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權利意識普遍覺醒和越來越利益化的今日中國，如果僅僅從道義善惡的角度而無視利益博弈的角度來談論民主化變革，無論怎樣慷慨陳詞，也無論在道義上多么正確，也無法觸及到中國民主化轉型的主要問題。政權及其政治精英在政治改革問題上的僵化，是出于維護權貴階層的特權利益；各類精英階層與政權形成穩定共識，大多數民眾對不公正秩序的忍耐，也同樣是出于對既得利益的珍視和對風險的規避。
鑒于對民主化的道義性闡發已經過多而對民主化的利益博弈的分析過少，本文試圖盡量擱置對現存秩序的道義討伐，而從民主化變革與現存利益格局的互動關系出發，探討中國轉型的利益性激勵和制約，以及如何打破從強勢集團到廣大民眾對利益受損的恐懼。
一、急需普及對民主化變革的社會認同
對于社會大變革而言，民主化與革命化的重大區別之一在于：民主化不是要砸碎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的宏大敘事, 而僅僅是政治權力來源的一個和平"切換"。特別是二戰后的世界民主化歷程表明，由專制向民主的轉型，越來越遠離暴力革命的方式，而越來越趨向于漸進的和平的方式。當然，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歷史階段，這切換不會采取相同的路徑，也不會一帆風順,但基于社會力量的生長,政治演變的憲政主義取向,這種"切換" 的震動程度將是有限的和內斂的，即便是蘇東的一夜變天，也來自蘇東內部和美國外部的合力施壓，是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漸進演變的結果。所以，民主化政治變遷不會導致社會崩潰,而是在漸變的過程中促進自由秩序的拓展。
觀念就是力量。觀念的澄清將是民主化動力的巨大來源。在觀念市場上, 那些認同民主化切換的人們應該抱有理性的樂觀主義，來化解形形色色的“崩潰論”所帶來的迷霧和悲情。不過，在目前的中國，由于占據話語霸權的官方宣傳機構及其御用精英們，不斷地向社會交替灌輸“穩定論”與“崩潰論”，所以，在我與各色人等進行的有限交流中，我發現，除了相當普遍的對未來“社會失序”的擔憂之外,人們對于民主化將帶來的利益沖擊也憂心忡忡,民主化變革被理解為對既有利益的威脅和損害。
對未來社會崩潰的可怕預期和既有利益的擔憂有某些共同的來源, 不光來自現政權的意識形態灌輸，也來自中國人對歷史的集體記憶，那是由殖民、戰亂、饑荒、流民、革命等等破壞性變革構成的記憶，它變成了中國人揮之不去的集體夢魘。因此，他們對于秩序有一種特別的渴求,對威權壓制有一種超強的容忍，"坐穩了奴隸"比“坐不穩奴隸”要滿足些，甚至有一種不問是非善惡的冷漠。
另外，由于言論自由和理性精神的匱乏, 常識和基本的理念被扭曲,人們對于民主化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認識，對未來政治格局缺乏清晰的描繪。更為荒誕的現象在于：在民主化進程舉步維艱的當下中國，留洋歸來的御用精英居然高呼：今天的中國已經陷入了一種“民主迷信”。因此，象自由主義法學家賀衛方先生在西山會議上提到的,對于未來的政治變革,很多事情也許還不能做,但在不能做的時候，起碼要把話說清楚，就顯得特別重要。
說清楚，既是為了澄清被各類似是而非的言說攪渾的自由民主理念，更是為了讓公眾消除對民主變革的恐懼心理，使之對民主變革的風險評估回歸理性，以平常心來看待正在發生漸變或可能發生的突變。現在，由于對自由主義言說和政治變革討論的制度限制，更由于新左派和激進派描繪出的社會景象過于黯淡，保守既得利益的心理導致了公眾對民主政治變革的“風險評估”普遍偏高。正是這種“民主變革恐懼癥”，使民主化進程的社會化認同程度偏低，民主化變革也就缺乏基礎廣泛的社會動力。于是，保守現狀成為人們當然的政治選擇。
