬人；集體經濟單位職工為2954萬人，比上年底減少122萬人。全國有數以千萬計的企業富余人員，加上新增勞動力和規模巨大的農業利余勞動力，在勞動力需求明顯不足的情況下，對就業構成了極大的壓力。

延至1997年，在111個試點城市中，國有企業破產終結的675戶、被兼并企業1022戶、減人增效企業789戶。通過兼并、破產和減人增效，共分流富余人員1687萬人。

整個企業“優化資本結構”試點，從1994年提出，1995年實施，轟轟烈烈地搞了三年，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最后不了了之收場。

1995年，改革思路上形成了一種認識：搞好國有企業，不可能全部都搞好、全部都搞活，也不可平均用力，齊頭并進。應該抓主要矛盾，抓住少數關鍵，先把影響全局的大企業搞好。先是重慶市，在1994年提出了“抓大放小”的主張。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廟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對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新思路，決意實施“抓大放小”的改革戰略。《建議》指出：“要著眼于搞好整個國有經濟，通過存量資產的流動和重組，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主張區別不同情況，采取“改組、聯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賃、承包經營和出售等形式，加快國有小企業改革改組步伐”。當時認為不放活國有小企業，不收縮國有經濟面面俱到的巨大攤子，就不可能實現國氏經濟的持續、穩定、快速的發展。

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國有企業普遍虧損，小型企業虧損面最大，虧損率也大于大型企業，這些企業分布于全國各市縣，面廣人多，成為地方政府的負擔。許多企業負責人也早已要求改變局面。“抓大放小”的方針一經提出，立即峰涌而起，許多地方下命令、下指標、限時限量推進。在短短幾年時間，全國中小國有企業、公有企業幾乎全都變成了非公有制。生產資料絕大部分由原來的企業領導人、領導班子這些共產黨員、黨的干部占有，他們變成了“老板”，職工集體參股屬于少數，大多數受雇于新的資本主；許多人買斷了工齡，下崗失業。相當一部分企業政制以后并未成活，相繼破產關閉。由于這種狀況是分布在整個中國各地大、中、小城市和集鎮，中國的城鎮已是私有經濟的天下，影響十分深遠。

1997年，出現市場有效需求不足，對工業生產制約增強，生產能力放空，下崗人員增多，失業問題突出的問題。這是因為多年來重復建設形成的生產能力過剩，使一些產品生產大于需求，銷售不暢。據國家統計局統計，1997年有900多種產品半數以上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下崗人員總數已超過1000萬人。隨著國有企業改革與調整力度的加大，隱性失業將日益顯性化，下崗職工、失業人數增多，加上農村剩余勞動力繼續向城鎮轉移，失業問題日益突出，成為影響我國經濟和社會生活的重大問題。如何搞好“分離分流”和再就業工詐，將直接影響到工業的正常運行和改革發展。由于企業效益差，職工下崗、分流人數增加，來自國有和集體經濟單位的居民收入明顯下降，從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牧入構成來看，來自國有、集體經濟單位的民氏勞動發入人均3602元，比上年增長2.5%，扣除物價因素，實際下降0.6%。

在此形勢下，改革獻策者們又“創新”出新的理論，那就是“人員流動和職工下崗是難以避免的”之說。這“理論”的提出，打破了失業是資本主義的特征、充分就業是社會主義的特征的傳統觀念，打破了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分流應由國家包下來的觀念，樹立了黨和各級政府要采取積極措施，依靠社會各方面力量，關心和安排下崗職工的生活，搞好職工培訓，推進再就業工程，廣大職工也要轉變就業觀念，努力適應改革和發展要求的新觀念。

黨的十五大決定：“實行鼓勵兼并、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和再就業工程，形成企業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國務院則于1997年1月6日——9日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國有企業職工再就業工作會議。會議認為：“加強企業管理和實施再就業工程，要靠減員增效，下崗分流、規范破產、鼓勵兼并來推動國有企業機制的轉換。促進國民經濟結構的調整，解決國有企業目前的困難。”會議要求：“要大力推行再就業工程，對國有企業的富余人員實行減員增效、下崗分流，解決國自企業人員過多的問題。”“要規范破產、鼓勵兼并，……對破產企業一定要貫徹資產變現、關門走人的原則，對破產企業職工要通過再就工程妥善安置，不搞‘整體接收’或‘整體收購’方式。”1997年這一年中，國務院及其各有關部門和中華全國總工會等單位曾發出多份有關國有企業兼并破產和職工再就業工程的文件，大刀闊斧地推進這項工作。

1997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指出，國民經濟運行中存在著一些突出的矛盾和問題，主要的一點就是一些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生產經營困難；下崗待業人員增加，部分職工生活困難，社會就業壓力大。針對這種情況，會議要求：第一，積極推進國有企業的戰略性改組，抓好大的，放活小的；第二，進一步實施鼓勵兼并、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和再就業工程，真正形成企業優勝劣汰機制和勞動力合理流動機制。

可以說，1997年是國有企業實施兼并破產，減員增效、職工下崗分流，再就業工程的開篇之年，是中國經濟、中國國有企業、中國工人階級社會地位演變采取大動作的一年，影響深遠，很值得后人深思。

一方面，到1997年前后，中國國有企業問題已經到了非常尖銳的程度。國有大中型企業虧損日益嚴重，引發了一系列嚴重問題：大面積的企業停產、半停產，開工不足；相當數量的職工下崗、失業；職工工資收入下降；大量企業拖欠銀行貸款本息；企業缺乏流動資金進行簡單再生產，更不用說進行技術改造和新產品開發。在財政不愿提供虧損補貼、銀行不愿提供貸款的情況下，國有虧損企業的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影響穩定的社會問題。

另一方面，盡管國有企業已經面臨重重困難，但是，國有企業作為國家財政發入主要來源的支柱作用沒有減輕。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國有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已降到全部工業產值的1/4左右，國有企業卻仍然承擔著國家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1980年，國有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為76.0%時，相應地，國有經濟單位為國家提供的財政收入占86.9%；1990年，國有工業企業的產值降到54.6%，相應地，國有經濟單位為國家提供的財政收入占71.3%；1995年，國有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降到33.9%，而國有經濟單位為國家提供的財政收入仍占71.1%。1997年，全國工商稅收的總收入為6861.2億元，其中國有企業提供的工商稅牧為3864.86億元，占56.3%，但當年國有工業企業的比重只占25.5%，集體企業的產值占38.1%，城鄉個體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占17.9%，其他經濟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占18.4%。多元經濟并存的格局使產出的所有制構成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國家稅收的所有制構成并未相應同步變化。國有企業以1/4的產出提供1/2強的稅收。在整個改革進程中，國有經濟承擔了大量的改革成本，實際上是以國有企業的犧牲換來了非公有經濟的大發展。

在此情況下，國有企業在企業效益急劇下降，虧損企業增加，虧損面擴大，大批職工下崗，一大批企業難以為繼，有的已處于瀕臨倒閉的邊緣狀態下運行的。黨和國家仍堅決走“鼓勵兼并、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實施再就業工程”之路。

