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之爭應讓位于新思想流派之間的爭論
作者：知原
一、右派、左派、民族主義和新國家主義只是粗俗的思想劃界，它們之間的的爭論應該讓位于各種思想體系、思想流派之間的爭論：
我在我以前的文章中曾說過，當前的思想界被粗俗的劃分為左派和右派，思想界的斗爭被稱之謂左右之爭。這里的右是指自由主義，左卻并不僅僅指新左派，而是指一切自由主義反對派，它包括新左派，也包括民族主義，還包括何新八九之后倡導的新保守主義或新權威主義和現今又提出的新國家主義。
許多知識分子和我一樣，是不喜歡這種左右派的粗俗劃分的，我在我的許多文章中都指出，中國目前需要的是新思想、新思想家，目前的左右之爭，自由主義、新左派、民族主義和新國家主義之爭，應該讓位于各種思想體系之間的爭論，就象中國古代的百家爭鳴一樣。目前的左右之爭，只是由于這些新思想家還未出現或成熟，新思想體系還未建立或取得廣泛影響的情況下出現的暫時現象吧了。新保守主義也好，民族主義也好，新左派也好，新國家主義也好，都是在中國還未真正出現大思想家、未建立起成熟的思想體系之前的臨時表現。
二、中國現今正處于第二個百家爭鳴的黃金時期，中國近現代最缺乏的不是大政治家，而是大思想家：
我們常常羨慕西方經歷了兩個黃金時期：古希臘和近現代西方，而我們只經歷了一個黃金時期：春秋戰國時代，認為這是西方在近現代超過我們的根本原因。不過許多有時之士都認為我們現今正處于中國的第二個黃金時期、第二個百家爭鳴的時期。我是贊成這一觀點的，不過與中國的第一個黃金時期產生的原因是自發的不同，中國的第二個黃金時期主要是西方文明沖擊的結果。因此，中國的第二個黃金時期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就是中西文明融合的問題。而中西文明的融合是需要大思想家對這兩種文明的本質進行深入思索以發現兩者之間融合的切入點，并根據中國目前的現實需要加以取舍的。中國現今需要一大批類似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孔子、老子等大思想家。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中國根本就不缺乏大政治家，孫中山、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將是名垂千古的大政治家，而缺乏的是大思想家。
三、中國的新思想、新思想家將主要從民間新左派中分化出來：
關于新思想、新思想家將產生于學院還是民間的問題，顧則徐先生認為，新思想、新思想家九成將產生于學院，一成將產生于民間。我相信顧則徐先生的這一觀點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對此問題的看法，不過我不贊同這一觀點，我認為，如果中國真能產生新思想、新思想家的話，那么他們八成將產生于民間新左派，一成將產生于學院左派，一成將產生于民間右派，零成將產生于學院右派。
因為，學問家和思想家是有區別的，學問家是舊理論的承繼者和解釋者，而不是新理論的開創者。學院知識分子絕大部分是學問家，而較少是思想家；民間知識分子盡管其思想很可能很幼稚，但他們身上所表現出來的卻是思想家的特征。另外，中國現今的教育體制也決定了其培養出來的是學習性的人才，而不是創造性的人才。因此，中國的學院知識分子更是學問家類型的，而極少思想家類型的。至于左派和右派，我在以前已經論述過了，左派知識分子更是思想家類型的，而右派知識分子則更是學問家類型的。事實上，學院知識分子如果要用左右來劃分的話，正如許多人指出的90%的是右派，10%的是左派。因此，中國的學問家八成是學院右派，一成是學院新左派，一成是民間右派，零成是民間新左派。但思想家則相反，如果中國未來真能產生新思想、新思想家的話，那么其八成將產生于民間新左派，一成將產生于學院新左派，一成將產生于民間右派，零成將產生于學院右派。
當然，就目前來看，中國還并沒有出現被公認的思想家，我上面所說的只是新思想、新思想家所可能產生的群體，以及認為民間新左派知識分子表現出來的特征是思想家的特征，在他們未被公認為思想家之前，他們只能稱之謂思想者。不過，隨著左派和右派爭論的擴大和深入，我相信真正思想家型的人物將主要從民間新左派中分化和成長出來，盡管他們自己通常是不喜歡目前知識界的左右之劃分的，而更喜歡以自己所創立的思想體系和派別本身作為劃分的標致。當這類新思想家出現之后，中國目前知識分子的左右之爭將退讓給各個思想派別之間的爭論。
四、思想家和學問家的區別：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陳波先生在他的《學問家和思想家》一文中認為，學問家和思想家是兩種不同類型和素質的知識分子或文化人，它們的區別陳波先生說了四點：
1． 學問家以學問見長，其學問貴乎博與專；思想家則以思想行世，其思想貴乎新與深。
2． 學問家偏重于“我注六經”，思想家則熱衷于“六經注我”。
