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平頭百姓談民主制度，有人會一笑置之，有人會認為是天大的話題，有人會認為說者神經有問題……，這讓人哭笑不得。的確，在公眾的心目中，民主沒有位置。因為離生活太遠，民主制度好比空中樓閣，顯得有些虛幻。毫無疑問，自古以來，普通百姓更關心切身利益問題，在民主制度與切身利益不直接掛鉤的社會中，誰也沒有心思去考慮民主自由問題。如果成天勞作還食不裹腹、衣不蔽體，而利用民主方法來爭取利益又顯得沒有力度、非常遙遠和希望渺茫，公眾就只有在茶余飯后以只言片語發泄怨憤，民主制度就完全無從說起。在生活無憂的年代，如果民主制度僅僅是擺設，正式民主言論總成為空話，以公眾之務實態度，有誰愿意花費時間去空談呢，還不如在情緒高昂時來幾句經典點評，這樣，居安思危就不為公眾所慮，待到社會問題積重難返時，公眾考慮得更多的是利于切身利益的選擇。所以，就建立民主制度的基礎條件來講，應著重考慮在公眾近期切身利益與最基礎的近期公共事務之間建立一個暢通的、能切實左右公共事務決策的渠道，并逐漸形成一個適應中國社會特點的準民主制度。
公眾通過有效渠道參與和管理公共事務，達到保護切身利益的目的，就是民主。所以，可以這樣說，民主者，利益之爭也。領導人的選擇是民主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這是舉世公認的，毫無疑問，對決策者的選擇至關重要，尤其在中國社會，變更決策者通常會帶來一系列變化，但是，如果把民主制度局限于領導人的選舉上，在短時間內，卻不符合國人利益趨向的偏好，尤其是在現在這種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的情況下，這不得不考慮民主制度體系建設和其它基礎條件的創造。同樣，試圖依賴通過立法來解決各種復雜問題，其效果也不見得明顯，在中國社會，人治強于法治，領導人的意志比法律規定更容易實行，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問題比較突出，這也要求強調民主制度體系建設和為推進民主制度而不斷創造條件。如果不努力創造民主制度基礎條件，不全面建設民主制度配套體系，以國人目前的物質生活水平，民主制度的建立過程未免是又一次歷史反復。為了便于想象，讀者不妨做一次典型化思考。對一個腰無分文的人來講，當務之急是吃飽穿暖，在他們的心目中，通過參與和管理公共事務以求維護切身利益必然是一句空話，那太遙遠，不能解燃眉之急，況且，就算非常民主了，其結果未必就能夠在短期內能給他們帶來實際利益，更不要說他們的意愿未必在民主過程中得到體現。同樣，在收入水平不高的情況下，在一些人看來，花費時間去進行民主選舉和實施民主監督沒有眼前利益，還不如用這點時間工作，以換取勞動報酬。加上歷年集權制度下形成的社會心理狀態，公眾通常對所推行的民主持懷疑態度，要想推行西方民主制度，必然會出現兩頭“卡殼”，即：公眾不“來氣”，勢強者篡權。到最后，這個民主制度建設搞得主張民主的進步人士非常難過，一片好心加上諸多努力，卻換來“耍把戲”的結果，同時，當權者為了迎合國際國內環境和撫慰各方，自然會過渡到搞一個沒有實質內容的“民主制度”做擺設，成為皇帝身上的新裝，而且做得“非常認真”，想想，這個預言故事的應用范圍還真廣泛。作為一般分析，自然帶出人均收入水平和社會心理狀態這兩個條件，后者可以說成是在歷史文化傳統基礎上形成的本國社會文化現狀，可以肯定地講，包括很多偉人和強勢集團在內，要想在三五年之內撼動它，使它發生較大幅度的變化也是不切實際的，尤其是后者，它是一個系統工程，還需要在眾人的努力下，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才可能發生潛移默化的變化。作為個人觀點，除了前面提到的近期公共事務和公眾近期切身利益直接掛鉤以外，實行民主制度還有兩個基礎條件，即人們必須具備一定的物質生活條件和必須具備一種信任民主制度建設的社會心理，物質生活條件的內涵比純粹的收入水平要豐富得多，如果居無定所，就是收入水平上去了，仍然不具備條件，譬如，農民外出務工提高了收入水平。作為企業內部管理來講，為提高職工積極性，其內部管理有一些調動職工積極性的民主措施，但企業目標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追求效率，這里暫時把它納入人性化管理范疇。作為社會管理，就公平和效率兩個概念來講，應該理解為力求平衡，二者相輔相存，時常此消彼長的相互拉動，否則，社會就會出現劇烈振蕩。于民主和集中也一樣，民主不立，專權橫行，集中不顯，方圓全無。
