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階級斗爭是推動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動力
康新貴 廣東人民時代律師所
摘要：當代中國社會已分化為四個階級：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動者。每個階級都有自己相對獨立的利益訴求，并試圖使本階級的利益最大化。如此，階級之間對稀缺資源——包括政治權力、經濟資源、意識形態的爭奪就成了一個永恒的社會現象。這種不同階級之間對稀缺資源的爭奪，是階級斗爭的具體表現。在四個階級中，勞動者階級屬弱勢群體，無組織的勞動者階級不可能與有組織的強勢集團進行平等的競爭，這是勞動者階級在改革中獲得的利益最少或成為利益絕對受體的主要原因。
按照國民經濟支出法核算，國內生產總值（GDP）是由投資、消費和凈出口三駕馬車拉動的，對消費率的國際比較顯示，我國目前的消費率是明顯偏低的。造成城鄉居民消費水平低的原因，與勞動者階級的低收入及未來收入預期不確定、醫療、住房、教育費用過高有關。勞動者階級只有組織起來，通過非暴力的階級斗爭，才能有力的保護本階級的利益，提高工資收入和福利保障，并通過消費，提高消費率拉動經濟增長。
關鍵詞：四個階級 階級斗爭 收入和社會保障 消費率 經濟增長
一、在階級社會中，階級斗爭是永恒的社會現象
社會學的“理論視角”有三種，“功能主義視角”、“沖突論的視角”、“互動論的視角”。⑴功能主義的視角強調“社會的每一個部分對總體發生作用，由此維持了社會穩定”；⑵沖突論“強調人們因有限的資源、權利和聲望而發生的斗爭是永恒的社會現象，也是社會變遷的主要源泉。……，即構成社會的各部分遠不是作為整體的一部分而平穩運行的，實際上他們是相互沖突的，……，秩序只是社會各部分間不斷進行的沖突的一種結果”；⑶互動論視角“研究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交往的，他們又是如何使這種交往產生實質性意義的”。④功能主義視角、沖突論視角是從宏觀層次上認識、把握社會大的制度結構，互動論視角是從微觀層次上研究個人和小的群體而不是大規模的社會結構。
功能主義把社會看成是一個像人類的有機體，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像人的四肢、心臟、大腦一樣，結合成一個有系統的整體，每個部分對整體發揮著好的作用，每一部分也維持著整個機體的平衡狀態。然而社會不總是平靜的，社會處于不斷的變革中，新的制度取代舊的制度。功能主義視角不能解釋這種社會的演變過程，沖突論很好的解釋了這個問題。社會學中的沖突論源于馬克思。沖突論強調社會流動的、不斷變化的性質，社會的平衡是暫時和短暫的，而沖突是永恒的，舊的平衡不斷的被打破，沖突—平衡—沖突—……的循環是永恒的社會現象。秩序是社會各部分之間不斷進行沖突的結果，是力量與強制的產物，依靠強力來維持。
沖突論強調人們因有限的資源、權利和聲望而發生的斗爭是永恒的，也是社會變遷的主要源泉。按照人們對社會稀缺資源的控制和占有的不同，當代中國社會劃分為四個階級：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動者。其中勞動者階級又分化為三個子階層：發展型、溫飽型、貧困型。⑸稀缺資源包括政治資本、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三個方面。
每個階級都有自己相對獨立的利益訴求，并試圖使本階級的利益最大化。如此，階級之間對稀缺資源——包括政治權力、經濟資源、意識形態的爭奪就成了一個永恒的社會現象。中國社會目前對改革方向、改革路線的爭論，早已不是改革初期的觀點不同的爭論，目前的爭論，是階級之間利益不同的爭論，是不同階級之間對稀缺資源的爭奪，是階級斗爭的具體表現。
二、當代中國社會階級的劃分
人們對政治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控制、占有的不同，其外部首先表現為職業的不同，一般來說，人們把職業看成是包含了各種資本資源占有使用信息的標準。以職業為基本標準，再輔助以收入、消費水平等指數進行劃分，比較容易區分不同的階級。四個階級的劃分，是一種本質性的區別劃分，有助于我們從整體結構上認識社會
