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決不在同一塊石頭上絆兩次！——駁《瑞典式社會主義考察》
瑞典社會民主黨老牌修正主義頭子的自我吹噓，外加《瑞典式社會主義考察〈讀一篇遲到的考察紀要〉》作者居心叵測的吹捧，就想把資本主義的瑞典打扮成社會主義的“時髦模特”來欺騙中國人民，我看是徒勞的。
首先從理論層面來審視，馬克思一再強調無產階級不能現成地掌握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而必須把它砸碎并建立巴黎公社式的無產階級國家機器，試問瑞典社民黨這類臭名昭著的”第二國際”叛徒們，你們通過所謂“普選”，跟資產階級政黨“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地輪流使用的國家機器，到底是社會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或者是隨著每次不同競選結果，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砸來砸去不斷變換根本制度特征的國家機器？
非要把自己裝扮成馬克思主義之正統的西方社民黨修正主義叛徒和叛徒的中國吹鼓手們，可以先請回答這第一問題嗎？
第二個問題是，按照國際學術界的公認標準，有哪些具有社會公信力的政治刊物和嚴肅學者，曾經確認瑞典是社會主義制度國家而非資本主義制度國家？
第三，社會民主黨居然有那個能耐，通過引導本國勞動人民開展“議會斗爭”而非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式，把瑞典從一個落后國家建設成世界上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占第二位的“社會主義”經濟發達國家，世界上百個貧窮落后之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人民，為何至今不去仿效或沒能仿效成功這樣一個光輝的榜樣？
第四、瑞典社會民主黨的英國同行、美國新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忠實走狗布萊爾之輩，不是也多次獲得過大段大段的上臺執政當權時期，為何就既不敢公然自吹英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也不能阻止底子本來不薄的“大英帝國”每況愈下的政治經濟地位？更無法防止撒切爾極右勢力一朝上臺，就能把英國工人階級上百年艱苦斗爭之勝利成果幾乎一掃而光的悲慘結局？
中國精英主義人士最早誤導人們拋棄毛澤東平民主義路線的拿手好戲，就是離開地域戰略因素和國際資本勢力“大樹反革命樣板”的巨大干勁和雄厚實力基礎，專拿所謂的“四小龍”跟亞洲后起社會主義國家的狀況，搞不對等條件下的“對等比較”。如今這一套已經玩不轉了，認識到資本主義名聲越玩越臭的中國精英，又改頭換面地把資本主義瑞典化裝成社會主義的最新樣板，狂熱地向中國人民來推銷叫賣。
問題是，已經在一塊石頭上絆倒過一次的中國人民，怎么可能在同一塊石頭上絆上第二次呢？
如今連稍有政治分析頭腦的初中生都能明白：象臺灣那樣的彈丸之地，主人扔幾塊骨頭就可使小狗養得肥頭大耳；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為確保曾經被恩格斯列寧痛斥過的老牌修正主義伎倆，能在瑞典這樣的寸土之地大放光芒，實在是毫不費力的舉手之勞。但是，要把世界上最最窮困的前二十個資本主義國家，個個按照瑞典式的“社會主義光輝道路”，發展培育成世界前二十名的經濟發達國家，國際資本財團的主子們，卻毫無辦法。
既然如此，起勁兜售“瑞典模式”的中國精英主義人士，又怎么可能使十三億中國人民相信，在地域規模人口總數上抵不上中國一半的二十個世界最窮資本主義國家都無法奏效的假社會主義，怎么搬到中國來就能起功效？
附： 楊啟先：瑞典式社會主義考察
本文作者楊啟先同志曾于1985年和1988年兩次赴瑞典進行考察，由于種種原因，直到2002年3月才在一份發行量不大的刊物上以《一篇遲到的考察紀要》為名，將自己的見聞和感想整理發表出來。吳江先生在《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2年第三期以抄錄的方式向讀者比較詳細地介紹了這篇《考察紀要》。現在本刊根據吳先生的文章，整理摘載如下。
——編者
關于瑞典社會民主黨和瑞典社會的性質問題。我們一直認為，瑞典社會民主黨是一個修正主義的黨，瑞典社會是一個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的資本主義社會。因此，在考察中。我們曾經非常直率地提出：他們究竟是一個什么性質的黨和什么性質的社會？他們明確地回答：時至今日，他們自己仍然認為，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政黨和社會主義社會。其主要理由是：從瑞典社民黨的歷史看，在1889年成立時，他們就沒有自己的黨綱黨章，而完全是一字不變地采用了當時由恩格斯創立的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黨綱黨章。我們訪問時，他們雖然正在醞釀第七次修改黨綱，但在其散發的修改黨綱的宣傳資料中仍然載明：瑞典社民黨的理論基礎是多元的，但主要是馬克思恩格斯主義；階級基礎是廣泛的，但主要是工人階級。只不過是明確了工人階級不僅包括藍領工人，也包括白領工人。在我們同瑞典社民黨的一些理論研究工作者交談中，他們特別強調說：他們所講的社會主義社會是有條件的，即在前面必須加上“民主“兩個字；完整地說應該是“民主社會主義“社會。如果不加民主兩個字，他們寧肯你說他們是資本主義社會，也不愿你說他們是社會主義社會。因為那種社會主義社會，是代表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社會，對群眾沒有吸引力，就意味著不能獲得群眾的選票，就不可能上臺執政，并推行社會主義的政策。