1998年5月，中興中央、國務院召開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會議，指出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是現實條件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細成部分。并明確了做為這項工作的目標任務和政策措施，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一定要把它作為一個頭等大事抓緊抓好。會后，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切實做好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的通知》。7月，經國務院同意，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人召開全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和再就業服務中心建設工作會議，提出7月份所有下崗職工都要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的工作要求。按照中央和國務院的部署，主要采取以下政策措施：1、普遍建立再就業服務中心，加強對下崗職工的管理。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的對像，主要是實行勞動合同制以前參加工作的國有企業正式職工（不含從農村接收的臨時合同工），因生產經營等原因而下崗，但未與企業解除勞動關系、沒有在社會上找到其它工作的人員。對于實行勞動合同制以后參加工作回合同期滿的人員，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和國務院有關規定終止勞動關系；合同期未滿而下崗的，也要安排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再就業服務中心有三項職能：負責為本企業下崗取工發放基本生活費；代下崗職工繳納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組織下崗職工參加職業指導和再就業培訓，幫助他們實現再就業。到1998年底，所有有下崗職工的國有企業都建立了再就業服務中心（或類似機構），為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美定了組織基礎。2、再就業服務中心用于保障下崗職工基本生活和繳納社會保險費的資金，原則上實行“三三制”的辦法解決，即財政、企業、社會籌集（主要是失業保險金），原則上各占1/3。1998年當年地方籌集85.2億元；中央財政安排110億元，用于中央企業和補助中西部和老工業基地困難地區。3、建立三條保障制度。一是下崗職工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保障基本生活，中心的期限一般不超過三年；二是三年期滿未實現再就業的，應與企業解除勞動關系，按照規定享受不超過兩年的失業保險待遇；三是夫業保險期滿仍未再就業的，可領取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費。三條保障線相互銜接，使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在任何時候都能得到保障。為提高失業保險基金的支付能力，從1998年開始，將失業保險基金的繳費比例由企業工資總額的1%提高到3%，由企業單方負擔改為企業和職工個人共同負擔，其中職工個人繳納1%、企業繳納2%。提高比例部分主要調劑用于再就業服務中心資金。到1998年底，全國參加失業保險的人數為7927.9萬人。全年全國征繳失業保險基金602億元，加上失業保險基金的利息和其他財政補貼，失業保險基金總敵入為684億元。截止1998年9月底，全國已有536個城市和661個縣建立了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線制度，逐漸形成了覆蓋城市所有困難群眾的社會保障體系。4、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積極促進下崗職工再就業。……

經過努力，到1998年底，國有企業下崗職工中有603.9萬人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占下崗職工總數的99%。在進中心的下崗職工中，已有80.5%的人簽訂了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協議，有93.2%的人領到了生活費。全年共有609.9萬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實現再就業。實現再就率達50%。到年底，全國企業（西藏未作統計）實有下崗職工892.1萬人。……全國國有企業（含國有聯營企業、國有獨資公司）實有下崗職工610萬人。……但是，還有近8%的下崗職工基本生活沒有得到保障，進中心的下崗職工有20%沒有簽訂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協議，一些地方再就業政策沒有落實到位。

以上情況說明，1998年是“鼓勵兼并、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實現再就業工程”有了章法，全面展開并進入高潮約一年。從此，中國工人階級隊伍出現了大面積的、深刻的分解。像這樣在短短時間中就把全國范圍的、龐大的工人階級隊伍從崗位上剝離下來，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人類歷史上亦屬罕見。并且，這是把原來社會主義國有企業主人的工人階級成員一下子變成為除了自身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這更是社會主義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悲劇！

這方面，1998年還有兩大舉措：一是紡織行業的“壓綻、減員、調整、增效”。國家確定將紡織行業作為重點行業結構調整的突破口。1998年是國有紡織行業改革的第一年。上海率先敲響全國“紡織壓綻第一錘”，首批12萬落后紗綻實現壓綻銷毀，從而拉天了紡織行業率先脫困攻堅的序幕。1998年共壓縮淘汰512萬枚棉紡綻，分流下崗職工66萬人。紡織行業，過去是中國工業和財政的“搖錢樹”，多年來變成了“苦菜花”，現在“花”也被摧射了。二是煤炭行業的“下放、關井、監管”。1998年國家決定將國有重點煤礦下放地方管理，結果，194個國有重點煤礦上收的206個企事業單位、2379億元資產、320萬職工和133萬離退休人員全都下放地方。國務院還作出關井壓戶的決策。到8月28日，全國共取締和關閉礦井4313處，壓減產量約6000萬噸，下達停產關閉通知單2236份，下達停產通知單2628份。各煤礦企業堅持把減員增效、下崗分流作為扭虧解困的關鍵環節，加大下崗的力度，加快實施再就業工程。1998年全年累計下崗39萬人，其中36萬人已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占92%；對31萬下崗職工發放了基本生活費，占下崗職工總數的85%。與之同時，聽人私人開采經營煤炭行業，私有煤礦乃至非法黑煤窯日益泛濫，礦難事故頻仍；辛苦勞作于采煤一線的農民工們，不僅遭受著私有礦主、包工頭的殘酷剝削和壓迫，而且隨時都有付出生命代價的危險。此外，冶金業也采取了強有力的減人增效的措施。

黨和國家從1997年開始，堅決實行“鼓勵兼并、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實現再就業工程”的方針，目的是要爭取國有企業三年脫困，搞好國有企業，并堅信“大多數國有大中型企業三年脫困、三年建制的目標能夠實現”。但進入1999年，國民經濟總體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如有效需求不足。從消費來看，由于部分企業效益還不理想，1999年兼并破產力度加大將使下崗人員增多，部分誠鎮居民收入增長放慢甚至下降；居民對住房、醫療和教育等各項改革預期支出難以改變；由于糧棉價格下降，鄉鎮企業不景氣，農民負擔依然較重，農業結構調整位度大，農民收入缺乏新的增長點，農村市場在短期內難以有效啟動；再加上抑制消費的體制因素尚未改變，消費需求難以有更高回升。一般產品總量過剩嚴重。下業企業資金結構性緊張。工業企業效益不穩定。下崗工人激增，社會保障等配套改革長期滯后。市場秩序混亂問題愈益突出。結果，到年末，全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總數達到1174萬人（一說是1190萬人），當年新增564萬人，其中，通過各種途徑實現再就業的492萬人（一說是450萬人），退休、自然死亡等減少32萬人；年末全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650萬人，比上年末增加40萬人。93%的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其中90%以上領到了基本生活費。全國667個城市、1682個縣已全部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共有526萬人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救濟。

針對這個情況，國家要求加強下崗職工勞動合同管理。要求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都應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并嚴格按國家有關規定簽訂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協議。下崗職工在企業再就業服務中心期間已實現再就業以及三年協議期滿仍未再就業的，企業應當依法及時與其解除勞動合同。對已經與新工作單位有了半年以上事實勞動關系的企業職工，原企業應當及時與其解除勞動合同；新的用人單位應當依法與其簽訂勞動合同，建立新的勞動關系。對領取工商執照并已從事半年以上個體勞動的企業職工，企業應當與其解除勞動關系。下崗職工已實現再就業的，原來的社會保險繳費年限連續計算。企業解除下崗職工勞動合同后，要依法妥善解決好與下崗職工的債權債務問題。下崗職工通過企業再就業服務中心保障其基本生活，最長時間為三年；期滿后仍未就業的，按規定領取失業保險金，最長時間為兩年；享受失業保險兩年仍未就業的，按規定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國家的這套辦法，倒真是環環相扣，滴水不漏。采取這套辦法，說目的是為了國有企業三年脫困、搞好國有企業，搞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實際上卻是把數千萬中國工人階級成員先同國有企業、國有生產資料割斷關系，取消他們企業主人的資格；如果再不能就業，就連失業工人、也就是一般的工人階級的資格都取消掉，把他們完全降為一般的居民。原來那支特別富于革命精神、特別能戰斗的中國工人階級隊伍就這樣被瓦解掉了！中國工人階級居然落到這種冷酷的下場，那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無數的革命先烈、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和廣大工人階級成員們所完全想像不到的。

更令人吃驚的，就在這1999年，出現了一篇石破天驚、令人振聾發聵的文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表了一篇系統分析近二十年來國企改革思路的研究報告。