激進變革派只知道用道德高調來一味指責沉默的大多數，卻很少正視人們趨于保守現狀的客觀理由：1，現政權已經進入防守性統治階段，侵略性已經大不如前，即它不再象毛時代那樣主動地尋找敵人和制造敵人，而大都是在遭遇到來自民間的主動的公開的挑戰時才動用專政力量；只要民間不向其政治權威發出主動而公開的挑戰，六四后中共政權已經對私下議論中的罵娘變得無動于衷了。所以，絕大多數民眾喜歡私下罵娘和公開沉默。2，民眾的沉默不僅是出于恐懼而且出于獲益。不管在道義上如何評價，但在現實中博弈中。誰也不能無視鄧小平的貓論對中國人思維方式的改變，無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對經濟精英的勸誘力，也不能無視胡溫取消農業稅對最廣大的弱勢群體的勸誘力。
遺憾的是，囿于自身受迫害經驗來看待和評估中國的現實，已經成為反對派人士的通病。比如，有些改革開放以來的受益者，或享受過多年體制內高級知識分子待遇的人士，一旦走上激進變革之路，也會無視其自身及其周圍的現實，甚至無視他們身邊的親人的感受，僅僅基于個人有限的經驗和主和主觀臆斷，就把當下中國描繪成“最黑暗、最殘暴、最無恥”的時期，而毫不在意這樣的“最最最”式描述離客觀現實有多么遙遠，甚至遠到他自己都無法在內心深處說服自己的程度。比如，曾經多年從事律師職業且獲得過體制內獎勵的律師，一旦因介入高風險維權而被當局剝奪了執業權利，他們就馬上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即由體制認可的知名律師變成了徹底否定現行法律制度和律師制度的激進政治反對派。而全不顧及他們也是在這樣的法律環境和律師制度下成長為一名中國律師的。所以，即便不提當下中國已經遠遠好于毛澤東時代的事實，而僅就改革以來的現實而言，當下中國也絕非“最最最”的糟糕時期。
我這樣說，并不是贊同當局因政治敏感而剝奪他們的開業權利，恰恰相反，我堅決反對當局如此蠻橫地踐踏律師的合法權利。我僅僅是不贊成將個體遭遇放大為對中國法治現狀的全盤否定，似乎只有體制外的政治化維權才是真正的維權，才挽救了中國維權律師的榮譽。如果按照這樣的思路，不要說十多萬從業律師都是在助紂為虐，即便現在還有律師執照的維權律師，也將面臨極為尷尬的道義困境。
現在，中國人雖然還沒有政治自由，但起碼具有了一定的個人空間，人們在經濟上社會上觀念上獲得了相對的自主性，個人利益的增長也是看的見、摸的著的，甚至那些受到政府打壓的維權律師和反對派人士，也過上了有私家房和私家車的小康生活。甚至可以說，近年來崛起的反對派精英（從年輕一代的自由知識分子到維權律師群體）在經濟上的相對獨立自主，是他們得以從事高風險維權事業的基本前提。更重要的是，這恰恰也是今日中國民間力量得以堅實成長的基本前提。在中國的環境下，我從來不相信，一個連自己都養活不了的反對派人士，能夠有效地幫助其他的“苦主”維權。
所以，如果回歸到個人主義立場來看這樣的利益格局，那么，在道德上，從事高風險的維權事業的少數先覺者們，在個人物質生活有了基本保障的前提下投身經濟收益微薄的事業，固然令人敬佩，甚至對沉默的大多數而言具有榜樣的激勵作用，但大多數人對個人的既有利益的維護和對風險的規避,也不是多么可恥的選擇；沉默大多數對道義價值和自由理念的冷漠，本也無可厚非。
可以假定，凡是反對派精英皆有高于一般人的個人榮譽感和良知正義感，投入高風險的維權事業必定基于獲取個人榮譽感和安頓個人良知的內在動力。而今日中國從八十年代逐漸形成的官民價值評價的分野，也為反對派人士的名譽預期提供了一定的空間。所以，他們所付出的個人代價，也并非一無所獲，經濟利益受損和人身自由受限換取的是海內外的美譽，而且，他們承擔的風險越高，獲得的聲譽也越大。正因為有了這種榮譽感和知名度的激勵，才會不斷有良知者挺身而出；也正因為不斷涌現出高知名度的反對派人士，中共鎮壓的成本才會不斷加大。如果中國沒有這樣的空間，民間反對運動恐怕將后繼無人。
在此意義上，自由派最需要做的啟蒙工作之一, 不是對于這種"國民性"或者"文化"進行道德討伐,而是對民主化轉型過程中的利益損益和基本觀念的理性梳理，是向沉默的大多數講清楚這樣一個基本道理：民主化變革并不會構成對大多數人的既得利益的傷害。因為，道德討伐聽上去慷慨悲壯，但面對已經回歸平常心的利益計算，慷慨悲壯已經無法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其啟蒙作用也就只能越來越弱。