3． 學問家靠的是功夫積累，思想家則常常靠“天縱我才”，可遇而不可求。
4． 就思維方式說，學問家偏向于綜合，思想家則著意于創造。
我認為還有第五點比較重要的，就是學問家的思維主要是演繹的，即對已有的知識進行演繹，尋找出其“隱”知識；思想家的思維主要是歸納的，即對已有的知識進行歸納，歸納出更深、更根本的知識。
但學問家和思想家最大、最根本的區別是繼承和創新的區別。學問家是已有知識的學習者、繼承者和使用者，思想家是新知識的開拓者、創造者。
五、互聯網上出現思想家和學問家爭論的原因和意義：
互聯網上為什么會出現思想家和學問家的爭論？以及這場爭論的意義是什么？
互聯網之所以興起學問家和思想家的爭論，不是如Wdyan網友所說，有人把“思想家和學問家截然分開”。而是恰恰相反，人們常常混淆了思想家和學問家之間的區別。由于中國自秦漢以來就是鮮有思想家出現的時代，而博學多才的學問家卻并不缺乏，只不過，古代以儒家經典為學問，近代以西方經典為學問，毛澤東時代以馬列經典為學問，改革開放之后又重新以西方經典為學問。這造成了人們常常喜歡用學問家的標準來衡量、評價思想家。他們要求思想家的思想，定義明確，論證嚴謹，論據翔實可靠。這對思想家的產生、發展，以及被社會認可是極為不利的。思想家貴乎新與深，過于明確的定義，嚴謹的論證，翔實可靠的論據會花去他們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限制他們思想的張力。
當然，這并不是說，我反對“定義明確，論證嚴謹，論據翔實可靠”。而是，我認為從思想發展到學問需要一個長期的完善過程，這一過程常常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好幾代人來完成。思想家有思想家的局限性，他只能做他力所能及的事。
對思想家和學問家的辯明，有助于我們正確的理解、評價和接受思想家，認可他們產生的時代背景、作用和意義。
我本人也并不是那種高揚思想家，而貶低學問家的人，我認為，任何一種有價值的思想，發展的最終結局就是要演變成一門嚴謹的學問。
只是我認為，中國目前面臨著兩條出路：一條是融合中西文化開創出一種新型的、更優秀的文化；另一條是全盤西化。融合中西文化，開創出一種新型的、更優秀的文化，最需要的是創新，因此這項工作、這條道路只能由思想家來承擔、來完成；全盤西化，最需要的是學習、繼承先進的西方文化，因此這項工作、這條道路只能由學問家來承擔、來完成。而在這兩條道路中，我本人是贊同中西文化融合，而反對全盤西化的。所以，我認為我們目前更需要的是思想家，而不是學問家。
另外，我認為，從思想發展到學問一般需要好幾代人的努力。而在我們目前的這個需要融合中西文化的偉大創新時代、一個類似于春秋戰國的時代，更需要的是思想家而不是學問家。一旦這個創新時代已完成、已過去，我們又會回到學問家的時代。
互聯網興起的思想家和學問家的爭論，是非常有意義的，它有助于我們辯明中國未來的走向與其主導這一走向的知識分子或文化人的關系問題，有助于正確看待和引導中國未來的發展。
六、現今的民族主義的作用是樹立我們正確的心態，這種心態有助于造就當代的大思想家：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民族主義與五四運動時期的民族主義有很大的不同，五四運動時期的民族主義是全盤接收西方文化及全盤打倒中國傳統文化；而現代的民族主義則恰恰相反，他們對西方文化抱著懷疑和有選擇的學習，對傳統文化也不是完全排斥而是抱著學習和吸收的態度。
從道理上講，現代的中國人應該遠比五四運動時期的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理解的透徹，為什么他們反而懷疑起西方文明了呢？為什么他們反而重新接受傳統文化了呢？我覺得這正反映了中國的民族主義已經走向成熟。五四運動的中國面臨著亡國亡種的危機，他們不能冷靜的思考中西文化融合的問題，而現今的中國雖然還有很多不令人滿意的地方，但中國的國力已經上升到世界前列（這可是在遠沒有全盤西化的條件下取得的成果）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所以現今的中國人可以冷靜的思考中西文化融合的問題。
五四運動的民族主義一直影響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形成了十分不利于中西文化融合的環境——盲目排斥中國傳統文化和崇洋媚外。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興起的民族主義是對這種環境的反擊，它的最主要作用是樹立我們正確的心態——從中國的實情出發，以中國的繁榮強大為本。這種心態可以端正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近現代西方文明的態度和看法，有助于形成思索中西文化融合的環境，有助于造就當代的孔子、老子等大思想家。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