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扁平化管理（毛氏管理法）與毛氏三大定律

扁平化管理（毛氏管理法）與毛氏三大定律

作者：老田

毛氏管理法的三定律：

毛氏第一定律：只有政治反抗能量最小化之后，政權才有穩定的可能，行政管理和利益協調才有可靠的基礎。這個定律的內容直接涉及到民眾的生存權競爭，屬于赤裸裸的階級斗爭范疇，所以也可以稱之為“階級斗爭定律”。

毛氏第二定律：只有被管理者的離心力量，降低到一定程度之后，管理和規則才能夠找到落實機會，這個定律的內容與馬克思的異化勞動概念緊密相關，所以第二定律也稱為異化最小化定律。這一定律的實現機制通常要對精英階層進行相對剝奪為前提條件，所以又可以稱為“相對剝奪定律”，相對剝奪意味著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的權力和利益未能實現最大化，公有化社會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往往結成親密的“雙頭同盟”反對相對剝奪，要求建立一個兩級社會，從而表現出強烈的“貴族造反能量”，結果引發毛澤東所稱的路線斗爭問題，所以，毛氏第二定律又可以成為“路線斗爭定律”。

毛氏第三定律：在反抗能量和離心力量最小化之后，管理績效的最大化必須走出常規化管理的局限，群眾化的管理優于專業化的管理。黨的絕對領導是反科層化的，按照其起源可以稱為“三灣定律”，按照其所依靠的力量可以稱為“人民英雄定律”。

毛氏第一定律：階級斗爭定律

毛氏第一定律，實質是統治階級給不給被統治階級多少出路，從而迫使被統治階級冒著生命威脅起來反抗，這樣的對抗性矛盾邏輯——統治階級占據主導地位把被統治階級趕上鋌而走險的反抗道路，階級斗爭問題的關鍵是被統治階級的反抗意愿和反抗力量，取決于統治階級本身，所以這個定律也可以稱之為“階級斗爭定律”。

毛氏第一定律，實際上是對舊中國農村多數人口缺乏出路的體認，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間說：“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毛澤東業已觀察到幾萬萬農民中間所蘊含的政治反抗能量，這將抵消一切舊秩序的維持能量，能夠埋葬一切舊勢力。

此前，毛澤東通過典型調查，通過與一個佃農張連初的談話，提煉出一個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他為一個一家三口的雇農家庭算一筆生產和生活帳，最終結論是：在沒有水旱災害和人畜疾病的好年景里，仍然是“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1]在調查中間發現一個雇農在正常年景里，都無法維持起碼的生存條件，所以毛澤東認定革命是必然的。這次調查留給毛澤東的記憶非常深刻，在1964年的談話中間他仍然記得這次調查的細節。

換言之，一個政權不能維護多數人的生存條件，反而與那種反對多數人生存的制度捆綁在一起的時候，這個政權必然要被推翻，革命必然會勝利。對于被統治階級而言，投入革命而不是投入生產的意愿足夠高，這一點恰恰不是革命者能夠決定的，而是反革命和統治階級直接維護的那種政治經濟制度決定的。

列寧的觀察與此有所不同，他說：“要舉行革命，單是被剝削被壓迫群眾認識到不能照舊生活下去而要求變革，還是不夠的；要舉行革命，還必須要剝削者也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下去。只有‘下層’不愿照舊生活而‘上層’也不能照舊維持下去的時候，革命才能獲得勝利。”[2]在列寧的說法中間，把統治階級維護自身的力量和意愿也考慮進去了，這與俄國革命的經驗緊密相關，俄國的統治階級的支撐力量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線被打垮，革命的成功與統治階級的狀況有很大的關系，所以，列寧的思想中間很關心“統治階級”，按照列寧的理解，統治階級已經難于籌集足夠的人力物力資源去維護自己的統治，也是革命成功的一個關鍵。而統治階級自身往往并不認為維持政權是為了維護一個階級的利益和地位，自認為是出于公心而擔負起公共事務的管理職能，結合列寧和觀察角度和統治階級自身的看法，可以把革命形勢及其后的勝利定義為“管理破產定律”——對于統治階級而言革命意味著不再需要由他們來承擔“公共職能”。