那么，對于現實的利益格局,民主化到底將帶來怎么樣的一場沖擊呢? 我的基本觀點是:民主化缺少革命浪漫主義的激情美感，卻帶來了平凡化的社會進步，即帶來了利益博弈的公開化和平等化。所以，民主化不是現有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而是在維護既有利益的基礎上改進利益競爭規則。
二、先說第一點:民主化不是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
正如前文提到的,民主化不是砸碎一個舊世界的宏大敘事,也不是均貧富的社會運動。那種革命浪漫主義及其社會烏托邦運動，已經被歷史證明只能帶來災難所以，經過了慘痛的歷史教訓、觀念和歷史的輪回,我們對于民主的理解和訴求越來越平實理性：那就是國民的政治權利的平等和創制,政府的政治權力的問責和規范。
盡管，在中國國情的約束下，民主化進程不如人意，甚至很不如人意，無論是清算歷史欠帳還是推進當下政治改革，執政黨及其政府做的太少。但民間自發動力的推動，文明國家的示范和壓力，畢竟在迫使中國的社會格局一點點改變。在社會方面，經濟自由化變革,私人公司和資產的快速增長，私人領域的誕生和拓展,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基層選舉制度的開局,公共輿論的逐步形成，民間維權的此起彼伏，非政府組織的逐漸增多等等，都是民間自發民主化過程中的標志性的路標；
在政權方面，權力的終身制向任期制的轉變，逐漸承認人權觀念的普世性以及司法方面的某些改進（如廢除收容遣送、嚴禁刑訊逼供、清理超期羈押等），人治管理逐漸向法治管理的轉變，意識形態控制逐漸向技術控制的轉變，最近，規范市場的破產法草案出臺，保護私有財產的物權法再次提交人大常委會審議，醞釀二十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以高票獲得通過。也就是說，國內民意和西方國家的雙重壓力，也迫使當局作出了一些有利于民主化轉型的局部性制度改革。
你可以說這一切不過是中共的政治秀，但我以為作秀總比赤裸裸的拒絕要好。作秀起碼說明中共現政權還有點廉恥感，知道用人權秀和民主秀來為自己美容。
在這個意義上, 對于中國社會來說,民主化只是一種低調的演進而不是革命，是日積月累而不是一夜變天，即便中國也將出現類似蘇東的“一夜巨變”，那也是幾十年漸進累積的結果，而非真正的“一夜突變”。事實上,改革近三十年來，人們的既有利益的獲取和政權統治暴虐性的下降，民間空間拓展和官方統治效力的下降，正是這個漸進進程的結果。所以，人們的經濟收益的增加和個人自主性的擴張，應該界定為權利的物化。二民主化的持續演進將給予人們更多的個人自由和選擇空間,也將進一步約束政治權力的恣意和侵害。因此，民主化變革的利益效應是不言而喻的, 那就是更豐富的物質財富,更充盈的利益生長空間
三、再來分析第二點--民主化如何維持既有利益格局
不能否定, 由于政治上壟斷權力體制的存在，在現有的利益格局形成過程中,最缺乏的是公平正義等價值理念的滋養,以及法治化的自由市場和分配機制，因此，社會矛盾積累,社會裂痕加深，不滿情緒增長。這種由公正奇缺所帶來的兩極分化的張力,一方面增加了民主化變革的民間動力，催生出越來越多自發性維權活動；另一方面也催生出一些極端化的情緒, 比如，仇富情結,重新洗牌意識，反社會沖動，徹底否定現存秩序，甚至主張暴力奪權或軍事政變等等，如果這些情緒挾持了人們對社會變革的訴求以及路徑選擇, 其結果倒真是對既有利益格局的一個威脅。
延續上一段的論述, 民主化變革并不否定現有的利益, 對于現有的利益格局,民主化變革將通過法治主義提供最充分的產權保護, 而這也許是現在的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最渴望的的利益訴求而對于社會的中下層, 民主化將通過政治權利的重新賦予和保障,來支持他們參與博弈并獲取他們的利益。更重要的是，這種利益的獲取并不是建立在其他階層利益損失的基礎上,因為，利益正如權利一樣,是可以無中生有,多方共榮的。有了自由,有了權利,利益博弈不再是零和游戲。
