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性過剰”的根源在于資本與勞動的分配比例失衡
文/蔡定創
我國經濟存在巨大的“流動性過剰”是不爭的事實。據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06年第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到4月底，全部金融機構人民幣的存貸差首次突破了10萬億元人民幣，而2005年GDP才１８萬億。因此“流動性過剰”、投資過熱成為宏觀調控中最大的難題。在調控的匯率、利率、準備金率、行政措施等工具的選擇上，總是首尾不能兼顧，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巨大的“流動性過剩”，實際表明國民經濟已經發生了較大的、深層次的不平衡。
“流動性過剩”是社會產品過剩的表象。其本質是社會積累、社會再生產能力的過剩。如果繼續讓這種過剩的再生產能力繼續投入到已追加了的再生產中去，不光會進一歩強化“流動性過剩”的惡性循環，而且會引發經濟硬著陸甚至經濟危機。因此，宏觀調控應立足于從生產和消費的總量上進行調控，只有從社會生產的總量上進行調控，當前經濟的一系列難題才能迎刃而解，我國經濟才能獲得更大的可持續發展的張力。
一、“流動性過剰”的性質
“流動性過剰”從表現形式上是個人、企業、政府不用于生活性消費，只用于投資方面的銀行存款。產生“流動性過剰”原因，學界公認的主導因素是，外匯儲備超常規增加，基礎貨幣被動性大量擴張進入市場。
籠統地談論“流動性過剩”并在此基礎上談論宏觀調控是當前的通病，關鍵要害是要搞清楚這批“流動性過剩”資金的性質，產生“流動性過剩”的這筆資金是資本性資金還是消費性資金？
這顯然是一種資本性資金的過剩，而不是居民消費性資金的過剩。支持的理由如下：
1、 從來源上說，央行巨額的外匯主要來源于企業的溢出利潤，是一種主要用于投資的資金，企業主用于消費的資金不包含在此中。
2、 從國家統計數據說明，一方面，投資快速增長，拉動上游原材料、燃料、動力等投資消費品價格快速上漲，另一方面，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則延續了上年的回落趨勢，比年初回落0.7個百分點。此也指明了是投資資金過剩而不是居民消費資金過剩。
3、 從當前資金的投資效益指標看，健康的、正常的投資效益應在2：1左右，而我國當前的邊際投資效益已經在5：1以下。邊際投資效益的低下，也說明了當前經濟的內在矛盾是投資資金嚴重過剩，而內需不足。
因此，我國當前“流動性過剩”的性質是內需不足的資本金過剩，是資本的脫離內需的投資膨脹與居民消費通縮的積累與消費結構性失衡。
二、產生“流動性過剰”的根源
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是生產與消費必須平衡，生產促進消費，消費反作用促進生產。不管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客觀上必然包括有生產與消費、積累與消費、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生產性消費與生活性消費的各種比例與平衡關系。要獲得經濟最佳的可持續發展速度，就必須通過宏觀調控，根據經濟社會的不同階段，謀求上述項目最佳的比例關系。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979年至2004年我國GDP年均增長率為9．6％。十五”期間，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實際增長為５％。排除第一產業的低增長因素，第二、第三產業的實際增長修正值估算為10.8%。假定國際資本每投資2億元可獲得1億元產值，投資效率為0.5為正常市場環境下的正常投資效率，那么我國要獲得第二、第三產業年均增長率10.8％的要求，按正常市場年新增投資率約為20%，加上我國可能因過剩而產生的投資效益損失，實際投資增幅以25%為計算，那么，如果實現第二、第三產業年增長10.8%，全員職工年工資平均增長就應為8.1%。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部份社會階層的年工資平均增幅確實實現了或超過8.1%。但是，最少有一半的就業人員年工資增長遠低于8.1%。
據勞動保障部資料：“首先是輕紡、建筑、餐飲服務等領域部分行業的職工工資平均水平偏低。其次是農民工的工資增長緩慢，工資水平普遍偏低。有關調查顯示，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農民工工資絕大多數在600元左右，改革開放以來，珠江三角洲GDP年增長率平均20%以上，農民工工資近12年來僅增長68元，年增長低于1%”。①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5年全國就業總人數為7．58億人，其中職工總數約3.1億人。在3.1億總職工人數中，約有72%（2.232億人）是在工資增長極低的餐飲業、建筑業、采掘業、制造業、社會服務業中就業。其中鄉鎮企業的農民工約1.2億人。