毛澤東與列寧的區別，要從兩國革命成功的不同道路中間去尋找，中國革命不是“震撼世界的十天”，而是經過二十多年的長期斗爭，在農村根據地凝聚足夠的力量把一個受到列強扶持的政權（這意味著統治階級的維持力量大于國土范圍所能積聚的最大力量，還疊加了海外統治階級的輸血）徹底推翻了，所以，毛澤東重點關注人民群眾的力量凝聚方式和方法。與一般人把鄉村社會的上等人看作是秩序和生產力的代表不同，毛澤東始終把目光盯住那些連飯都吃不飽的大量窮苦人，把他們這些人人都瞧不起的人群看作是社會發展方向的代表，反過來把那些上等人看作是毫無積極意義的、對社會經濟發展起阻礙作用的力量。根本原因乃在于農村社會結構的緊張和排斥多數人：“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則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的結論，只有兩個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這個革命是能獲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擁護和贊助的。”[3]

在一定程度上，毛澤東接受的馬克思和列寧理論，不是理論和結論本身，而是追問理論所由產生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也就是說看馬列觀察和分析社會階層及其態度的內在邏輯：“我們許多同志從平面看農村，不是立體地看農村，就是說，不懂得用階級觀點看農村。后來掌握了馬克思主義，才用階級觀點看農村。原來農村不是平面的，而是有富的，有貧的，也有最貧的，有雇農、貧農、中農、富農、地主之分。”[4]毛澤東始終不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就成為指導思想，而是說“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在思想后面特地加上了“基礎”二字，意即要追溯馬列主義之所生發出來的社會背景和認識論，而不是直接因襲現成的理論結論。

從毛氏第一定律中間，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思想的一個核心線索：只有反抗能量最小的社會，才可能是一個穩定的社會，而精英階層任何激發反抗能量的政策和措施，都是不可持續的。他直到死都不相信那種讓少數人高高在上的制度能夠搞好建設，能夠維護穩定：“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5]“一百年后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6]

如果把毛澤東思想的核心邏輯概括為“反抗能量最小化定律”，顯然，不管是革命時代還是建設時代的思想，就有了內在一致性。而反抗能量的上升，在毛澤東看來主要是由于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造成的，有兩句著名的語錄很經典地傳遞了毛澤東這一思想：一句是“人愈窮，才愈要革命。”[7]第二句是“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對于革命為什么能夠勝利，毛澤東的判定依據是農民群眾的反抗能量很高，對于社會主義建設中間的政策、策略或者管理績效問題，毛澤東一樣執著地尋求一種反抗能量最小的模式。而如何才能做到反抗能量最小，就直接進入管理或者制度設計領域了，這是毛氏第二定律的內容。

毛氏第二定律：路線斗爭定律

毛氏第二定律，只有扁平化管理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被管理者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從而把管理績效提升到專業化管理遠遠不能達到的高水平上。扁平化是指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相對均衡地分配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根據毛澤東領導紅軍在根據地時代的實踐，經濟利益的均衡分配主要是采取供給制的方式，而政治利益的均衡要通過“三大民主”（政治、經濟和軍事民主）來實現。后來在大慶經驗中間，三大民主被重新定義為：“充分發揚政治、生產技術和經濟民主。政治民主，主要是保證每個職工有向一切違反黨的政策、法令的現象作斗爭的權力，保證每個職工在一定的會議上有批評干部的權力。生產技術民主，主要是廣泛地吸收工人參加生產技術管理，把群眾管理和專業管理結合起來，經常發動群眾討論生產上的作業計劃，討論規章制度，討論生產技術上的重大問題。經濟民主，主要是工人參加經濟核算活動，搞班組核算，管理食堂，討論生活規劃，討論農副業生產分配方案等。在實踐中，逐步形成了職工代表會議，五級三結合會議以及職工關于政治民主的“五項權利”，生產技術民主的‘五項職權’、‘五不施工’，生活管理上的‘四條權利’等制度和規定。”[8]