民主制度是自下而上的一個體系，它和權力制約制度一起平衡著公平和效率的關系，防止并糾正錯誤，力圖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對社會發展起著促進作用，同時，它并不總是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強勢集團的力量不容小視，但是，政府肯定要盡量安撫好公眾，美麗的詞藻必然出現在公眾面前。當然，作為個人，通過個人努力求得地位升遷和財富積累應該占據主要地位，民主制度頂多能制造一個相對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不可能起到轉換階級地位的作用，但是，它可以促成政策傾斜，為普遍改善階級成員的生活質量逐漸奠定基礎。對個人來講，沒有財產作后盾的民主是虛假的民主，試想，對亟需靠當前勞動收入來維持其家庭目前最基本生活水平的人來講，最不公平的待遇也必須接受，頂多是背后發兩句牢騷。對這種情況，如果適用人群較大，通過民主渠道或許能夠表現他們的愿望，最好的結果就是促成政府對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的高度重視，否則，民主制度的曙光永遠不會照耀到這個角落，各種慈善機構的救濟行為也不可能光顧這個人群，這個人群中的個體在企業內部的民主，或者可以說是建議，并不能切實維護自身權益，其建議中，包含維護企業利益的成分肯定更重，在企業主看來，是旁人的勸解而已，在企業內部，能夠維護這個人群中的個體的自身利益的重要行為，應該體現在勞動力買賣之間的討價還價上。當然，相對于生產活動來講，民主活動不可能在社會生活中占據主要地盤，對大多數家庭和個人來講，其對生活的影響是有限的，對一個階層而言，選出一個自己相對稱心如意的最高領袖并不等于其成員就有很多實惠，更不等于這個階層就能上升，選出的領袖怎樣說怎樣做，可能由不得領袖，一個階級或者階層擁有財富的數量和實力早就決定了它擁有權力的大小，任何一個政權都必須考慮其力量支撐，否則，就會垮臺。窮光蛋沒有話語權，政權不是慈善機構，當然，還是那句話，裝點門面的動作可能還是不少?？梢?，對一個社會而言，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基礎是財產民有，對一個階級、階層而言，通過民主程序取得權力的大小是由其地位決定的。民主制度對社會而言，是力求兼顧各方利益，平衡公平和效率，對個人而言，民主則是一種信仰，即追求相對公平公正這個大環境的信仰，在這個基礎上，逐漸形成社會信仰，形成和各種層次的社會單位的私利相對立的一面，才符合辨正發展規律，也就是中國人說的陰陽平衡，當然，追求私利在一定范圍內是正當行為，各種社會單位也不可能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但是，公平公正是必須追求的、但又是永遠不可能真正實現的目標，這樣，力求相對公平公正成為民主制度的直接目標，多數人當然不會提出異議。
清末時，大多數人根本不知道民主為何物，在農民只知道種地交租、工人則只清楚受雇干活、官吏則只喜歡按上級指示辦事等生產活動之外，公眾的政治意愿往往通過非常被動的渠道得到傳輸和體現，根深蒂固的儒家理念，也并不主張公眾去積極主動的參與政治活動，儒教和集權相得益彰，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各種社會矛盾，民主思想沒有陣地。一百多年過去了，當人們回過頭來看時才發現，戊戌變法沒有為中國帶來民主，三民主義沒有把民主制度落到實處，共產黨建立的民主制度沒有得到公眾認同，這難免使部分后人發出感慨，未免怨嘆先人在創建民主制度這個問題上喪失了良機，這種矛頭的直接指向就是當朝政府及其領袖人物。不過，社會發展并不總是按照想象前進，當時的社會現狀和歷史特點應該是決定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作為政權、領袖以及社會精英們的推動力，不能認為它們強大到可以完全左右局勢，所以，應該考慮到國情制約因素和社會發展所需推動力的來源問題，民主制度沒有建立，主要的罪過還不是在哪一代老祖宗身上，社會傳承如果抱著這個錯誤認識不變，待到后人來評判我們這一代人，可能也會發出喪失良機的感慨，出現后人復哀后人的狀況，當然，對于反向驅動國家和社會的政權以及領袖，毫不含糊的應該受到歷代后人指責，即使這個反向驅動最終不可能成功，他們的反推力也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遲滯社會發展，必然會給公眾帶來一些不該出現的苦難。但是，對著眼于實際情況采取的強調集中和統一的各種措施，不能因為其沒有西方民主觀的認同而受到指責，既然能夠實現真正的集中，就有相對科學程度不一定很低的民主辦法作為支撐，否則，這個集中是得不到公眾支持的。