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約翰.格里：中美經濟制度的比較

中美經濟制度的比較
　　
（美）約翰.格里

　　
　　按：本文原列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份的美國《中心雜志》（The Center Magazine），作者約翰.格理（John W. Gurley）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在本文中，他客觀地分析“資本主義者”（Capitalist）和“毛澤東主義者”（Maoist）這兩種不同的經濟發展方式，比較彼此的優劣，并對以西方觀點來研究中共經濟的學者提出批評。文章雖然較長，但寫得生動和通俗。在中美關系進一步得到發展的時候，比較兩種不同的經濟制度，是有啟發性的。
　　
　　資本主義者和毛澤東主義者的經濟發展過程雖然有著一些共同之點，但二者在做法上卻存在著極多而又深遠的分歧。當然，無論從手段或目的上看，究竟哪一種方法永遠優越，是并不明顯的。唯一明顯的是，大多數美國經濟學家，在有關中國經濟發展的研究中，都以資本主義經濟的優越性為基礎，于是中國便被看成相等于一個未開發的美國——其經濟是“應該”沿著資本主義的路線發展下去，“應該”放棄那些愚蠢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而從事于將儲蓄作有效地投資的工作。美國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發展優于一切”這種看法的盲目接受，使其對中國經濟的研究流于缺乏深度。
　　
　　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原動力
　　
　　當然，資本主義的施行并沒有達到如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所倡議的理想境界。一般來說，其理論是假如每一個人，無論是企業家、工人、或消費者，都能在沒有政府干預的競爭市場上，追求自身利益，經濟發展便會最為迅速。促進經濟發展的最佳者，并不是政府，而是擁有生產工具的企業家。他們本著獲利的動機，在行動上自然會滿足消費者對貨品和服務的需求。勞工生產率是會因物質獎勵及分工專門化而提高，在一個利益均衡、穩定及講究法律與秩序的環境下，經濟便會得到進展。根據理論，用這種方法，經濟便可得到最佳的發展，而其成就最好是從國家生產中加以衡量。
　　
　　實際上，很多市場都是專利性多于競爭性的。為了尋求較平均的收入分配，增加勞工就業機會及改善經濟資源的分配等，政府是不斷而又廣泛地干涉自由競爭市場的。在大部分的工業資本主義世界中，個人競爭形式的資本主義已部分為國家福利形式的資本主義所取代。以亞當.史密斯及其信徒的理論為標準，政府的地位已是過分重要，而私人企業則地位低落。但無論與理想化的資本主義形式有著多大距離，我們仍然可以說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原動力是擁有生產工具的私人企業家，而他們之間的競爭仍是極普遍和世界性的。
　　
　　無論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與史密斯的模型有了多么嚴重的距離，無可否認，它是十分成功地提高了許多人的生活水平。就配合消費者對貨品的需要來說，它對生產方式的運用亦相當有效。同時它亦鼓勵用新辦法來做事——產生了創造性和技術的進步。
　　
　　多方面的不平衡
　　
　　正如現在世界的大多數國家那樣，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極度注重增加國家生產，不斷地增加制成品的產量。這意味著將人看作一種原料，看作生產過程中的一個因素，和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更有甚者，資本主義發展在幾個重要之處均呈現不平衡——經濟景氣及蕭條循環地出現，使到部分人遠比其他人富有；對生產設備發展的關心遠勝于對人類的福利及環境；孕育不平衡的發展：其一是在一國之內形成地區性的不平衡，另一則是在收入低的國家中出現產品局限于一兩種的狹窄局面。這種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在現在許多經濟已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中，過去亦曾出現，但在那些目前隸屬于國際資本主義集團的落后國家中，則特別明顯——這些國家，無論是否容納真正的自由，只要能容納外國資本及自由企業，便算是屬于“自由世界”。
