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產業化：喪鐘為你而鳴

教育產業化：喪鐘為你而鳴

　　　　　　　　　　　　　　　　雅科夫

　　【作者按】在寫完《反擊醫療產業化——醫院黑幕》之后，我產生了寫一篇反擊教育產業化的《學院黑幕》，作為《醫院黑幕》姊妹篇的念頭。但是，由于我已經有八年時間沒有與學校打交道了，對目前學校的內幕知道得并不是很清楚，也沒有切身體會，因此我覺得沒有辦法寫出像《醫院黑幕》那樣面面俱到的《學
院黑幕》，而只能對教育產業化下學校收費迅速上漲這一外表現象做出分析。我殷切希望一些熟知學院黑幕的人能夠勇敢地站出來，從內在角度聲討教育產業化。在寫此文期間，很多國內外朋友不辭辛苦地為我提供了不少非常有用的資料，可以說沒有他們的熱情幫助和鼓勵，我可能寫不出這篇文章來。在此，我向他們表
示感謝。

　　在當代中國，已經沒有什么比“醫療產業化”和“教育產業化”更能生動地體現出處于強勢地位的精英們，是如何借“改革”的名義來瘋狂斂聚錢財、無恥踐踏勞苦大眾權益的事例了。醫療和教育，一個保障的是人民的生存權，一個保障的是人民的發展權；這兩個行業是“產業化”的底線，一旦突破了這兩個底線，
這個社會就沒有任何公正可言。然而可悲的是，這兩個底線早已被突破，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早在三年以前，我就寫了一篇名為《窮人受教育權利不容剝奪》的文章，呼吁社會關注窮人孩子上不起學的情況。然而，從那以后，教育產業化一直甚囂塵上，濁浪排天。無數人間慘劇發生了，無數品學兼優的貧困生被大學拒之門外。

　　時下在一片“盛世”的贊譽聲中，我卻時時感到絕望。并非我天生多愁善感，也并非我在目前的社會中缺乏競爭力，而是因為我看到：不受監督的特權與貪婪野蠻的□□□□結合起來，瘋狂、無恥地壓榨人民；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社會秩序日益混亂，各種侵犯人民利益的異化改革被假以神圣的名義強加在人民頭上。而醫療產業化和教育產業化，正是這種異化改革的極端產物。在我看來，鼓吹這兩個“產業化”的人實在是惡毒——“教育產業化”剝奪了窮人子女受教育的權利，等于消滅了他們通過受教育改變命運的希望，而讓他們永遠淪為無知愚昧的苦力，剝奪了人們的發展權；“醫療產業化”則剝奪了窮人的生存權。因此，我呼吁每一位尚有良心的同胞，和我一起反擊禍國殃民“醫療產業化”和“教育產業化”，把它們和它們的吹鼓手們一起踩在腳下，讓它們爛在泥里！

　　一、當喜訊變成噩耗

　　催我寫下這篇文章的，是兩件剛發生不久的事。第一件是二00三年八月六日晚上，中央電視臺第二套節目播放的一個專題片——《貧困生：越過學費這座山》。該片講述的是陜西榆林一位農民景統仕可悲遭遇：生活貧困的景統仕在女兒景艷梅今年高考被東北師范大學錄取后，為了湊足一萬元的學費，一連外出幾天借錢而無功而返。為了給景艷梅上大學申請資助，景統仕又到當地派出所等部門蓋章以證明家境困難，然而這個章也居然沒有蓋下來。7月14日，景統仕喝下農藥自盡。電視上景艷梅流著眼淚說：“我爸爸回來，我不在跟前。他就跟我嫂子說，他說他已經老了，什么事都辦不成了……早知道是這個結果，這個學我不上了……”

　　我一般很少看現在這些充斥了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電視節目。但是那一天也真是湊巧，當我從書房出來喝水時，正好看到了這一幕。當時，我握著茶杯呆站在電視機前，屏住呼吸把這個節目看完。沉痛？不，這種感覺不是一個“沉痛”所能形容的。悲憤？不，這種感覺不是一個悲憤所能包含的。我感到壓抑，感到
這個世界為什么這么黑暗，為什么使我艱于呼吸視聽。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千百年來，在社會底層苦苦掙扎求生的中國勞動人民總是把期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自己委屈點、辛苦點沒有什么，一定要讓子女讀書、成材——這是我們民族的一個光榮傳統。女兒考上大學，這本應該是全家彈冠相慶、奔走相告的喜訊，然而在極度扭曲的“教育產業化”之下，這喜訊卻變
成了吃人的魔鬼，變成了噩耗。