如何說服當權者看清民主化變革帶來的結果，并非僅僅是當權者全輸而民間全贏的零和游戲，而是將帶來長治久安的官民雙贏。這無疑是體制內外各種心向民主力量最為緊迫的任務。因為，如果當局能否看清民主化變革對其自身的損益，有助于統治集團主動進行政治改革。而當局主動啟動漸進的政治改革，無疑是中國民主化轉型的代價最小的路徑。
是的，民主化進程必將對獨裁制度下的權貴利益造成沖擊，但蘇東的政治變革和臺灣民主化表明，這種沖擊是極為有限的。即便在反對派上臺的政治變革中，具有強大民意支持的反對派力量或新的民主政府也要對既定利益格局作出妥協，波蘭、捷克等東毆國家的變革，甚至沒有舊權貴被送上審判臺；即便舊權貴必將受到清算，這種清算也更多是象征性而非實質性的，南韓、東德等國家也僅僅是對舊政權的象征性人物進行了司法追究；而在由統治集團主動實施的民主化轉型中，由于舊權貴階層是促成新秩序的主導者，甚至舊秩序下的執政黨仍然是新秩序下的執政黨，舊權貴中也就沒有什么人得到過清算。恰恰相反，凡是主動進行民主化變革的政治精英都將贏得民眾與歷史的雙重尊重。比如，在蘇東波大潮中，啟動蘇聯民主化轉型進程的是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領導完成這一變革的是前蘇共高官葉利欽，現任俄羅斯總統普京出身于臭名昭著的KGB，前政權權貴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清算。而最早啟動改革的戈爾巴喬夫被稱為蘇東民主化轉型之父。
由于歷史的民族的文化的血緣關系，對大陸統治集團更具啟示性的民主化變革來自臺灣。當蔣經國領導的國民黨主動開放“黨禁”和“報禁”之后，昔日的國民黨權貴非但沒有遭到清算，反而仍然在臺上執政了十多年，如若不是國民黨本身的內部分裂，恐怕年輕的民進黨至今仍然是在野黨。甚至在民進黨上臺將近八年的今日臺灣，臺灣人對開創民主化新局面的蔣經國還懷有敬意。所以，專門研究轉型正義的臺灣學者，把民主時代對威權時代的清算稱為“只有受害者而沒有加害者”。也就是說，臺灣的清算僅止于歷史真相的還原，為死難者建立紀念碑，死難者家屬和幸存受害者得到道歉和賠償，而作為加害者的國民黨政權及其相關人員并沒有得到司法追究。因擔任蔣經國的英文秘書而崛起于臺灣政壇的馬英九，現在已經成為2008年大選最熱門的總統職位的角逐者。
如果再套用"政治切換"的方法,那么也可以認為，民主化變革與既有的政治精英的利益格局也是兼容的。民主化并不剝奪政治精英的利益,而只是通過政治權力來源的切換,重新建構政治秩序。只不過,這種政治精英的產生將告別血緣關系,告別密室和黑箱, 而是在陽光下,通過政治才干和選票的競爭來重新設置通道，政治精英的政治價值有了更充分發揮的舞臺，真正的政治家開始登場。
毫無疑問，即便從政治人物的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講，身居權力頂端的政治人物的個人利益最大化方式，無疑是因開創新紀元而流芳百世。在從專制向民主轉型的國家中，凡是能夠主動開啟民主化變革的政治人物，都將獲得青史留名的美譽。特別是對于中國這樣的老大帝國來說，如果統治階層能夠順應人心所向和大勢所趨，主動進行民主化變革，不僅將改變十幾億中國人的幾千年被奴役命運，而且將對整個世界的未來走向發生深遠的影響，故而，這樣的政治人物也將贏得世界性的歷史聲譽。
四、對各階層在民主化中的損益格局之初步分析
陸學藝先生主編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把今天中國分為十個階層。我想通過對社會分層的利益損益的分析，來把民主化對既有利益格局的保護作用進一步具體化。陸學藝先生的社會分層如下：
(一)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指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中，行使行政職權的領導干部。