　　
　　這種不平衡性在貿易上最為顯著。落后國家變成了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衛星。他們供應原料、農產品、礦產及原油，得回來的卻是工業加工制成品及一些基本食品。落后國家與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貿易，遠比落后國家之間的貿易為多。一個不良的后果是導致南美洲及非洲大陸的交通落后——那里雖然有良好的公路從礦區、農場及油田之間通到海港，但在這大陸上，從一地到另一地之間的交通仍是十分困難的。
　　
　　在這些貧窮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其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是多方面的。他們通常均擁有幾個城市，有著飛機場、大旅館、夜總會及輕工業等，建設得好像工業發達國家的現代化城市一般，但在大多數人民所聚居的農村，卻絲毫沒有接觸到現代化。工業、文化、娛樂、教育和財富均高度集中在幾個城市中心。一個到這些貧窮的“自由世界”國家訪問的旅客，乘飛機抵達大城市時，是處身于二十世紀中期，但只要離開都市朝任何方向走上三十哩，他便會發覺是回到中古時期。教育通常只是為特權階級而設，他們強調知識分子的優越性，強調都市生活優于農村生活，強調腦力勞動優于體力勞動。經濟發展的負擔主要是來自對消費的克制，極不公平的分配及貧富的極度懸殊，其分歧已達到一方面是窮奢極侈，而另一方面則在饑餓線上掙扎那種程度。
　　
　　追求效率——做過去做得最好的事
　　
　　雖然有部分現象并不單是在國際資本主義集團中的貧窮國家才出現（在蘇聯的社會主義集團中亦可看到）。而有一些現象的產生原因是封建主義多于資本主義。但大多數不平衡發展都與獲利動機有著直接的關系。關鍵是從私有企業的觀點看來，在最好的地方上建設是最能獲利的。因此商人在設廠時，為了資源供應方便，容易獲得技術人才及高收入的消費者，便一定會選擇都市附近不遠的地方而不會將廠建在遠離市區的鄉間。為了要獲取最大的利益，他一定是雇用最優秀、最合適的工人多銀行通常是只貸款給事業成功者；教育制度最注重的只是那些優秀學生多大學亦受了私人企業鼓吹“效率”觀念的影響，只教育一些準備得最充分和最有能力的學生，最受鼓吹的地方文化中心只是為一些最能欣賞和化得起錢的人而設；為了有利于效率和競爭，商人也趨向專業化（專賣可可、花生、或咖啡），他們必須繼續去做過去做得最好的事情。
　　
　　這種追求效率和私利的做法雖然在某些地區導致非常可觀的發展速度，但差不多在國際資本主義集團的任何地方，它都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剝削多數人。在貧窮資本主義國家中，更是令到大部分人降于水深火熱之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即使是十分成功，也只不過是剝削別人的一種發展。
　　
　　毛澤東主義者跟資本主義者的經濟發展觀點有很大分歧。他們的重點、價值、及理想，都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大不相同。毛澤東主義者的經濟發展是在中央規劃、工業公有化及農業合作化（或公社化）的范疇下進行，雖然政策在某種程度下并不全由中央所決定，但關于投資與消費的決策、對外貿易、資源及勞工的分配，及各種必需品的價格等，都主要是操于中央政府手中。在資源分配方面，利潤觀點已不再被認為是重要因素，物質獎勵雖仍然存在，但已越來越不受重視。
　　
　　“人的因素”和“人力資源的投資”
　　
