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產品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的言論又多了起來,有關政府部門也較多地讀論起結構調整。似乎我國現存經濟問題都是結構不合理造成,都能通過搞好結構調整加以解決。其實,我國經濟大范圍的私有制,以及私有制下資本對廣大民眾的剝削才是造我國現存經濟問題乃至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而要求減少國家干預,減少國家對民眾承擔責任的自由市場經濟作法,會加重現存經濟問題乃至社會問題。所以,在保留乃至擴大我國經濟私有制狀況、實行減少國家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情況下, 結構調整對我國經濟有點治標作用,但很有限。我在2001年寫的拙作《結構調整能否消除日本經濟低迷及對我國的啟示》,可表述我在這方面的觀點。
結構調整能否消除日本經濟低迷及對我國啟示
葉勁松
戰后日本經濟曾高速發展。當時日本高速發展的原因較多，其中包括美國出于促使日本經濟快速增長，以穩定日本等包圍社會主義的“前沿國家”，并抵消迅速發展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影響的考慮，在資金、市場、科學技術出口等方面給日本以扶持。不過，日本加大國家干預經濟的力度，實行的“國家引導”的資本主義經濟，對當時日本的經濟增長，也起了重要作用。例如，政府除“引導”經濟發展外，為了保持日本社會穩定，日本建立了一定的社會福利，并以較可靠的就業（即所謂終身雇傭制）來安撫群眾,對抗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無失業的吸引力。
而80年代開始，尤其是90年代，日本進行了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日本進行這種“改革”的外部原因是,隨著英國撒切爾和美國里根上臺，推崇自由市場經濟，主張對工人階級持強硬態度的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占居主導地位。日本新生代的“精英”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篤信自由市場神話。另外，日本資產階級認為，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也在學習資本主義，搞“市場社會主義”，產生貧富懸殊，并使工人處于相對貧苦地位。而蘇聯東歐則完全變為資本主義。日本再也用不著擔心社會主義吸引力引起革命，因此用不著在就業、工資、工作條件等方面對勞方作出讓步。日本資產階級開始加緊向工人階級進攻，包括拋棄終身雇傭制等一些穩定社會的措施，而實行“靈活的勞動力市場”。由于以前終身雇傭制主要是在日本大中企業中實行，因此，出口產值在企業產值中占了較大比例的壟斷企業，希望通過拋棄終身雇傭制，實行不必保障工人利益的“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來降低成本，增大其自身在國際和國內的競爭能力；另外，由于冷戰后，美國等對日本等國的“開放市場”的優惠不再存在，日本壟斷企業又希望通過減少國家干預來廢除國家對主要面向國內市場的地方企業的保護，以作為自己向國外市場滲透而向外國的回報。所以他們特別起勁地宣揚以前曾使日本高速增長的國家調控是“沒有效率的”、是“保護落后”、使“經濟沒有競爭力”。他們從自身利益出發，大肆鼓吹“全球化”下，要保證發展，關鍵是“結構調整”、“產品升級”。他們企圖通過結構調整、產品升級，來使自己占領國際、國內市場的更大份額，并解決日本經濟速度下降的問題。
