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勞動過程的空間政治

提要：本文將討論中國在全球化時代的一種特殊勞動體制——宿舍勞動體制,這種勞動體制為我們研究跨國勞動過程提供了一個獨特的空間視野。隨著資本積累以及勞動過程的全球化發展趨勢逐漸深入,對生產的空間政治進行理論化的重要性亦日益顯著。本文旨在從跨國勞動過程的角度出發,對當代中國宿舍勞動體制作為一種生產空間的政治經濟學意義進行理論上的探索。我們將通過對工廠宿舍體制的歷史性回顧及比較,梳理出這種宿舍勞動體制的一般性特征及其對當代中國新打工階級的塑造,并嘗試從國家與資本的雙重運作邏輯中去理解跨國勞動過程中生產空間與日常再生產空間的重構和交織。我們的研究結論是:宿舍勞動體制是全球資本的經濟邏輯與國家制度的政治邏輯共同作用之下所產生的一種獨特而具體的生產空間形態。這一生產體制在跨國勞動過程中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的意義亟待更加深入而系統的研究。

關鍵詞：宿舍勞動體制　跨國勞動過程　生產的空間政治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社會學系(任焰)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潘毅)

一、導　言

繼泰羅主義和福特主義生產方式(以大型生產裝配線、大型政治組織以及福利型國家干預為特征) 及后來發展起來的靈活積累生產方式(flexible accumulation) (以靈活生產、臨時性勞動力使用、國家干預撤離及私有化為特征) 之后,一種生產的跨國政治經濟正在全球化時期逐漸形成,與其相連而產生的不僅是一種新的經濟空間,而且也是一種新的空間經濟。為了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本積累,它在新的經濟空間中對時間和空間都進行了廣泛的重新組織(Harvey ,2000 :23 - 24) 。因此,對生產的空間政治進行理論檢討的重要性日益顯著。

工業資本(尤其是制衣業、電子業、玩具業及其他消費品生產行業)從歐美和一些發達地區流入發展中地區,意味著勞動力擁有相對較大主體性和流動權力的靈活積累生產體制已經被拋棄(Smith ,2001) 。布洛維曾在1985 年提出了生產政治(politics of production) 的分析范式,并且討論了生產政治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框架之下形成的特定歷史原因。這一概念恢復了對生產體制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結果的分析,對勞動過程理論進行了批判(Burawoy ,1985) ,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跨國生產過程中的變化。而哈維則通過對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的評論進一步對生產的空間范疇進行了探索(Harvey ,1982) 。很顯然,世界生產的跨國性重組使人們很難再忽略生產空間的產生過程。資本流動、勞動力流動、技術擴散、國際分包鏈條、信息網絡以及精益生產(just-in-time production) 等都已經成為跨國性的過程,這些過程在很大程度上不僅需要對時間進行重新建構,同時也需要迅速地對空間進行重新組織。

時間—空間的濃縮性是全球化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征,但這并不意味著空間的消弭(Hutton & Giddens ,2000 :3) 。毋寧說,它意味著資本主義擴張和全球化生產在空間安排上的一個不連貫的、沖突的、流動的重構過程。在宏觀的結構性理論中經常被忽略的一個比較微觀但卻更加深入的視野是:作為宏觀領域的全球化經濟與作為微觀領域的地方政治、勞動力市場設置以及工廠關系等交匯而成的、由多重空間所構成的生產領域(Frenkel , 2003) 。那么,在這一領域中,生產空間的重構是如何對生產政治產生影響的? 世界生產的跨國性重組又是如何通過勾連全球、國家以及地方等因素來生成勞動體制和工廠關系的新形態呢?