正當改革的領導者們還在那兒信誓旦旦地聲稱要努力實現國有企業三年脫困之時，這篇報告卻提出了一個焦點思想：國有企業同市場經濟不能兼容，這等于坦言發展市場經濟不是為了搞好國有企業。報告說：國家既已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那末，國有企業的改革目標就首先必須服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雖然報告說國家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其用以闡明觀點的立論根據卻是一般的、天下通行的市場經濟。該報告的核心在于指出非公有經濟對市場經濟的重要性，稱：“市場經濟是在市場交換逐漸發展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市場交換有兩個前提：存在社會分工和不同所有有。”所以，非公有經濟與“市場經濟是天然兼容的，它們互為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和條件。”“可以說，沒有非公有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報告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建立在能夠與之相應的、相容的微觀基礎上，這種微觀基礎與計劃經濟賴以存在的微觀基礎是根本不同的。傳統的（引者注：實指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與計劃經濟天然兼容，可以說沒有國有企業就沒有計劃經濟。”因此，在單一的國有經濟基礎上，或者在國民經濟中國有經濟占較大比重的基礎上，是無法建立或全面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即使部分地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也難以正常運行。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從宏觀層次上對國民經濟的所有制進行改革，對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有制結構不能是國有經濟占絕對優勢比重的結構，而只能是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多種所有制的混合經濟結構。在這種微觀基礎上，才可能形成真正意義的市場關系和真正意義的市場競爭。不首先從宏觀層次上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重組，只著眼于從微觀層次上對一個個的國有企業進行改革，不能解決使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兼容的問題。這份報告從近二十年來的國有企業改革思路中得到的教訓是：“改革以來，我們對國有企業改革長時間以來沒有跳出僅僅從微觀層次上著眼國有企業的改革，只針對國有企業手身存在的問題，考慮如何把國有企業改革成運行良好的國有企業。例如，擴大企業自主權、利改稅、實行承包制、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以及其他種種改革，都是針對國有企業本身存在的問題而實施的。”“自從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國有企業改革方向以來，負責全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國家經貿委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有更趨惡化之勢。”

讀這些論斷，不是令人大吃一驚嗎？原來此前二十多年中對國有企業所進行的各種改革，路子都不對，致使“迄今國有企業改革沒有取得應有的成功”！那么，究竟應如何進行國有企業改革呢？報告給出了一個路子，就是“國有企業的改革應分為兩個層次來考慮和進行：一是宏觀的層次，在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以后，國有企業改革目標首先必須服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要對國有經濟的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確定哪些部門國有企業需要繼續保留和發展，在哪些部門國有企業需要退出；在國有企業需要保留和發展的部門中，在哪些部門國有企業需要保持壟斷或控制的地位，而在哪些部門國有企業無須保持壟斷或控制地位。二是微觀的層次，國有企業微觀層次的改革目標必須服從其宏觀層次的目標。要使那些應從國民經濟中退出的國有企業有序地退出，使那些應該在一部門中讓出壟斷和控制地位的國有企業有序地讓出；對那些應該保留和發展的國有企業按不同類別（如公益性、政策性、壟斷性、國有獨資、國有控股等）進行改革，對那些需要先發展后退出的國有企業，在退出前也要進行政革。宏觀層次的改革是微觀層次改革的前提，工者應結合進行。”報告在論述國有企業去留時，最簡括的一句話是：“讓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部門，讓其在公益性、政策性、保障國家和社會安全等部門保留和發展。”

這篇報告的具體部分就是提出了一系列國有企業退出的方案。與此相應，主張“允許非國有經濟進入那些無須由國有經濟控制或壟斷的部門，并在各方面破除對非公有經濟的歧視”。盡管報告也說了句“國有經濟為主導”，但并未說明為什么國有經濟為主導，相反地卻明確肯定“在國有經濟內部不存在真正意義的市場交換”，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有制結構不能是國有經濟占絕對優勢比重的結構。”所以，所謂“國有經濟為主導”實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話。據此，報告留給國有企業出只是“公益性、政策性、保障國家和社會安全等”并不主導市場交換和競爭的部門。

我們認為，這篇報告的可貴之處在于它敢于坦言，說了實話。它的主部論斷，既宣布了二十多年來包括建立現代企業在內的對國有企業的各種改革都沒有找對路子，都是不成功的；又明確斷定“沒有非必有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主張國有經濟從競爭領域中退出，放手發展非公有經濟。它實際上否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于“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規定。這篇報告用“非公有經濟與市場經濟是天然兼容的”這一簡明的語言揭開了人們多年來不予揭開的一個客觀真理：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之前加上“社會主義”這個前置詞沒有實際意義。西方國家在中國參加世貿組織問題上逼迫我們承認自己要搞市場經濟、放棄計劃經濟，實際就是要我們承諾要搞生產資料私有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放棄生產資料公有的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在此情況下，如果中國經濟因此而也具有了像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那種“活力”，那末，我們“搞活”的實質上也只是一種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遵循并運用同一種“游戲規則”、相互間毫無本質區別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種結果，對于那些要在中國補資本主義課的人們來說，當然是完全符合心意的。而對于被重新淪落受剝削受奴役地位的無產階級來說，當然只是一種災難，是無法滿意的。

這份報告起了劃階段的重大作用。從此，盡管慎重的黨和國家深知《憲法》規定的根本原則不能輕易變更，但在實際上作中，我們卻可看到一系列“潤物無聲”的進展，如1999年《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有這樣一段：“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要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完善結合起來，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高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其他行業和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集中力量，加強重點，提高國有經濟的整體素質。在堅持國有、集體等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前提下，鼓勵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隨著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國有經濟有著廣闊發展的空間，總量將會繼續增加，整體素質進一步提高，分布更加合理，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還會有所減少。只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家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競爭力得到加強，這種減少不會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

2000年，國家“鼓勵兼并、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實現再就業工程”已經三年。經過三年的努力，我國初步建立起了包括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人員失業保險金、城鎮居民最低生活費三條保障線在內的社會保障系統。在國有企業內部，大多數企業都專門建立了職工再就業中心，負責對下崗職工的管理與再就業培訓，進入再就業中心的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費用實行了分別由企業、社保基金和財政各出1/3，不足部分由財政托底的“三家抬”政策，極大地支持了國有企業減輕人員負擔，為企業減員增效提供了社會條件。三年來，全國先后有2100多萬名國有企業的職工下崗，其中1300多萬人實現了再就業，100多萬人通過企業內部退養等方式安置；國家通過各種渠道累計籌集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資金近800億元，95%左右的下崗職工領到了基本生活費，并由再就業中心代繳社會保險費。到2000年底，全國累計發放養老金4200多億元，3100多萬名享受養老保險待遇的離退休人員中有98%左右按時足額領到了養老金。

更重要的是，在艱難的國企改革脫困過程中，社會與職工對國有企業改革的承受能力進一步增強，“國有企業可以破產，國有企業的職工可以下崗”這個三年前還難以接受的觀念如今在現實生活中已逐漸成為社會的共識。觀念的轉變，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推進奠定了基礎。

“國有企業可以破產，國有企業的職工可以下崗”。真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啊！黨和國家因為得到這兩話而慶幸。但社全主義、資本主義，我們究竟在哪一方面前進了、在哪一方面倒退了？工人階級究竟是更幸福了、還是更痛苦了？有誰在探究這些問題？又有誰真正把每一個共產黨員理應為之奮斗終生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以及勞動者的現實利益、前途命運放在心頭？

進入21世紀，直至中共十六大，中國改革開放中，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思想是越發突出了。十六大報告著力強調的是：

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生產力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除極少數必須由國家獨資經營的企業外，積極推行股份制，發展混合所有制。

充分發揮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在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和活躍市場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寬國內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領域，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實現公平競爭。

進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逐步推進服務領域開放。通過多種方式利用中長期國外投資，把利用外資與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國有企業受組改造起合起來，鼓勵跨國公司投資農業、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

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

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提出要“積極推行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加快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要適應經濟市場化不斷發展的趨勢，進一步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必須指出，這里對股份制不加分析地一律當作“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是很不嚴肅的。股份制只是一種資本的組織方式。如果某個股份制企業的資本是社會主義公有的，那末，該企業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如果某個股份制企業的資本是全私有的，那末，該企業就只能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區分企業是社會主義公有制、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其實質性條件在于企業的資本是不是占有勞動者所創造的剩余價值。有人以企業資本是由一批人入股組成，即使這些出資者是純粹憑借資本獲取利潤、亦即憑借資本剝削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剝前者，還是要因其人多而把這種企業說成是什么“公”有或“共”有制。這是在有意掩蓋事物的本質。由此可見中國經濟領域私有化的觀念已多么深刻！