　　假如景統仕的遭遇還離我太遙遠，還算是“小概率事件”的話，那么二00三年六月份發生的另一樁慘劇則如同在我身邊炸響的一聲驚雷。在我們所對口的一個國有企業——××廠，由于經營困難，從二00二年下半年至今連續九個月沒有發過一分錢的工資。二00三年六月三日，在幾個歌舞廳趕場子拉琴掙錢的老工人胡××回到家里，其妻子告訴他，在武漢某大學讀書的兒子在催交一萬元學費。胡××出門借錢。可是全廠工人都八九個月沒有見到一分錢了，自己家里尚揭不開鍋，誰又有能力借出一萬塊錢呢？胡××出門一天，空手而歸。回到家里，妻子見他一無所獲就嘮叨了幾句，胡××本來就又氣又惱又急，再加上妻子的辱罵使得他倍感絕望，于是他拿起洗澡毛巾狠命地勒住妻子的脖子，導致妻子氣絕身亡……

　　兩件看似孤立的事件，反映出當下中國工人、農民被一小撮鼓吹“教育產業化”的、喪盡天良的“精英”們壓迫、掠奪、踐踏而無可奈何的事實。在中國遼闊的土地上，從東北到西南，類似的慘劇處處可見，時時發生。無數貧窮而善良的人們，被教育產業化這把大刀奪去了歡樂、財富甚至生命。可以說，“教育產
業化”和“醫療產業化”、下崗失業一起，成為了壓在人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

　　二、當改革變成掠奪

　　曾幾何時，我們以“改革的春風吹遍神州大地”這樣字眼來形容改革開放。是啊，改革開放使我們掙脫了教條主義的束縛，消除了嚇人的政治壓力，解放了生產力，使得我國經濟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這樣的改革我們怎么能不擁護、不贊頌呢？但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我們感到改革漸漸地變
了味，先是官倒現象，再是腐敗蔓延，接下來就是來勢洶洶的下崗失業大潮和貧富差距的迅速擴大。而眼前，最為摩登的改革弄潮兒就是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繚亂的“產業化”。

　　不是我不明白，而是這世界變化實在太快。且不去追究這一浪高過一浪的“改革”，究竟哪些是類似于“包產到戶”那樣，是人民群眾所熱烈盼望幾十年的；僅僅是這些“改革”措施出臺、實施速度之快，就令人嘆為觀止。在我們這個養活了四、五千萬官僚的國家里，政府的工作效率一向十分低下，公文旅行、文山會海、拖拖拉拉，對此老百姓早已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然而令人驚訝的是，“醫療產業化”和“教育產業化”政策速度實施之快，實在讓人能夠徹底改變對我國行政效率的看法——先是幾個“院士”、“專家”出來論證說“教育是投資，教育是產業”，“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家長應當支付教育費用”；接著
就是主管教育的官員們表示“要與國際接軌”，“教育產業化勢在必行”。還沒有等人反應過來，甚至還沒有弄懂“教育產業化”是個什么意思，就看到學費扶搖直上九千里。“教育產業化”的從提出到實施，真可謂是雷厲風行、立竿見影。

　　我并非冥頑不化、抱殘守缺之人，對“與國際接軌”并不反對，對“產業化”也并不是一棍子打死。是呀，不必拘泥于陳腐教條，只要能夠證明對國家、社會、人民有好處，管它姓社姓資，什么古今中外的經驗都可以借鑒。然而，讓我看不明白的是，為什么“教育產業化”繞來繞去，最后繞到暴漲的學費去了？為什么“醫療產業化”繞來繞去，最后繞到暴漲的醫療費去了？毛主席曾說，“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四個字：造反有理。”而今，這句話是不是可以改成這樣：“產業化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漲價有理？”

　　錢，固然一分不能少的。在暴漲的學費面前，絕大多數家長、學生們表現出的是無奈。是啊，可憐天下父母心！自己再苦、再累、再窮，他們都認了，可是決不能因此斷送了孩子的前程。于是小康人家，只好降低生活標準，勒緊褲腰帶給孩子交學費；溫飽人家，只好砸鍋賣鐵甚至賣血賣淫供孩子上學；貧困人家，
只好四處求爺爺告奶奶地借錢、借高利貸；而借貸無門的，要么忍痛放棄上學的機會，淪為千百萬打工苦力中的一員，要么，就象本文開頭兩個例子里一樣家破人亡！