對跨國生產政治經濟的空間性分析,凸現出全球資本的一個核心悖論。資本外流需要的是在全球范圍內實現生產的去地域化;但當資本進行全球化的時候,生產總是會發生在“某地”。這就意味著必須在特定空間里擁有安置勞動者的臨時性設施(Harvey ,1982 :31) 。于是,具體的雇主、管理者和勞動者為了“生產”這個目標而匯集到特定的空間里。這種跨國空間作為一個資本空間是高度抽象的,但是作為一個勞資雙方的競爭場域,當它在特定的勞動過程中以“空間定位( spatial fixes) ”(Harvey ,1982 :416) 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時候,卻是非常具體的、嵌入性的。可以說,全球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是同時嵌入于制度和地方實踐之中的( Peck ,1996 :232 ; Frenkel ,2003) 。生產過程的地方化策略、對地方社會以及勞動控制的影響,都是全球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我們認為,在生產政治的分析中,“跨國勞動過程”的視野是非常必需的,即應該在具體的或者嵌入性的生產關系中對勞動關系進行分析。受到跨國資本流動、勞動力流動和工廠組織實踐等三者影響的生產過程不僅與國家聯系在一起,同時在結構和空間定位上也具有多層次、跨國性以及全球性的特征。

在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資本的流動(通常是跨國流動) 與勞動力的流動(通常是國內的跨地區流動) 經常聯系在一起,并且總是嵌入在“生產空間”這個比較復雜的政治經濟學范疇之中的。中國的產業勞動者們大多并非來自工廠所在地,而是來自地區之間流動的農民工,這些外來農民工們作為產業工人在工廠的停留是暫時性的,他們通常居住在工廠所提供的宿舍之中。因此,研究生產過程必須要研究勞動力的再生產,尤其是日常生活的再生產。

在本文中,我們將當代中國工廠大量使用外來農民工,并利用工廠宿舍對工人進行暫時性安置,以此來承擔勞動力日常再生產的用工形態概念化為“宿舍勞動體制”(dormitory labour regime) 。通過宿舍勞動體制,產品的生產空間與勞動力的日常再生產空間合二為一,工人與工廠被緊密地粘合在一起。宿舍勞動體制意味著以工廠為中心的勞動力日常生活的再生產,管理權力對工人生活的滲透,對工作日和勞動時間的隨意延長及靈活控制。而在某種程度上,傳統市場經濟中的“勞動—生活居住”分離式的生產體制則不具備上述的“優勢”。為了更加有效地使用勞動力,勞動力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被同時并入同一種勞動體制,宿舍勞動體制這種“勞動—生活居住(living-at-work) ”一體化的生產形態被塑造出來。通過宿舍勞動體制,資本將生產的“空間范疇”整合到了它的運作邏輯之中(Storper &Walker ,1989 :157) 。

以往也曾經有很多學者關注中國的工廠宿舍問題,但其研究重點往往集中在對宿舍生活狀況以及生活條件的描述,例如環境惡劣、過于擁擠、缺乏隱私、存在安全隱患等。而我們認為,工廠宿舍的物質條件并不能充分解釋宿舍作為一個生活空間在勞動—居住生活(生產—再生產) 一體化生產形態中的角色,更進一步來說,工廠宿舍這一獨特空間形態相對于新的國際勞動分工的意義(尤其是在勞動控制和勞動抗爭方面) 亦尚未被系統地分析過。因此,本文旨在從跨國勞動過程的角度出發,對當代中國宿舍勞動體制作為一種生產空間的政治經濟學意義進行理論上的探索。我們將通過對工廠宿舍體制的歷史性回顧和比較,梳理出這種宿舍勞動體制的一般性特征及其對當代中國新打工階級的塑造,并嘗試從國家與資本的雙重運作邏輯中去理解跨國勞動過程中生產空間與日常再生產空間的重構和交織。