(二)經理人員階層：指國有大中企業，城鄉各種股份所有制大中型企業、大中型三資企業和私營企業中的中高層管理人員。
(三)私營企業主階層：指擁有私人資本，雇用八人以上的企業主。
(四)專業技術人員階層：指在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各種經濟成份的企業中從事科學技術的專業人員。
(五)辦事人員階層：指協助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的領導處理日常事務的專職業務人員。
(六)個體工商戶階層：指擁有少量資本，從事小規模生產、經營活動的小業主、工商戶。
(七)商業服務人員階層：指在第三產業中從事體力或非體力勞動的員工。
(八)產業工人階層：指在第二產業(工業、建筑業)中從事直接或輔助性生產的體力、半體力勞動的員工，其中農民工占大多數。
(九)農業勞動者階層：指從事農林牧漁業生產，并以此為收入主要生活來源的農民。
(十)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人員階層：包括失業、失地、待業的人員
民主化變革對上述的第6-10階層應該是當然的利好。有了民主制度下的政治權利,他們不再是弱勢群體, 他們成為社會公民中的最大群體, 他們手中的選票將決定政治人物的命運,也將影響公共政策的走向他們也可以通過結社、游行、罷工等權利的行使，來表達其利益訴求，與強勢集團討價還價。
對于上述的第五個階層, 民主化將減少這個階層的整體規模,那些依附于威權體制而無所事事的政工干部也許將是個輸家, 但他們并不會輸的一無所有, 而僅僅是回歸到第6-10這個階層,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并不會太困難這個階層中那些有專業技能的群體，將在保持既有利益的情況下,獲得職業尊嚴和職業榮耀。
第四個階層將在一個更自由、更多選擇的環境下, 獲得更好的利益回報。
民主化對第三個階層的利好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個階層中的部分群體, 尤其是那些國有企業的中高層管理人員, 民主化將讓他們失去壟斷的特權及其利益, 但同時給了他們一個機會,通過真正的自由市場來證明其價值并獲取利益。
第一個階層的群體，其實是傳統意義上的政治精英,如果他們是民主化的主動推手，那么他們所擁有的政治資源優勢，將使他們在新的制度環境下獲取"先發優勢"，甚至可以肯定地說，他們當中的大部分將有機會通過"政治切換"來保持他們的地位和既得利益。
民主化還有一個重要功效，那就是給某些高高在上的權勢集團解套，讓他們在政治上軟著陸，由人民公敵變成人民公仆。因為，原先的制度使公眾成為無權無勢的奴隸, 而有權有勢的他們在成為“父母官”的同時，也成為公眾之敵，致使官民雙方都無法免于恐懼——民眾對無限制權力的恐懼和官員對失去權力的恐懼。而一個靠恐懼來維系的統治架構，不僅有違普世道義，而且無疑是高風險的。這種基于恐怖的穩定統治是權宜性的和暫時性的，只要出現社會危機，統治者就可能身敗名裂，甚至被送上斷頭臺。對此，歷史已經給予我們太多的警示，多少獨裁者因此而走向斷頭臺。而通過民主化的政治變革,一旦民眾免除了政治恐懼，統治者也就得以免除權力恐慌，統治集團的政治風險也得以解除。
從獨裁體制下的寡頭到憲政民主下的公民,我看也是一個劃算的交易。看看蘇哈托的經歷吧。
五、民主化將在保存既有利益格局的前提下改進利益競爭規則
民主化給未來中國所帶來的豐厚收益中最值得期待的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民主化將從根本上改進利益競爭規則。
如前所述, 中國的既有利益格局及其競爭規則是黑箱的，灰色的，有時甚至是血腥的。所以，吳思先生從中國歷史中提煉出的“潛規則”和“血仇定律”，才能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并迅速變成普及性的分析工具。也就是說，今日中國仍然停留在“潛規則”和“血酬定律”的前現代階段，而唯有民主化變革才能幫助中國走出前現代野蠻而融入現代化文明。