　　在這占了人口９０% 以上的小康、溫飽、貧困人家為“教育產業化”而愁云密布之時，確有少數人笑逐顏開，齊聲說產業化好，產業化好，就是好呀就是好。說產業化好的有兩種人：一種是靠教育產業化大發橫財的“專家”、“教授”、“院士”們；另一種則是智商不高，卻錢包鼓鼓想進大學鍍金的紈绔子弟，也就
是我們常說的“錢多，人傻”之輩。就這樣，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下層勞動人民被高昂的學費壓迫得喘不上氣，而一小部分不論黑白“先富起來的人”卻笑得合不攏嘴，成了“教育產業化”的真正受益者，正可謂“幾家歡樂幾家愁”。

　　假如說這些紈绔子弟僅僅是“人傻”，事情倒還好辦。問題是這些人有的雖然在學習上顯得很弱智，但在吃喝嫖賭、欺男霸女、打架斗毆等事情上卻往往精于此道。由于有錢，在這個充斥著拜金主義的社會里，他們什么都可以辦得到——假如六門功課考２００多分都可以靠錢來圓“大學夢”，那么這個世界上還有
什么靠錢做不到呢？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大學時代正是一個人的人生觀、世界觀形成的重要時期，假如大學校園充斥了這種害群之馬，我們的大學生們與這些紈绔子弟朝夕相處，將會對他們人格的形成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無須多說，“教育產業化”的實質就是“宰你沒商量”。特別是高等教育，簡直是如狼似虎，對莘莘學子和含辛茹苦的家長張開血盆大口漫天要價。某些精英們更是理直氣壯，他們說什么“高等教育就是教育消費中的‘高檔消費’，自然是優質優價。”看看，在這些寡廉鮮恥的精英眼中，上大學就象打高爾夫球、
吃滿漢全席、住總統套房、坐勞斯萊斯一樣屬于“高檔消費”，那么，狠狠宰你一把，又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呢？

　　“教育產業化”鼓吹者，除了急著發財的教育界少數人外，還有一些是明白標榜“經濟學不講良心”的“經濟學家”。隨著近些年知識分子社會和經濟地位的不斷上升，這些人越來越養尊處優，漸漸習慣了眼睛朝上不朝下，周圍接觸的不是大官就是大款，真正做到了“往來無白丁”。曾經有一位經濟學家在課堂上
問學生——“北京的公交車還是那么擁擠嗎？我很多年沒有坐過了”——一付小人得志的嘴臉。這種“不講良心”的經濟學家們，他們怎么可能對普通百姓的艱辛、痛苦放在心上？確實，這幫人沒有良心，在這幫人那里，一會產生出“一產業化就靈”的奇談，一會又產生出“腐敗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怪論。反正他們就
是盯著權勢者的臉色說話，權勢者喜歡聽什么，他們就說什么，這種人我們應當怎么稱呼他們？對，犬儒。當然，作為犬儒，他們的眼睛除了盯著權勢者之外，還盯著老百姓的錢袋。通貨緊縮了，這幫人想不出別的高招，也想不到通貨緊縮、消費低迷是因為老百姓的貧窮和對未來越來越沒信心，于是乎這幫沒有良心的人
想到了教育產業化——利用中國人望子成龍的傳統，強行把錢從老百姓腰包里掏出來。可悲的是，能夠對施政者產生影響的，恰恰是這幫人……嗚呼！假如有一天我能擁有足夠的權力，一定要把這些“精英”們開膛破肚，看看他們究竟長的是人的心腸還是狼心狗肺？！

　　就這樣，一些把教育視為搖錢樹的教育界人士，還有一些不講良心的經濟學家，成為“教育產業化”這一惡政的始作俑者。他們與急于擺脫國家財政負擔和消費緊縮困境的昏聵官吏們一拍即合，形成了一個鼓吹教育產業化的“神圣家族”。這個只占全國人口１０% 不到的神圣家族，把教育產業化這個“潘多拉的盒子”打開，于是乎貪婪、不公、腐敗、欺詐……

　　這是一個血肉之軀筑成的金字塔。在這座金字塔的頂端，正襟危坐著壟斷權力、壟斷財富和壟斷真理的神圣家族，這個家族用權力斂聚財富，用財富購買真理，又用真理給自己權力罩上一層神圣的光環。往下，是依附、寄生于這個神圣家族的政治娼妓和犬儒，他們靠出賣良心、尊嚴來換取神圣家族賞賜給他們的殘
羹剩飯。金字塔的第三層是富裕階層，他們不得不接受神圣家族的敲詐，以換取神圣家族對他們財富的庇佑，并依靠這種庇佑進一步變得富裕。第四層是小康和溫飽階層，他們勤勤懇懇地工作，卻又終日提心吊膽、驚恐不安地掙扎，生怕自己掉到社會的底層。而這座金字塔的最下層是任人宰割的勞苦大眾。

