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東力：在父親缺席的時代

在父親缺席的時代

作者：祝東力

父親是一家之主。古文“父”字像“手拿棍棒”，《說文解字》對“父”字的解釋是：“矩也，家長率教者，從手舉杖。”父親在家庭中垂范訓導，且手持木杖，代表權威、力量、秩序和安全。社會文化意義上的“父親”角色同樣是這一系列價值的象征。這后一種意義上的“父親”角色，是一個正常、健康社會的柱石和保障，他們承載并傳遞國家、社會、民族等等的主流核心價值，是他們所屬共同體中的穩定力量，反過來講，也常常是保守的力量。

中國歷史上曾經存在過兩種類型的“父親”角色，即儒家父親和革命父親。

在儒家社會中，以漢儒董仲舒提出的“三綱”為根本大法，所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要求為臣、為子、為妻者，必須絕對服從于其君、父、夫，同時也要求君、父、夫，相應地為臣、子、妻做出表率。其中，父子關系承擔所屬族群的宗嗣延續，又具有特殊的意義。所以，《易·序卦傳》說：“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這說明家庭內部的父子關系，是人間社會一切統馭、治理關系的緣起和原型。

不僅如此，在中國傳統農耕社會，以一家一戶為農業生產和國民經濟的基本單位（李悝、晁錯的所謂“五口之家”或孟子所謂的“八口之家”），父親作為家庭生產和生活的組織者、領導者，一方面是主要勞力，另一方面也集中并傳遞著祖輩相延的生產-生活知識、經驗和智慧。因此，父親，可以說，在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經濟秩序中，居于核心地位。

以“父親”為中心構建的儒家學說，是一種廣義的中老年倫理。在這個倫理體系中，即使是年輕人，也被要求“少年老成”，因為這個體系缺少青年或少年文化的位置，年輕人在其中居于被壓抑、被規訓的處境，是必然的。

中國古代儒家塑造了“君父”制度和文化，標志著一種溫和保守型的社會政治形態。近代以來，傳統價值瓦解，社會急劇轉型。從晚清到五四，進化論流行于世，這是一種直線式的進步歷史觀，與之相對應的則是一個“無君無父”的子輩的時代。

五四末期，朱自清發表散文名篇《背影》（1925），以父子關系為主題，不經意地揭示了時代的轉折。《背影》主要內容是老父到火車站送年輕兒子赴京上學，幫他看行李、找座位、買橘子等一連串情節。在作者筆下，傳統儒家構造的“嚴父”形象，已動搖并瓦解。“我”當時在北大讀書，因此已經歷過五四啟蒙的新思想、新知識、新作風洗禮。“我”看父親，“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心里暗笑他的迂”，以憐憫的目光注視、打量、反省，看到的是一個特別疼愛兒子的，嘮叨、瑣碎、躊躇、笨拙、老態的——或者說，是一個母性化了的父親形象。《背影》展示的，與其說是一般意義上的所謂親情和人性，不如說是一個被五四啟蒙運動打垮之后的父親的處境，是傳統儒家父親的一個正在消逝的“背影”。

在五四時代，沿著進步主義路線，子輩狂飚突進，青春價值突顯，《新青年》雜志、“少年中國”學會成為新中國的原點。從中共建黨開始，子輩向新一代父輩成長。經過北伐、紅軍、抗戰、建國，從古典中國的逐級崩潰到現代中國的迅速重建，經歷了一個中國革命的“創世記”，開天辟地，經天緯地，從中國革命的硝煙和血海中，終于成就了一代空前絕后的“偉大父親”。

相反相成地，從194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這代“偉大父親”生育了一代同樣是空前絕后的“小字輩”：這就是我們熟悉的小凱（或曉，下同）、小軍、小兵、小剛、小強、小慶、小東、小波、小楓、小山們……，曉與小同音，彼此互用。“小”字最早出現在革干、軍干家庭，之后才影響波及全社會。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與其父輩的那個龐大群體遙相對應。總之，在抗戰勝利前，中國人名字中很少用“小”字，而改革開放后，“小”字又迅速減少。這個“小字輩”的現象，堪稱中國姓名史上的一個絕無僅有的奇觀。那么，為什么恰恰是在那30年，出現這種現象？

那一兩代革命者，經歷了從建黨到建國的史無前例的非凡挑戰、危機和考驗，而成長為文武兼備、軍政合一的一大批傳奇英雄。與其他時代、其他經歷的父親們相比較，當輪到他們也娶妻生子的時候，在這些革命父親眼中，他們的子女似乎顯得格外地幼稚、柔弱，顯得格外地“小”。因此，子女一代名字中的特別的“小”，恰恰源自父親一代的經歷、成就和人格中的非凡的“大”。

革命父親與儒家父親相比，不僅是一種穩定的力量，更是解放和變革的力量。但是，從1950年代末開始，隨著革命的體制化，革命父親逐步儒家化，轉型為一種類似于傳統的社會統馭治理的保守力量。而另一方面，承繼革命血統（尤其是精神上的“血統”）的子輩，日益長大成人，渴望新的解放和變革。在體制內，作為至高無上的革命之父，唯有毛澤東一人仍保持解放和變革的巨大沖動。為抑止革命的體制化、保守化，毛鼓動支持造反派（子輩），打碎國家機器，批判官僚階級和老干部（父輩）。最終，毛與眾多的革命父親兩敗俱傷。

“文革”結束，1979年，青年畫家羅中立完成了那紀念碑式的巨幅作品《父親》。這個悲苦、麻木、軟弱和馴順的“父親”，當然既不是傳統儒家父親，也不是現代革命父親。同朱自清的《背影》相比，這個作品也同樣意味著“父親”權威的徹底瓦解，預示著中國將再次面臨一個“無君無父”的子輩時代。改革開放，是在“上帝之死”的歷史條件下起步的，不破不立，破字當頭，黑貓白貓，摸著石頭過河。從此，社會進入轉型期。

30年來，當初參與創業的一代人已進入中老年，獲得了權力、財富和知識，包括政界、商界、學界。但是，他們中的很多人浮躁、焦慮、迷茫，在某種意義上仍表現出某種青春期癥候。社會文化意義上的“父親”角色仍有待于建構。

與中國經歷相近的俄羅斯比較，普京一方面通過面向美國和北約的強硬姿態，另一方面借助手中油氣資源的利潤，獲得民眾支持，強行整合國內分歧，重建中央政權對于資本寡頭和地方勢力的權威。在某種意義上，俄羅斯社會已經逐步確立起自身的“父親”角色。而相應地，民間青年學生組織“納什”等，則作為子輩，成為普京的積極擁戴者、支持者，初步形成新的父與子之間的良性互動。

反觀中國，我們的社會仍缺少權威、力量、秩序和安全感，也就是說，中華大家庭仍缺少社會文化意義上的“父親”。這要求掌握權力、財富和知識的階層承擔“父親”角色，即顯示力量（面對國際競爭），建立秩序（公正的制度環境），提供安全（社會保障和福利），以確立具有公信力的真正的權威。只有這樣，中國社會的改革、發展、穩定才能獲得一種動態的健康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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