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政府必須捍衛老百姓的生存底線
時間：2006-9-27 22:01:48 來源：博客網
最近發生的兩件事情讓人不禁唏噓再三。而這兩件事情背后所暗含的問題更是值得人們不斷去追問和探討。
一件是湖南黃運財爆炸案的結局。去年2月25日，湖南永興縣法院院內發生了一宗爆炸案，造成一死兩傷。案犯是一個叫作黃運財的農民，而黃運財之所以要實施這起爆炸，原因是其兒子黃虎因為斷指被勞動仲裁獲賠30萬元，而法院一審僅判其獲賠1.6萬余元，他對這份判決極其不滿，并認為法官不公正。如果事情僅僅到此為止，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典型的暴力抗法案件。然而巧合的是，黃運財在刑事判決的同時，也接到郴州中院做出的民事判決書，判決書完全推翻了原審判決，黃虎所獲得的賠償數額與當初勞動仲裁的基本相同，這樣，經過4年曠日持久的訴訟，案件從終點又回到了起點。問題的關鍵是起點和終點之間拐了一個彎，而這個彎的代價是兩死(如果黃被判極刑)兩傷，是兩個家庭或四個家庭的悲劇。
問題是，為什么拐了這個彎？一個社會可不可以避免拐這個彎？避免拐這個彎的條件和機制又是什么？
另一件是北京城管副隊長李志強被刺案。李志強是一個恪盡職守的城管人員，在執行公務時被害；兇手崔英杰是一個退伍軍人，以經營烤香腸艱難為生，他的經營活動無疑是無照經營因而違法的，但他出攤的這一天，目標決不是要傷害城管而是要謀生。
問題是，這樣的幾個因素搭配在一起，實在太不合邏輯：一個是恪盡職守的城管，一個是艱難謀生的小販，一個要管理，一個要謀生，怎么就要付出兩條生命甚至兩個家庭悲劇的代價，而且由此引起一場轟轟烈烈的悼烈士學英雄活動，這是一場榮耀還是一個尷尬？而在這背后，值得我們反省和思考的又是什么？
其實，如果這僅僅是兩件孤立的事件，我們也許用不著深究，但問題是，類似的事情，甚至比這還荒唐的事情不時在我們的生活中發生，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似乎還有不斷增加的趨勢。正是這一點，使得我們無法漠視其背后的原因和邏輯。
如果說崔英杰暴躁的脾氣還多少可以對事件做出點解釋，那么，湖南永興縣法院爆炸案中的黃運財則是一個當地派出所民警都公認的老實人。正因為如此，在破案過程中，他雖進入過專案組的視野，但在專案組第一輪排查中順利過關，因為人們認定“不可能是他”。是什么使得一個這樣的老實人制造爆炸案？幾個重要的環節是顯而易見的：一審法院將勞動仲裁機構裁定的30多萬元減少到1.6萬元(而法院的上訴費就達1.3萬元)；黃以主審法官與其中一礦主是親戚且與其他礦主關系密切為由要求回避，但被拒絕；到有關機構鑒定傷殘級別時，法院扣留了關鍵性證據。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還有兩個重要情節。一是黃的辯護人告訴記者，黃雖是農民，家境貧困，但他堅持花錢請律師，近4年以來一直都是“依照法律途徑行事，竭盡所能地走完了所有的法律程序，但誰聽他的呢？”二是不公正判決做出后黃及家人受到礦主們的公開羞辱。
這個事件向社會提出的問題是：如何用法律來維護社會公正的底線？如何用這個底線來保障一般民眾的生活與生存？
在今年的有關文章中，我曾經提出守衛社會生活的底線。社會生活的底線是什么？不僅僅是道德，更重要的是社會公正，是通過法律來實現的社會公正。而在這當中，法律的底線是更基本的。誤判，在任何社會中都存在，甚至可以說不可避免。問題是此案以及媒體上揭露的一系列案件，已經表明事情遠不是這么簡單。底線的狀態直接影響到人們的預期以及隨后的行為選擇。在郴州中院民事判決書下達之后，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正義對于底層民眾來說來得如此遲緩？一件并不復雜的民事案件，用了長達4年的時間，時間當然是太長了。但反過來說，長，僅僅是“四年”所表明的物理時間嗎？從社會的意義上說，能夠給人以期望的就是短，不能給人以期望的就是長。