　　為什么本來被人民群眾熱烈擁護的改革逐漸被人民所懷疑、抵制？為什么給人民帶來實惠的改革會催生出“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這樣的畸形兒？這是因為在我們這個國家，從來都是精英□□，人民群眾一直都是被排除在決策體制之外的。人民群眾始終不能成為真正決策者，只有跟著精英屁股后面轉，不
是充當犧牲品，就是充當墊腳石。有時，精英們為了取得人民的支持，就不得不做秀來取悅于人民，并許下種種諾言。一旦權力穩固，什么諾言都拋到九霄云外。沒有真正的民主，就不會有人民的政權，沒有人民的政權，就不會有人民的利益——這是一條鐵的定理。

　　“這是一幅什么樣的景象啊！社會無止境地分成各色人等，這些人心胸狹窄、心地不良、粗魯平庸之輩處于互相對立的狀態，這些人正因為互相采取曖昧的猜疑的態度而被自己的統治者一律——雖然形式有所不同——視為特予恩準的存在物。甚至他們還必須承認和首肯自己被支配、被統治、被占有全是上天的恩準！
而另一方面，是那些統治者本人，他們的身價與他們的人數則成反比！”（《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四頁）

　　三、當學費成為壁壘

　　在本文開頭提到的專題片——《貧困生：越過學費這座山》中，另一個主要角色趙磊，為了籌足高額的學費，在建筑工地打小工，一天掙二十塊錢。當記者問他打小工掙學費有多大難度，趙磊回答說：“難度有一個山的高度那么大，大學一般下來需要四萬到五萬。就是貧困學生，不花錢的學生四萬到五萬。像我們
家的話，四年能提供上個八九千就頂多了，四萬多跟八九千都是天文數字。”

　　是的，天文數字。以趙磊每天打小工掙二十塊錢計算，他需要不吃不喝不休息地干上六年才能攢夠上大學的錢。盡管我們某些飽食俸祿的官員一再許諾“決不會讓一個學生因為沒有錢而上不起大學”，然而事實給予了這種貌似莊嚴的承諾狠狠一記耳光：據調查，僅四川成都附近一個小小縣級市德陽，二○○一年就
有２０名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高考學生因家貧湊不出數千元學費而不得不棄學。還有那些因為交不起學費屢屢發生的自殺事件的殉難者，難道這些人都是傻子？德陽只是一個小小的縮影，如果推而廣之，那么全國每年面臨棄學困境的貧困學生恐怕要數以萬計。

　　多少年來，我們的媒體上總是在宣傳：“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通過知識改變命運”，還有“教育是立國之本”等等很好聽的口號。是的，現代經濟的發展越來越離不開知識了，無論是經商、受雇，甚至是種田，知識都已經成為必不可少的條件。一般而言，一個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就業的選擇面越寬。對于貧困的人口來說，接受盡可能多的教育，是改變自己命運的最大希望。

　　我不反對競爭，也不反對市場經濟。左翼和右翼的區別在于是否追求結果公平。但是，就連最保守的右翼也認為競爭要有一個必要的前提：起碼盡量保證起點公平，過程公平。現在的西方國家，基本上都在力求起點和過程的公正；而民主主義左派執政的北歐民主□□□□國家，則更進一步，追求結果的公正。而在
我國，不用說結果公正，就連最起碼的起點公正都做不到。所謂的“教育產業化”，則加劇了這種起點的不公正。學校本來是個學習知識的地方，任何公民都有權利接受教育。如果說□□時期以“出身”和“政治表現”作為上大學的依據是一種絕對的不平等的話，那么改革開放頭十五年以考試成績作為上大學的依據應當算做是一種相對意義的平等（當然，以考試成績取人也有缺陷，但那是“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模式話題了），可如今，演變成了以金錢作為依據難道不是另外一種絕對不平等嗎？！難道窮人家的孩子注定要在無知中生活嗎？因此可以說，教育產業化是一股逆流，是極其反動的政策。

　　教育產業化提高了教育的門檻。目前，一般高等院校一年的學費起碼在５０００元以上，重點院校或熱門專業則高達１００００元。取最低線５０００元來分析吧，它意味著什么？根據《２００１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預測藍皮書》，１９９９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為５８５４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僅為２２１０
元，最低一年學費分別是一個城鎮居民一年收入的９１. １７% 和２２６% 。也就是說讀四年大學，光學費一項就要花掉至少２００００元，相當于一個普通工人不吃不喝３年的收入，一個農民１０年辛勞所得。這還是平均水平，一些貧困地區農民收入不足１０００元；城市下崗工人最低保障線２４００元，他們的子
女上大學，那真是比登天還難。