但是，90年代以來，尤其是近幾年，日本經濟越見低迷。對于造成這一狀況的主要原因，我國也有很多文章對此進行探討。較多的認為是日本經濟“改革”力度不夠。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從自由市場經濟觀點出發，空前猛烈地批判東亞經濟模式（本質上是加大國家干預力度，增強國家引導作用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文章和言論中就體現了這種觀點。這種觀點實質是把資本主義危機說成是東亞經濟模式的危機，即把由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造成的危機說成是因為國家干預造成的危機。以此來說明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必要性并掩蓋（雖然有的人是不自覺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是造成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但隨后不久，在拉美、在俄羅斯也發生了經濟危機。危機超出了東亞地域，這使東亞經濟模式造成危機的說法不攻自破（雖然這些文章并沒有由此糾正自己的說法）。而且，俄羅斯、拉美正是90年代西方一手操辦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樣板。實際上，正是新自由主義“改革”加速俄羅斯、拉美經濟危機的形成（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阿根廷現在也還處于經濟危機中。抗議“改革”的游行和罷工至今不斷），只不過新自由主義對這兩地危機不怎么渲染而已。而在日本，正是有海外利益的日本壟斷資本，通過推動日本實行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改革”，把失業、貧困、不安全等“改革成本”轉移給工人階級，最終加劇日本經濟低迷。
另外還有較多文章認為，是日本產業結構相對落后造成經濟的低迷。其主要證據是：90年代，日本經濟在高科技產品的研究、開發和生產中已全面落后于美國。這種觀點解釋說，美國因為在高科技領域全面領先，保證了美國經濟高速增長。而日本在技術競爭中落后于美國，使日本經濟缺乏技術驅動力。持這一觀點的人同時也多持上一種觀點。因為他們認為，正是“落后”的東亞經濟模式使日本科技水平落后。如僅限于美日比較，這種觀點，似乎有其道理。但如果將日本與世界其它國家比較，如果分析一下近幾年日本經濟發展過程，如果觀察一下國際經濟發展狀況，就可以認為，這種觀點是片面的。這種觀點是無限拔高科技革命和新產品對經濟的發展作用，無視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對經濟的作用。
如果將日本放在世界比較，日本在世界技術競爭中，無疑名列前茅。首先看形成一個國家科研開發潛力的最重要因素----科研開發經費。日本用在科研開發的經費僅次于美國，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居世界第二。法新社1998年12月24日報道，1996年平均每人用在科研上的支出，法國是486.3美圓，日本為649.2美圓。即日本人均科研支出為法國的1.33倍。由于日本人口是法國的近2.2倍，日本科研投資約為法國的2.8倍。1997、1998年，日本科研經費連續再創歷史新記錄。
從科研人員數量、技術能力、技術開發投入、技術開發成果等方面看，日本雖落后于美國，但都遠強于德、法、英等幾國。美國《幸福》雜志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曾公布美、日、西歐在四大關鍵技術領域的科技與開發水平的評分（滿分為10分）如下：
領域
美國
日本
西歐
計算機
9．9
7．3
4．4
生命科學
8．9
5．7
4．9
新材料
7．7
6．3
6．0
光電子技術
7．8
9．5
5．7
（資料轉摘自郜振庭等著《美國反攻日本》第244頁中國物資出版社）
從評分可看出，日本雖在計算機、生命科學、新材料等三大關鍵技術領域落后于美國，但在光電子技術領域超過了美國。而在四大關鍵技術領域中，日本全部領先于西歐。
外交學院前院長劉山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寫道，20世紀90年代末，“德國《商報》的一篇文章認為，日本在知識經濟的三大支柱方面，即新的通信網絡、新的融資手段和新的服務方面已領先于歐洲。在移動通信與英特網的聯絡上，甚至比美國先進。”（劉山《經濟全球化挑戰與推動建立國際新秩序》《國際問題研究》2000年第4期）從各種資料來看，日本在產品升級、產品結構優化上是下了功夫的，而且取得不錯的成就。從匯率看日本是高工資國家（當然，從購買力來看，日本的工資要打些折扣）,產品工資成本較高，又不是世界兩大區域集團（歐洲統一大市場和北美自由貿易區）成員，這兩點對日本商品出口不利，其出口產品競爭能力應該較差（例如德國，他的出口值也很大，但他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歐洲統一大市場，德國產品進入其他歐洲國家的門檻，就比日本產品進入這些國家的門檻低得多）。但日本卻有世界最大貿易順差。這說明，從總體上講，日本產品技術在世界上是有競爭力的，產品結構優化不錯。其實，在1998年，西方不少文章（包括美國微軟公司總裁比爾.蓋茨的文章）也認為，日本現在的產品技術總的不如美國，但遠強于德、法、英等西歐國家。