崔英杰刺殺城管案有所不同。與黃運財不同，崔也許算不上一個老實人，因為他脾氣暴躁，與周圍的小販也曾發生過爭執。但即便如此，脾氣暴躁與殺人畢竟有著遙遠的距離。有三個細節是不能忽視的：一是在城管查抄的過程中，崔“拿著刀比劃了10分鐘左右，后來城管隊員集體上前把他的東西都給查扣了，這個小販趁亂跑了”；二是當城管隊員將其遺棄的經營工具作為無主物品處理時，在胡同口觀望的小販舉刀向城管隊員沖去，于是發生了后來的悲劇。有人注意到，被抄走的是一輛新三輪車，甚至有人說崔不懂這一行的潛規則，即應當使用舊車，遇到查抄就丟棄；三是在看守所里，崔表示，他從事無照經營也是沒有辦法。當時一時沖動，只是想嚇唬執法人員，但沒想到李沒有躲避。如果這幾個細節是真實的，整個事件需要反思的問題就更多。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崔英杰事件是“城管與小販”之間暴力的一個縮影。近些年來，無論是城管傷及小販，還是小販傷及城管的消息不絕于耳。據北京電視臺8月13日報道，僅今年上半年，全市城管隊員就遭遇暴力抗法事件76起，89人受傷。另外的一些報道則告訴我們，城管的裝備配備在不斷升級和現代化。8月10日《北京晨報》報道：市城管部門開始按照剛剛出臺的《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裝備技術規范》對全市城管執法隊伍進行裝備，裝備包括中心指揮車、GPS全球定位、PDA終端、防刺背心、頭盔、防割手套等。
由此看來，城管與小販之間的沖突與暴力升級的前景幾乎是可以預期的。這樣的前景，是我國城市化過程中一個難解的題。構成這個難題的因素是，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大量農民蜂擁入城，大量進城農民與城市中既有的數量不菲的無業人員一起，需要在簡單服務業中尋找生存機會；大量尋找機會的人口，與城市中有限的機會結合在一起，使得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只能小本經營，所獲微薄，在有關部門稅費沉重的情況下，甚至只有“無照經營”、違反管理法規，才能獲得這種微薄的收入；進入這些行業的人，毋庸諱言是良莠不齊的，有的甚至由于長期生活在底層，生活條件惡劣，形成了某種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特征。于是，一種兩難的情形出現了：如果放任自流，城市的基本生活秩序將無法保障；如果按照現有法規徹底治理，將使相當一批人失去生存機會。
問題的出路在哪里？也許需要我們用另外一種思維來面對這個問題，即秩序的原則與生存的原則，哪個也不能被替代，哪個也不能被壓倒，而是只能妥協與均衡。也就是說，目前我國城市管理的原則，應當是在這兩個原則之間的一種兼顧。其實，這種兼顧的原則，在世界上許多城市的管理中是通行的。即使歐美的許多大城市，也都允許小商小販存在。紐約市議會曾提出“人行道攤位修正法案”，要對一直允許的占道經營加以“有條件”限制。結果被否決了，理由是取締“占道經營”，將使一部分“新移民”、“小生意從業者”的生存權利受到可想而知的損害。而經常被我們的城市管理者不屑的某些發展中國家城市的貧民窟和臟亂差，也是這種原則的產物。然而在我們的社會中，需要警惕的一個問題是權力的任性。在這種任性的權力看來，上述的現象都是不可思議的。這種任性權力的邏輯是，只要是權力想做的，就是可以做到的。于是有的城市提出無攤城市的目標，有的城市禁止瓜農進城擺賣西瓜，有的城市禁止果農擺賣桃子，更多的城市則是以建立美輪美奐的城市為目標，對有礙城市觀瞻的居住區一律掃蕩之。
一個是法院爆炸案，提出的是法律如何為底層維護最基本的公正問題；一個是小販與城管之間的暴力，提出的是如何平衡底層生存和城市秩序的問題。但這兩個問題有一個共同的含義，就是在社會日益分化的情況下，如何用公正的秩序為底層社會提供一個可以為人們容忍和信賴的基本生存空間，在這個空間里普通人可以通過合法而正當的方式解決所遭遇的困境。直白一點，就是要給弱者以出路。當然這個出路應當是一種制度安排。這里必須正視的一個問題是，上述兩個事件或所代表的兩種現象，都涉及基本的生存問題，而我們知道，問題一旦與生存相聯系，所引發的沖突就可能是相當劇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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