國家管理人，即由國家權力的實際控制者所組成的社會群體，由中央、地方的各級官員和受托享有政府管理權力的組織中的控制者組成，他們實際控制著社會的現狀和發展走勢。和哪個階級組成聯盟、傾向于哪個階級；如何配置有限的資源、如何平衡各階級的利益。這個集團在整個社會的運行、調控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國家權力的實際控制者，強調的是實際控制者，以此將普通業務性的公務人員予以區別。
資本家。傳統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是生產資料的擁有者和實際控制者，主要由大、中資本家組成。他們以對生產資料的擁有和控制分配社會資源，通過對企業的控制，影響和控制社會。這個階級的共同特征是以資本的運作為主，通過資本運作獲得利益。因為生產資料的擁有、控制仍然是整個社會的基礎因素，所以這個階級對社會的經濟控制依然有極強的能力，進而影響國家政策的制定。這個階級在中國目前是一小部分人，但能量很大。
中產階級——即中間階層，這個階級的劃分至今不很明晰，有些模糊。中間階級的劃分既有職業的成份，又有收入、消費等方面的含義。在形式上一般認為是主要由具有管理權利、專業技術知識的白領階層，他們以知識的應用、行使管理權、特殊技能的發揮為主要工作方式。典型的如大、中公司的職業經理人、中、高級公司職員、大學教授、高級專家、自我雇傭的小私營企業主、持股人、企業承包人、高級營銷人員、知名律師、中介行業的投資人、體育明星、歌星等等。一個公認的說法是，中間階層是社會穩定的保障，在任何社會中，中間階層都是維系社會穩定的主要力量。表現為中間階層是介于高層和底層的緩沖層，當它成為社會主體時，高層與底層之間的沖突就會受到阻止，社會矛盾就會大大緩解；其次，中間層代表溫和、保守的社會意識形態，當這種意識形態占據主導地位時，極端的思想和沖突觀念就很難有發展的市場，這是社會穩定的思想原因；第三，這個階層是引導社會消費的最主要的社會群體，當這個群體在人數上成為社會的多數時，其生活、消費方式就保證了社會有龐大、可持續增長的消費市場，從而拉動經濟增長，這是經濟增長穩定、持續的有力保障。所以，一個穩定、優良的社會階層分布是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即中間階層人數較多，大資本家階級和社會底層占較小的比例。如此，社會才能保持政治、經濟的穩定和持續發展。在我國目前，依然是中間層欠缺，是底層大上部小的“金字塔型”階層分布，高層與底層的沖突得不到有力的緩沖；消費市場的增長緩慢從而導致經濟發展的減緩也與此有關，很明顯，貧困的社會底層不可能形成龐大的消費市場。
因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各地區間的差異較大。在階層劃分中輔助性的指標收入、消費水平等，因地區的不同，其絕對值也就不同。例如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年收入3萬元左右可能達不到中產階級的收入和消費水平，但在一些欠發達的地區，年收入3、4萬元的營銷人員可能會被認為屬于中產階級。
勞動者階級，這個階級的共同特征是以勞動為生。其劃分標準以職業和收入為主。依職業、收入的不同，這個階級被細分為三個子階層：貧困型、溫飽型、發展型。
貧困型——主要指貧困山區的農民、年老體弱和無技能的城市下崗職工、失業和半失業人員等。這部分人的生活極為貧困，是絕對生活貧困者。他們的年收入在3、4千元左右甚至更低，生存的基本物質需要，衣、食、住、行對他們來說都顯得尤為重要，他們為如何生存而苦腦，一旦發生較大的疾病、子女上大學、意外事故等，對他們來說都是無法承受的災難性打擊，他們生活在社會最底層。
在中國西南、西北以及一些山區的集中連片貧困地區的貧困農民，這些地區的貧困人員總數有6500萬人左右。⑹在城市中，形成以下崗失業者為主體的貧困階層，尤其是那些40-50歲左右的中年失業者及其家庭，這部分人的夫妻雙方大部分只受過初等、中等教育，過去從事的主要是低技術的體力工作，現因公司不景氣破產或停產、半停產，這部分人既不能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新的經濟增長產業，需要較高的文化程度，他們對此也沒有任何機會，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社會的淘汰者，他們失去的不僅是工資收入，同時也失去了醫療保障、養老保障。在他們目前連自己的生活都成為困難的時候，他們又不幸的是家庭的中堅，上有老、下有小，其家庭成員一旦發生較大的疾病、上大學等較大的開支，都是他們無法解決的困難。他們在企業中長期從事單一、具體的體力性操作工作，沒有經商做買賣的意識和能力，大量的民工涌進城市、大量的下崗、半下崗工人，使得小本經營買賣也變的競爭十分激烈和微利。從整體上說，他們的出路將會越來越難，他們比那些已退休的職工、比有一塊承包地的農民更為困難，他們是改革利益的受損體。社會地位的下降、經濟保障的滅失、城市生活中貧富的巨大反差、子女的前途也因此受到巨大的影響，這一切，使他們產生不滿情緒。