但1997、1998兩年，德國、法國經濟均正增長，日本經濟卻負增長。影響日本經濟的關鍵因素是個人消費下降。日本人近些年工資獎金收入減少或者幾乎沒有增加；日本全國個人存款在1995年即達1100萬億日元，約為國民生產總值的兩倍（我們常說我國人民不愿消費，把錢存在銀行里。但是我國現在個人存款總額約為國內生產總值的70%），利息收入為個人收入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但日本政府為了使資本家獲得便宜資金，降低資本家的“成本”，增加資本家利潤，將利率從1991年的6%降到近幾年的世界最低利率----0.5%，1998年又下降到0.25%，使利息收入大減（僅此一項，到1997年的6年間 ，日本國民利息收入損失了29萬億日元，約合2千多億美圓）；失業率上升到戰后最高水平，雇傭形勢惡化。日本為增加財政收入，宣布1997年4月1日后消費稅從3%提高到5%，7月又提高醫療保險費和醫療費本人負擔比例，再加上取消特別減稅，日本政府增加了9萬億日元財政收入，但卻使日本國民增加了9萬億日元開支。日本國民能享受的社會福利本來就比歐美差，在日本國民個人收入停滯乃至下降，越來越多的日本人對今后的雇傭狀況和收入不安時，日本政府卻采取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削減社會福利、增加國民負擔的“財政增收改革”措施，日本人更加抑制消費，使個人消費在1997、1998年均為負增長。
使日本經濟下跌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日本政府減少政府開支。日本90年代雖然在搞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但形勢比人強。80年代末日本經濟泡沫破裂，日本經濟低迷，日本政府不得不以增放國債，增加公共投資等形式來應付。國家干預使日本經濟在1995、1996年分別達到3%、4.4%的“驕人”的增長率。但為此日本政府背上較大的債務負擔。橋本龍太郎政府認為，1995、1996年的經濟增長表明日本經濟已經較為健康，日本應回復到自由市場經濟狀況，減少國家干預。1997年起應該把減少財政赤字作為主要任務。為此，除增加消費稅等增收措施外，日本還采取了停發國債、減少公共投資的減少財政支出措施。個人消費下降和政府公共投資下降，帶動企業投資也負增長。雖然新自由主義供給學派鼓吹“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生產自動創造銷路”，鼓勵資本家放心生產。但資本家面對這種局面，不敢相信供給學派的濫調，而是壓縮生產，最終使日本經濟也負增長。而1997、1998年德國和法國的個人消費和企業投資正增長，保證兩國經濟也為正增長。
1997年日本經濟的下降，迫使日本政府1997年底將才實行一年的財政緊縮政策放棄，重新實行加大國家干預的財政擴張政策。在日本政府投入幾千億美圓對經濟進行干預，以刺激需求之后，日本國內需求有所增加。1999年、2000年日本經濟恢復正增長。但從2000年夏季起，日本工礦業增長速度放緩。2001年2月，日本工業生產與頭年同期相比更是下降了2.1%。人們普遍預計，2001年一季度日本經濟將出現負增長。經濟形勢變壞，并因為伴隨庫存增加，物價下降的影響，日本企業開始減少投資。2000年日本制造業投資增幅為9.6%，而今年以來卻為負增長。
造成日本經濟增速下降的直接原因，是需求增長的不穩定。首先，日本1999年經濟增長，很大程度是98年以來日本采取積極財政政策，增大財政支出來擴大社會需求的結果。當2000年日本政府財政支出比1999年有較大下降時，2000年日本經濟增速較1999年也就有較大下降。
其次，日本國民消費狀況繼續低迷。日本高速發展時期，日本企業利潤增加時，企業會以多少增加點工資的做法來回報員工。1999年后半期開始，日本企業經常收益以兩位數高速增長，但企業通過壓低工資增長來降低成本，提高競爭能力，使工人工資幾乎無增長。即資本家加大了對工人的剝削。而政府公務員連續兩年未漲工資，獎金收入甚至還有所下降。也就是說，一般日本國民并沒有從1999年、2000年的經濟增長中獲得好處，收入狀況沒有什么改善。經濟增長好處全被資產階級攫取。
