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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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是資產階級利益和意識的集合
資本主義是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意識,是資產階級利益和意識的集合。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具有其理論體系,并體現、貫徹于社會運動和制度中。
資本主義最初形成于13、14世紀歐洲出現的市民社會,是市民社會中商人和手工業主的社會意識。隨著市民社會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和手工業主勢力增大,形成了商業和產業資本家,并推動了工業生產方式取代農業生產方式,由他們構成初級的資產階級。進而資產階級發動文化和政治變革,奪取政權,將資本主義制度化,資產階級成為社會的統治階級。這一歷程大約三、四百年的時間,到19世紀中葉,在英法等國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并迅速向歐洲、美洲及亞洲、澳洲、非洲擴展,至今已成為全世界的主導和基本制度,資產階級也成為全人類的統治階級。
資本主義的理論隨其運動和制度的演變而演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國家都有其特殊形式,但正是在這眾多的特殊中包含著共性,即都是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意識,并都要體現和貫徹于相應的運動、制度中。
資本主義是對封建主義和集權專制主義的否定。作為資產階級利益和意識的集合,資本主義是以資本為根據的,而資本是表現于物質財富的所有與增殖中的社會關系,它以貨幣形式出現并作用于全部經濟過程。資產階級是資本所有者集合的社會群體,資本所有者作為資本的人格化,執行著資本增殖的職能,并固守資本的所有權。每個資本所有者都有其利益,在資本所有者之間還不時有利益的沖突,但他們在自由競爭對財富的占有時,又深切地意識到總體性的共同利益,并由此形成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資本主義就是資產階級意識的集中體現,是在資產階級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逐步確立的。關于資本主義的性質和內容,是資產階級思想家論證的中心,幾百年來,他們在各自的著述中,從哲學、經濟學、政治學、倫理學、社會學,甚至在生物學、心理學等學科中,圍繞這個中心發表了諸多議論,正是這些議論聚合了個體資本家的利益和意識,形成了資產階級意識,并使資本主義明確和系統。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將資本主義規定為“理性的工業組織與市場相協調”,是“理性的勞動組織”,資本主義的主要特點,就是“理性”。
對財富的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資本主義,更不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倒不如說,資本主義更多的是對這種非理性欲望的一種抑制或至少是一種理性的緩解。不過,資本主義確實等同于靠持續的、理性的、資本主義方式的企業活動來追求利潤,并且是不斷再生的利潤。因為資本主義必須如此:在一個完全資本主義式的社會秩序中,任何一個個別的資本主義企業若不利用各種機會去獲取利潤,那就注定要完蛋。[①]
古恩伯格把美國佬的哲學概括為這么兩句話:“從牛身上刮油,從人身上刮錢。”期在必得的宗旨之所以奇特,就在于它竟成為具有公認信譽和誠實人的理想,而且成為一種觀念:認為個人有增加自己的資本的責任,而增加資本本身就是目的。[②]
韋伯的觀點,是斯密“經濟人”和“看不見的手”等觀點的引申,是從資產階級立場對資本主義的集中論證。而非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弗羅姆在《對自由的恐懼》(亦有譯本名為《逃避自由》)中,對資本主義則做了這樣的論述:
個人作為經濟目的的工具,這種依附地位建立在特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它使社會經濟活動都是以資本聚斂為目的。人們從事工作就是為了賺錢,所賺的錢不是為了個人花費,而是將它作為新的資本投入生產中;這些新增資本所帶來的贏利再被作為投資,如此循環往復不息。當然,把錢花在奢侈品上或“揮霍浪費”的資本家不乏其人,但真正典型的資本家是以資本循環過程本身為樂趣,而不是靠花費來滿足。增殖資本而不是把錢用于消費,這一原則是現代工業社會能夠蓬勃發展的前提……
在現代社會中,那些資本擁有者可以把他們的利潤轉化為新的資本去投資。不論大小的資本家,他們的生活是為了履行自己的經濟職責,集聚資本,那么,那些要靠出賣自己勞動力為生的人,情況又如何呢?從對自己經濟地位的心理反應上說,他們與資本家差別不大,在被人雇傭的情況下,他們無須考慮市場變動的規律和技術更新的效果,這些都是雇主的事。雇主是必須服從的至高無上的權勢代表……在任何社會中,整個文化精神都由社會中最強有力的集團所左右,其原因部分是由于這些集團有能力去控制教育制度、學校、教會、出版界、影劇界;因而使整個社會成員的思想都受其熏染;而且,這些強有力的集團聲望顯赫,以致社會低階層的人們不僅準備接受這種影響,而且盡力去效仿,產生一種心理上的認同。[③]
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在論資本主義的時候,往往是將所有個人都看成資本家,都是處于自由競爭中,按照“理性”來運用自己的能力、智慧去占有物質財富。但實際上,只有少數人才能成為資本家。資本家是依據其資本來賺錢,占有物質財富的,并把增加資本作為目的。資產階級就是依據其對社會全部資本的所有權,來雇傭并指揮全體勞動者,占有他們創造的全部剩余價值以增殖資本,進而鞏固其對資本的所有權的階級。資本主義作為資產階級利益和意識的集合,不僅體現于思想上,更貫徹于運動和制度上。資本主義制度是資本主義運動的成果,它確保了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而且將資本主義作為統治思想,不僅主導資本家,還控制勞動者的個人意識,使之自以為也能和資本家一樣擁有資本,并可以“理性”地賺錢發財。從這個意義上說,資本主義就是促進并保證“理性”地賺錢發財的主義。
