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佶：勞動價值和剩余價值

勞動價值和剩余價值　　

與以往所有哲學家將其社會觀展開于法律、倫理的一般性議論不同，馬克思的社會觀則是以對經濟的深入系統研究為依據，并主要展開于經濟理論之中，其在政治上的展開，是以批判資本主義制度，論證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為主線的。　　

如前所述，馬克思對勞動和異化勞動的規定，是他形成對社會基本矛盾和歷史階段性認識的前提，而在他形成這種認識之后，則改造并完善了勞動價值論，創立了剩余價值理論。　　

勞動價值論是在唯物主義導引下提出的，洛克、配第、斯密、李嘉圖等人都對之進行了探討，但唯物主義的勞動價值論與其所堅持的資本私有制是相沖突的，這在李嘉圖的體系中得到最突出的表現。也正因此，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再堅持勞動價值論，而是以“要素價值論”代替之。這與19世紀中期后資產階級思想家整體上不談唯物主義，而是把實證主義作為其主流是一致的。李嘉圖體系中勞動價值論所遭遇的困境，即勞動創造價值與資本占有利潤的矛盾，以及利潤平均化的矛盾，也暴露了唯物主義在基本觀念和社會觀上的缺陷。價值問題，表面上看似乎是給商品定價的問題，唯物主義者就是從這個層面規定價值的，其矛盾也由此而生。馬克思從他的哲學觀念和社會觀出發，明確提出價值問題是人的社會關系問題，并以此為基本點，改造和完善了勞動價值論。　　

唯物主義指導下的勞動價值論，其主體是尚處初級形態的資本家，他們除作為資本所有者外，還參加管理和技術性勞動，當他們還要反對封建和專制統治的時候，會提出不徹底的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則站在產業工人階級的立場，因此他明確將價值的創造歸結于勞動，由此克服以前勞動價值論的不徹底。　　

馬克思異化勞動學說的提出，是以勞動價值論作為邏輯前提的。馬克思對工資、資本、利潤、資本積累和競爭、地租等的分析，就是以勞動創造價值作為依據的，只有這樣，他才能抓住這些概念所反映的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的本質。比如，他對資本的認識，他說：“資本，即對他人勞動產品的私有權”。“資本是對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權。資本家擁有這種權力并不是由于他的個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資本的所有者。他的權力就是他的資本的那種不可抗拒的購買力。”“資本就是積累的勞動。”[1]這里，馬克思已經相當明確地認識到，資本與勞動的關系，實際上就是資本家以自己的所有權和支配權來統治勞動者，占有勞動的產品，而資本本身也是勞動的產物。　　

依據勞動價值論，馬克思發現了資本主義經濟學及其所論證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矛盾。　　

國民經濟學家對我們說，勞動的全部產品，本來屬于工人，并且按照理論也是如此。但是他同時又對我們說，實際上工人得到的是產品中最小的、沒有就不行的部分，也就是說，只得到他不是作為人而是作為工人生存的必要的那一部分以及不是為繁衍人類而是為繁衍工人這個奴隸階級所必要的那一部分。[2] 　　

按照國民經濟學家的意見，勞動是人用來增大自然產品的價值的唯一東西，勞動是人的能動的財產；而根據同一國民經濟學，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作為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不過是有特權的和閑散的神仙——處處對工人占上風，并對他發號施令。[3] 　　

正是從對這種矛盾的分析中，馬克思規定了異化勞動概念。異化勞動概念的前提，也是勞動價值論，異化勞動是勞動的一種特殊形式，是對勞動價值論的一種否定。而在接受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馬克思進一步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把人類的最大部分歸結為抽象勞動，這在人類發展中具有什么意義？”[4]這是與他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相統一的，他由此將勞動規定為人的本質性活動，進而形成了他的完成了的人道主義基本觀點。　　

馬克思在1846年寫的《哲學的貧困》中，又針對蒲魯東對勞動價值論的不成熟的、歪曲性改造，進一步比較系統地探討了勞動價值論。此時，他已注意到價值實體和價值量的規定及其意義，并在1847年寫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一文中，以對勞動價值論的新認識，具體說明了資本與雇傭勞動的關系，改造了工資和利潤這兩個相互對立的范疇，使資本主義的經濟和階級矛盾得以明確論證。　　

馬克思第二次比較系統地改造勞動價值論，是19世紀50年代。他更為系統、全面地研讀了已有的經濟學著作，到1857至1858年，寫了題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手稿，當為這部手稿聯系好出版社后，他為這部書的第一分冊所寫的內容主要就是對勞動價值論的批判和改造。在這里，馬克思首先對價值的承載者——商品進行了分析，承繼斯密將商品分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觀點，說明了其二者的對立統一，以及政治經濟學將研究的重點放在交換價值上的理由和必要性。由對交換價值的考察，馬克思轉向對決定交換價值的勞動的分析。在第一分冊中，他第一次提出勞動二重性的觀點，而這個觀點的主要內容在于對抽象一般勞動的規定。　　