2003年，各地進一步對中小國有企業采取改組、聯合、租賃、承包經營、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種形式的放開搞活，國有小型企業的改制達81.6%。相當一批國有企業關閉破產，截至2003年底，全國共實施政策性關閉破產項目3307戶，涉及職工600萬人。初步估算，全國正有一半以上需要退出市場的國百大中型特困企業和資源枯竭礦山實施了關閉破產，一些沿海地區長期積累的需退出市場的國有企業絕大多數已經關閉破產。

2004年，出現了一場被稱為“郎咸平旋風”的關于國有企業改制中國有資產流失問題的大討論。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批評在“國退民進”的改革中存在國有資產被大量侵吞的現象。他根據對格林柯爾、海爾、TCL等案例的分析，指出在改革過程中大量的國有資產流失了，并指出現在是國有企業老總和民營企業老總正在聯合起來，“‘合法地剝削’國有資產”。但猛烈抨擊所謂“民企神話”：“我們把民營企業看得太神話了，認為改變一個產權結構就什么都改變了，這是因為無知。”郎咸平教授的批評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并得到經濟界、理論界和廣大群眾的認同，當然也遭到有關的相反方的強烈反討，引起了一場對立性強烈的大論戰。其中，因為郎教授對格林柯爾及其負責人顧雛軍的違法行為進行揭發，格林柯爾和顧雛軍個人先后向郎咸平發出律師函并正式以“誹謗罪”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訴訟，使“郎、顧之爭”成為“郎咸平旋風”中的一個主要內容。富于戲劇性的是，2005年4月5日，顧雛軍被公安機關拘留，使顧雛軍用9億多換取并控制的資產總額超過136億元的違法行為得到了證實。而其間為國有資產損失買單的不是銀行便是政府。“郎、顧之爭”也就劃上了句號。“郎、顧之爭”以至“郎咸平旋風”讓我們看到，國企改制，賤賣國企，培養了一代資本騙子。假的真不了，謊言終究難以自圓其說，再大的騙子也還是個騙子，不可能成為企業家。

情況既然如此，既定方針卻仍不可改變。2005年2月，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和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共三十六條。這個《若干意見》強調要“貫徹平等準入、公平待遇原則。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未禁止的行業和領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壟斷行業和領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領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社會事業領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金融服務業。”“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國防科技工業建設領域。”這個《若干意見》確實是“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清除影響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確立平等的市場主體地位，實現公開競爭”了。然而，既然給非公有制經濟“確立平等的市場主體地位”，卻不知將《憲法》明確規定“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置于何地？這個“主體”不知放到哪里去了？非法這個《若干意見》受到了私有資本主們的熱烈歡迎。有人說：“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有關促進非公經濟發展的最主流、最權威、最實惠的一份改革文件。”“這一次準入范圍那么大，讓我們善出望外。”“現在我們終于可以甩開膀子干了。”對于這個《若干意見》，捍衛《憲法》、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人們當然是有意見的，一大批老同志聯名上書全國人大，但是并沒能有什么改變。

時隔一年，2006年3月1日，在全國“兩會”召開前夕，《人民日報》發表“群眾關注十大焦點”，其中的一點是由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發表的，題為《國企改革進入倒計時階段》。他聲稱：“這一輪國企改革試圖解決‘深層次矛盾’，即沃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為目標。這對絕大多數國有企業而言，意味著必須實現‘戰略退卻’，將其改制為非國有企業。這是一項脫胎換骨的變革，產故結構將完全不同于先前單一的國有制。但是，無論有多大困難或風險，國有企業改革不可逆轉，其穩健提速也勢在必然。”王忠明所提供的簡單明了、卻分量千鈞的信息，引起了社會的震驚。老同志們又聯名給兩會寫信，但也沒有得到任何澄清。

延續兩年，同在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開會前夕，國務院中發出來這兩大信息，動靜不小，使人從中產生中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公私演變確已到了決定性階質的感受。難怪正在2006年3月，出現了一個“新西山會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在北京西山杏林山莊主持召開的“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這個會的參加者們認為“單純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完成，改革必須重新定義”；他們在攻擊中國共產黨是“非法”組織的同時，揚言要把“政治改革的號角吹響”了。

以上所概述的與國有企業改革相伴隨的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由主人淪變為雇傭勞動者，

陷落無權化境地的事實，就是我們今天紀念“鞍鋼憲法”誕生五十周年的時代背景。

下篇：“鞍鋼憲法”的本質精神及其偉大意義

       在經歷了三十年的改革，使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處于瓦解邊緣，工人階級由主人淪變為雇傭勞動者這樣一種特定時代背景下，回視歷史，重新了解和認識“鞍鋼憲法”，特別有意義。新中國成立后，在工業生產的組織管理上，基本上是模仿蘇聯的辦法。這個做法對快速恢復生產，醫治戰爭創傷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也有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方面。從五十年代后半期開始，中國共產黨開始探索適合我國實際的工業化道路。鞍山鋼鐵公司作為中國最大的工業企業，在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中走在了前面，形成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獨特模式。“兩參”就是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工人群眾參加企業管理；“一改”就是改革企業中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建立健全合理的規章制度；“三結合”是指企業領導干部，技術人員與工人群眾相結合。

中共鞍山市委經過調查研究，向中央報送了關于鞍山鋼鐵公司在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中的情況。1960年3月22日，毛澤東同志代表中央寫了一大段批語，將這份報告批轉全國。他在批語里說，鞍山市委這個報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興。不覺得文字長，再長一點也愿意看，因為這個報告所提出來的問題有事實，有道理，很吸引人。他指出，鞍鋼是全國第一個最大的企業，“過去他們認為這個企業是現代化的了，用不著再有所謂技術革命，更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反對政治掛帥，只信任少數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許多人主張一長制，反對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認為‘馬鋼憲法’(蘇聯一個大鋼廠的一套權威性的辦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現在這個報告，“不是馬鋼憲法那一套，而是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指示要求大中企業，一切大城市都要把它當作一個學習文件，有領導地“實行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城鄉經濟技術革命運動”。用“憲法”這樣一個詞來形容鞍山鋼鐵公司創造的這套企業管理辦法，表現了毛澤東對它的高度欣賞和充分肯定。1961年制定的“工業七十條”，正式確認這個管理制度，并建立黨委領導下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使之成為擴大企業民主，吸引廣大職工參加管理、監督行政，克服官僚主義的良好形式。這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工業企業的指導方針。

受到毛澤東同志高度稱譽的“鞍鋼憲法”，曾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一個叫羅伯特·托馬斯的管理學教授評價為體現了“全面質量管理”和“團隊合作”理論的精髓。據說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的豐田管理方式，日本的全面的質量管理和團隊精神實際上就是毛澤東所倡導充分發揮勞動者個人主觀能動性、創造性的的鞍鋼憲法精神。其實，在我們看來，“鞍鋼憲法”與美國、日本乃至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管理都有著本質區別。以“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命中相結合”為核心內容的“鞍鋼憲法”，其本質精神乃是在共產黨執政條件下，在公有制經濟基礎上，既確保工人階級真正當家作主，又確保處于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其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性質。

無產階級取得了國家政權，無產階級的政黨成為執政黨以后，這個黨能否始終保持無產階級特質，這個黨的成員、尤其是那些掌握了一定權力的人會不會背棄無產階級立場而蛻變為新生資產階級，從而使得無產階級最終能不能始終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一直存在著的重大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家們為有效解決這問題曾作過不懈地積極探求。

恩格斯早在1891年為馬克思《法蘭西內戰》所作導言中就已闡明馬克思觀點道：“以往的國家……其中最主要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兩個正確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任交給由普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這樣，即使公社沒有另外給各代議機構的代表規定限權委托書，也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迫求升官發財了。”在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影響下的巴黎公社這樣做，是總結人類歷史上所有國家政權的特征的結果。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們是何等旗幟鮮明地要努力創造出人類歷史上最高水平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以確保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權利。