二、外來工與宿舍勞動體制

眾所周知,中國正在逐漸成為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廠”,其充足的勞動力、原材料以及廣闊的消費市場都已成為全球生產的最大資源。不斷加速的全球化生產過程給中國帶來了兩個重要結果:一方面,全球化過程徹底改變了計劃經濟時代的產業結構和勞動力構成。以“鐵飯碗”和“大鍋飯”為主要特征的社會主義用工制度發生了改變;私有化、合并以及破產等改制過程使中國的“單位”體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另一方面,私人、外資以及合資等類型的企業開始遍布中國沿海,并導致城市就業機會急劇增加。一個主要由農村勞動力構成的新勞工階級——或者說打工階級(Pun ,2005 :7 - 8) ——正在不斷發展壯大。從20世紀70 年代末開始,農村的去集體化改革導致了大量剩余勞動力的產生;同時,國家部分地放寬了戶口限制,于是中國出現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從農村涌入城市打工的熱潮?？鐕髽I(來自歐美、韓國、日本以及香港和臺灣地區) 及其分包生產廠在以出口加工為主的經濟開發區雇用了上千萬的農民工。2000 年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表明,城市中來自農村的外來務工人員數量已經接近9 千萬。

隨著大規模的農民工涌入工業城鎮,由工廠提供宿舍供其棲身便成為全球生產企業的一個重要組織特征。具體來說,無論工廠的產業類型、所在地區或者資本性質如何,外來工們——無論男性還是女性、已婚還是未婚——大多都居住在工廠內或者工廠附近的宿舍之中。工廠宿舍大部分是樓房,通常可以容納數百名工人居住。宿舍房間都是集體居住的,比較典型的是每間房住8 - 12 個工人,位于每間房、每層樓或者每個單元的廁所和洗漱間都是公用的。宿舍里除了工人自己的床鋪之外(通常掛著床簾) ,沒有任何可以容納個人隱私的空間,生活的空間都是集體共用的。這種工廠利用宿舍安置勞動力,并承擔勞動力日常再生產的勞動體制并不是史無前例的,但是,相比于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幾種主要的工廠宿舍形態,當代中國全球化過程中廣泛出現的“宿舍勞動體制”與它們之間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從歷史上來看,在“工廠”這種專門的生產空間出現之前,勞動是以家庭成員的分工為基礎的,產品的生產空間與勞動力日常再生產的空間相互重疊,并不存在實質上的分化。有些學者認為,工廠(專門化生產空間) 的出現是出于容納大型設備、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及加強勞動控制的需要(Marglin ,1974) 。無論生產空間專門化的合理性為何,19 世紀晚期在西歐出現的工廠并未能將勞動空間與居住空間徹底分離開來。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初期,由于工廠地處偏遠或者運作條件特殊,因此很多工廠主都為其雇員提供住宿。一般的看法認為,提供住宿可以確保在當地的勞動力市場中獲得忠誠而穩定的勞動力供給,能使企業的長期利益得到保障。因此,這種工廠為雇員提供宿舍的做法被認為是西方家長制管理實踐的一個伴生物(Ackers ,1998) 。在傳統的家長制管理中,企業為雇員提供的住宿并非暫時性的,而是一項長期性的制度化設置。在18 - 19 世紀的英國,很多羊毛廠、棉廠、礦山、鋼鐵廠以及銅廠等共同構成所謂的“工廠村”(factory village) (Pollard ,1965 :197) ,其中的大多數雇主都為雇員提供住宿。有些學者認為,這種雇傭方式有助于企業將潛在的罷工者或制造麻煩者驅逐出去,使工人受制于租金和管理的雙重控制之下(Pollard ,1965 :198) 。

對日本工業化所進行的一些研究表明,工廠提供宿舍是日本家族主義管理方式的一個組織特征,宿舍意味著“工廠即社區”(Hazama ,1997 :68 - 71) 。但也有學者指出,工廠提供宿舍是為了能夠短期地雇傭女性勞動者,使勞動力市場可以得到不斷更新,因此可謂一種性別化的雇傭形態(Brinton ,1993 :141) 。還有些日本學者認為宿舍是強迫雇傭的重要表現,雇主通過宿舍制度控制勞動者,勞動者幾乎沒有任何自由(Tsurumi ,1990 :108) 。