　　毛澤東主義者和資本主義者的最大分歧，相信是在目標上。毛澤東主義者認為，雖然國家的一個主要責任是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準，但這個提高必須是建立在鼓勵人民充分發揮他們多方面的創造力的基礎之上，同時也必須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換句話說，除非每個人的生活水準都能同時得到提高，每一個人在經濟或文化上都受到照顧，否則任何方式的所謂提高都是沒有價值時。實際上，毛澤東主義者相信除了每一個人都得到提高之外，快速的經濟發展是不可能出現的，所以他們反對僅有少數人獲益的經濟發展，同時也反對鼓吹“利潤動機”和“效率觀念”，因為那些都會導致不平衡的發展。他們認為發展經濟的最好辦法是通過強調“人的因素第一”，而不是“物質因素第一”。
　　
　　最近，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已開始強調對“人力資源”的投資——這就是說，在一般教育、職業訓練和改善健康上的投資。他們認為，在這幾方面的投資是對增加生產有很大的裨益的。從這個方案看來，好像他們對“人”的觀念有了改變。其實卻并不如此。因為，他們這個辦法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提高工人的技能、教育和健康水平，它只不過是作為增加工人的生產能力的一種手段。他們所真正關心的只不過是這種投資所能帶來的利潤。其實，僅僅從“人力資源”這個名詞上，就不難看到在他們腦子里，“人”只是另一種“資源”——可以放進生產機器里去制造貨品的一種原料，如果在“人”這方面投資，那末，投資者（無論是國家，大資本家，或工人自己）便會因為“人”的生產力增加而得到可觀的利潤。這樣看來，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始終還是保留了他們先人為主的觀念——在生產的活動中，“人”只不過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生產的目的并不在于能夠使“人”得到鍛煉。
　　
　　毛澤東主義者的方向是非常不同的。首先，在體會到教育和健康對生產的重要性的同時，他們所強調的是通過思想改造去培養“有共產主義理想的人”。思想訓練當然也是教育的一部分，而且資本主義經濟學家也研究教育對生產的貢獻，但是這兩種教育是截然不同的。況且，思想訓練并不包括在資本主義國家里教育制度下的技能和專業人才的訓練。毛澤東主義者相信促進經濟的最佳路線是取消特殊化，打倒官僚政治，盡一切可能防止出現脫離群眾或操縱群眾的專家、技術人員、權威和官僚等人物。此外，為了要達到改造“人”的目的，毛澤東主義者甚至寧可在經濟發展上暫時緩慢一些。很明顯地，如果經濟發展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極度分工專門化和自私自利的原則基礎上的話，那末，無論它的速度是何等驚人，他們也是不會接受的。
　　
　　從斗爭中產生進步
　　
　　毛澤東主義者相信。。有斗爭才能有進步羅人民的無私和意志統一將能匯成一股無限的熱情、毅力和創造力羅讓群眾積極地參與決定政策的工作，可使他們明白如何把他們的力量有效地貢獻在生產上。
　　
　　毛澤東思想的一個主要部分是：任何進步都是不能在風平浪靜的環境下誕生的。服從“無原則的和平，結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風發生……”，是不能取得進步的。進步必須從斗爭中產生的，只有通過斗爭才能使新的人才成長，和知識飛躍。只有通過斗爭，人類的覺悟才能得到提高，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不但獲得理解的能力，還同時獲得了幸福。
　　
