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之：爬到偉人肩上朝偉人撒尿——李銳莊重現象

爬到偉人肩上朝偉人撒尿——李銳莊重現象　　

《炎黃春秋》在09.7期拋出《誰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作者》的文章以貶損毛澤東，出籠甫始就遭到眾多網友批駁，是非曲直一目了然。本來是十分小兒科的事，居然也勞諸公枉費一番心血，“時間就是金錢”，不覺白白耗費資源么？可見，袞袞諸公雖然高標“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在實踐上，還是堅持“政治第一”的。遺憾的是伎倆如此，未免使人感到有點氣急敗壞，太不擇手段。　　

牛頓有句名言：我之所以站得高些，是因為我站在巨人肩上。　　

如果套用這一句式來概括“炎黃”與李銳、莊重們的反毛策略，這句話就變成：我之所以出名，是因為我爬到了偉人肩上，居高臨下地往偉人頭上撒尿。　　

作為妖魔化毛澤東的伎倆之一，也是一種“現象”。　　

李銳反毛鼓噪的蠱惑力，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所謂“秘書”的身份。國家每部一個的“通訊員”，也就一年許，以“秘書手記”身份炮制跨度幾十年的回憶，以攻擊毛澤東，也夠政治騙子的。作為共產黨員，一看“社會主義歷史終結”，馬上改換門庭，以不擇手段反毛出賣自己，這本身就夠卑鄙的了。不過這里是政治因素壓倒一切，道德還在其次。其最為人所不齒處，是其人的經營策略：先傍毛，再罵毛。不炫耀假“秘書”身份，李某人則一文不值也。　　

上世紀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許多“誤入歧途”的曾經共產黨員也紛紛懺悔反水。文壇上曾出現過一個名不見經傳、卻因為魯迅先生的一篇文章而“不朽”的名人，此公就是“重寫文學史”時諱莫如深的楊邨人。　　

楊邨人曾“誤入中共”，大革命失敗后反水，公開發表《離開政黨生活的戰壕》，內稱： “回過頭來，看我自己，父老家貧弟幼，漂泊半生，一事無成，革命何時才成功。我的家人現在在作餓殍不能過日，將來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蘇區的情形來推測，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餓殍作叫化子的。還是：留得青山在，且顧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萬想，終于由理智來判定，我脫離中國共產黨了。”其后在文壇為左翼所不齒，楊氏曾發表“公開信”攻擊魯迅，先生也以“公開信”作答：　　

對于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見，寫起來恐怕也不會怎么壞。我以為先生雖是革命場中的一位小販，卻并不是奸商。我所謂奸商者，一種是國共合作時代的闊人，那時頌蘇聯，贊共產，無所不至，一到清黨時候，就用共產青年，共產嫌疑青年的血來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闊人，時勢變了，而不變其闊；一種是革命的驍將，殺土豪，倒劣紳，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稱為“棄邪歸正”，罵“土匪”，殺同人，也激烈得很，主義改了，而仍不失其驍。先生呢，據“自白”，革命與否以親之苦樂為轉移，有些投機氣味是無疑的，但并沒有反過來做大批的買賣，僅在竭力要化為“第三種人”，來過比革命黨較好的生活。既從革命陣線上退回來，為辯護自己，做穩“第三種人”起見，總得有一點零星的懺悔，對于統治者，其實是頗有些益處的，但竟還至于遇到“左右夾攻的當兒”者，恐怕那一方面，還嫌先生門面太小的緣故罷，這和銀行雇員的看不起小錢店伙計是一樣的。先生雖然覺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種人”的存在不獨是左翼，卻因先生的經驗而證明了，這也是一種很大的功德。　　

——魯迅：《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　　

楊邨人氏為“4·12”的血嚇破了膽，本意也不過洗手不干，老實做一介良民。因為魯迅一封信而出名，倒是他始料未及的。如果想“門面”做大，那他就得攀附陳獨秀或瞿秋白標榜自己做過秘書，或回憶與顧順章的過從經歷，那樣，楊氏自然也就身價百倍了。　　

是不能還是不愿為，不得而知。總之，與李銳先生是“不同重量級”的。　　

莊重先生與李銳先生也不在一個重量級上。不知是積怨太久未得抒發，還是受“炎黃”愚弄所致，他挺身而出與毛澤東爭著作權的動機，不敢臆斷。較之李氏，名不見經傳的莊先生，自然“門面太小”，出道不易，非得首先“傍毛澤東”不可。　　

即使《敦促杜聿明投降書》確實與莊氏多少有一點瓜葛，但據此而爭這篇歷史文獻的著作權，實在太缺乏小兒科常識了，不值一駁。　　

這里只強調兩點：　　

其一，毛澤東不光是罕見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理論家，還是很少匹敵的詩人、書家與文章大家。毛澤東非拙于為文者。如成吉思汗、朱元璋、如張獻忠的政治軍事家不在少數，倩秘書為文無可深責，“蔣公”的文章不也全仗布雷“文膽”嗎？而毛澤東則迥異于是，既雄才大略，又文采風流。他本人“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特別是繼續革命創立了不朽的理論，形諸文字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經典，郭沫若所謂“有雄文四卷，為民立極”是也。毛澤東的理論和文章屬于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毛澤東思想是誰也貶損泯滅不了的。而且，作為文章大家，毛澤東開一代文風，其對中國現代漢語的影響，除魯迅外，無人可及。徐遲的1980年代寫的《紅樓夢藝術論》中談到語言的貢獻，談到文章大家對民族語言的影響，將毛澤東魯迅，與英之莎士比亞、俄之普希金等相提并論，稱之為一代民族語言的奠基人。莊氏從毛澤東的巍巍經典傳世雄文挑出一個《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去爭個什么“著作權”，除了“桀犬吠堯堪笑止”，“叫我說你什么好”呢？　　

先生老悖矣，這個頭出的不值。　　

其二，《投降書》是歷史文獻，其文之身份、氣勢、文風非毛莫屬，俱為他人所難于模仿。毛澤東之文，即使片言只語，如人們耳熟能詳的“紙老虎”、“兩把刀子”、“就在黨內”、“靠不住啊”、“一生辦了兩件事”、等等，其慧眼卓識、超然不群，其大氣磅礴、舉重若輕，其機智幽默、大雅大俗，都體現出一種獨有的毛澤東風格。所以，許多電影中都有一個經典性的鏡頭：聽到新華社某篇評論，蔣介石故作高明地自我解嘲：“聽口氣，就是毛澤東的手筆！”——《炎黃春秋》選擇這個題目作為攻擊點，實在不算高明。　　

不信，請看下面一段話：　　

“今天，我親愛的祖國給予我新的力量，我又勇敢起來，敢于直言了。憲法和法律保障我享有言論出版自由的權利，我要出版一個文集，將我寫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一文收進去。我的自傳也要寫上這件事。這叫做順理成章，物歸其主。”　　

哪有一點靈氣。較之《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風格氣韻，能以道里計嗎？　　

（0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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