中國近代一些工廠也曾出現過類似的歷史實踐。裴宜理曾經描述過上海一間絲廠通過采納西方家長制管理方式而迅速發展起來的過程。她指出:“為了鼓勵年輕的紡絲工人達到高水平的產出,公司發起生產競賽,支付高工資,并且提供各項服務:宿舍、餐廳、診所、圖書館、夜校、俱樂部以及運動隊等等”(Perry ,1993 :183) 。另外,韓啟瀾在對近代上海工廠的研究中發現,工廠通過提供宿舍既可以將工人的津貼最小化,又可以對工人生活進行嚴格控制。因此,宿舍被視為一種主要為外來女工提供住宿和“保護”的勞動管理制度(Honig ,1986 :105) 。在計劃經濟時代,作為“全能機構”的國有企業也曾經普遍為其員工提供宿舍、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全面、長期的福利性設施和保障(李培林、張翼,2000 ;楊曉民、周翼虎,2000 ;Walder ,1986) 。

與此相比,現今的宿舍勞動體制更加具有規訓的特征。中國向全球生產的開放始于1981 年的深圳經濟特區。在全球化的經濟背景之下,采用宿舍勞動形態的工廠組織在工業開發區大規模出現。由于工廠大量使用從農村進入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工廠為工人提供宿舍已經成為雇主、當地政府和勞動者三方的一種共識。這些宿舍有的是從當地的有關部門租用,有的則是由工廠自建。可以說,在當代中國,宿舍勞動體制的實踐看起來更像是全球化生產的系統性生成物,而不是一種伴生物。更確切地說,中國在全球化時代廣泛實踐的宿舍勞動體制既不是西方工業化早期的家長制模式,也不是日本的家族主義管理形態,更不是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單位”制度。其原因在于:在當代中國的工廠實踐中,宿舍主要提供給那些短期雇傭的農民工,因此不具備長期居住的功能,并且排除了某個具體企業與某個具體工人個體之間關系延續的可能性。另外,宿舍勞動體制的實踐與其產品特征、生產周期、地方特色或者雇主偏好等并無明顯相關。企業為其雇員提供宿舍并不是為了建立一支對企業忠誠或者技術熟練的勞動力隊伍,而是主要為了可以確保短期地、臨時性地、大規模地對跨地區流動的廉價而年輕的外來工(特別是女性) 加以使用,并將其工作日的勞動產出最大化。這種持續性的勞動力獲得方式代表著一種新的生產模式——它的出現既是由于農村勞動力的特別過剩,同時也是由于中國經濟與全球生產鏈條的接軌。

宿舍勞動體制具有其他生產體系(尤其是現代的靈活生產體制以及傳統的福特主義生產方式) 所難以比擬的生產條件。這一體制是可以將勞動力成本一直維持在較低水平的有效用工形態,并具有生產效能高的特點。通過宿舍勞動體制,即使在勞動力長期雇傭機制缺失的情況之下依然可以保證勞動力的充分供給。它與西方傳統的勞動力市場的差異在于:工人的工資和勞動條件不會受到地方性規范、工會制度以及地方化實踐(這些通常是與各個地區的具體社會條件相聯系) 等因素的限制,而這些因素實際上有助于提高工人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Storper &Walker ,1989 :157 ;Herod et al . ,2003) 。在宿舍勞動體制中,為工人提供宿舍的制度設計有助于保持新鮮勞動力更替的連續性,降低工人提高工資的需求,并且限制了工人集體組織在具體的生產空間中建立的可能性。宿舍勞動體制作為一種生產方式的空間政治意義正在于此:它促使工人聚集在一起,但卻不會導致固定的工人組織的形成。因為大部分勞動者的正式身份是農民,具有高度流動性,其作為工人在城市工廠中的停留是短暫的。工人在空間的意義上是不穩定的,因此他們難以形成屬于自己的社區、建立有效的組織和制度以及表達其自身的訴求(Harvey ,2001 :374) 。