列寧、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后，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管理國家，比馬克思、恩格斯經歷了更長的實踐時間。列寧從十月革命勝利之時起就一再強調：“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勞動者來管理國家。這是十分艱巨的任務。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一個覺所能實現的。只有千百萬人學會親自做這件事的時候，社會主義才能實現。”（《關于修改黨綱和更改黨的名稱的報告》，1918年3月6——8日。）“……在十月革命之后，在政權轉到無產階級手里之后，開始了自己真正的事業——教育被剝削勞動群眾，吸引他們在不要官僚、不要資產階級、不要資本家的情況下參加國家管理和生產管理。”（《在全俄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19年1月22日。）“我們要徹底拋棄那種認為工人不能管理國家，不能管理銀行和工廠的偏見。”（《關于彼得格勒工人經濟狀況和工人階級任務的報告》，1917年12月20日。）列寧還曾明確指出：“我們的國家是帶有官僚主義弊病的工人國家。”（《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的錯誤》，1920年12月30日。）斯大林經過在蘇聯更長時間的實踐，對發動和依靠工人群眾來同官僚主義作斗爭、依靠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提出過重要的思想主張，如他說：“你們應當知道，工人有時對于我們工乍中的缺點有點怕說實話。他們害怕，不只是因為怕說了會‘挨揍’，而且也是因為怕批評得不全面會遭到‘嘲笑’。普通工人或者普通農民雖然親身感覺到我們的工作和我們的計劃有缺點，但他們哪里能夠頭頭是道地論證自己的批評呢？如果要求他們的批評百分之百的正確，那你們就會取消任何自下而上的批評的可能性，任何自我批評的可能性。正因為如此，我認為即使批評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也應該歡迎，應該仔細聽取，并考慮到它的好的地方。再說一遍，否則你們就一定會把成千上萬忠實于蘇維埃事業的人們的嘴吧堵住；他們雖然還不大善于批評，但他們說的卻是真理。”（《關于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合全會的工作》，1928年4月13日。）又如，1928年5月16日，斯大林在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發表的演講中說：

怎樣才能肅清所有這些組織里的官僚主義呢？

要做到這一點，唯一的辦法就是組織自下而上的監督，組織工人階級千百萬群眾來批評我們機關里的官僚主義，批評它們的缺點和錯誤。

我知道，激起勞動群眾的忿怒來反對我們組織里的官僚主義病態，有時會觸犯我們某些過玄有過功勞而現在害了官僚主義毛病的同志。可是這難道能阻止我們組織自下而上的監督嗎？我認為不能而且不應當。這些同志過去有功勞，應該向他們彎腰鞠躬，他們現在犯了錯誤，有了官僚主義，可以把他們痛打一頓。（笑聲，鼓掌。）不這樣又怎公辦呢？既然事業的利益要求這樣，為什么不這樣做呢？

……

如果認為只有領導者才有建設經驗，那就錯了。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建設我國工業的千百萬工人群眾每天都在積累的建設經驗，對我們來說，這種經淀的價值絲毫不亞于領導的經驗。我們所以需要自下而上的群眾性的批評、自下而上的監督，也就是為了不使千百萬群眾的這種經驗白白喪失，為了考慮到這種經驗并加以采用。

因此，黨的當前任務就是：展開無情的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組織自下而上的群眾性的批評，在制定消滅我們缺點的實際決定中考慮到這種批評。

這里，斯大林高度評價普通工人、農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堅定地認為必須給他們以充分的民主權利，讓他們自下而上地來監督、批評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同官僚主義斗爭。他的這些話都是在1928年講的，是從蘇聯當時的現實中得出來的結論，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斯大林的悲劇在于：盡管他提出了正確的主張，卻在此后年代中的蘇聯并沒有真正實行。相反，蘇聯社會中的資產階級法權不斷鞏固擴大，社會力量中產生的既得利益集團發展成為特權階級，在黨和國家中占了統治地位；在此基礎上產生現代修正主義；在美帝國主義的策動下，最后毀滅了蘇聯。

作為偉大的馬列主義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和中國人民偉大領袖的毛澤東同志也在認真思考著這問題，并積極索求著解決問題之道。這使他晚年思想表露出強烈的憂患意識。他針對美帝國主義提出的“要搞垮社會主義對自由世界的威脅，必須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的戰略（參閱劉興潮主編《西方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以及蘇共二十大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引起的一系列政治風波，于1957年2月向全黨全國人民鄭重提出：“在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230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他在這年3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出議上指出：

新的社會制度還剛剛建立，還需要有一個鞏固的時間。不能認為新的制度一旦建立起來就完全鞏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鞏固。要使它最后鞏固起來，必須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堅持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還必須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進行經常的、艱苦的社會主義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教育。除了這些以外，還要有各種國際條件的配合。在我國，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斗爭，還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同上書第268頁）

在同年6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的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所作《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指出：“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冶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性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馬克思主義必須在斗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既然“誰勝誰負”、“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尤其是“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那末，“如果對于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斗爭”。

其實，強烈的憂患意設并不是到晚年才流露出來的。早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次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就語重心長地告戒全黨：“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這個勝利將沖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具有偉大的國際意義。……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滯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沖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1376——1377頁，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新中國建立以后，毛澤東同志更結合國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情況，殫精竭慮地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內部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敵我和人民內部的兩類矛盾；特別是社會主義社會中還可能產生既得利益者集團、特權階層，共產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危險。而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正要利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這些力量，策動和平演變，顛覆社會主義國家。從而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1976年以來，時間又過去了30年。從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演變，以及中國改革開放28年來所形成的現實局面，已經證明，毛澤東同志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早已闡明過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民主的原理的，是把這些原理結合中國實際的。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 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所以，主張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動文化大革命，由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去創立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推進社會主義制度。這是目光深邃、高瞻遠瞻，雄才大略的。根本的指導思想是正確的，是對馬列主義劃時代的偉大發展；是對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偉大揭示。但是，作為文化大革命的具體方法，卻是一種勇敢的設想、探索和試驗。是要經過斗爭實踐的檢驗，經過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經過多次改進的提高，才能更加符合客觀規律，才能一次一次地奪取勝利。不會也不可能第一次就完善成熟，順利取勝；相反，第一次遭受挫折、失敗，完全不該意外。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正是這樣犯了多少錯誤，遭受多少失敗，付出多少犧牲以后，才認識了它的規律，最后取得了勝利。對于文化大革命，我們當然也應該這樣來認識。因為方法上有錯，就從根本上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否定文化大革命，那是沒有道理的。“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條定律。”

從這角度來思考，我們便不難理解，毛澤東同志何以要將鞍鋼職工群眾在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中創造出來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成功經驗高度稱譽為“鞍鋼憲法”，也才能明了“鞍鋼憲法”所以具有偉大意義，絕不僅僅在于其提供了一個真正具有人性化的科學管理模式，而在于其尋求到了一個使工人階級當家作主落到實處，同時又有效防止企業經營管理者因為權力的異化而背離工人階級，蛻變成為官僚者，甚至在處于執政地位的共產黨內形成一個“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的權貴資產階級的現實途徑。而這又是與毛澤東同志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思想桴鼓相應的。毛澤東同志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思想有兩個十分顯著的特點：其一，將馬克思主義關于政治和經濟對立統一關系的原理創造性地運用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的重要思想。毛澤東同志從不主張孤立進行某種經濟活動，也不把經濟活動看作單純的技術性問題，而是把經濟活動——論是經濟建設還是經濟改革——與不斷完善社會政治制度和提高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在他看來，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在社會主義社會，一切經濟活動和經濟改革，只有在有助于促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完善，有助于促進無產階級意設的發展，有助于促進全體人民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才是有意義的，才是值得并應當大力提倡的。（參問李偉（毛澤東與中國社會改造）第42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他在1958年1月親自撰寫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闡述了如何正確處理“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系”問題，指出這“是兩個對立物的統一。一定要批判不問政治的傾向。一方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他說：