關于瑞典的經濟性質。瑞典經濟的性質，用他們的話來說，既不是完全的資本主義經濟，也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經濟，而是一種混合經濟。所謂混合經濟，就是在所有制上，實行公有制與私有制混合：在分配制度上，實行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混合；在經濟運行方式上，實行國家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混合。其中，最核心的是所有制的混合，因為，只有做到了所有制混合，才有可能做到分配制度與經濟運行方式的混合。
經過全黨上下討論，他們得出了一條十分重要的結論。就是：瑞典社民黨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政黨，必須堅持搞社會主義，但搞社會主義，所有權的社會化，不是一個根本問題，根本的問題在于分配的社會化即對社會財富如何進行公平分配以保障工人階級和勞動者的利益。與其搞大量的公有制企業，國家投資很多，付出精力很大，但效率效益普遍不高，創造不出很多財富，要公平分配也沒有強大的經濟物質基礎，那還不如除必須由國家舉辦的以外，不搞那么多公有制企業，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讓私人企業去創造盡可能多的財富，由政府合理分配來滿足勞動者的需要更為有利。
關于瑞典實行的分配原則。瑞典的分配原則，據他們介紹說：是既要有利于充分調動和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與勞動效率的提高，又不能讓分配差距過于懸殊，有點類似我們近些年一再強調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意思。其主要的做法是：在初次分配中始終堅持效率優先原則，即對勞動多、貢獻大的人，必須做到多得；反之，只能少得。但在再分配中，要進行合理的調節，以做到最終分配的差距不致過大。
關于瑞典的福利制度。瑞典的社會福利，人所共知，在世界各國中是最多的。即除了同其他西北歐國家一樣都有法定的四大保險：退休養老、公費醫療、失業和工傷以外，還有這樣那樣名目繁多的各種社會福利項目，以致人們把他們形容為“從搖籃到墳墓“都有福利的國家。根據我們考察所了解的一些事例看，可以說確實是“名不虛傳“。正因為有這些社會福利，使全國每個公民和居民的基本生活，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得到必要的保障。因此，瑞典的社會風氣普遍良好，生活安定，秩序井然，真有點“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樣子、據我駐瑞使館同志介紹，我國在瑞建館幾十年來，在瑞的工作人員，還很少遇到過被偷竊的情況。
當然，仔何事物都有“兩面性“，瑞典的這種“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從我們接觸和聽到的一些情況看，至少也帶來了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與矛盾。一是，這種高福利制度，是靠高稅收來支撐的。即整個社會財富，差不多3/5都被國家集中去了，留給企業和居民支配的比例太小，這勢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二是，這種高福利制度，很容易被人鉆空子，利用它來獲取自己本不應得到的利益。如我們在訪問中曾造訪過一戶所謂最低收入的工人家庭，就發現了這方面的一個問題。即這家人已經有了三個女孩，但女主人又懷上了。我們感到很奇怪，就向男主人提問。他答復說，我早核計好了，我妻子在家生孩子最劃算。這不僅因為，生了孩子有一年半的帶薪假期，滿18個月時如果又懷上了孩子，還可以繼續在家帶薪休假，等于我妻子長期都可以休假在家，管理種種繁雜的家務：而且瑞典政府鼓勵生育，對多生孩子實行累進補貼制度，多一個孩子每月至少將多得1000多克朗的補貼，還免交所得稅，這樣可以明顯增加我家的收入。當我們又問他：那對你有沒有什么損失呢？他開始說：沒有！待想了一會兒才說，也有，那就是不能到比較遠的地方去旅游，因為帶上老婆孩子一大堆不方便……這些情況說明，瑞典這種太多太高的社會福利制度，也還有合理調整改進的必要。
關于瑞典的社會公正。瑞典的社會，從我們在考察中了解和接觸的種種事實來看，可以說是比較公正的。在許多國家中往往盛行的等級特權、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等，雖然不能說完全沒有，但所見所聞確實不多。為什么瑞典的社會能夠做到比較公正？主要是：
l．完善的法律制度，有效限制了種種社會不公正現象的發生。例如：法律曾經明確規定：除國王以外，任何人包括首相在內，外出時都不能配帶警衛。
法律還明文規定：全國只有議長、首相、外交部長、國防部長等少數幾位領導人，國家才配給公務專車，其他人一律只能乘公共交通工具或用自己的車代步。這不僅人人減少了政府部門的人員編制和經費開支，而且也杜絕了利用公車辦私事的種種不正之風。