很顯然，在毛澤東設計的管理方案中間，管理者的權力和利益都最小化了，這明顯構成對管理精英的“相對剝奪”。所以，毛氏第二定律也可以稱為“相對剝奪定律”。這種管理模式與歷朝歷代的統治階級常規經驗，都截然有別，實質上是井岡山革命時代進行的一種“統治方式革命”的結果。后來的宣傳中間，按照馬克思的口徑改而強調要在社會主義社會堅持縮小“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則是尋求扁平化規則制度化的一般性要求。因為要與歷朝歷代的統治階級舊思想舊理念劃清界限，所以，就成為一個文化革命，周總理是這樣總結的：“文化革命的重要方面是知識分子隊伍的社會主義改造。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是我們文化革命的目標。”“我們今后要堅持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才能從根本上克服和防止做官當老爺的傾向，使我們的干部成為普通勞動者，與群眾同甘苦、共呼吸，真正同群眾打成一片。”[9]

馬克思在分析私有制條件下工人勞動時說：“勞動的異己性完全表現在：只要肉體的強制或其他強制一停止，人們會像逃避瘟疫那樣逃避勞動。外在的勞動，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勞動，是一種自我犧牲、自我折磨的勞動。最后，對工人來說，勞動的外在性表現在：這種勞動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別人的；勞動不屬于他；他在勞動中也不屬于他自己，而是屬于別人。”[10]這就構成一個惡性循環：勞動者由于缺乏積極性和主動性，資本家就從外部強加一種壓制性、侮辱性的強制手段來加以管理，結果更加強了工人的異化感受，導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對立。

而扁平化管理則最小化了勞動者的異化感受，從而有可能尋求一種在勞動者自覺紀律的基礎上實現管理績效的新路徑。鞍鋼憲法的推廣，大慶經驗中間勞動者自己創造的“三老四嚴”就是一種自覺的紀律，這樣，對群眾的動員而非監督控制就成為管理最主要的依托。以此而論，毛氏第二定律又可以按照馬克思的異化分析，可以稱之為“異化最小定律”。

那些執著于自身特權和利益不肯放棄的官員，就比較熱衷于在管理中間搞物質刺激，不僅忽視了貧窮的中國物質誘因的稀缺性，而且是以損害被管理者的積極性和主動精神為代價的，這些人往往刻意去引導一種雇傭思想：“1956年11月毛主席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說：……越是困難的地方，越是困難的時候，各級領導同志同群眾生活的距離越短越好。要勤儉建國，反對鋪張浪費，提倡艱苦樸素，提倡同人民同甘共苦。特別是新工業區的領導干部，必須有與群眾同甘共苦的作風。學生、工人住大樓，領導干部住草棚，這是對付學生、工人上大街鬧事的好辦法，同人民有福同享，有禍同當，這是我們過去干過的，為什么現在不能干呢?只要我們這樣干了，就不會脫離群眾。”“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艱苦奮斗是我們取得人心的政治資本。”“因為有官氣，就引導群眾為‘五大件’即為人民幣而奮斗，如同國民黨引導人們為法幣、金圓券而奮斗一樣。1956年所有制改造了，群眾并沒有感到徹底解放，情緒不滿，氣不順。他們感到一層層的官壓在他們頭上，而官不是他們自己的人，他們是為官而工作的，所以就‘計件打沖鋒，計時磨洋工’”。[11]

同時，這些人也往往偏愛強制性和鎮壓性的手段去對付老百姓，1957年毛澤東作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但是，講話出來之后黨外媒體很熱情，而與權力精英關系緊密的黨報則毫無反應，毛澤東在華東四省一市的高官會議上說很多高官“一聽到鬧事，就想到敵人，就實行專政。”完全不考慮群眾的情緒和需要，從不想到要傾聽群眾的意見和呼聲并為之服務，而是“將對付反革命的辦法用到鬧事的人民身上”。毛澤東還說陳其通寫那種簡單生硬的棍子文章“恐怕代表了黨內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所以，我這個報告毫無物質基礎，與大多數同志的想法相抵觸嘛。”[12]學霸口氣和棍子作風，本身是由于黨閥支持學閥的結果，是學閥主動代表黨閥利益的發言，今天產生“鐵三角”的利益同盟在1950年代就有明確的表現和公開的實踐活動。由于正面的說服和號召未能起到作用，1958年毛澤東正式提出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問題，從反面對于官僚壟斷權力和拒絕深入群眾的權力運用方式進行公開批判，《關于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一文的作者張春橋仍然受到當權派及其喉舌文人的群起圍攻。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精英們緊密結構的“鐵三角”（權力精英、資本精英和知識精英的三頭同盟）在1950年代就已經以“雙頭同盟”（權力精英和喉舌精英的緊密結合，《五一六通知》稱之為“黨閥”和“學閥”的結合）的形式嶄露頭角，為他們的權力和利益最大化而反對一切不同意見了。為了捍衛扁平化管理模式，必須組織起勞動者的力量對付這個權力與喉舌文人的勾結，文革早期《十六條》正式提出——“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合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這顯然是一份向“雙頭同盟”的宣戰書，鮮明地揭示了路線斗爭定律的各個對象和領域，有的時候毛澤東也把路線斗爭看做是新時期的階級斗爭的內涵。