　　毛澤東主義者相信每一個人都應該把自己獻身于群眾，而不是獻身于自私的“柴米油鹽”問題，不是像“北京周報”所批評的那樣，“到處追求名利、物質享受、權勢、地位和出風頭”。他們認為如果一個人是自私的，他一定不會愿意接受別人的批評和建議，而且很容易會習染上官僚和特權階級的作風。他替自己狹窄自私的目的打算，一定要比替國家和集體服務來得熱心。總之，一個自私的人是不值得欽佩的。所以，毛澤東主義者反對強調物質刺激，因為它是自私的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個標志。雖然“無私”這個觀念能使人起勁而心甘情愿地苦干，但他們認為這還是不夠的——人應該還要有工作能力。這種能力是從積極參與工作，從觀察和實踐中得來的。要得到知識，人們必須從半睡眠狀態中醒過來，鼓勵自己用自覺的行動去提高和解放自己。當他們積極地參與決定政策的工作，當他們關心國家大事，當他們敢于創造，當他們善于表達事實和推理，當他們破除了迷信和傳說而進行批判和科學試驗，當他們全被動員起來的時候，那末，正如“北京周報”所說的：“群眾中潛在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便會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生產也就會隨著急劇變化。”
　　
　　最后，如果人變成了無私，便可以有紀律和意志統一，因為要達到這些目的，“同志之間的關系是不能建立在自私的利益和個人興趣之上的”。如果人變成積極主動的話，那末通過廣泛的民主，他們將會得到真正的覺醒和符合馬克思主義理性行動的徹底自由。
　　
　　在“體系”之內發揮個人自由
　　
　　“紀律”和“統一意志”這兩點是值得特別注意的。毛澤東主義者認為人人都應該接受馬列主義作為基本的思想體系，而他們也不放松在那些落后的和脫離這個體系的人身上“下功夫”，但是在馬列主義的基礎之下，他們卻真誠和不遺余力地提倡個人的積極性，提倡思考推理，而不是盲目相信權威和傳說。在馬列主義體系之外，“個人”是沒有地位的，但在這個體系之內，每一個人都是置身于一個生動的把自己變成“真正自由”的過程之中——即是說，他將會變成一個真正關心周圍世界和能夠掌握世界命運的人。
　　
　　據馬克思指出，特殊化和官僚主義都是共產主義的對頭。除非消除了這些不良影響，使人能夠變成完全的共產主義者，否則人是不能自由或者成為真正的人的。毛澤東主義者也很重視這個目標，具體地表現在他們主張取消城市和鄉村的差別，體力和腦力勞動的差別，以及工人和農民之間的差別。生產力的改變和社會主義革命，并不是必然地能夠培養出“全能的人”，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經過長期艱苦不懈的思想改造，去提高群眾的自覺性。這個“主觀世界”的改造，將會對“客觀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
　　
　　毛澤東主義者的思想體系在很多地方都排斥了資本主義者“必須有好的條件才發展”的原則理論。雖然在生產發展中他們有時也無可奈何地采用了那個原則。但是，他們跟這個原則不同的地方，才是最重要的。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是竭力地片面地只講生產效率，他們的策略卻是：在需要高度效率的同時，也往往以不同的方式把發展“建立在最差的條件之上”。
　　
　　從這個策略看來，不難得到下列幾點：在決定政策時，群眾的意見比專家的更受重視，不少新工業是建立在鄉村的；教育制度特別照顧“居于劣勢”的人，并不提倡專業化，新產品是在國內自制而不是“更有效地”從外國進口；并不提倡把城市發展為工業和文化中心，有一段時期，鋼鐵是由“每一個人”制造而不是單靠那些更有效率的鋼鐵廠。
　　
　　把發展“建立在最差的條件上”
　　
　　當然，毛澤東主義者之所以把發展“建立在最差的條件上”，并不是因為他們喜歡把自己的經濟效率降低，而是因為他們所明確指出的目標是要動員每個人參加發展生產的活動，不要忽略任何一人，在這樣的條件下求取一個平衡而不偏于一面的發展。如果毛澤東主義只是這么一點，那末我們可以很容易指出，雖然毛澤東主義者的生產發展比較平衡得多，但卻沒有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發展那么有效率——也即是說，毛澤東主義者在一定程度下犧牲了效率去換取平衡。不過，這樣的結論是完全忽略了毛澤東主義的真正要點。根據這些要點，動用資源去把每個人帶進生產活動，把精力用在“建立在最差的條件上”的發展，最后的收獲并不是經濟上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而是更重要的——藉此創造一個有真正自由的社會，那里的人是幸福的，他們能夠理智地處理周圍世界的事。