我們假定總職工人數中的72%（2.232億人）的職工在1990年平均月工資為600元，如果按國民經濟的協調增長率8.1%計算，15年后的月工資應增長到1930元。但實際上這部份就業群體至2005年平均月工資仍在1000元左右。15年工資年均實際增長率僅為3.4%。如果按此測算，僅2005年就最少有2075億元社會勞動產品不進入居民的消費。由于分配的不公，社會階層的收入差距還在拉大。不管個人還是企業，超高的收入都會積累成“流動性過剰”。
或許有人說，根據經濟自平衡原理，沒有進入消費的產品，其商品價值屬性最終會消失，而社會最終會通過損失增長速度來求得自平衡。的確如此！但是，我國在為保證增長速度，在內需不足的情況下，采用了擴大出口的政策，將這部份不能在國內實現的價值轉移到外部市場實現。而對必然由此產生的本幣升值壓力，國家則采取了由央行將出超外匯全部用人民幣買單的特殊政策措施，所以，“流動性過剰”沒有被人民幣升值而對沖，變成了資本金性質的巨額人民幣存款而被積累下來。
因此，“流動性過剰”本質是勞動工資的價值向資本金的轉移，是分配的結構失衡，是社會總生產與總消費的失衡。
三、當前經濟宏觀調控的幾點建議
“流動性過剰”的根源在于資本與勞動的分配比例失衡，而且這種失衡已經積累到嚴重的地歩。沒有一個社會能夠在分配比例嚴重失衡的情況下能獲得可持續發展的。過去的幸運在于社會過剩的產品通過出口轉移出去，但當世界市場對這種近呼免費的勞動產品都厭惡的時候，或者說出口到了對本國居民福利提高沒有任何好處的時候，這種剩余產品轉移也難以維持的時候，經濟危機也不是不能光顧我們。
因此，我們不能長期維持資本與勞動的分配比例失衡，聽任我國現在已獲得的勞動生產率被閑置，聽任本應有的國民福利被損減。要站在全民福利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作好宏觀調控，利用“流動性過剩”，使國民經濟上一個臺階，國民收入倍增。
1、啟動低工資職工收入倍增計劃，并建立產業工人工資與社會經濟增速同歩的強制制度措施。
上文的數據表明，我國最低收入階層的平均工資水平仍在1000元以下，特別是鄉鎮企業的產業工人，血汗工廠時有爆光。而按照經濟發展最佳效果估算，2005年這部份低收入群體的工資應達到1930元。與實際相差一倍。應用三年左右時間，政府采用強制調控手段，將低收入階層職工平均工資增加一倍。并從此建立產業工人工資與社會經濟增速同歩的，具有強制力的法律、制度措施。
經濟理論界有不少學者是反對大幅提高產業工人工資。如今年五月的《2006中國經濟高峰會上》,張維迎教授就有“勞動力成本上升將對中國企業構成挑戰”的觀點。此種觀點與當前的經濟現實顯然不符。實際上，低工資不僅僅有能降低產成本的一面，更有在分配中提高資本利潤率的一面，而過高的資本利潤率在多數情況下都會損害經濟可持續發展速度的。
2、加大對全民醫保、全民教育、全民低保等社會公共產品的投入力度。
當前經濟通脹與通縮并存，作為資本金的“流動性過剩”起主要作用。調控中僅有強行抑制投資的措施是不夠的。“流動性過剩”資金不可能會自行進入居民消費領域補內需不足。我認為，正象當年國家調控中大幅舉債用于國家基礎設施投資一樣，現在仍應由國家預支形式，將“流動性過剩”這筆資金，挪用于全民醫療、全民教育、全民低保等社會公共產品的投放。這是強制發揮經濟的已有潛力，使社會經濟重獲均衡的必要措施。
3、國企要向全民分紅。
“流動性過剩”構成中很大一部份來源于國企的利潤至今仍留存在國企，不分紅它就仍是一筆資本金，而國企的投資沖動又是當前投資過熱的主因。國企應向全民分紅，并將這“流動性過剩”的資本金變成消費資金，同樣用于社會公共產品的投放，“流動性過剩”即會得到緩解。
4、真正轉變地方政府的服務職能。
過去的政績考察著重GDP增速，對資本利益方的關懷較多一些，這在經濟發展的起歩階段是十分必要的。但在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社會里，政府應更重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和社會的均衡協調發展。任何國家任何時候勞動者都是處于相對弱勢地位，僅靠勞動的市場調節是不可能發生良性均衡，必須運用適當的強制力量保障經濟發展中的各產業、各階層分配比例均衡。因此，政府應加強對各產業、各經濟體低收入職工收入增長狀況的監測，側重加強對私營、外資企業的勞動監察和勞動者權益的保護。
2006.09.05
① 資料來源：《揚子晚報》報道2006年05月15日報道《勞動保據障部：壟斷行業工資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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