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

這就是又紅又專。……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務，那會成為迷失方向的經濟家和技術家，很危險。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忪，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

他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根本不同于資本主義經濟，不能自發地發展，必須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組織下才能沿著正確的道路順利進行。在他看來，資本主義提高勞動生產率主要依靠技術，而社會主義提高勞動生產率則不僅靠技術加政治，而且更要以政治為統帥、為靈魂。所以，他既強調“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提出“技術革命”，要求大家學技術、學科學，更強調“經濟與政治、技術與政治的統一，……思想、政治是統帥、是君，技術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術的保證”；既重視經濟工作，又強調政治是靈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要以政治來統帥經濟。毛澤東同志的這種思想既回答和解決了我們的經濟工作“為什么人的問題”，又回答和解決了“依靠誰”來進行我們的經濟工作的問題。而依靠什么人辦經濟，將決定著誰享受經濟發展成果，從而決定著經濟發展的走向。早在1949年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就為黨執政以后如何辦好經濟確定了這樣的方針：“在城市斗爭中，我們依靠誰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認為不是依靠工人階級，而是依靠貧民群眾。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認為是依靠資產階級。在發展工業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認為主要地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企營企業的發展；或者反過來，認為只要注意國營企業就夠了，私營企業是無足輕重的了。我們必須批判這些糊涂思想。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使他們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的斗爭，一步一步地去戰勝這些敵人。同時即開始著手我們的建設事業，一步一步地學會管理城市，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事業。”（《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而鞍鋼人的實踐使他高興地看到“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得到了真正實現，故其自然要將之譽稱為“鞍鋼憲法”。他后來又進一步闡析道：“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都是實行‘一長制’的。社會主義企業管理的原則，應當同資本主義企業有根本的區別。我們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就使我們同資本主義企業的管理制度嚴格地區別開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1958年11月——1960年2月）》，1998年清樣本）其二，毛澤東同志從不輕忽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同時又很重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關系。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確立以后，他就充分注意到已經確立起來的經濟、政治制度還有不完善的部分或環節，設想對之進行調整，以使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制度得以充實、完善和提高。后來，他在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發現其中關于社會主義制度下人與人的關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關系”的表述“沒有展開，沒有分析，沒有接觸到實質問題”，因而顯得“空洞”。他認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他指出：

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也是一種生產關系。在這里，例如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產關系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分配制度這三個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時期內是有底的，例如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整個國民經濟變成了單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它還是全民所有制。但是，人們在勞動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系，總是要不斷地改進，這方面很難說有什么底。（同上）

他在這里按照斯大林的定義把生產關系分為生產資料所有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分配制度三方面的內容是否絕對允當，姑置不論，但他強調勞動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在生產關系中的重要地位，并指出“管理問題”也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的人與人的關系應有本不同于資本主義的特點，則不僅十分正確，而且非常深刻。眾所周知，馬克思在其巨著《資本論》中曾揭示資本主義直接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亦即資本主義管理的實質道：“如果說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內容來說是二重的——因為它所管理的生產過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產品的社會勞動過程，另一方面是資本的價值增值過程。——那么，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形式來說是專制的。”又批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考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把從共同的勞動過程的性質產生的管理職能，同從這一過程的資本主義性質因而從對抗性質產生的管理職能混為一談”。而社會主義社會勞動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或者說社會主義社會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管理，則與資本主義社會有本質區別。這種區別就表現為工人階級是企業的主人，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要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建立并實行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并使職代會成為企業的最高權力機構。而這也正是“鞍鋼憲法”的核心內容。以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為本質精神的“鞍鋼憲法”在全國范圍內的推廣，對社會生產力和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巨大推動作用，1956——66年十年間，盡管發生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誤，但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國固定資產按原值計算，增長了三倍。這期間不僅為后來全面進行的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穩固的物質經濟技術基礎，而且也為之培養了大批杰出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的人才，積累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豐富經驗。因此，正如中共十一屆六中會決議所說，毛澤東這方面的思想以及他所稱譽的“鞍鋼憲法”，符合工人階級作為生產資料共同所有者的性質，能夠極大地激發工人的主人翁責任感和生產勞動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是“以獨創性的埋論豐富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

并且，更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同志從蘇聯的嚴重教訓中，痛切地認識到中國存在黨內出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因此，必須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管理國家的權力交給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這樣就形成了他的關于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并下決心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實踐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于1975年1月召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了修改。修改后的序言說：“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這些矛盾，只能靠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來解決。”1975年《憲法》把1955年《憲法》第一條中的“人民民主國家”改成“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975年《憲法》同工人階級有重大關系的條文有第九條寫了“國家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第十二條“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筑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第十三條“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國家保障人民群眾運用這種形式，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以利于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在第二十八條中，由毛澤東同志建議，增加了公民有“罷工的自由”。1975年《憲法》對1954年《憲法》的修改是十分重大的。它從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出發，把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民主提到了高度，從而把工人階級放到國家生活更重要的地位，要求工人階級擔負起更大的責任，給予工人階級更大的權力，要求發揮更大的作用；并且以對立統一的辯證方法為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民主集中制設計了框架。可以這樣說：1975年《憲法》使中國工人階級有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崇高、最重要的社會地位和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力。毛澤東同志這方面的思想及其實踐，尤其是其中透射出來的真正實現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本質精神，不僅與他曾高度稱譽的“鞍鋼憲法”相一致，而且更是對“鞍鋼憲法”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

毛澤東同志辭世三十三歲了，他身后的中國搞了三十年的改革。這使晚年毛澤東所憂心的很多問題變成了現實存在，譬如國有企業改制，化公有為私有，將國有企業中的黨政領導干部蛻變為資本家，而處于執政地位的共產黨內儼然形成了一個新生資產階級。“著名”經濟學家充分利用其所操縱的主流話語權利大肆鼓吹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經理革命”等論調，強調所有者、經營者、勞動者之間的利益必須有所差別，要經營者代表資本的利益，并主張推行經營者收購國有資產，企業領導人持大股，讓本屬于工人階級組成部分之一的國有企業黨政領導及領導班子成員頃刻之間變成百萬、千萬乃至億萬富翁。1978—1984年，恢復實施按勞分配原則，工資與勞動成果掛鉤；1985—1992年，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制度，經營者工資與承包目標掛鉤；1993—1996年，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允許個人財產與資本作為市場要素參與收益分配；1997—2002年，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建立與現代企業制度相適應的收入分配制度，少數企業試行經理（廠長）年薪制、持有股權等分配方式；2002年以來，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在這樣一種政策演進的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引起社會各界人士關注的現象：

1992年6月，上海輕工局首次選定英雄金筆等四家企業進行年薪制試點，主要經營管理者的年薪是1—2萬元，后提高到2—5萬元。

1993年，江蘇省一些縣級紡織企業的廠長實行年薪制，年薪約5—8萬元。

1994年9月，深圳市將年薪制制度化，企業經營者當年所獲年薪平均5.4萬元（最高者為94896元），是深圳社會平均工資的5倍。

1994年，四川省15戶試點企業經營者平均年薪收入25970元，是這些企業職工平均收入的5.06倍；其中，最高者為48681元，是本企業職工平均收的6.64倍，而最低者為10000元，是本企業職工平均收的2倍。