　　值得注意的是，光交了學費不等于就能念完大學，現在一個學生在大學里的吃、穿、用、住，購買學習用具、報名參加各種資格考試、購買參考書等等開銷，最低最低一個月也要花３００～４００元左右，一年下來少說也要４０００元。這樣算下來，如今一個大學生讀完四年大學，全部開銷最少最少要３６０００元！這筆錢對于“神圣家族”的成員們來說，也許就是一頓飯錢，或者是夜總會里一次瀟灑的費用。但是對于靠誠實勞動掙錢的普通老百姓來說就很無情了：對于小康人家，也許咬咬牙還能拿出來；對于一般工薪家庭，也許要節衣縮食好幾年才能拿出來；而對于下崗工人和農民兄弟來說，這不啻是個天文數字。

　　不，不止是高等教育。拜教育產業化所賜，幼兒園、九年制義務教育、高中……反正一切與教育沾邊的，也都搭車漲價，成為了“賺錢的產業”。現在，上個幼兒園一個學期都要幾千元，擇個校要幾萬元，進了學校還有“培優班”、“快車班”、“特長班”……都張開大口，等著咬得你鮮血淋漓。怎么，你不交？
難道你愿意看著自己的孩子進爛學校、進差班當三等公民嗎？嗚呼！只要你有了孩子，你就一頭扎進了永遠填不完的黑坑，直到榨得你燈干油盡。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且發展極其不均衡。在中國，即使按照官方規定的很低的貧困標準，也有農村貧困人口３０００多萬人，城市貧困人口１４００多萬人，共計近５０００萬人。另外，還有不少于５０００萬準貧困家庭人口。這樣兩者之和就１億人了。由于各級政府善于謊報成績，實際上的赤貧、貧困人
口只會更多。這些在貧困線上的家庭，其孩子上學面臨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以沿海較發達的某省農村為例，那里家庭經濟狀況很不平衡，貧困和比較貧困的大約占３０% 左右。以此看，對這部分家庭的孩子一年收取１００元以內的雜費和書本費，尚可以艱難承受的話，略加抬高收費標準，這些孩子就有輟學的危險。
較發達地區如此，貧困地區的孩子更加困難，因經濟困難造成的輟學現象經常發生。

　　二000年，中國教育部宣布如期實現了“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目標。然而正如當年我國宣布“實現小康”一樣，這個“普九掃盲”目標的實現，并不能改變我國基礎教育面臨的嚴重局面。由于這個所謂的“義務教育”仍然是要付錢的，而且收費標準越來越高，導致我國許多地區特
別是農村地區中小學生流失率、輟學率偏高甚至上升，不少農村學生由于交不起攤派而被逐出校門。根據前文中提到的《２００１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預測藍皮書》中提供的數據，目前，我國官方認可的初中生輟學率為３. ２３% 左右，農村地區高達４. ２% ，有的地區輟學率甚至高達１０% 。實際上，由于中國各級
政府一貫善于慌報成績、掩蓋問題，以及忽略外流人口子女、超生子女的就學問題，造成統計資料嚴重失實。實際上根據筆者的調查，在一些并不算老、少、邊、窮的地區，初中生輟學率也甚至可以高達５０% 。而據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２００２年的一篇報導，中國半官方消息來源證實，中國實際小學輟學率高達５% 以上，每年產生５０～７０萬新文盲。

　　教育落后導致我國人口素質長期低下，眾多的人口不能轉化為強大的生產力，只能當作廉價勞動力使用。目前，我國人均受教育年限為６年，只算小學畢業水平。至今，中國仍然有將近兩億人寫不出自己的名字；另外有七億人雖然可以勉強讀懂報紙，但缺乏最起碼的基礎科學知識。２００２年，曾有人專門做過調查，到全國許多大城市街頭進行隨機抽查，被抽查者中竟然有９５% 的人回答不全太陽系九大行星的名字。教育狀況相對較好的大城市尚且如此，教育薄弱的農村就更不用說了。由于我國勞動力占世界勞動力總量的２６% ，如此龐大的低素質勞動人口成為阻礙我國下層人民改善生活條件的“瓶頸”。由于缺乏知識，下層人民沒有辦法用知識武裝自己的頭腦，也無法用知識反抗來自權勢者的壓迫，因此下層人民不但生活困頓，而且更容易遭受無法無天的權勢者的侵犯。由于缺乏知識，下層人民不得不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僅收入低、工作條件差，而且可替代性非常強，往往人滿為患。由于文化素質低的勞動力擇業
往往受到自身勞動技能的限制，因而想重新就業是非常困難的，故而形成了眾多的失業、半失業人口。這也是我國下崗、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