　　
　　無可否認，對于經濟發展的路線，資本主義者和毛澤東主義者之間是截然不同的。他們是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他們的不同，雖然一方面是因為一個是中國人而另一個是美國人，但那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毛澤東主義者接受馬列主義的傳統，而當今資本主義者所接受的是經凱恩斯修正的亞當.史密斯經濟學理論。不管中共方面對于資本主義經濟理論到底是怎樣無知和誤解，但是很明顯地，西方的“中國經濟”專家對于毛澤東主義者的經濟理論，卻根本不感興趣，從來沒有嘗試去了解。大多數的經濟研究工作者，只把中國的經濟看成是可以用西方的經濟方法去分析和可以用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去評價的一連串年鑒中的數字表格。他們所得出的結果只是一系列無意義的統計數字，對于毛澤東主義者的經濟理論的最生動的特點，卻完全沒有一點分析。
　　
　　經濟學家追求數字，就像海鷗追隨船只的蹤跡一樣。中共經濟發展的數字，主要收集在國家統計局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出版的“偉大的十年”之中。這本書包含了有關中共經濟發展的每一方面的大量資料，所以是研究中共經濟的最主要資料。此外，在五十年代中，可靠性各異的中共經濟發展資料，充斥于各種官方報告、統計手冊及經濟專刊中。然而，在一九五八年以后，這些資料已經差不多沒有公布。所以，中國以外的經濟學者，對于六十年代的中共經濟，研究得極少。即使事實上沒有什么新的東西可說，他們還是把那些五十年代的資料反復運用、調整和修訂。
　　
　　許多這一類的研究都是有關中共的國家生產量——它的絕對值；它的增長速度；它的構成，例如農業和工業產量，或消費品和生產品；國際貿易和蘇聯援助對它的影響；和計劃生產的方法。
　　
　　當然，還有一些研究是有關經濟發展的某些專門方面，雖然它們的結論也主要是靠“估計”得來的。近年來也有一些西方經濟學者曾訪問中國，帶回很多資料，可惜這些資料都是籠統的。
　　
　　“真相在于整體”——黑格爾
　　
　　對中共經濟的研究，像大部分其他經濟研究一樣，都嚴重地受到狹隘的經濟主義所局限。因此，大多數對中共經濟的研究，只研究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小部分。在這個小范圍內，研究者忙于加起數目字，再用各種方法調整之，把時間完全化在類似的無聊的統計工作上面。經過苦心鉆研它的一小部分之后，這個經濟學者便得到高度專門的知識，最后成為這一小部分的權威。很少“中國經濟”學者，能把中國的經濟發展看成是一個整體，一個歷史過程中的多方面的整體。如果像黑格爾所說的：“真相在于整體”，那末大部分這些學者都是遠離真相的，根本不值得理會。
　　
　　同時，“中國經濟”研究者是并不快樂的。就算隨便看看任何一篇“中國經濟”研究的文章，也不難發覺研究者并不喜歡他們的研究對象。這是很容易發覺到的，因為這在經濟研究中十分反常。在通常的情況下，研究者非常沉迷于自己所研究的范圍，縱使研究的題目可能會偏門得像“游戲論應用于非線性發展”。但是，那些“中國經濟”專家卻并不如此。事實上，他們是很明顯地把中共看成是敵人，而不是朋友，因此他們的研究也往往表現出強烈的和赤裸裸的偏見。
　　
　　這些偏見表現在各種形式上面。。有無聊得像魯斯克一樣的把北京稱為北平（表示他們希望共產黨不在中國存在）；有常見的運用偏激的字眼（例如共產黨人不是真誠而是“心懷叵測”的，不是領袖而是“頭子”，決定不公布生產數字是“一種陰森的沉默”，擴大統計系統是“把魔爪更加伸進經濟里面”），也有把普通的經濟和文教措施看成是有邪惡動機的（例如提高教育文化水準是為了散布邪惡的馬克思主義教條；發展經濟是為了要增強軍事力量去進行領土擴張——這些都是W. W. 羅斯托的《共產中國的前途》這本書中的主題），更甚至憑借主觀愿望和可疑資料，以及曲解資料，去預測中共將發生慘重的災害。
　　