溫飽型。他們的共同特征是以體力勞動為生。典型的如一般企業的產業工人、服務行業中的普通服務員、建筑業的民工、自給自足的農民、小個體戶、普通營業員等。因地區分布的不同，他們的收入也有所不同。在發達地區，如廣州，他們的年收入在1-1.5萬元左右。之所以將他們劃分為溫飽型，是說他們的生活剛剛脫離了絕對貧困線，他們的衣、食有了一定的保證，但他們依然很脆弱，面對本人及家庭成員的疾病、失業、子女上大學、養老等問題，他們依然是束手無策，他們隨時有可能因一個微小的振蕩而掉進貧困型中。
發展型——是指智力型勞動者，他們是勞動者階層的最高層。典型的如技術工人、公司中的普通管理人員、營銷人員、中介行業中的一般律師、注冊會計師、評估師、稅務師、個體工商戶、中小學教師等。他們的共同特征是以知識、技能性勞動為主，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受過良好的教育，且收入中等，他們依然屬于勞動者階層。與貧困型、溫飽型勞動者相比，他們對工作的興趣部分來自于生活的必須（解決物質需要）；部分來自于對工作本身的興趣和向上層流動的追求，他們渴望成功、渴望得到社會的認可，他們對自我成就等高層次需要有一定的追求。在發達地區，如廣州，他們的年收入在3萬元左右、在內地，在2萬元左右。他們的社會地位較為穩定，有初步的失業、疾病和養老保障，他們已擁有一定的知識、技能、社會網絡關系等稀缺資源，他們在社會上已有了一定的聲望。之所以說他們是發展型，是說他們通過階層流動、身份轉換，有可能上升到中產階級甚至更高。
從目前情況來看，農業從業人員占全部從業人員的約50%，⑺農村人口將近10億，⑻在城市的從業人員中，絕大部分是普通的產業工人、普通的公司辦事員、商業、服務行業的普通營業員、服務員，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屬于勞動者階層中的溫飽型勞動者。勞動者階級在總人口中占80%左右。
三、不論在任何國家的階級社會里，非暴力的階級斗爭都是提高勞動者階級生活水平的有力武器
美國著名雜志《時代》周刊最近做了一個報道，有兩個清潔工。一個清潔工叫克雷格·瓊斯在辛辛那提工作，職務是清除垃圾，這在清潔工中也是最臟最累的活兒。他每晚工作4個小時，一周工作5天，時薪6.5美元，一個月500多美元。他租最便宜的房子，每月租金215美元，再扣除電話費和水電費，剩下的錢夠吃飯就不錯了。另一個清潔工在匹茲堡，名叫羅比·格瑞。她負責一個會議中心的衛生，工作環境干凈得多，每周工作40個小時，一小時12.52美元，年收入26000美元。同時，她享受健康保險、三周的年假和三天的個人假期。羅比和她收入類似的丈夫，不僅買了房子，還把兩個女兒都送進了大學。兩個清潔工的命運為什么如此不同呢？因為克雷格背后沒有工會，而羅比則是工會會員。在匹茲堡，強大的清潔工工會集體和雇主討價還價，要求“生存工資”。⑼這是階級斗爭的一個縮影。
在工資數額的確定過程中，瑞典社民黨在支持工人組織起來維護自身合法權利的同時，還支持總工會與雇主協會進行談判，并于1938年達成了通過談判解決工資和勞動條件問題的協議。在社民黨的支持下，議會于1972年通過了《股份公司和經濟組織中職工代表權法案》，使雇有25人以上的企業理事會中都有職工代表。之后又通過《就業保護法》和《勞動環境法》，對企業主解雇職工的權力進行了重要限制，并加強了工會在勞動環境和工作條件等問題上的發言權。1976年通過的《勞動生活中的共決權法案》又規定了企業一切重要決策事先都要聽取工會意見，從而進一步限制了資產階級的權力。
從宏觀方面看，長期以來瑞典在個人所得稅中實行超額累進制（最高時邊際稅率曾達85%），在收入政策上照顧低收入者，加上福利制度中一些扶貧措施，從而有效地抑制了社會兩極分化。1977年瑞典全國收入最高的10%的人和最低的10%的人的收入差距經稅收和福利相平衡后由10比1降到大約4比1。這一政策使國民收入分配產生了有利于勞方的變化，勞動所得（工資加雇主為其支付的相當工資總額約40%的社會保險金）與資方所得（利潤加折舊費）相比已由戰后初期的1比1，上升為六十年代的2比1和七十年代的3比1，有些年頭甚至達到4比1。這種發展使財產占有的差距也在縮小。1930年至1970年間占家庭總數1%的最富有者的財產占家庭總財產的比例由47%降到23%。社會結構因此開始由傳統的金字塔型向棗核型演變。⑽