另外，90年代以來，戰后大中企業長期實行的終身雇傭制被加速拋棄，日本企業常用裁減員工來降低成本。因此，即使經濟增長的1999、2000年，日本失業率也一直居高不下。并且，企業裁人通常先對正式工“開刀”，而不像以前那樣先對容易下手的、低工資的臨時工“開刀”。人們就業的安全感已徹底動搖。《參考消息》2000年2月16日刊登了德國《商報》一篇題為《日本人告別終身就業制》的文章。文章寫道：“日本經濟企劃廳長官屋太一說：‘員工終身就業并有養老保險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只有1/10的日本企業打算堅持實行終身就業的原則。在1990年時還有1/3的企業堅持這種做法。現在，一半的就業者擔心失去工作崗位。”企業如效益好轉，員工不能得到好處，而員工的風險卻不斷加大，因此增加了人們的不安全感。日本物價從1999年開始不斷下降，按道理應提高日本國民消費購買力，但由于經濟不穩定、失業增加，收入長期停滯，使日本國民不敢消費。節簡過日子，趁現在還有工作時存點錢，成為大多數日本人應對風險的重要方法。結果，價廉物美商品頗為搶手，昂貴的名牌商品因為乏人問津而被迫在換季時降價處理。據報道，近來不少日本電視臺進行民意調查，詢問上班族在什么地方最能感覺到通縮時代的來臨？大部分上班族表示，為了省錢，減少午餐支出已成普遍趨勢。商家為此紛紛降價來爭取消費者。先是日本麥當勞把小漢堡包和芝士漢堡包分別由130、160日元降至60、80日元，使麥當勞營業額增長3倍。其他餐飲連鎖店也降價回應。“一百元商店”、“隨你吃到飽”等廉價餐廳在日本街頭到處涌現。據日本總務廳統計，日本家庭消費支出已連續5個季度下降，而日本商業零售業更是連續幾年出現銷售下降。
當然，日本經濟低迷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間的尖銳矛盾。不過，日本在最近十余年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中，資產階級對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加緊進攻，企圖通過高剝削率使自己有大量資金進行新產品的研究開發和生產，以提高國際競爭能力，這加重了國內需求的不足，造成日本經濟異常低迷。一般國民的收入長期停滯甚至下降和對未來收入、支出狀況的擔心，抑制了日本國內消費增長。這種局面使大多數公司投資信心低迷，抑制了投資增長。日本有世界最大的貿易順差，一方面說明產品技術水平較高，國際競爭力較強；另一方面說明國內需求不足，造成進口量相對較少。所以日本雖有比西歐國家總體技術水平更高的產品結構，但國內需求不足，經濟還是要下滑。對日本經濟狀況的觀察分析得出的啟示是：擴大內需是一個大國經濟穩定增長的基本前提。
我們再看看最近時期的美國。據說美國是全世界產品結構調整搞得最好的國家，現在也沒有陷入經濟危機。但美聯儲如履薄冰：格林斯潘多次對美國經濟狀況提出警告；美聯儲在1998年和2001年多次下降利率以刺激投資和消費。如產品結構好，就可避免危機，美聯儲大可不必這樣。
而且，美國從2000年底到現在，經濟發展速度也在急劇下降。2000年一季度到四季度，美國居民消費支出的增速從7.4%下降到1.3%，企業投資增速相應從21%降到負1.4%。對于美國經濟增速急劇下降的原因，經濟學家們都認為是美國需求萎縮，尤其是個人消費萎縮（2001年3月美國個人消費已成負增長）。2000年以來，全世界（包括美國）的高科技行業企業盈利狀況普遍低于預期值。包括美國朗訊、思科、摩托羅拉、康柏、英特爾等高科技公司都掀起裁員風潮，這說明這些公司的產品銷售遇到很大困難。是這些公司的產品的科技水平下降了嗎？是這些公司產品在世界領先地位受到嚴重動搖了嗎？都不是，是需求低迷造成了高科技產品銷售困難。2001年4月26日《經濟參考報》刊登的聯合國貿發會議發表的《2001年貿易和發展報告》說，“美國高新技術產業繁榮暫時到頭了，‘如果個人和企業同時因收入減少而限制支出，將導致今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大幅度下降。’”這個報告和美國的情況都說明，高新技術產業不能脫離需求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要依靠旺盛的需求才能繁榮。反過來，好的產業結構并不能保證社會需求一直旺盛，不能保證經濟一直發展。