　　這種強烈的敵視中共的傾向造成了很多對中共經濟極其歪曲的報道。它們給人的一般印象是中共雖然在某些地方也曾有過進步，但它只是勉強地在維持它的經濟生命。中共總是在饑餓邊緣；全世界都在進步而它卻很少進步；由于不合理的經濟措施，所以它的人民生活是沒有多大希望會得到改善的。
　　
　　我們的“中國專家”還同時認定了共產主義就是錯的。他們總是毫不例外地用資本主義的觀點，去判斷中國經濟的各個方面，所以他們的評價是不能公正的。例如：由國家計劃經濟和由政府管制物價都是不好，因為它們不能滿足“消費者主權”和“競爭市場”這兩個條件；公社是違反個性和私有制；思想斗爭是搗亂了秩序及和諧；抑制物質刺激是違反人性和阻礙個人積極性及經濟成長的；禁止專門化將會降低勞工的生產力。像這一類的東西，充斥于有關研究中國經濟的文獻。
　　
　　為什么我們看不到中共經濟發展的真面目
　　
　　這一些范圍狹窄的專門研究，雖然有時會有一點用，但往往是沒有啟發性的。由于有了這些通過任意增減而造成的歪曲，由于有了這些從資本主義觀點出發的論斷，還有那些親蔣派的論斷——由于有了這一切，我們是不難明白為什么我們很少能夠看到中共經濟發展的一點真面目。誠然，公正的評論雖然很少，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例如里克曼（Barry Richman）的《中共的工業社會》，和里斯金（Carl Riskin）的《關于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評論》，以及其他幾個研究報告，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因為它們很客觀，比較上沒有資本主義口號，和嚴肅地研究毛澤東主義的思想體系。
　　
　　事實證明，中共的經濟在過去二十年中，在差不多每一個方面都取得了極為驚人的成就，雖然它的發展有時是不穩定的。最基本和重要的事實是：二十年來，中共成功地解決每個人的衣、食、住，使人民得到保健，還使大多數人能接受教育。像成千上萬的饑民，滿街躺著饑餓文盲的乞丐，遍地疫癥流行的這些現象，現在已經不能再在中國找到了。雖然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差不多每一個落后的國家中，這些悲慘的狀況還是很普遍。就算相信無數批評者指責它的政策是反常和不合理的，也不能否認這個事實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它基本上概括了中共的經濟畫面。
　　
　　所有中國人現在已有了一種實際上等于免饑餓、免瘟疫和免災害的保險。在這一方面，中國比任何一個落后的國家也來得優越；甚至和最富有的國家比較起來，也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在過去二十年里因為食物分配不均而造成的人民營養不良要比美國為少。構成這個事實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國的糧食產量遠超過它的人口增長（事實并不如此），而是因為在人民中平均分配糧食的制度得到成功的發展。
　　
　　同時，事實上中國剛剛取得了連續六年的糧食（米和小麥）的豐收，使它能夠減少小麥進口和大幅度增加米的出口。此外，蛋類、蔬菜、水果、家禽、魚類和肉類，也有大量增產。中國今天出口的食品比進口的多。由于灌溉、防洪和水利各方面的顯著成績，中國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那樣更有能力抵抗自然災害。化肥的使用，正在更加普及，使用量大約等于五十年代初期的十倍；拖拉機、水泵和其他農具也有可觀的增產。防治植物疾病和育種的工作，也有顯著的發展。
　　
　　教育有了根本的突破——所有城市兒童和大多數的鄉村兒童都上小學，和解放前相比，中學和高等教育院校的學生人數也占人口的很大比例。假如“學校”的定義是包括了半工讀班、業余班，和經常由公社、工廠、街坊及軍隊主理的學習組，那就真是到處都有學校了。
　　