有些人格外喜歡強調規章制度的作用，強調管理層的強大權力及其對被管理者的有效控制，毛澤東是反過來看問題的：“所有制的變革，在一定時期內總是有底的，總是不能沒有限度的。例如，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之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它的性質總還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可是在一定時期內，即所有制性質相對穩定的時期內，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卻不能不是不斷變革的。這方面很難說有什么底。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也是一種生產關系。在這里，例如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改進規章制度，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產關系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分配制度這三個方面。”“我們的經驗，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爺態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而且破壞勞動紀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爺們。不能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會出現勞動者和企業領導人員的創造性合作。”[13]

毛氏第三定律：人民英雄定律

毛氏第三定律，干部群眾化同時最大化群眾對管理的參與，是毛氏管理法的績效來源，僅僅依靠專業管理者的作用遠遠不能實現生產和力量動員的巨大潛力。以勞動者自覺的紀律代替自上而下的監督和控制，反對把上下級關系變成父子關系或者貓鼠關系，后兩者都是政治異化的表現。這些實踐體現在工業學大慶和農業學大寨的經驗里，體現在解放軍的“三八作風”中間。

作為一個一般性的特點，毛時代的管理中間，專業管理者的數量和質量（僅僅指技術培訓和文化教育水平而言）是相對低的，但是在專職管理人員之外，還有大量的積極分子群體起到各種管理作用。這樣，毛氏管理法中間，是專職管理者與積極分子團結聯合起作用的模式，既然有大量的非專職管理者起作用，那么，管理起作用的機制也發生了變化——不再依賴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強制和監督，而是依靠“模范帶頭作用”。這個機制是從“三灣改編”的連隊黨小組開始的，黨小組在基層管理中間起著“戰斗堡壘作用”。

在工廠里面，共產黨人的管理模式沒有沿襲資本家時代完全依賴管理層對工人的強制手段，而是把“三灣改編”的經驗，照搬了過來：“依靠工人階級，在企業中采說就是依靠全體人員，而要達到依靠全體人員，首先必須依靠工人階級中的覺悟分子、積極分子（這些人就是共產黨員，工會會員和青年團員中的積極分子），并經過這些覺悟分子和積極分子去團結企業中的全體人員，作為企業領導極關的可靠的支柱。就是說要依靠黨的組織、工會和青年團的組織。黨的群眾工作，基本上就是黨如何領導工會和青年團的工作。”[14]

在農村建立有效的政權，中國歷史上（實際上也是在一切農業社會里）是第一次，關鍵也在于以少數專職干部加上數量很大的“貧農團”積極分子群體的共同作用。到了1980年代之后，基層政權依靠積極分子的傳統才被取消，一個老勞模呂玉蘭長期在農村基層工作，她深刻地看到了為何農村政權變得毫無執行力：“農村基層干部不敢抓政治思想工作；在新形勢下不會做思想工作。因此，歪風邪氣就上升了，危害國家利益的事情就多起來了。……老黨員、老干部、老模范、老貧農、老積極分子受孤立。有人說他們：年紀老大、思想僵化、沒有文化、不懂四化。要改變農村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渙散軟弱的狀態，（老田按：實際上是胡耀邦控制的宣傳部老是這么說）……各級黨校要培農村政工干部，幫助他們在新形勢下學做政治思想工作。三、要充分發揮老黨員、老干部、老貧農、老積極分子的作用，依靠他們，信任他們，推動他們去做思想工作；四、推行生產責任制以后，要經常總結、交流、推廣新時期的政治思想工作經驗。”[15]