我們再看一看30多年前的世界經濟。二戰之后到5、60年代，美國不僅在科研開發力量的絕對量上，而且在相對量（即人均指標）上，都明顯超過其它國家。西方其它國家都承認，它們的經濟相對美國存在“工藝差距”和“技術差距”。但是，這并沒能保證美國經濟在這段時間高速增長，相反在這20多年間，美國經濟的發展速度比其它的西方發達國家（英國除外）都慢，陷入經濟危機的時間更長，每次危機經濟（平均）下降幅度更大。
實際上，百余年來，西方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調整一直在進行，新產品新工藝也不斷出現，但幾乎每隔幾年就要發生一次經濟危機。分析這些危機時，各方面多認為是需求相對供給嚴重不足的經濟危機，而非結構不好造成的危機。如果競爭領域的產品結構升級能解決經濟危機，在30年代大危機中，羅斯福新政應該主要是搞結構調整，而不應主要搞擴大內需為目的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30年代以來，西方也主要以刺激需求、擴大需求來對付危機。其實，很久以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表現--—生產的無限擴大和有購買力的消費水平的相對降低，決定了西方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方面已由供給轉移到需求。社會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已成為資本主義條件下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當然，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情況下，國家干預的刺激需求不能完全解決資本主義需求不足問題，只能相對減輕需求不足問題）。科技革命以及新產品、升級產品的供給對經濟增長有很重要作用，但它也不能改變需求不足、生產過剩總是存在的局面，即不能改變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性發展的局面。雖然新自由主義謳歌美國所謂以高科技為主要內容的新經濟將使美國擺脫經濟危機，但這種關于高科技使美國資本主義完美的論調是經不起歷史檢驗的。
需求狀況不但決定經濟發展狀況，還將決定新產品的命運。據20世紀80年代的一個資料顯示，美國有約80%的新產品沒能在市場中站住腳。因此，市場能使有需求的新產品的生產者出人頭地，但如果這種新產品因為價格等原因使市場需求尚未形成，市場也能使他一敗涂地。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美國用57億美圓搞的銥星衛星通訊系統，被評為“1998年度世界十大科技成就”，它被公認為代表最先進的通訊技術。但由于每部銥星手機價格高達3千美圓，每分鐘通話費達7美圓，使其全部用戶僅2萬。銥星公司雖供給最新產品，但因為市場對新產品需求嚴重不足，仍在新世紀到來前破產倒閉。它再次說明脫離市場需求狀況的新產品，照樣失敗。因此，如果認為通過搞新產品、升級產品，就一定能開創市場、創造需求和擁有財富，那就大錯特錯了。
那種認為日本經濟發展低迷的原因是日本產業結構落后，日本應該用產業結構調整來加以解決的觀點是錯誤的。同樣，認為我國經濟近年發展趨緩的主要原因是產品結構落后，現階段主要任務應該以開發生產新產品的產業結構調整來滿足人們的消費并刺激經濟的觀點也是錯誤的。因為，從90年代中期起，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方面也是從供給轉移到需求。
當然，我們不否認新產品或升級產品對市場消費的促進作用。以耐用消費品為例，一般來說，新產品或升級產品的應用，因為能改善和豐富人們的生活，人們就愿意購買它，這就可能增大個人消費。但最終決定是否購買它的是人們的收入狀況和人們對未來收入、支出狀況的預期。因此，新產品要成為消費熱點，必須要有有支付能力的消費群體來支撐。否則，新產品并不能成為消費熱點。例如dvd已在我國出現五、六年，它的技術性能比vcd好得多，是一種更高級的新產品。可在這五、六年中，市場對老產品vcd需求很大，vcd 銷量也很大，而dvd市場卻幾乎沒能啟動。重要原因在于，相對一般人的收入，dvd機和碟片太貴。彩電中的新產品----背投電視，以及更高級的液晶大屏幕彩電，也并沒能在市場中打開局面。