但民主化對利益競爭規則的改變，并不想高舉公平公正的道義大旗來進行" 秋后算帳"。因為民主化演變不可能以損害大部分社會群體的利益為代價——那樣的民主化也不可能發生。民主化變革必須尊重和保護既有利益格局,通過權利（而不是物質利益）的平等分配,通過法治主義的程序和規則，在一個自由競爭環境的逐步形成中來框定利益格局的演變方向。在這個演變過程中，公平、公正等價值理念將不斷地通過一次次局部改變來得到展現,最終達成平等對待的公共價值底線。這條底線，不僅要得到法律的硬性保障，也要得到公共倫理的軟性尊重。因為，良性法治的前提是自覺守法的公共意愿的形成。正如西方法治的漸進演變所總結出的經驗之談：法律如若被自愿遵守，就必須首先被信仰。
這種新的利益競爭規則將取代原先的權錢結合的潛規則，業將取代贏者通吃的" 血酬規則"。具體而言，通過自由競爭來獲取利益的方式將取代行政壟斷、黑箱交易和權力掠奪等利益攫取方式。吊詭的是，從演進的角度來看,雖然有了規則的改變,但那些既得利益階層依然占有競爭的先天優勢。反過來，再強勢的利益集團的競爭優勢，如若沒有制度化的法治規則的保障，也無法獲得真正的利益安全和穩定預期。所以，對社會的進步而言，無公正的舊秩序下的競爭優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法治化的新的規則之下的公平競爭，即人人都有機會參與利益競爭, 競爭后果變得更加可以預期，競爭收益也將變得更為安全，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新的利益格局，不僅具有法律意義上的合法性，更重要是將具備社會的倫理的和心理意義上的合法性,社會結構及其秩序也將更加穩定。
因此, 經過若干時間的動態演變, 民主化將帶來一個多贏的社會利益格局。民主化翻譯成最簡單的實用主義話語就是: 民主不僅可以當飯吃,而且讓人們吃的更好。
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這個簡單的道理。不過, 作為對比，我們可以質問的是：既有政治格局與既有利益格局是什么關系? 我的看法有兩點:這種政治格局，一是現實的威脅, 二是最大的隱患。
在既有政治格局下, 少數權勢集團也許霸占著巨額利益,但這種攫取來的利益包含的風險讓他們寢食難安，甚至夜不能寐。而在少數權勢集團之外的其他階層，既得利益格局隨時受到權力的威脅。高級官員可以因政治站隊的失誤而輸的一無所有；富翁的財富可以因當權者的政治需要而一夜之間被剝奪的干干凈凈；高級知識分子可能因說錯一句話，或者說了一句真話而被剝奪飯碗和發言權，被排擠到社會邊緣，甚至失去自由。更別提現行體制下普通國民的權益如何被肆意的踐踏! 其實這種專制體制的可怕之處在于，除了頂端的獨裁者之外，它是從國家主席到普通百姓的所有人的夢魘，文革時代就是血證；現在，僅僅因為專制體制披上了一些溫情的面紗，人們就好了傷疤忘了痛, 開始做起開明專制的美夢。但是本質上, 在政治權力的來源上，也在利益分配的格局上，新極權和后極權是一脈相承的。正如專制體系是對社會秩序的最大威脅一樣, 既有政治格局即便沒有構成對既有利益格局的最大威脅，起碼也構成破壞既有利益格局的最大隱患。
所以，那些珍視既得利益并期望保護這種利益的人們, 請不要忘記丘吉爾先生的名言: 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卻是迄今為止最不壞的制度。
如果把邱吉爾先生的這句名言翻譯成本文著重闡述的民主化變革中的利益博弈，那就是：民主不可能使所有人都變成億萬富豪，但民主卻可以防止任何人淪為一無所有。
2006年9月3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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