　　義務教育不僅僅是收費高的問題，教育質量也實在令人擔憂。我在農村的一個表弟初中畢業后到城市來謀生，據他講：他在小學的同學幾乎有三分之一沒有升入初中；而初中的同學則有很多長期不上課，到快畢業的時候才到學校交幾百塊錢領畢業證——這樣的“初中畢業”會是什么樣的素質啊！

　　由于教育收費的超乎尋常的快速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趕不上教育開銷的增加幅度，造成了很多普通家庭對子女上學開銷的畏懼。事實上，對于一個靠誠實勞動掙錢的普通的工薪家庭來說，教育費用已經與一個勞動力一年所得幾乎差不多的地步，困難家庭和農民則根本承受不起。這樣發展下去將會形成這樣一
個惡性循環：富裕家庭子女受到很好的教育，而貧困家庭子女繼續充當廉價勞動力甚至為爭當廉價勞動力而互相競爭——貧富差距則進一步加劇——這是赤裸裸的社會不公正現象。

　　根據我國的教育法規定：學校屬于非盈利組織。教育改革特別是公立學校改革，其目標絕對不能使學校一切向錢看。但是現在可以說很多學校已經完全向錢看了。不僅僅是高等教育費用，初等教育費用也是一升再升。按照我國《義務教育法》規定，初等教育應當是免費的，在歐洲許多國家教育從小學到大學全部是
免費。而現在的中小學教育亂收費，直接違反了《義務教育法》和有關政策，攪亂了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加重了學生負擔，敗壞了教育的聲譽。它直接導致大量貧困家庭的孩子輟學或不安心上學，同時也引發了教育領域中腐敗現象。而且進一步拉大了第二代的貧富差別，容易造成社會的不安定。

　　我不禁想起了冷戰的象征——柏林墻。這堵一夜之間修建起來的高墻，阻擋住了無數想奔向自由的人的夢想，數以百計的人在這堵墻下命喪黃泉。而今天，教育產業化下高昂的學費，正是一道無形的柏林墻，冷酷、橫蠻地阻斷了千百萬窮人改善命運的希望和夢想！

　　“難道飛翔的靈魂，將終生監禁在自由的門檻？”（舒婷《船》）

　　四、當謊言嘲弄真理

　　時下“教育產業化”的開展，正可謂如火如荼。鼓吹教育產業化的犬儒們向我們解釋說，目前的“教育產業化”是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我實在是不太敢相信這些“不講良心”的人的話了，因此為了弄清楚這個犬儒們從西天取經取回的“教育產業化”究竟是何方神圣，自二○○○年開始我就持續不斷地對“教育產
業化”這一溯源進行搜索。然而令我大失所望的是，直到今天，我也沒弄清楚“教育產業化”的定義究竟是什么。不是我天生愚鈍，無論是叫嚷實行教育產業化的犬儒們，還是反對教育產業化的社會良心們，幾乎所有參與教育產業化爭論的專家學者都沒有給我們以“教育產業化究竟是什么”的明確概念。事實上，爭
論不休的教育產業化的意義越來越含糊不清，以至于南京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林杰教授專門撰文指出：所謂的“教育產業化”實際上是一個偽概念和假問題。

　　真是咄咄怪事！一項雷厲風行地實施的政策，一個犬儒們不厭其煩地論證其“好處”的教育產業化，竟然連概念都是模糊的！盡管無數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和身受其害的群眾對教育產業化不斷提出質疑，但教育產業化的鼓吹者們始終沒有做出一項合理的解釋，只是反復勸說大家接受教育產業化，教育產業化是解決教
育資源不足的良方，云云。這好比一個人得了病，碰到一個江湖游醫，江湖游醫從他葫蘆里倒出一粒藥，說，“吃吧，吃了你的病就會好”。病人疑惑，問，“你葫蘆里賣的是什么藥？”江湖游醫卻避而不答這藥的成分、藥理作用是什么，只是一味地說，“這是西洋進口的好藥，吃了你的病就會好的”——請問，這樣
的藥我們怎么敢吃？然而，鼓吹“教育產業化”的江湖游醫們，卻不由分說地把這“洋藥”灌進了我們嘴里，看到我們盡是痛苦的表情，就嘮叨著說這是良藥苦口。

