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同事被派往珠三角調查某市的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發展情況，回來在我們面前大倒悶水，說該市有個養殖協會，是由鎮政府牽頭創立的，打著“農民專業經濟合作組織”的旗號向上面要錢，實際卻是個空殼子，從來就沒干過實事。說來也奇怪，這個協會的理事會成員，要不是鎮政府委命，就是由鎮干部直接兼任的，而且理事長、副理事長還區分了各種級別，協會的經費也是由政府掌管，開支由鎮領導審批，衙門的味道特濃，儼然就是一個政府的派出機構。
話未說完，另有同事便接了口：“地方政府牽頭發展農民經濟合作組織，掛羊頭賣狗肉的事，你是少見多怪。我們地方有些領導，就是喜歡用辦政府的經驗來辦專業協會，你又能怎么樣？反正上級領導聽不出假話，聽不厭好話。”
此話不假。其實，現在社會上認為只要“辦政府”辦出經驗來了，就可以一勞永逸、一通百通的人豈止隱蔽在鄉鎮部門和農口系統，簡直可以說是遍地開花，大有人在。對于那些熟稔官場運作規則的人來說，以為只要掌握了權力控制的經驗，就可以辦盡天下所有的事情，這跟以前那些“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觀念如出一轍。因此，坐慣了衙門的人，都思量著有一朝一日能到不同的各個領域去施展拳腳——“只要手中有權，世界上就沒有辦不成的事”。于是，辦研究機構，辦公益團體，甚至開公司，辦公廠，無奇不有，無所不能，全部清一色用的都是“辦政府”的經驗。
正因為上述原因，我們地方有些官員，給人的感覺就像是推銷員一樣，只要一走出政府的大門，就到處向社會推廣他們“辦政府”的經驗。最明顯的就是在教育領域。咱們國家，歷來都是用“辦政府”的經驗來辦教育的。陳丹青就指出過，在大陸高校的身上，具有政府的所有特征（不一定原話）——黨委書記是學校的一把手，行政主導教學和科研，管理人員都是分官位級別的，有所謂的正科和正處之分，連學生會的干部也開始按黨政機關那樣來區分常委和非常委了。
政府、公司、學校和協會、工會等其它各種社團組織，在法律上的性質是大有區別的。根據自身性質的不同，其運作規則往往也是不同的，而在價值理念上，更有可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矛盾。這里邊，有些矛盾是可以協調的，有些矛盾卻是水火不容，永遠都協調不了的。像公司一樣，它本來就是股東們賺錢的工具，以追求利潤為目的，而學校卻是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產品的，其任何行為都不可以以贏利為目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可以把政府的管理經驗強加在公司的頭上，或者把公司的運營經驗強加在政府的頭上呢？即便兩者之間也會存在某種共通之處，但并不代表制度可以完全照搬移植。政企不分的結果就是企業動力不足，資產流失……同理，農民合作組織乃是農民自主、自愿、自由結成的經濟合作組織，農民既是資產的經營者，又是資產的所有者，這跟政府的性質完全就是兩回事，怎么可以由政府來任命他們的理事成員，或者掌管他們的經費呢？
官員向全社會推廣“辦政府”的經驗，除了有通過集權來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因素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對非政府組織和公民個人的不放心，對官員執政能力和民意基礎的不自信。這些手里掌握著一定權力的推銷員們，在全社會人的面前雖然裝出一臉的傲慢，講出來的話，做出來的事，也表現得無比自負，而實際上，在他們不誠實的外表后面，卻躲藏著一顆畏畏縮縮，沮喪自悲的心，這顆心與他們手中的權力對比起來，卻是再也脆弱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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