轎車和住宅（二者雖不是最新產品，但對只有自行車和住房較差的多數城鎮居民來說，也算是升級產品）能顯著改善人們行、住環境，我國也想把這兩種產品作為支柱產品來發展，以此促進結構調整，帶動經濟發展。住宅和轎車這兩種產品，與dvd 、背投電視、液晶大屏幕彩電等一樣，都是適銷對路的升級產品，但它們為何都銷售不暢呢？因為它們都沒有與廣大群眾收入相適應的適銷對路的價格，遠離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以銷售情況并不好，沒能形成消費熱點（這部分例子的內容已顯得過時。DVD、平板電視、汽車等的降價,人們收入增加已成為消費熱點；住房作為投資炒作項目已使它們的現在的銷售狀況與2001年時有很大變化──筆者2006年注）。
在10多年前，手機這種新產品一部價格就要1萬多元時，它并沒有成為消費熱點，只是最近7、8年，手機價格下跌到1、2千元時，它才成為消費熱點。約10年前成為新的消費熱點的vcd，也只是在愛多帶頭降價，使其價格與一般人的收入相適應時，才成為消費熱點。比vcd性能更好的dvd,比普通彩電性能更好的平板電視在10年前也進入市場,但是它們當時銷路都不好,因為它們價格太高,與一般人收入不相適應。新產品只有在其價格與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適應，才可能成為消費熱點，才可能刺激經濟增長。這兒之所以說是“可能”,是因為要從可能轉變為現實,還受其他因素影響。
中日兩國情況都證明，當多數人收入增長緩慢；因為企業穩定性差和失業現象越來越普遍，多數人對未來收入預期無把握時；當人們覺得社會福利越來越少，未來支出的負擔將越來越大時，人們面對未來的風險，對一些價格與自己收入相適應的適銷對路產品（包括新產品）的消費也會加以抑制。1999年5月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公布的1999年4月份樂百氏消費者信心監測報告“調查顯示，為子女教育、防病防老、攢錢買房被消費者列為即期消費抑制的最重要的原因。”該中心在1999年下半年對北京、上海等六大城市的抽樣調查中，50%以上接受調查的城市居民認為，未來5年內保持收入穩定的可能性較小。可見，企業不穩定和失業風險給人們造成不良的心理預期。卡斯特經濟評價中心在2000年5月對北京、上海、廣州、重慶、武漢五大城市的消費者進行調查時，47.2%的消費者認為，住房、醫療、保險、教育等要自己花錢的方面太多，消費必須謹慎行事；41%的消費者認為，現在和將來可能出現的下崗壓力困擾消費。兩個機構一年內作的調查驚人的相似，它突出說明人們對收入和支出的預期決定消費。產品太落伍、產品結構不好而買不到稱心商品，根本沒有成為兩個機構的調查報告中抑制消費的因素。可以說，人們因為收入和支出狀況而抑制消費，已成為制約中日經濟發展的共同原因。
這種情況下，需求不足不僅影響消費市場，影響經濟發展，而且影響產品結構調整。我們知道，我國企業產品更新換代和國家產業升級，只有通過加快技術開發創新來實現，而這需要加大更新改造投資。10多年前，當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方面是供給時，我國更新改造投入與基本建設投資比例約在50%以上，但隨著90年代我國經濟主要矛盾方面從供給轉移到需求，更新改造投入增長速度越來越低，這個比例逐步下降（近幾年下降更兇），91年為48.4%，98年37.5%，99年1----5月為28.19%，7月更新改造投資更出現10.8%的負增長。同時，國有企業的技術開發經費占銷售收入的比例也由1991年1.39%，下降到1997年1.29%。只是1999底和2001年，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職工通過漲工資等使收入有較大增加，以及近兩三年國家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對需求的拉動作用顯現后，更新改造投資才有明顯回升。