四、勞動者階級進行非暴力的階級斗爭，導致勞動者階級工資福利上漲是否制約經濟增長？
按照國民經濟支出法核算，國內生產總值（GDP）是由投資、消費和凈出口三駕馬車拉動的，三者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分別構成投資率、消費率和凈出口貢獻率。⑾據估算，目前我國投資每增加1%，可拉動GDP上漲0.22個百分點，居民消費率每增加1％，可以拉動GDP上漲0.87個百分點，消費拉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不言而喻。⑿
對消費率的國際比較顯示，我國目前的消費率是明顯偏低的。根據世界銀行資料，2002年，我國消費率為58.0%，世界平均水平為80.1%，低收入國家為80.7%，中等收入國家為74.3%（其中，上中等國家為75.2%，下中等國家為72.4%），高收入國家為81.0%；2002年與我國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的消費率分別為81.2%、78.8%和68.9%。⒀，2003、2004年我國最終消費率又進一步降至55.4%和53.6%，居民消費率則降至43.3%和41.9%。與此同時，世界平均消費率卻從2000年的77.2%上升到2003年的79%。顯然，我國目前消費率不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明顯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⒁下降到2005年的38.2%，已經達到歷史新低,并還將呈下降趨勢。⒂
從耐用消費品擁有量來看，2003年農民彩電擁有率僅相當于城市12年前水平，電冰箱擁有率僅相當于城市16年前水平，洗衣機擁有率僅相當于城市19年前水平。⒃
造成城鄉居民消費水平低的原因，與人們對未來收入預期不確定、醫療、教育費用過高和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仍較低有關。農村與城鎮間存在著的消費差距，歸根結底也主要是農村收入水平低于城鎮所致。
消費率下降，直接導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趨于減弱。一個公認的觀點是我國的內需不足。過低的消費率不僅弱化了消費增長對于經濟增長的直接拉動，也間接影響了投資本身的增長，制約了經濟的發展，消費率不斷走低有可能導致經濟大起大落。
擴大消費是我國經濟發展實現由投資主導型向消費主導型轉變的需要。我國經濟正處于新的發展時期，隨著買方市場的形成，立足于擴大內需，尤其是擴大消費需求，必須把不斷提高居民消費水平作為今后經濟發展的基本戰略方針。⒄
五、通過增加勞動者階級的工資福利，提高消費率，拉動經濟增長
如何增長過低的消費率，拉動經濟增長？簡單的說就是要大家去買東西消費，用什么去買？對勞動者階級來說，當然是用工資收入去消費。在我國，勞動者階級占人口總數的80%左右，擴大內需，不能不考慮這80%的人口，即便是只考慮消費總量的增加。
1978年—2004年，城鎮職工平均貨幣工資由615元提高到16024元，平均實際工資提高了3.85倍。但是，勞動力價格仍然過低。據粗略估算，近年來農民工約近1.4億人，但他們的人均收入只有5000－6000元，還不到城鎮職工的平均工資的三分之一。⒅而且就是這樣的低工資，又在許多情況下還不能按時拿到手。如此低的工資，購買基本生活用品，保證基本生活尚很困難，如何去高消費？
1.勞動者的工資有沒有增長的空間？
目前我國總工資占GDP的比例為15%左右，資本主義國家為50—60%之間，⒆如美國，國民總產值的70%是勞動報酬。職工工資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為15.3%，1996年為13%，2000年下降到12%，2004年為12%，2005年下降到11％，⒇同時，行業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持續擴大。
瑞典的勞動所得與資方所得相比，在二次大戰戰后初期為1比1，六十年代為2比1，七十年代為3比1，八十年代為2比1，有些年頭甚至達到4比1。⒇⑸中國的這一比例恰恰相反，2004年為0.65比1，（21）遠遠低于瑞典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中期的比例水平。勞動者的工資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如此之低，有很大的可增長空間。