假定1盎司金、1噸鐵、1夸特小麥、20碼綢緞是等量的交換價值。作為這樣的等價物，他們的使用價值的質的差別消失了，它們代表同一勞動的相等的分量。等量地物化在它們之中的勞動，本身應該是同樣的、無差別的、簡單的勞動，對這種勞動來說，不論它出現在金、鐵、小麥或綢緞中都是沒有差別的，正如對氧氣來說，不論它存在于鐵銹、大氣、葡萄汁或人血中都沒有差別一樣。但是，挖金、采鐵、種麥、織綢，是質上互不相同的勞動種類。事實上，那種在物體上表現為使用價值的差別的東西，在過程中就表現為創造這些使用價值的活動的差別。生產交換價值的勞動，同使用價值的特殊物質無關，因此也同勞動本身的特殊形式無關。其次，不同的使用價值是不同個人的活動的產物，也就是人性不同的勞動的結果。但是，作為交換價值，它們代表相同的、無差別的勞動，也就是沒有勞動者個性的勞動。因此，生產交換價值的勞動是抽象一般的勞動。[5] 　　

這里，馬克思已有了關于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二重性的基本認識，進而又明確了以社會平均勞動時間計量價值量，分析了勞動的社會性和個體性，對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價值形態、貨幣等做了簡要考察。　　

到《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進一步明確：“對資產階級社會來說，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價值形式，就是經濟的細胞形式。”[6]并對勞動二重性做了更為明確的分析：　　

一切勞動，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另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就具體的有用的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生產使用價值。[7]　　

在《資本論》中，勞動價值論已成為一個體系，包括商品、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價值、抽象勞動、具體勞動、價值量、社會勞動、私人勞動、簡單勞動、復雜勞動、價值形態、貨幣、商品拜物權、貨幣拜物權等一系列概念，其核心就是上述關于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的分析，由此分析了社會勞動和私人勞動、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將勞動的性質作了全面規定，進而綜合地論證了勞動創造價值，以及價值質與量的關系，說明了價值創造和實現等各環節的關系。　　

價值是由勞動創造的，價值就應歸勞動者所有。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然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個簡單不過的道理卻偏偏行不通，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不是歸勞動者所有，而是歸非勞動者的資本家所有。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曾以異化勞動來規定這個矛盾。隨著研究的深入，特別是對勞動價值論的改造，使他認識到不能直接從勞動來說明這個問題，必須引入價值概念，才能更為明確地規定矛盾的質，并進而說明各具體范疇及其量的變化。進而，他逐步形成了關于剩余價值的概念規定。馬克思寫道：　　

資本在生產過程結束時具有的剩余價值，——這種剩余價值作為產品的更高的價格，只有在流通中才得到實現，但是，它同一切價格一樣，這些價格在流通中得到實現，是由它們在進入流通以前，已經在觀念上先于流通而存在了，已經決定了，——按照交換價值的一般概念來說，表示物化在產品中的勞動時間（就靜止狀態來說，勞動量的大小只能用時間來計量）大于資本原有各組成部分所包含的勞動量。而這種情況只有當物化在勞動價格中的勞動小于用這種物化勞動所購買的活勞動時間時才是可能的。[8] 　　

這是他第一次對剩余價值的概念規定，比起異化勞動概念，不僅更為充實明確，而且將生產過程與流通過程統一，并能夠量化。在此基礎上，馬克思對各具體經濟概念進行了改造和規定，主要涉及絕對剩余價值、相對剩余價值、剩余價值率、資本循環、資本周轉、固定資本、流動資本、利潤、利息等。解決了李嘉圖體系的第一個矛盾，即從勞動價值論說明資本與勞動間的交換如何產生利潤，同時也發現了其第二個矛盾：不同構成的資本如何獲得平均的利潤。　　

到1861年馬克思寫作《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第二分冊時，他又依據對勞動價值論的進一步完善，對初次提出的剩余價值概念做了修正。　　

資本在生產過程結束時得到的剩余價值，用交換價值的一般概念表示就是：物化在產品中的勞動時間（或者說，包含在產品中的勞動量）多于在生產過程中預付的原有資本所包含的勞動時間。這之所以可能，只是由于（假定商品按照它的價值出售）物化在勞動價格（工資）上的勞動時間少于在生產過程中補償它的活勞動時間。在資本方面表現為剩余價值的東西，在工人方面就表現為剩余勞動。剩余價值無非是工人提供的勞動量超過他在自己工資中作為他的勞動能力的價值得到的物化勞動量而形成的余額。[9] 　　