眾所周知，在當時的情況下，生活困難，國家分裂，民族獨等問題顯得更為重要，這些問題沒有解決，何談西方民主，在當時那種歷史條件下談西方民主，可能是滿塘青蛙叫，也可能是烏煙瘴氣，搞得不好就要亡國，按照別人的辦法來嘗試接受這個新鮮事物，風險太大，民主的目的是為了更科學的集中，但是，在那種極其不成熟的條件下，要實現西方式的民主和西方式的集中，可能不好操作，如果那種民主不能形成集中，不能形成拳頭，對國家非常危險，對社會非常危險，對公眾的危害極其可怕。縱向比較之后，不難發現，共產黨建立的黨內民主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是中國歷史上迄今為止范圍最廣、體系最齊全、探索最深入的民主制度，但是，并不能說，共產黨已經改變了那種民意只能通過非常被動的渠道得到傳輸和體現的古老模式，相反，主動的、正常的民意傳輸渠道的建立還顯得任重道遠，任何一個組織和個人都不能盲目否認西方民主制度的先進性，人們必須看到世界發展大勢，不要認為中國就可以游離于世界風云變幻之外，要想有出頭之日，還必須向別人學習，還必須建立適合中國特點的、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民主制度，這還需要全社會堅持不懈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在社會心理對創建民主制度的信任問題上，要重點塑造。如果中國共產黨在民主制度建設這個問題上感到船到碼頭車到站、只需要小修小補就可以了的話，那么，它所創建的國家也不能跳出歷朝歷代的發展模式，若干個朝代之后，它的地位肯定不能彰顯，所以，在民主制度建設這個問題上，共產黨感到自豪還為時過早，但是，要想改變，還必須經過脫胎換骨的苦難，這個考驗顯得非常巨大，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還需要杰出領袖人物脫穎而出。作為國家級的領導人物，他們肯定知道現在的民主狀況何如，但是，要想對近代以來的民主建設有深入的認識，要想了解公眾對近代以來的民主制度的感受，最直接的辦法是走訪最普通的老人，將死之人，其言也善，他們的看法也許很淡然，但是，可能也比較客觀。如果有誰鉆入民主制度建設的歷史贅述中，那他得出的結論可能與公眾的認識大相徑庭，可以肯定地說，很多制度定得不錯，話也說得動聽，但是，因為各種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沒有落到實處，這幾乎是中國近代以來民主制度建設的積弊。對于民主制度最基本的評價，不管是老農還是老工人，都一句話，即走過場。共產黨執政以來，黨內選舉和人民選舉搞得氣勢宏大，建言獻策活動也感覺到象眉象眼。但是，對知情的政界人士來講，黨的選舉意圖一般能夠得到體現，這兒需要強調的是，說黨的選舉意圖而不是公眾的選舉意圖是不是搞錯了，可以肯定地說，這是事實，因為公眾的選舉意圖根本不可能形成，沒有條件，就連全體代表這個集體的主要選舉意圖也沒有辦法提到桌面上來講，在最高領導人這個位置上，主要還是講接班的概念。對于建言獻策，有采納的、有無法落實的、有推諉的、有交辦后仍舊不落實的……，等等，但是，代表在制度層面上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就算在最高層次的代表會議上，也根本沒有各部門起草的有關法律法規的征求意見稿重要，最好的情況就是做一定的參考，搞得不好，還會造成由利益關系引起的紛爭，到其它級別的代表會議上，就根本沒有辦法談這個問題了，畢竟，代表們對一些行業的各個層次的運行現狀不太熟悉，作為代表，其想法未必便于實際操作，這樣，即使有的代表有為公眾說話的心，但未必有為公眾說話的能力。還有一點是必須考慮到的，作為代表，由于多層代表制，很大一部分本身就是官員，其比例相當高，從普通公眾中選出的少數代表，由于對政界和各行業并不熟悉，其說話能力必然受到限制，必然只能獲得較少的話語權，受全體代表無形中構建的大環境影響，部分代表不敢說出自己非常想說的話，畢竟，如果顯得另類，肯定不合時宜，況且，作為正式建議，如果根本不可能被采納，那還白說干嗎，倒顯得自己不識時務，識時務者為俊杰嘛，由于多層代表制，黨內民主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最終仍然過渡到主要由官員代表公眾構建了目前的民主制度，這必然回復到歷朝歷代那種“父母官”的概念上去，素不知，這個“父母官”本身就是一個非常落后的觀念，官和民，本身就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對立統一體中的兩個對象，由于這種民主制度的作用，其結果必然傾向官方，而非民方，所以，權力在中國逐漸形成非常特殊的地位就順理成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