　　也多虧本人有些毅力，三年來不斷查根問底，總算通過一些資料查到了“教育產業化”的溯源——美國斯坦福大學。那么這所大學究竟是怎樣進行“教育產業化”的呢？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斯坦福大學為了解決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問題，專門開辟了一個以斯坦福大學和附近的伯克利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為核心的斯坦福工業園，使自己的教學、科研成就與工業園的發展雙向互動，互相促進。經過幾十年的精心打造，逐漸建成了一個世界一流的技術和知識密集型工業開發區——硅谷。目前的硅谷，分布著３０００多家高科技產業和許多研究機構，不僅是美國最大的制造中心之一，還因其對科學技術人才的巨大需求，吸引了全
美尖端技術人員的五分之一。同時，也為斯坦福大學的畢業生提供了充足的就業機會，更解決了教育研究經費不足的問題。斯坦福大學的成功實踐，被譽為“硅谷奇跡”，促進了世界從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化；硅谷也被譽為“美國高新技術的搖籃”。

　　除去斯坦福大學以外，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英國劍橋大學等國際著名大學，也從教育轉化為生產力這一目標出發，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了“教育產業化”的嘗試，開辟了一些既有社會效益，也有經濟效益的研究項目，如：解決中低收入者住房問題、新型材料的作用、制造業的技術革新、研究發展人工智能、生物化學的廣泛應用等。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和劍橋大學，還分別建立起許多跨學科、跨院校的綜合性的實驗室和研究中心，取長補短、互相協作，建立起集培養高素質拔尖人才、知識創新、科技發明、高技術成果迅速轉化、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等諸多功能的，具有雄厚科技實力和巨大經濟潛力經濟中心。

　　盡管這些國際知名的大學進行了“教育產業化”的嘗試，并且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但是對所有這些大學來說，始終堅定不移的是在教育產業化方面的嘗試和努力決不允許動搖、改變大學作為保存、發展、傳播人類普遍價值、人類文明成果的公共機構這一根本宗旨，也決不允許把大學從“追求真理的場所”變為“追求效益的場所”。斯坦福大學校長卡斯帕爾教授在談到斯坦福大學和“硅谷”成功的事例時指出：“科研、教學與工業的結合，不僅可以促進教學內容的迅速更新，培養年輕一代學生的創新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夠促進科研工作本身的發展。”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院長杰羅姆·威斯納在就職演說中，解釋了他們進行教育產業化時所必須堅持的宗旨：“我們走到一起，是為了擴展人類對宇宙的認識。因此，不能允許任何主義、任何正統觀念、任何清規戒律和政治狂熱使我們離開這個目標。”

　　任何明眼人一望便知，人家的“教育產業化”是要把大學的研究發展能力和社會生產力有機結合起來，以知識促進經濟發展，以經濟發展提高研發能力。我們沒有什么理由反對這樣的“教育產業化”，這樣的“教育產業化”的確值得我們借鑒。然而我們不明白的是：怎么在人家那里好端端的“教育產業化”，經我國的犬儒們“引進”以后，竟然變得驢唇不對馬嘴？怎么中國的精英們鼓吹的教育產業化，核心問題就是一個——“漲價”？

　　可見，中國特色的“教育產業化”與西洋正宗的“教育產業化”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其目標簡直可以說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當西方國家的大學通過“教育產業化”如虎添翼、生機勃勃之時，我國的大學卻通過“教育產業化”變成了“誰出價高，誰買教育機會”的、亂糟糟的拍賣場。大學本身通過拍賣教育機會成為了“賺錢”的行當，知識分子的良知、大學的精神、社會的期待、國家的前途都被我國這些“不講良心”的經濟學家們明碼標價，放在貨價上喊價出售。而那些出不起入場券的窮人，連進這個拍賣場的機會都沒有。一句話概括，就是中國那些鼓吹“教育產業化”的犬儒們，他們所鼓吹的所謂“教育產業化”是不折不扣的假冒偽劣產品；在中國鼓吹教育產業化的人，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騙子手！

　　俗話說“十年育樹，百年育人”，教育是任何一個社會發展的最重要的后備力量。現代社會的任何進步與生產的發展，都離不開科學，因而也離不開教育。教育成了振興一個民族強大的力量。現在已經很明顯了，世界最重要的競爭就是科學技術的競爭，也就是人才的競爭，因而歸根結底是教育的競爭。教育是民族的未來，是各項事業的基礎。教育興則國興，教育弱則國弱。要實現我們民族的偉大復興，教育是必備的前提。因此，我國政府早就提出“科教興國”的戰略。