毛澤東強調黨領導、黨指揮槍，本身是與行政管理中間自上而下的科層化管理模式相區別的另外一種模式，黨的絕對領導并不是以書記代替行政首長那么簡單，而是意味著對科層化管理方式最大限度的揚棄。這在紅軍時期就受到許多軍官的反對，經過古田會議之后的整風運動，在紅軍中間實行的效果是：“團結、培養黨的積極分子，也成為每個支部和黨小組的一項經常工作。這一工作加強后，有時候任務緊急，來不及召開支部大會和軍人大會，只要召集黨的積極分子一布置，他們便能立刻傳達到每個戰士，并帶領大家迅速行動起來。批評與自我批評，被列為各級黨的會議的經常議事日程。小組給黨員分配工作，黨員向小組長匯報，也做為一項制度固定下來。這樣，每個大隊就象一部巨大的機器，黨的支部帶動著黨的小組，黨的小組帶幼著黨員，黨員帶動著群眾。拿握這部機器勝利運轉的是黨的支部。黨支部真正成了大隊的領導核心。”[16]

解放后，黨組織無可奈何地科層化了，省委書記市委書記再也不是黨小組長了，所以，黨的領導和群眾路線需要尋找另外的實現方式。鞍鋼憲法和大慶經驗就是這樣提出來的。但是積極分子團體承擔管理職能，有一個非常巨大的社會學后果——非正式權威積聚于正式權威周圍，共同在管理過程中間起作用，毛時代的公營企業中間不再存在非正式組織，這是與西方企業判然有別的現實。

專職管理人員只起引導作用，強制性管理手段最小化，積極分子作為專業管理人員的外圍意味著非正式權威和正式權威一起起作用，這是毛時代管理的三大特點。建國后工廠里是通過積極分子團結工人，農村基層政權外圍的積極分子群體始終要起很大的作用，黨的絕對領導意味著科層化管理受到反科層化方式的最大替代。只有在這個意義上，黨領導才是管理的新觀念和新方法，否則，對于勞動者而言，命令來自黨委書記和廠長并不構成任何差別。當然，毛氏管理法有些基礎性的制度條件，如果沒有公有制實際上就不可能實施干部群眾化和黨領導，很多私營企業實際上連名義上的黨組織都是不容許存在的，科層化管理的單一命令鏈就是唯一的指揮系統。

在公有制條件下，劉xx和鄧xx等人以為像蘇聯那樣完全依賴專職干部和技術人員，讓勞動者地位最低化，然后讓管理層對被管理者更有效地施加壓力，就能夠提高效率，這是其國企改革的內在邏輯，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就是貫徹這一邏輯的。在這個決定執行十三年之后，1997年國企出現全局性虧損，實踐檢驗的結果是這個正規化管理邏輯，徹底把國企搞垮了。然后就是朱镕基開始“低價甩賣”加上“減員增效、下崗分流”。在農村解散人民公社，進行基層政權正規化建設，把農業技術服務功能進行市場化（人民公社“八大員”轉化成“七糧八站”），結果導致“十幾頂大蓋帽吃一頂破草帽”，沉重的農民負擔問題已經成為國家政治穩定的最大隱患，2003年以后中央和省級財政不得不對縣以下政權進行轉移支付，同時嚴厲禁止向農民攤派和收費，結果是基層政權逐步瓦解，黑惡勢力和基督邪教大量在農村地區滋生，有學者開始驚呼“村將不村”了。

毛澤東的三大定律，在黨內遭遇到強大的反對派力量，而且在國際共運史中間也是一個長期爭論的問題，同時也是中蘇論戰中間的核心主題。由于毛氏管理法（扁平化管理）受到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雙頭同盟”的長期反對（著名的“三家村”就是代表權力精英多數派發言反對扁平化管理的），所以，毛澤東希望依靠群眾組織和力量去加以平衡，文革試驗了這一設想，但是沒有取得全部成功。根據毛澤東畢生的實踐，人民心態的向背是革命成敗的關鍵，而群眾參與管理則有著兩方面的價值：一是參與到具體的管理過程并改進管理本身的質量，二是以群眾的覺悟和組織力量為依托去平衡“雙頭同盟”的反對能量。路線斗爭定律和階級斗爭定律本身，就直接與人民英雄定律緊密相關。至于黨內高層扁平化管理的反對派——“雙頭同盟”——的具體情況，就需要另外一篇文章來展開分析了。

二〇〇九年十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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