這個表述較前一個表述有著實質性進步，明確地將新增殖的價值與可變資本相對比，排除了計算中量的差額，不再使用“勞動價值”這一不準確的概念，以剩余勞動來規定剩余價值，從而將異化勞動概念的基本思想貫徹于剩余價值概念之中，注重從價值量對剩余價值量的分析。　　

到《資本論》的寫作，馬克思有關剩余價值概念的規定已經成熟，他依照從抽象到具體的原則，從勞動價值論出發，首先分析了資本的形成和構成，他認為，資本是從貨幣轉化而來，是貨幣的一種特殊存在形式，而貨幣是價值形式的最高形態，價值形式是價值的表現，價值是勞動創造的。這樣的邏輯，是馬克思經過幾十年的研究才得出來的，而當他表述的時候，則把這順序再從抽象到具體展開，即從勞動這個人本質的核心，也是人存在的基本活動出發，逐步按商品、價值、抽象勞動、具體勞動、價值量、價值形式、貨幣的概念運動來說明資本的邏輯和歷史的前提，進而，又論證了從貨幣到資本的轉化，這實際上也就是勞動及其創造的價值的資本化。與此同時，勞動力商品化，勞動者擺脫了原來對封建領主的依附，有了人身自由和對勞動力這唯一可以由其自由支配的商品的自主權，而他們為了謀生，又必須出賣勞動力給資本家（他們可以像商品的賣者那樣，選擇買主，也相互競爭）。至此，資本化的生產資料和商品化的勞動力相結合，生產過程開始，勞動作為生產的主體開始制造產品，創造價值。當產品以商品的形式出賣以后，資本家成為實現了的價值的所有者，其總價值除去原來生產資料的價值（生產資料的價值轉化為產品中的一部分價值），以及付給工人一部分工資，所余下的就是剩余價值。這是資本家所無償占有的雇傭勞動者創造的價值，也是資本和勞動的矛盾的集中體現。勞動的異化主要表現于剩余價值，而剩余價值的資本化，又是資本主義再生產和積累的必要條件。正是在資本主義再生產和積累過程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社會矛盾又得以再生產，并和積累的規模相應地擴大和尖銳化。　　

資本家是資本人格化的存在，而工人則是勞動異化的表現，資本與勞動的矛盾也就是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矛盾。社會總資本構造了資產階級，而雇傭勞動者又成為與之相對的無產階級。社會總資本從經濟結構上分為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借貸資本三大部分，剩余價值也在競爭中平均化，分為相應的產業利潤、商業利潤、利息，而資本化的土地所有權也要相應地占有地租。雇傭勞動者也就分別受雇于總資本的各部分。分別看來，勞動者不過是一個個獨立的個體，就像資本家是一個個獨立的個體一樣，但由于資本和勞動的對立統一及其造成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雇傭勞動者和資本家也就形成兩個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是資本與勞動的矛盾的社會表現，這種矛盾不僅存在于經濟領域，而且存在于政治和文化領域，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都是這兩個階級的矛盾的具體形式，或是由其派生，或是受其制約。從資本和勞動的對立統一來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一個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也是從本質說明現象的過程。　　

馬克思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來研究資本和勞動的對立統一及其各種具體矛盾的，這與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立場正相反。這種情況說明了一個重要道理：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雖然對象是同一的，但由于研究者所代表的階級利益的差別和對立，所得出的結論也必然有差別和對立。研究的主體不可能超然于外進行“客觀”的研究，而是要從總體上概括、聚合其所代表的階級利益和意識，以階級的思想代表的身份，來認識對象，這個對象的矛盾就包含著本階級的利益和意識，或者說，研究主體所代表的階級本身就是對象矛盾的一個方面。社會科學的研究不可能擺脫階級利益和階級意識的制約。實際上，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所要做的，首先就是對本階級利益和意識的概括，進而由此來探討社會的矛盾。這兩個方面是內在統一的，也是互相制約的。只有明確階級利益和意識，才能規定社會矛盾；只有規定了社會矛盾，才能進一步明確階級利益和意識。那種以“超階級”身份出現的研究者，不是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深度不夠，就是有意地掩飾自己的階級性。而實際上他們的階級性是最強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基本上都是如此，尤其是在資產階級取得統治地位以后，這種傾向更為明顯。　　

馬克思對勞動價值和剩余價值的規定，充分展開了他的哲學觀念和社會觀，特別是他的辯證法得到了系統展示并更加成熟，而這又成為他論證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公有制的“自由人聯合體”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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