　　中國在醫藥和公共衛生方面的成就，相信是給人印象最深的。不少最近訪問過中國的人都可以替這成就作證。有一位加拿大醫生威爾科斯（G. Leslie Wilcox），幾年前曾訪問過中國的醫學院、醫院和研究機構，并在一九六六年六月號的“原子科學家的報告”中寫了一篇題為“醫務員間的報告”。他說他每到一處，都發現設備好，醫療水準高，和醫療工作極好，這一切都差不多比得上加拿大的水準。此外，一位英國公共衛生服務處的人員陳威廉（William Y． Chen）也曾在“共產中國的科學”里寫一篇題為“公共衛生的醫學”的文章。他說：“成功地預防和制止了為患中國多年的很多傳染病和寄生蟲病，是一個最使人震驚的成就”。他還指出：“在城鄉的一般的環境衛生得到改善和注重個人衛生，都是很驚人的。”
　　
　　在取得以上各方面的成就的同時，中國正在用非常大量的資源去建設工業生產。平均來說，自從一九五〇年以來，中國工業生產量每年的增長率是百分之十一。這個數字，在落后國家中，是極為巨大的。同時，未來的工業發展將不會因為缺乏天然資源而比較以前緩慢下來。中國蘊藏著大量的煤，而且還是世界上產煤、鐵、汞、錫、鎢、鎂、鹽和銻最多的四個國家之一。近年來，中國取得了煤、銅、鐵、化肥和原油方面的大幅度增產。事實上自從發現了大慶油田之后，中國的石油已自給自足，而且還提出過向日本輸出一部分。
　　
　　中共的生產增長率
　　
　　從工業、農業和其他方面的增產，我估計從一九四九年起中國的真正國民總產值平均每年最低限度增長百分之六，個人生產量平均每年最少增加百分之四。這些數字看起來并不高。但是已比較蘇聯在同一個時期（一九二八至四〇）高一點，比較英國在開始工業化的第一個世紀（一七五〇至一八五〇）里的最高紀錄（個人產量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零點五）更高得多，相信比較日本在一八七八至一九三六年那段時期高一點，一定遠超法國在一八〇〇至一八七〇年的最高紀錄（百分之一），比起印度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七年間的增長率（百分一點三），就更加不用說了。更重要的是：它比起所有落后國家在二次大戰后的紀錄，高出很多。
　　
　　這是一個有豐富天然資源的國家，人民還是相當貧窮，工業建設相當可觀，農業建設比較緩慢，教育和衛生水平有了驚人的提高，正在培養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以及擴展對外貿易和商品種類，而且還在發展核武器，在這方面取得了像奇跡一般的成績。我相信這樣的一個描寫，總比那些“中國問題專家”所描寫的荒涼情景，來得真實得多。
　　
　　很多研究“中國經濟”的專家未能完全和準確地報道中國的經濟發展，是非常不對的。更不對的是，他們一般地未能用中國的方式去了解中國和它的目標，以及它要達到目標的方法，他們甚至不肯想想那些目標是否可能是有意思的。
　　
　　共產中國當然不是一個天堂，但是它現在正從事一個相信是異常有趣和空前的經濟和社會實驗。這個實驗正動用巨大的努力去爭取一個完全平均的發展，一個不會是“非人化”的工業發展，并且牽涉到每一個人，也影響到每一個人。所有這些行動似乎對西方的經濟專家完全沒有一點影響——他們還是運用他們的收入表、計算尺、自由企業價值觀等等來衡量計算。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在經濟專家中，越來越多人認為由于自從一九五八年以來中國已差不多沒有公布經濟統計數字，所以繼續研究中國的經濟是并不值得的。很明顯，近八億人民已在從事改變他們的環境，經濟和社會體系、生活水準和他們自己，這一切對于這些專家們都無關重要。縱使這個重要的經濟和社會實驗是空前的。毛澤東主義者對這方面所作過的大量的討論資料是很容易找到的，但只要沒有國民總產值的數字，如果沒有可以被相加和調整的數字，那樣的經濟系統就是不值得理會的。
　　
　　面對這個現象，我們應該怎樣做呢？大概直到比較多的年青經濟學者對中國發生興趣之前，這個情況是很難改善的。不過，令人看到一點希望的是一些年青的經濟學者已經在突破當時那種所謂“新古典經濟學”的荒謬的范疇，試圖重建這個叫“政治經濟學”的學問，使它重新具有以前曾有過的一個特點，就是和整個世界的事情連接起來，而不是埋首在只有高度抽象的模型、學派爭辯和人為假設的象牙塔之中。后者只不過是用來說服人們要接受現狀和不假思索地接受資本主義社會的狹窄物質目標。年青學者們重建這學科的工作，一旦上了軌道，他們便一定會受到中國經濟的吸引。只有到了那個時候，才會有不少有價值和有意義的“中國經濟”研究涌現出來。