1998年6月，杭州市政府批準了正大青春寶藥業有限公司國有股轉讓方案，決定將該公司中方所持的國有股有償優惠轉讓給職工持股會，其中該公司當家人馮根生個人可持總資產2%（約300萬元）的股份，銀行則以股權質押的方式為馮解決了購股資金問題。以此為標志，浙江省國有企業改革大踏步進入一個以產權改革為突破點的新領域——國有中小企業的改制，為社會造就了“新百萬富翁”群體。1999年下半年，杭州市政府出臺《杭州市國企經營者期權激勵試行辦法》，將期權激勵機制引入國有企業。該辦法規定期權激勵是指通過購買企業國有股權或期權，對經營者實施的一種辦法。購買股權是經營者用現金直接購買企業國有股權（資產）；購買期權是經營者在任職之初以當時價格購買任職結束時的企業國有股權（資產）。期權激勵在已改制和正在改制中的國有及國有控股工、商業中試行，其對象為企業主要經營者，原則上是董事長、總經理。購買國有股（資產）和期權按付款方式等條件給予價值優惠（最高優惠20%）。還規定實行年薪制企業的經營者，其每年全部年薪收入超過前一年全市職工人均實發工資4倍以上部分應購買國有股權（資產）。

1999年，《湖州市鼓勵經營者才能參與企業收益分配的試行辦法》規定：國有企業選擇公司制或股份合作制進行改制時，允許將改制前五個完整會計年度的企業稅后留利按一定比例一次性從存量資產中切出，折成企業股份劃給業績好的主要經營者。國有企業改制時，可在國有存量資產中留出10%以下的部分作為主要經營者購股期權，3—5年內兌現，鼓勵主要經營者在企業改制時以現金認購數量較多的企業股份；主要經營者的分紅用于再投資的，暫免個人所得稅。改制后，對業績好的主要經營者減交風險抵押金，獎勵企業股份，發放一次性獎金。國有股份出讓時，主要經營者有優先購買權。

1999年11月25日，北京市正式宣布對十家國有企業經營者試行股票期權試點；2000年初擴大到二十家。《北京市關于對國有企業經營者實施期股激勵試點指導意見（試行）》規定：經營者群體持股比例一般為公司總股本的5—20%，其中，董事長、經理的持股比例占經營者群體持股總額的10%以上；經營者持股的出資額一般不得少于10萬元，所持股份一般以其出資額的1—4倍確定。

2000年1月，濟南市政府有關部門聯合出臺了《關于企業經營者實行期股激勵與員工持股試點的指導意見》，規定經營者持股比例原則上一般為公司總股本的5—15%；其中，董事長、經理的持股比例應占經營者群體的10%以上。

2001年，深圳蘭邦市場調查有限公司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城市調查顯示：（國企）高級管理經理（包括集團副總、分公司和事業部總經理、副總）平均薪酬為14.1萬元。其中，北京人均薪酬為14.6萬元、廣州為13萬元、深圳為12.8萬元、上海為10.8萬元。根據上述四城市2001年的統計公報，當年在崗職工人均工資分別為：北京18640元、上海21781元、廣州22772元、深圳25941元。按此推算，四城市高級管理經理的職務收入分別為當地職工人均工資6.8倍、3.9倍、4.7倍和4.4倍。

2002年初，上海市統計局企業調查隊和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對滬市四十家市管企業集團及其所屬的342家子公司的主要經營管理者2000年的工資收入進行了調查。調查顯示：被調查企業主要經營管理者人均年工資性收入（包括基本薪金、獎金、津貼和補貼、年終一次性獎勵和其它收入）為9.5萬元；其中集團層主要經營管理者人均收入為13.5萬元（最高者年薪15萬元），子公司主要經營管理者人均收入9.1萬元。據統計，2001年滬市國有企事業單位人均工資增長13.2倍，據此推算該年企業主要經營管理者人均收入應為10.8萬元；其中，集團本部主要經營管理者人均收入15.3萬元左右，子公司主要經營管理者人均收入10.3萬元左右。據有關資料分析，目前一名國有企業經營者年收與一名個體戶基本相當，遠不及一名私營企業主。

2003年1月4日《文匯報》載文據亞洲證券副總裁的不完全調查，2001年上市公司老總年薪收入最高達750萬（科龍電器）。從上市公司高管年薪與業績聯度考核，似乎相當微弱，所有公開信息披露并不反映隱性收入。事實上，山東某家電上市公司董事長兌現在300萬元上下；西南某地國資委兌現該地著名彩電企業董事長年薪120萬元。這些數字大大超過這些國企所控股的上市公司所披露的高管年薪數字。調查顯示，2001年度全國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為12—13萬元，而2000年的年薪水平均值為8萬。有一點是肯定的，2001年上市公司高管的平均年薪是五年前的2.92倍。

2003年1月4日《文匯報》所載文披露道：據對1116家上市公司高管年薪調查，高管年薪最高的是建筑業和金融業，分別為27.37萬元和22.39萬元；信息技術業以18.09萬元緊隨其后。最低的是采掘業，為9.51萬元。高管平均年薪最高的是廣東省和北京市，分別為25.26萬元和5.75萬元。

據國家統計局企業調查隊對全國4371家重點企業進行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情況跟蹤統計調查，截至2001年底，所調查的4371家重點企業中已有1474家企業實行經營者年薪制度；689家企業開始嘗試實行經營者持有股權、股票期權分配制度；1745家企業實行科技人員收入分配激勵機制；747家企業實行職工持股分配制度。

2002年，“經營者持大股”的改制方式在全國許多中小企業推行，這在全國造就了大批名下擁有巨額股份的“新百萬富翁”，如秦皇島柳江煤礦的長城礦以1040萬元出售后，原礦長占股45%；浙江紹興咸亨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購買了企業240萬資產的53%的股份；杭州市輕工工藝紡織品進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經過企業兩次改制，個人擁有企業1200多萬元資產中的150萬元；湖北仙桃天輪機械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通過企業兩次改制，擁有企業380萬元股本金中的102萬元股份。

據《瞭望》2003年3月31日報道，湖州市喜盈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自述：湖州市20世紀90年代初進行了包括放權讓利、承包經營、股份合作制以及企業三項制度改革在內的系列措施，但由于產權改革不到平均持股現象普遍，成為新的股份“大鍋飯”。關鍵問題在于產權改革沒有到位。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就是形成產權多元化，找到一個出資人，這就像專家們講的那樣：“國企改革，改到深處是產權。”1998年起，湖州市大力鼓勵經營者持大股，并選擇湖州第二毛紡廠作為明晰產權的“試點”，1999年1月29日改制注冊為喜盈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提出三原則：一是主要經營者必須持有較大比例的股份；二是避免內部人單一持股，積極引入外來投資者；三是適當保留部分國有股權。具體確定為國家保留22.5%的國有股；董事長占22.5%的股份，即1125萬元；職工持股會占20%；外來法人股占35%。這樣，我就成為了名義上的“千萬富翁”。我的1125萬元股份，除自己積累50萬、向親朋好友借200萬以外，第一塊是經營者才能獎金100萬元，第二塊是技術獎勵150萬元，第三塊是職務配股250萬元，第四塊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讓375萬元，而這375萬元期股實際上是以現金分期付款的方式買斷國有資產存量，靠分紅的錢還。這幾年我經常受邀請到上海、山東、四川等地作報告，反復講經營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萬年才有一次機會。我經常比喻，自己59歲了。改革開放，我搭上了末班車，上車后補票才勉強找到一個硬座，不料自己卻坐了個頭等艙到了北京。

2000年5月25日，武漢市人民政府發出通知，決定實施《關于促進中小型國有企業改制的若干實施意見》，要求“中小型國有企業要全面放開搞活，用兩年左右時間，基本完成全市中小型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使國有資本全部退出或退出控投地位，企業轉變為民營企業或混合所有制企業，職工改變國有企業職工的身份。

據《粵港信息報》報道：珠海市政府宣布到2000年年底，除極個別外，市屬各國有企業要基本退出商業直營領域。珠海市政府認為，商業企業改革不僅要求企業在經營方式改變“零售“的做法，而且要讓國有經濟在改革產權制度的基礎上全面退出零售領域，實現企業產權、經營權和職工同時走向市場。