三、勞動、流動與空間

馬克思曾經指出,勞動者的“自由(free) ”具有雙重涵義。一方面,作為一個自由的人,他可以將自己的勞動力變成商品;而另一方面,他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沒有其他可以出賣的東西,并缺乏一切可以將其勞動力實現的生產資料(Marx ,1965P1954 :169 - 170) 。換句話說,工人可以“自由地”出賣他或她的勞動力(不會受到政府、習俗或其他力量的限制) ,同時他P她們也僅限于擁有將自己的勞動力變成商品的自由,由于他P她不擁有其他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或者獲得途徑(土地、租金、福利以及家庭收入) ,因此只能夠通過出賣勞動力來獲得經濟資源。

史密斯(Chris Smith) 曾經從馬克思對產業勞動的定義出發,提出了資本主義勞動力的“雙重不確定性困境”。第一個不確定性來自勞動與勞動力之間的差別,這種不確定性反映出工人個體在如何處置自己的勞動力問題上的去中心化。如前文所述,工人既擁有選擇的自由,同時除了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并缺乏一切可以將勞動力實現的生產資料,因此在處置自己的勞動力時首先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對象以及地點的選擇。一方面,由于工人有權決定是否將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某一個組織,即工人擁有流動權力,而且這種分散在每個工人個體身上的流動權力具有不確定性,因此作為雇主一方的企業在計算工人是否會留在企業中的時候也就充滿了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對于工人來說,在關于雇主企業是否會繼續購買其勞動力的問題上也同樣面臨著不確定性。面臨這種由于流動權力而產生的不確定性,資本和勞動都在試圖制定各種策略或計劃來減少各自的風險,為了確保各自的策略或計劃成功,雙方都傾向于動員集體或個人的各種資源來為其服務。第二個不確定性來自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強度以及勞動工資的變化。需要多大勞動強度才能換取足以維持基本勞動力再生產的某一特定工資水平? 這個問題一直都是勞動過程理論中的首要問題,其討論重點一直集中在如何進行勞動控制以及如何從勞動者身上獲取剩余價值的策略上(Smith ,2001 ;Thompson & Smith ,2001) 。另外,勞動者如何創造出勞動空間、正式或非正式的策略來降低勞動強度,并牽制管理者對其時間和身體的控制等也被廣泛地進行了討論。正是圍繞以上兩種不確定性的解決,形成了資本主義雇傭關系中勞動和管理體制、策略和技巧的基礎。

新古典主義的經濟理論認為,在資本主義領域,市場(或者說資本間的競爭與工人間的競爭) 有助于為資本配置勞動力和為勞動力配置資本,即為雇主配置工人和為工人配置雇傭機會。另外,新古典主義的經濟理論主張在市場的運作中盡量減少政治(國家) 的干預。但是在實踐中,勞動與資本雙方都在盡量要求國家為它們擴展各自的“自由王國”(對勞動力流動權力的控制以及對資本流動權力的控制) 。

與封建主義中的奴隸不同,工人不被雇主直接擁有。工人和雇主都在試圖控制勞動交換過程中的流動權和投入權,這兩種權力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充滿張力(Smith ,2001) 。組織化的勞動和資本都要求國家通過相關法律對勞動時間、工資、勞動保護以及其他方面的內容進行規定(限制或者擴展) ,然后間接地影響雙方對勞動投入的控制。相比之下,流動權則是一個具有較強政治意義的維度,雇主希望降低工人流動的不確定性,通過勞動合同來規定勞動期限,明確雙方解除勞動關系的時間以及對勞動供給和流動的限制。正是由于存在流動的不確定性,因此導致企業中出現了曼所提出的“相互依賴”責任,即工人為了獲得內部升遷機會而減少轉工行為,而雇主則放棄繼續在企業外部尋找替代性的勞動力資源,盡可能使用內部現存的勞動力(Mann ,1973) 。日本和韓國等國家的一些企業進行了廣受好評的家長制管理實踐,試圖超越赤裸裸的金錢關系,強化勞動與資本的“相互依賴”責任。