　　
　　無論哪一種研究，只要是能把毛澤東主義下的經濟發展理論認真看待，和嚴肅地研究它的目標和手段的，就是有意義的研究。認真研究毛澤東主義就必須要認識馬列主義和中國的過去。任何從經濟角度對今日中國所發生的事情的分析，都必須認真對待毛澤東主義者的一個重要目標，也就是馬列主義者的目標——一個人人都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
　　
　　兩種制度都能接受的經濟發展理論
　　
　　經濟發展的理論中，有些地方相信是資本主義者和毛澤東主義者都會同樣接受的，那就是：經濟發展可以通過增加勞動力、資本和土地，通過改善這些生產因素的質素，通過把它們更有效地配合起來，通過鼓勵勞工們增加干勁，和適當利用生產規模這幾種方法去奪取。毛澤東主義毫無疑問是對這些方法的每一個方面都有影響，而且往往跟資本主義的做法很不相同。例如，毛澤東主義反對消費和鼓勵節約和投資，從而促進資本的增長。它是通過提倡樸素的生活，和致力于幫助他人而不是追求財富，去防止一個高消費的“中產階級”的產生，來達到目的的。另外的一個例子是：毛澤東主義的經濟發展，由于反對分工專門化和反對依靠專家和技術人員，是降低了勞工的質素和經濟成長率的。但是，正如史密斯曾經指出過的，分工專門化雖然狹義地能夠提高生產率，但往往會阻礙勞工的智慧和理解力的發展的。他還認為，“如果一個人的一生只是消磨在從事簡單的操作上面，他往往會變成人類中最愚蠢和無知的人。”照他的看法，人類中有不同的人，并不是勞工區分的原因，而是它的結果。因此，雖然分工專門化會在一定程度上替經濟帶來暫時的好處，但卻在更大的程度上因為工人變成了被動和無知的機械人，而最后使經濟遭到損失。
　　
　　毛澤東主義者的一個主要目標是改造人，把他從一個附屬狀態中改變為一個充分了解社會和積極投身社會的人。強調“紅”比“專”更為重要，正是這個改造的一部分，因為毛澤東主義者相信這樣可以像爆發一個“人才和力量的原子彈”一樣，促使勞工生產力得到大躍進。此外，根據他們對自己歷史經驗的理解，他們認為一個“全能的人”在一個并不先進的經濟體系中是能夠起機動靈活的作用的。如果大多數的人對不少工作都有相當高的能力，無論是智力或體力，鄉村工作或城市工作，那末他們的經濟體系就更能應付突如其來的大變動，它可以動員它的勞動力去應付各式各樣的任務，同時保留了勞動力的效率，而且由于在某種工作所得的經驗可以推廣到其他工作上，故此在工作效率來說，一個人在每項工作上可以有像專業般的生產力——例如一個農民在工廠里過了幾個月后，便能更容易地修理農具了。
　　
　　最后，一個毛澤東主義的經濟會比一個專業化的經濟提供出更多的有用知識，從而引出更大的創造力和生產力。當每個人都是見識狹窄的專家時，彼此間的溝通是不大有用的。反過來說，如果每個人都對多項工作有些基本知識時，他的經驗就充實了許多其他人的潛在能力。
　　
　　論點是：這個問題——我應該強調，它不只包括勞動生產力（人類物質的發展）而更是人類本身的發展——是一個通才和專才，共產黨人和專家，群眾和官僚間的問題，不應如從前一般的受到中國問題專家們的漠視。在一個工業社會里，人與機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對幸福和人生意義的尋求，成為當今最重要的課題。
　　
　　在這里還有一個基本的課題：現在工業社會，無論是資本主義的或社會主義的，就算能增加效率及專業化技術，是否實際上減弱了人的基本力量及他在多方面的發展能力呢？在本質上，人是否屬勒克學派（Lockean）的——對外界力量作出反應，消極地適應外界的不平衡力量？還是基本上屬于萊布尼茨學派（Leibnitzian）的——行動、活動和成長的能力的泉源都是存在的，屬于自覺性的？如果是后者，這些力量又如何地被釋放出來呢？
　　
　　毛澤東主義者認為這些力量是存在的，而且能夠被釋放出來，假若他們是正確的話，那么這對經濟的重要意義，是在太平洋這邊只有盲人才會忽視的了。
　　
　　原載《今日中國》，[美]加爾布雷思等著，香港七十年代雜志社出版，197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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