我國的消費率低，不僅因為勞動者的工資收入低，無經濟能力進行消費，而且表現在勞動者的消費傾向低（居民消費占居民收入中的比重）。1980年—2004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純收入）由246.8元提高到5644.7元，居民平均消費水平由236元提高到4556元，居民消費傾向由0.965下降0.807。（22）
消費傾向的下降，目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養老、失業和醫療保險制度和財稅制度改革滯后，社會保障制度和公共財政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各類保險面窄，水平低，甚至義務教育所需經費也未完全落實，再加上醫療和教育等方面的高收費甚至亂收費，大大降低了居民的即期消費，惡化了消費率。
國家對社會福利保障的投入較低，勞動者自己的工資收入較低，個人承擔教育、醫療、購房等基本生活消費需要進行長時間的儲蓄積累，這無疑會抑制當期消費，限制其他產品的消費。同時，教育、醫療、房地產等百姓必需消費品的價格定價偏高，正在影響到勞動者階級的消費預期，如我國房價收入比的平均值約為8至10，遠遠高于美國等部分發達國家2到3的比例，工薪階層工作十幾年，才有可能買到市區里的一套住宅。（23）
如此，勞動者只好把錢都存在銀行里，為買房、看病、孩子上學做準備，有錢也不敢花，除了維持低水平的基本生活，不可能進行高檔次的消費，這是我國目前消費率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
對勞動者階級而言，增加消費，一是需要在一次分配中增加工資收入，二是要國家在二次分配中增加對社會福利和保障的支出，化解勞動者的生活壓力，營造增加消費的環境。
2.二次分配中增加社會福利保障支出的空間。
2005年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收入的12%。在發達國家中，社會保障的支出一般占到財政支出的30%左右。
1996－1997財政年度，在英國中央財政支出總額中，社會保障支出約占32％，衛生及社區服務支出約占17％，教育支出約占12％；（24）2004，我國用于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支出總量占財政支出的比例為25％，美國為75％；近年來，我國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數第一，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韋等國比我國低之外，絕大部分國家都是高于我們。（25）馬來西亞，1999年養老退休8.2%，社會保障13.3%，社會服務34.5%（26）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合計為56%。
上述比例看，我國完全有能力、有必要提高對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
例如增加對教育的投入并同時限制大學學費的增長；把增加經濟適用房、廉租房投資和供給的政策落到實處；建立平價或低收費的國家公立醫院，從根本上緩解居民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完善城市社會保障制度等，以便提高勞動者的消費信心。
世界銀行自去年以來曾經在多個中國經濟季報指出，中國居民的儲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將來養老金發放以及醫療衛生和教育成本等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因此，消除這些不確定性并且提供更多的保障將會有效地促進個人消費。世界銀行建議中國將國有企業約6000多億的年紅利納入財政，以充當社保資金的缺口。（27）
六、勞動者階級只有組織起來，通過非暴力的階級斗爭，才能有力的保護本階級的利益