2000年7月5日，北京市政府有關領導在中小工業企業改革工作會上宣布，三年后本市國有或集體所有制中小工業企業將不復存在，中小工業企業要全部變成多元化投資企業。某副市長等官員指出，根據市委八屆三次會議關于“加大所有制結構調整力度、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精神，要使國有、集體這兩種資產組織形式逐步從一般競爭性行業退出，目前的改革重點是中小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把現有的單一國有、集體企業變成國有、社會法人、職工等多元投資的混合所有制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主要形式是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兼并、拍賣、出售等。同年8月8日的《報刊文摘》報道，中共海南省委書記率先提出：我們“不求所有，只求所得”、“不求屬性，只求作用”。同年，重慶宣布“從今年開始，在工業領域一般將不新辦國有獨資企業，轉而大力發展以私營企業為主要的非公有制企業”；北京市面上宣布“從今年起工業系統將不再批準建立國有獨資公司”；上海市宣布“今后不再興辦國有獨資小企業”；天津市宣布“在國有工業涉足的33個行業中，5個完全退出，4個大部分退出，17個部分退出。”長沙市政府規定出賣國有企業時，國家僅僅只保留20%股份，買者若一次性付款，則可獲40%的“優惠”。山東則于本年度出了個著名的“陳賣光”，即菏澤市市長陳光（當年曾作為諸城市委書記而肆意鼓吹私有化的“諸城模式”）力倡對國有企業要一賣、二送，全面實行私有化。

2000年9月7日，中石化通過了高級管理人員特別薪酬計劃，將股票增值期權首次授予包括董事、監事、核心骨干人心在內的480名員工，約為2.571億股，相當于首次全球售股后股份股數的0.3%，有效期為五年。被授予人自授予之日起二年內不得行權，第三、第四、第五年行權的比例累計分別不得超過被授予人的總股票增值期權的30%、70%、100%。同年10月，經上級政府批準，擁有60億元凈資產的春蘭（集團）公司決定拿出25%即15億元量化配股賣給員工，用現金1：1配股，每股1元，買1送1；配送比例則按職務高低來安排，高級經營人員、高級管理人員、高級科技人員、中高級營銷人員購買股權分別為160萬股、80萬股、50萬股（后兩類）。經營層與員工持股比例約為1：4。春蘭（集團）首席執行官所獲股權與其他高級經營與管理人員相等，按買一送一配股，總量為320萬。這在國內大型國有企業中，是數量級最高的“一次突破性變革”（參閱周永亮《中國企業前沿問題報告》第27—28頁）。

國企經營者的收入情況究竟如何？據2002年8月13日《文匯報》載文報道，上海市統計局企業調查隊和市委組織部2002年初對滬市40家市管企業集團及所屬的342家子公司的主要經營管理者2000年的工資性收入進行了調查，調查顯示：2000年，被調查的企業主要經營管理者人均年工資性收入（包括基本薪金、獎金、津貼和補貼，年終一次性獎勵和其它收入）為9.5萬元。其中，集團層主要經營管理者人均收入為13.5萬元，最高者年薪50萬元；子公司主要經營管理者人均收入為9.1萬元。據統計，2001年，滬市國有單位人均工資增長13.2%，據此推算，2001年企業主要經營管理者人均收入應為10.8萬元左右；其中，集團本部主要經營管理者人均收入為15.3萬元左右，子公司主要經營管理者人均收入10.3萬元左右。

“九五”期間，浙江以民間投資為主體的非國有投資達5900億元，占全社會比重達64%。到2000年底，全省個體工商戶總量為158.86萬戶，從業人員272.38萬人；私營企業17.88萬家，從業人員300.48萬人。2000年，該省個體私營經濟工業產值已達3994億元，約占全省工業總產值的46.6%。一些個體私營經濟發達的縣市，已超過“半壁江山”、甚至三分天下有其二。全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個體私營占了59.7%。非國有經濟提供的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73%。浙江省私營企業的戶數、從業人數和注冊資本額，分別占全國總數的10.2%、12.1%和9.2%。浙江形成了一個“市場化+非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發展模式。

……

類似上述所舉現象和事例，太過繁多，實在難以盡舉了。上述政策的演化及由之而出現的種種現象，至少造成一系列不容輕忽的嚴重后果：其一，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經營管理者本是工人階級隊伍中的一部分，但通過高額年薪制、高管持大股及期權激勵制等，將企業經營管理中的相當一部分從工人階級隊伍中分離了出來，使之驟然暴富，成為了擁有個人巨額資產、乃至將國有產權（資產）化為其個人所有制的特殊既得利益群體。像這樣一些暴富者，盡管還保留著中國共產黨員的身份，有的還獲得了“全國勞動模范”、“五·一勞動獎章”等榮譽稱號，被稱為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能人和精英，但實在說來，我們很難想象這些特殊利益的獲得者、占有者還能夠真心真意地為共產黨的最終與最高社會理想——共產主義而無私奮斗。像這樣一些人，實際上再也不會代表工人階級利益，而只能代表他們自己的利益以及中外資產階級的利益了。其二，既然經營管理者、尤其是高管成了持大股、拿高薪、享期權的“老板”，工人群眾則成了受其雇傭的“打工者”，這些新的新的資本主同已經被割斷了同公有生產資料的聯系而淪為無產階級的職工群眾之間的關系就只能成為代表著兩種根本不同利益和昭示著著兩種本質不同的社會發展方向的兩個階級。新興資本主為了他們的資本利潤最大化，就必然要千方百計地重對工人勞動群眾的剝削，雙方必然要進行剝削與反剝削的不可調和的階級斗爭。這樣，原本公有制企業內部經營管理者與工人群眾之間所存在的社會主義同志之間的關系就演變成了為了勞資關系。而一旦遇上勞資矛盾和斗爭，工會既無權、也無力真正站在勞方一邊，代表和維護工人利益。處于弱勢地位的工人求助無門、告狀無方，即使寫信、上訪，有關各方推三阻四，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地方黨、政組織及其執法機關偏袒資方。即使依法起訴，法律程序繁復，曠日持久，一件案子一拖幾年結不了案，且訴訟費用昂貴，工人承受不起，許多嚴重傷亡事故、侵犯工人權益的違法案件也就因之而不了了之了。被逼無奈的工人，如果為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乃至是為捍衛公有經濟資產而展開罷工、靜坐、游行等抗爭性行為，則立即會被定性為“突發性群體性事件”，然后以維護穩定和改革、開放大局的名義而予以嚴厲處置（甚至是鎮壓）。其三，這些原公有企業經營管理者經過化公為私的“改制”而成為私有企業主或股份制企業的持大股者，其中的絕大部分是中共黨員，并且是黨在社會經濟領域的基層干部、是工人階級隊伍中的骨干分子。但他們的階級本質變了，從工人階級蛻變為資產階級，成為共產黨內資產階級中的重要組成成份。這些有財有勢的資產階級分子存留在共產黨內，必然要影響到黨的現實路線、方針、政策及種種決策，乃至最終影響到黨的性質，從而對中國社會走向產生重大影響。

現在——當我們看到私有經濟已占領我國國民經濟半壁江山，新生資產階級不僅已經形成，而且具有了很高社會地位和很強大的經濟與政治勢力的時候；看到公有經濟衰退以至失去主體性地位，工人階級因之而由主人淪變為雇傭勞動者，以工農勞動者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看不起病、買不起房、無力承擔子女教育費用和贍養老人的時候；看到相當一些領導干部被中外資本家拉下水，不僅自覺充任其保護傘，而且還成為其在共產黨內的代言人的時候；看到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加緊對我實施“和平演變”戰略，而我國的思想文化界和意識形態領域又不時興起其勢不弱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時候；看到那將新生資本家推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建設者”而準允其加入共產黨的思想居然作為一種指導思想被寫進黨章、載入國憲的時候；看到那些身居要職的官員以權力作資本、以個人利益為導向，以各種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參與改革、引導改革而大搞其權貴資本主義，致使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數以千萬計的工人下崗失業的時候；…… 我們重溫毛澤東同志1962年1月30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所作的科學論斷：“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更使我們深切感受到今天紀念他老人家所譽稱的“鞍鋼憲法”誕生五十周年，實在是太有意義了。

2009年9月稿成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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