“理性”地賺錢發財,說起來簡單,行起來難。一是要使人有賺錢的意識,二是要有“理性”,三是要有相應的規則和制度,四是有必要的社會環境、市場和資源。
賺錢,似乎是人的天性,幾乎沒有人不想賺錢,但這話只適合近現代人,對于原始人是明顯不適宜的,因為那時既沒有錢(貨幣),也沒有私有制。古代的奴隸和農奴,也受其社會地位的制約,不可能有賺錢發財的意念,就是在封建領主中,還受宗教教義的制約,不能把賺錢作為“具有公認信譽和誠實人的理想”。只有進入近代,在市民社會這個特殊的條件下,才將賺錢發財作為社會地位和個人價值的標志。而“理性”地賺錢和賺錢的“理性”,又是對長期的經驗和矛盾沖突進行總結概括才形成,并且成為全社會普遍認可的意識。賺錢的“理性”,不僅作為社會意識和個人意識,還體現于人們行為規則和社會制度上,以各種形式的法律、法規制約人們的行為。制度的制約由法制而達到道德層面,形成“合理”賺錢的社會環境,要有大家都為賺錢而出賣和購買商品、服務、勞動力的市場,同時還要有賺錢所必需的物質資源,這就要求資本為賺錢不斷向世界各個角落擴張。
資本主義是從少數人那里逐步被認識并在不斷地與舊的封建勢力和專制勢力斗爭中發展的。歐洲的封建領主制時期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封建割據也極大地阻抑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信奉上帝主義的天主教會也從思想道德上壓制商品經濟。但到13、14世紀,某些大領主開始兼并小領主,并在本國削弱其他領主的勢力,進而向外擴張。為了得到必要的財政支持,這些由大領主轉化的國王或君主,開始實行重商主義政策,對商人和手工業者聚集的城市予以特殊保護,使之脫離小領主們的控制,成為直接歸國王統治的城市,并形成市民社會。湯普遜在《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中指出:
新形成的資產階級要求承認城市的權利與特權,這項要求從政治上來說是:那在封建世界幾百年來有效的契約原則應擴充到非封建世界。平民也要求“權利”與“自由”來執行自己的司法、征稅、鑄幣、市場管理等等,像封建王公在他們領土上所做的那樣;而且在這些有關切身利益的地方事務方面,他們不再愿意服從封建主的權力。他們要求在封建統治內的而非在封建制度下的一個地位。[④]
“市民”成為社會的一個特殊范疇,他們為了爭取自己的利益,激烈地反對封建領主和教會的特權,其中首要和主要的,就是其對土地的實際所有權,使城市擺脫領主的控制,越過領主而直接作為國王的臣民。而這種以雄厚財富和流血犧牲爭得的“市民權”,是由法律保證的,許多城市都將國王或教會(大主教)認可的“憲章”刻寫在城市最明顯之處。市民社會孕育了最初的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成為市民社會的主干和主導,在“市民權”的保證下,發展商品經濟,為“理性”地賺錢開拓市場,進而依據雄厚的經濟實力,反對封建割據、支持科學研究,資助反上帝主義和教會的思想運動。
資產階級的發展,經歷了若干階段,在市民社會中形成時,它還是相當弱小的,還要靠國王的保護,并表示效忠國王。資產階級的成長與國王專制勢力的增強是密切結合的,不斷成長的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支撐了國王削除封建割據、對外擴張,實行集權專制的社會變革,從而在歐洲出現了短暫的(約二三百年)的集權官僚制;由國王主導的以集權專制對封建領主制的變革,是資產階級形成的必要條件,資產階級在這個過程中的形成和發展也為社會變革提供了經濟條件,但集權官僚制建立后,卻又成為資產階級進一步發展的障礙。資產階級與國王這原來的盟友,因封建領主勢力的消亡而形成新的對立,反對和推翻集權專制,以至由資產階級掌控政權,已成為由資產階級主導的社會變革,即資本主義運動的主要內容。這個過程歷經一、二百年,到19世紀,西歐和美國完成了資本主義運動的制度化,在殘酷掠奪殖民地和附屬國的同時,播種了資本關系,形成了反資本的勞動者。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標志著舊的封建勢力和專制勢力退出歷史舞臺,資本主義理論由以前的革命理論變成保守的統治的意識形態,資本主義運動由反抗專制勢力變成剝削、壓制勞動者的新的專制行為。
資本主義從形成到現在,歷經五、六百年,它作為變革勢力的理論體系、社會運動,演化為制度,成為統治現代人類的意識形態,充分體現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和意識,促進了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化。資本主義是人類進化過程的必要環節,但也如它能夠產生和演化一樣,它也必然從先進變成保守,以致反動。現代世界的矛盾,人類所面臨的各種嚴重危難,從周期性出現的經濟危機到核戰威脅、地球變暖、能源危機、環境惡化,從貧富兩極分化到政治腐敗,都與資本主義密切相關。資本主義已從促進歷史發展的理論、運動和制度,變成障礙歷史進步的意識形態、行為和制度,而這些又正是資產階級歷史地位和作用演化的體現。
研究和揭示資本主義的本質,說明其哲學觀念,并由此探討其否定的必然性和方向,是現時代人類基本和共同的課題。
[①]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8頁。
[②] 同上書,第35頁。
[③] 弗洛姆:《對自由的恐懼》,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78—79頁。
[④]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4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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