近年來的全球化過程同時伴隨著勞動的跨國流動(尤其是技術水平和教育程度較高的工人以及技術水平較低的邊緣勞工) 和跨地區流動(例如在歐盟國家內部的勞動力流動或者中國國內的農民工流動等) ,由于這一空間依然為國家和跨國性法律以及社會邊界所限,因此工人的流動能力或者流動選擇必然會受到種種限制,而且這些限制往往并非他們的個人意愿所能決定的。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市場的分割和競爭也給工人帶來了更大的流動權力——即工人們出于自愿或者為了競爭優勢而辭工和流動的能力。

我們在本文中的關注是:勞動與資本在怎樣的空間中集聚并共同構建出一種特殊的勞動體制,以解決史密斯所提出的“雙重不確定性困境”? 換句話說, “哪里”成為跨國勞動過程空間政治的焦點所在。工人將自己的勞動力出賣到“哪里”,這既是一個嵌于更加廣闊的“地方—政治—經濟”框架之中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與國家和地方如何形成勞動儲備的制度性安排密不可分的問題。換句話說,當我們將全球化生產的空間特性、國家制度安排以及地方性實踐等方面的因素引入對“哪里”這個問題的分析時,我們所看到的將是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理論完全不同的一種宿舍勞動體制實踐。

四、宿舍勞動體制的政治經濟學意義

中國由計劃經濟進入市場經濟之后,市場力量、勞動契約、雇主的雇傭自由以及國家的勞動力配置自由等相繼出現,但是由于對人口進行控制的戶籍體系等傳統制度遺留依然存在,因此資本對勞動力的使用與農民工的勞動、生活以及流動等都通過宿舍勞動體制被緊密地扣連在一個具體的生產空間之中。

從宏觀層面來看,宿舍勞動體制的政治經濟學意義在于它支撐著國家、雇主以及國際產品市場之間的聯結,能夠讓一個流動的年輕打工群體為全球市場提供越來越成熟的勞動力。具體來說,在全球化的中國,農民工的流動同時處在國家政治和經濟結構的雙重作用之下:一方面出于經濟發展的需要,國家給予了農民工進入城市打工的流動自由;而另一方面出于城市秩序以及資本積累的政治需要,國家依然通過人口流動的政策法規限制著農民成為城市人的自由,農民工不能在城市中生根。農民工的高流動性使城市和資本可以獲得一支永遠可以保持年輕、廉價和新鮮的勞動力隊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宿舍勞動體制是全球資本主義制度與總體性體制傳統相互混合的產物。由于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居住資格是與其勞動雇傭直接聯系在一起的,因此一旦勞動合同期滿,他們就必須返回農村老家或者找尋下一份臨時性工作。這種政治與經濟運作邏輯的矛盾,塑造出農民工模糊的身份認同( Pun ,2005) ,并使這個半工半農的群體走向工人階級化的過程充滿坎坷。

也正是因為如此,在中國大量的外資和私人企業的實踐中,很難發現曼所提出的為了解決流動的不確定性而存在的“相互依賴”責任,相反,工廠中對待流動更為普遍的實踐是,放寬(而不是減少) 勞動替代,提高工人流動率和勞動力更換速度。另外在中國,農民工的流動往往不是通過已經制度化的正式勞動力市場,而是通過廣泛存在的家族、親屬以及族群等非正式社會網絡來進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工人們對雇主的選擇并不是一個單純由個人來決定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的或者結構的問題。農民工們通常會跟隨他們的同鄉,相繼進入同一間工廠打工(Lee ,1998 ;Pun ,1999) 。此外,到“哪里”打工(即打工地區) 的問題,同樣也受到上述各種非正式社會網絡的影響(孫立平,2004 ;黃平主編,1997 ;王漢生等,1997 ;李培林,1996) ,并且勞動力通常會傾向于流入經濟較發達地區。