因此，當需求不足加重，人們對產品消費抑制加大時，企業對技改和技術開發也不那么有信心，企業對投入巨資搞技改后，生產的更便宜的產品或質量更好的產品是否能在預期獲利下贏得市場沒有把握。“消費無熱點”是“投資無熱點”的原因，而不是相反。在這種情況下，“不搞技改等死，搞技改找死”就是企業對更新改造投資決策時的矛盾心情的表現。所以這幾年高喊結構調整，產業升級，但對產業升級、技術升級、產品升級意義重大的更新改造投資一直處于低速度增長狀況。它充分表明在需求嚴重不足，從而造成微觀主體沒有什么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的情況下，不管政府的貨幣擴張，還是經濟學界關于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呼吁，都得不到微觀主體的積極回應。也不可能得到積極回應。因為，消費擴大為結構調整提供市場條件；更新改造投資的擴大為結構調整提供資金條件。消費狀況如低迷將使結構調整失去足夠的市場空間，并且消費下降將會引起更新改造投資的下降，從而使結構調整失去資金支持而難有進展。所以當需求不足時，如果不首先刺激需求，脫離結構調整必需的市場空間談結構調整，結構調整只是空談而不會得到明顯改善，國家經濟狀況也很難有明顯改善。
所以，從需求是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的道理來看，國家在1999年和2001年兩次大幅度增加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職工收入；各地調高最低生活保障費和最低工資；國家1998年后加大對基礎設施投資力度都對刺激需求，刺激經濟和促進結構調整起了較好的作用。2000年商品零售額和經濟增長速度的回升以及更新改造投資的增加也表明了這點。
我國有位主張市場經濟和“國退民進”的“著名經濟學家”說，近年我國“民營企業”投資增速急劇下降，重要原因是國家擴大基礎實施投資的積極財政政策產生的“擠出”負面效應，擠占了“民營企業”的資金資源。而政府使用資金效率天然地低于民間機構。在這里，“著名經濟學家”總要想法找出一些國家經濟干預的“負面效應”，并把他提出的定理說成是“天然”的定理。實際上，雖然國家實行積極財政政策時發行了國債，但我國銀行的存款總余額仍然大于貸款總余額，即我國資金資源是富裕的，甚至可以說是資金供給“過剩”，而資金需求不足。因此何來擠占“民營企業”資金資源？現實說明，國家積極財政政策正是減少了資金的閑置，提高了資金的利用。90年代，日本經濟需求不足嚴重，生產過剩加劇時，日本企業投資信心低迷，企業投資就會下降。同樣，我國“民營企業”投資增長速度的下降，也是近些年我國經濟需求不足，生產過剩狀況下“民營企業”投資信心下降的結果。日本情況還說明，當國家采取積極財政政策刺激了需求，促使經濟增長時，企業投資就增長；反之，企業投資會下降。在這里，我們根本看不見“著名經濟學家”所說的，國家采取積極財政政策會抑制“民營企業”增長。這位“著名經濟學家”篤信新自由主義的供給學派，他只能從資金“供給不足”來解釋投資下降，卻無視需求不足對投資的抑制影響。
分析中日兩國1999年、2000年經濟增長原因時，可以看出，中日兩國積極財政政策對各自國家經濟增長都起了較好的作用。而在個人消費方面，由于中國國民的個人收入增長幅度遠大于日本國民的個人收入增長幅度，因此中國個人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遠大于日本。中日兩國目前都存在企業穩定性差和失業增多的現象，以及改革使福利越來越少的現象。因此，中日兩國多數國民都存在對未來收入預期無把握，以及未來支出負擔越來越重的擔心。這種對未來收入和支出的預期，不利于兩國個人消費的增長。中國，尤其是日本的巨額個人存款總額，就是中日兩國國民對未來擔心的表現，也是兩國國民節制消費的表現。
因此，國家除繼續積極財政政策和適時適當增加人民收入外，還應在減小人民對未來擔心上做工作。國家應把增加就業、減少失業，作為關系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主要的任務來對待；另外應加大投入，完善社會保障體制，通過社會保障對社會成員的人身風險進行相應的社會化處理。為此，社會保險除應復蓋盡可能多的社會成員外，還應在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社會保險項目上加大社會化處理力度。同時停止教育高學費政策。通過以上措施，減少群眾對未來生活的擔心，一定程度樹立群眾消費信心，以刺激個人消費，刺激經濟。當然,要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問題,則應依靠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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