法律還具體規定：什么級別的領導人，在對外公務交往中可以接受禮物的限額。
2.公開的輿論監督，有力地制約了種種社會不公正現象的滋長和蔓延。在這方面，我們1988年底考察瑞典和奧地利時在兩國分別都碰到過一件具體的事例。在瑞典時，正趕上瑞典社民黨一位中央執行委員（相當于我們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也是當時全國工會主席的女兒，在不應該分給住房的條件下分到了一套住房，被輿論曝光了，并公開批評這位工會主席是依靠社民黨執政的特權搞以權謀私。為此，社民黨中央專門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向輿論公開解釋和表態，并由工會主席在會上據實說明：這件事事先他并不知情，是他女兒自己搞的，當然，他也有教女不嚴之責，一定盡快督促女兒把這套房子退出來，其問題按法律該怎么辦就怎么處理。從而才把這一事件基本擺平。
關于政黨和領導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政黨之間的激烈競爭和黨的生存危機，迫使各級領導與公職人員必須以平等的態度對待群眾和以公正的原則處理社會事務。瑞典在政治上實行的是所謂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政黨之間競爭十分激烈，不僅能否上臺執政要取決于群眾的選票，黨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取決于選票。因為，他們國家財政對各個政黨都沒有無條件的撥款，政黨的經費來源，除黨員交納的黨費和其他自籌的經費以外，較大一部分要靠政府按照其進入議會的人數，定額撥給費用。一個政黨如果沒有得到群眾較多的選票，進入不了議會，沒有這筆資金，是很難長期存在的。因此，無論他們的主觀愿望如何，在各項活動中，都勢必要力求保持一種富而不奢、平等待人和社會公正的形象。
對于如何保持這種良好的社會公正形象，他們的領導人不僅在生時很重視，而且在逝世以后對后事的處理也很注意。如 1988年被刺殺逝世的帕爾梅，他生前不僅是瑞典的首相、社民黨主席，還是社會黨國際的主席，在歐洲和世界上都有比較大的影響，在國內也有頗高的威望，對社民黨和國家的貢獻都不小。但在遇刺逝世后，既沒有給他建立什么紀念堂、紀念館或紀念碑之類，也沒有給他修一座比較豪華的墳墓，而只是將他的骨灰埋在被刺街道附近教堂后面的一個公墓里，地上沒有任何建筑物，只有一塊約四平方米用黑色大理石鋪成的平面墓地，上面豎立著一塊約一米高有帕爾梅簽字的鵝卵石。據說這塊鵝卵石原在帕爾梅的家鄉，因為帕爾梅每次回家鄉黨選時，都要站在上面發表競選演說，故移此以作紀念。
通過這次訪問，對瑞典社民黨（和奧地利社會黨）的情況有了較多較深的了解，我們都感到收獲頗大。但是，對于瑞典式的社會主義與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究竟有什么導同？對于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修正主義與列寧主義、瑞典式社會黨與蘇聯式共產黨的關系，究竟應該如何分析與認識，也感到有些迷惑難解。為此，在當年訪問結束回國的途中，路經巴黎時，我們曾經進行過一次座談，并邀請了幾位我國駐法大使館的同志參加。在會上會下的交談發言中，對這個問題曾經有過兩種“不謀而合”的說法和感想，至今我還認為，很值得我們深思與參考。
一種感想認為，第二國際理論與第三國際理論、瑞典式社會黨與蘇聯式共產黨，其所遵循的革命路線、方針和方法，都是對的或者是有道理的，兩者的區別主要是所代表的國情不同。前者即第二國際和社會黨代表的，基本上是當時一些社會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這些國家已經建立起了一種民主選舉的制度，一個黨派有可能通過選舉，掌握議會多數，和平過渡上臺執政，從而推行自己的綱領和政策。后者即第三國際和共產黨所代表的，基本上是一些當時經濟社會比較落后的國家，不僅還沒有建立起民主選舉制度，而且掌握著政權的反動派武裝到牙齒，有權力肆無忌憚地鎮壓各種革命力量。不通過武裝斗爭，就不可能推翻反動派的統治，就不可能奪取政權、鞏固政權，并推行社會主義的綱領和政策。但是，對于后者來說，有一點在指導思想上必須十分明確，就是：用武裝斗爭的辦法取得政權，對社會主義只是起了一個“催生婆”的作用，按照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標準和要求來衡量，有兩個極為重要的方面實際上并不“夠格”，即：（1）社會主義需要生產力水平的高度發展不“夠格”；（2）社會主義要求有完善的民主法制不“夠格”。因此，在通過武裝斗爭把社會主義政權“催生”下來以后，必須下決心抓緊補上這“兩課”。
還有一種感想認為，第三國際與第二國際、蘇聯式共產黨與瑞典式社會黨之間的關系，有如天主教與基督教一樣，兩者的“老祖宗”都同出一家。只不過是；前者主張堅持按“老祖宗”的原話一字一句地照本本辦事，不得逾越，有點類似于一般講的原教旨主義；后者則主張與時俱進，根據時代發展和社會變化，不斷進行革新與創新，以更有利于擴大并推行“老祖宗”理論的影響與主張，從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和勝利。
（摘自《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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