從微觀的層面看,宿舍勞動體制的政治經濟學意義在于它導致了雙重勞動異化過程的產生。一方面,宿舍勞動體制的勞動—生活居住一體化使得工人處于工廠的全面控制下,工人的勞動時間可以被任意而靈活地支配和延長,從而增加對勞動力剩余價值的獲取,導致勞動生涯被濃縮。宿舍勞動體制與勞動力的高流動性是緊密相連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宿舍勞動體制中的勞動力是“靈活的”,但是卻不同于強調提高勞動分工靈活性的勞動力形態。相反,工廠可能對生產過程進行大規模分解,以便適應勞動力的高流動性,這些無疑都加深了工人的勞動異化程度。同時,高流動率使得工人難以形成集體談判的力量,有助于抑制工人提高工資的需求。由于缺乏以勞資雙方合意為基礎的勞動管理,對工人的控制以建立在罰款基礎上的勞動紀律為主,管理往往帶有某種強制性。制度性結構對流動空間的限制使企業在競爭中存在機會主義傾向,缺乏對工人進行培訓的動力,傾向于使用扣留證件、拖欠工資等非法手段抑制工人的主動轉工意愿和行為。

另一方面,工廠對勞動力的日常再生產實行統一控制(居住、食物、出行、社交以及休閑等全部在生產組織中獲得) 。勞動力日常再生產的成本被各個企業自行消化(企業總是傾向于控制和壓低再生產的成本) 。最重要的是,由于宿舍并非提供給家庭居住,因此勞動力的世代再生產無法從企業獲益,其再生產成本依然要由農村社會(主要是其流出地的家庭) 來承擔。作為生產體制的一種典范,宿舍勞動體制管治著一群以女性、單身者、年輕人為主的外來工(Andors ,1988 ;Lee ,1998 ;Pun ,1999) 。他P她們離開了家人(尤其是父母) ,告別了以往熟悉的生活習慣(家鄉的食物、語言以及周圍環境) ,聚集在工廠,并經歷工廠的規訓對其身體、意志以及行為所進行的同質化重塑(Pun ,2005) 。他們將不得不生活在一個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會環境里,從而陷入陌生的人群、語言、生活方式以及消費方式的全面支配之中。

五、結　論

綜上所述,跨國勞動過程的系統性生成物——宿舍勞動體制,在微觀而具體的特定生產空間中將資本與國家的運行邏輯重新整合,并將產品的生產空間與勞動力日常的再生產空間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資本的經濟邏輯在于通過控制勞動力的生產過程最大限度地獲取剩余價值,即在最短的時間內解決勞動與勞動力之間的雙重不確定性矛盾,在全球范圍內迅速地進行資本積累;而國家的政治邏輯在于通過有效控制勞動者的流動來達成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目標而無需承擔勞動力再生產的責任。原有的戶籍制度與新的勞動力控制體系一起,建構出一種特殊的權力形態,一方面,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需要農村勞動人口進入城市的工廠打工,但另一方面城市卻在制度結構上限制了工人階級化過程的出現,導致他們無法在城市中扎根并形成工人階級的生活社區。因此,宿舍勞動體制使資本對勞動力日常再生產的全面控制成為可能,這一控制過程最終將促使勞動者最大限度地服務于生產過程。

與國內外近代工業史上的各種生產體制相比,宿舍勞動體制更加具有支配性、普遍性,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壓低勞動力的生產成本和日常再生產成本,靈活地對勞動者的勞動時間進行操控和利用,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工人的勞動異化程度?？梢哉f,宿舍勞動體制塑造出了中國新打工階級的一系列重要特征:他們往往是跨地區流動的農民工,半工半農的模糊身份決定了他們在城市中的停留是暫時性的、過渡性的。

作為一種嶄新的社會空間形態,宿舍勞動體制隨著全球化生產的去地域化而出現,它將高度抽象的資本空間和特定具體的生產空間聯系在一起。它既是一種新型的勞動管理方式,同時也為勞動團結、抗爭以及新型勞動關系的出現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在宿舍勞動體制中,跨國勞動過程中的勞動控制與反抗的辯證關系亦將充分表現出來,資本與勞動雙方都會有意識地通過對這個空間的控制來強化各自的權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宿舍空間是非常具體的、嵌入性的。宿舍勞動體制這一獨特生產空間形態在跨國勞動過程中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意義亟待更加深入而系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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