如何才能完成對上述一、二次國民收入分配的調整？二十多年的改革實踐表明，勞動者階級在工資、教育、醫療、住房、下崗、就業、勞動保障等重大社會問題上，其利益被嚴重剝奪。其主要原因是無組織的勞動者階層不可能與有組織的強勢集團進行平等的競爭，造成勞動者階層在改革中獲得的利益最少或成為利益絕對受體。
勞動者階級在一次分配中工資所占比例過低；在財政支出的二次分配中，國家對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比例過低，不僅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低于發展中國家甚至低于落后國家而逼近世界倒數第一。這與我國的經濟總規模位居世界第四、外匯儲備總額高居世界第一形成鮮明的對比。非是財力不能，而是愿不愿意提高勞動者的工資、愿不愿意把資金投向與勞動者階級的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服務領域。極低的工資收入、高昂的大學學費、高昂的醫療費、高昂的房價、極低的生活保障，勞動者階級就只能掙扎在貧困線上。同時，勞動者階級的消費水平的低下，也嚴重制約了經濟的有效增長。解決勞動者階級的貧困狀況，增加勞動者階級的消費水平，唯一的出路是勞動者階級有效的組織起來，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集團，進行非暴力的階級斗爭，獲得政治、經濟解放，推動社會進步。
參考文獻：
1.2.3.4．美國 戴維．波普諾著《社會學》第十版 李強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2001年4月第3次印刷，第18、19頁;
5．康新貴，《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勞動者階層分析》 網絡 《學說連線》 2005年12月18日；
6.7.8．A李培林 李強 孫立平等著 《中國社會分層》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年 第55、102、345頁
9．薛涌《南方都市報》，《光明觀察刊》，2006年6月26日；
10．高鋒，《瑞典社民黨的理論、政策創新與瑞典歷史變遷 》 網絡《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2005年5月22日發布；
11.14. 《世界各國消費率演變的趨勢、比較及啟示》，遂昌縣門戶網站；
12.23.27.《消費率走低有可能導致中國經濟大起大落》, 中廣網08月03日;
13.《四大因素導致我國投資與消費率失衡》，中國經濟信息網 2004年9月8日；
15．定軍,《消費年均增速4.1% 消費率創新低》, 21世紀經濟報道 2006年7月3日；
16.17.《消費增長快形勢喜人消費率偏低亟待提升》，佛山供求網，2005年7月26日；
18.22. 汪海波，《十五期間高投資率低消費率的形成原因》,《人民網》,2005年12月16；
19．陳伯君，《勞動力成為商品后政府的責任是什么？》，網絡，《學說連線》，2006年5月7日；
20．鄧聿文，《收入分配改革的關鍵是初次分配》，網絡，《人民網》，2006年08月02日；
21．《統計年鑒》，2005年；
24.齊志宏，《多級政府間事權劃分與財政支出職能結構的國際比較分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06年3月24；
25．中國經濟周刊，《專家建議:每年3000億建立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人民網》2006年8月7日；
26.《馬來西亞財政制度——財政支出結構與發展趨勢》，《中華稅網》，2005年2月18日。
作者 康新貴
民主建國會會員 大學文化 職業 律師 注冊資產評估師
工作單位：廣東人民時代律師事務所 廣州晉成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聯系地址：廣東省廣州市東風東路750號廣聯大廈16層1607-1611室
廣州晉成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郵編 510080 聯系人 康新貴
電話：020-87618177 87763471 傳真 02087763470 手機 13719638510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