　　這些冠冕堂皇的話早就是老生常談了，相信所有在臺上、有權有勢的人都能對此講出個頭頭道道來。然而一旦付諸實施，所有的權勢者似乎都“忘記”了這些熟悉但卻正確的道理。請看，某位聲名顯赫的科學院院士在談到高中及大學教育時，是怎么說的？他說：“需要澄清的是，高等教育不屬于義務教育，所以在原則上，其辦學經費只能來自廣大人民群眾自身。”瞧，我們這些愚民真是頑冥不化、頭腦混沌，以至于需要我們這位學識淵博的院士出來“澄清”，來為我們指點迷津。

　　好一個“辦學經費只能來自廣大人民群眾自身”！仿佛這個國家的財富不是“人民群眾自身”創造的，仿佛這個國家的財政收入不是“人民群眾自身”從自己的勞動果實里繳納的。請問這位擁有“院士”頭銜的犬儒，政府是不是會點金術，能夠把頑石化作金條？這位戴著“院士”大帽子唬人的白癡，連政府的財政收入取自人民的基本道理都不懂，還有什么臉再當院士？小平同志說過“最大的失誤在于教育”，我看一點都不假，培養出這樣不知羞恥、不懂天理人倫的“院士”來，不正是教育的失敗的活教材嗎？

　　犬儒們關于教育的奇談怪論確實是五花八門。根據我搜集的資料，這些歪理邪說大約可以分作三類：“國際接軌論”、“投資收益論”和“教育成本論”。下面，就讓我們來逐一分析這些奇談怪論究竟是些什么貨色。

　　首先看看“國際接軌論”。近些年，與國際接軌是使用頻率最高、最時髦的一個詞了。持這種論調的犬儒們為漲價辯護時，根據學費漲價后大學最低學費占生均培養成本三分之一左右，與美國大學學費占培養成本的比例大致相當，恬不知恥地炫耀我國高等教育在收費標準上已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因而已經“接軌”，是國際通行標準。這種“接軌論”聽上去倒是象很有道理。然而事實是怎樣的呢？根據本人的了解，世界各國高等教育收費標準從來就依據各國福利水平的差別而千差萬別，根本就不存在一個什么“國際標準”！俄羅斯、芬蘭、瑞典等一系列國家，大學教育就是完全免費的；意大利等國家，高等教育是象征性收費；相比之下，美國的學費屬于比較昂貴的，但是美國大學中行政管理人員非常之少，也就是說，吃閑飯、養閑人的現象非常少。而在中國，大學中冗員（不從事教學的政工和行政管理人員）非常多，大學生培養成本中用于養閑人的開支占掉了相當一部分。養活這些無所事事卻以整學生為樂的閑人卻要學生支付，這恐怕是中國的一大特色吧？我真是感嘆天下竟有這種寡廉鮮恥之人，科研水平、教學水平、管理水平，跟人家相比差了好幾個檔次，不急于在這些方面與國際接軌，卻急不可待地要在學費上“與國際接軌”！我們不禁要問，這些犬儒跑到國際上，究竟是“接軌”呢還是“接鬼”？

　　犬儒們津津樂道的第二個歪理邪說是“投資收益論”。他們說，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是受教育者個人，交學費是私人為自己所作的教育投資，所以按照“誰受益誰投資”的原則，漲價自然是理所當然。的確，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就是財富。但是，知識也是全人類的力量，知識也是全人類進步的階梯。難道國家不是教育的受益者？難道社會不是教育的受益者？難道教育不是國家對未來的投資？難道一個高素質的國民群體比一群低素質的國民對國家的振興和發展不是更有利？難道公民在納稅時不包括自己對教育的投資？至于“誰受益，誰投資”的所謂“原則”，更是一個偽原則。比如說嬰兒吃奶，嬰兒自然是受益者，請問犬儒們怎樣讓嬰兒投資？莫非鼓吹“教育產業化”的犬儒們一生下來就懂得投資？那么這些人的確是經濟天才了。嬰兒不會投資，但嬰兒懂得長大以后回報母親，正如學子學成前無法投資，學成后就可以報效祖國一樣！可見，犬儒們的“投資收益論”完全是一種避實就虛、敷衍塞責的無稽之談。

　　犬儒們成天掛在嘴皮子上的另一個歪理邪說是“教育成本論”。他們說，根據計算，每個大學生平均的培養成本是每年兩萬元，即使是漲價后的５０００元學費水平，也并沒有體現出高等教育“優質優價”原則，意思是價還漲得不夠。依我看，這些標榜自己“不講良心”的犬儒們實在是太仁慈了。不過細心人不難發現，這些仁慈的犬儒在分析成本的時候，似乎忽略了幾點：第一，是前面提到的冗員閑人腐敗侵占教育成本問題；第二，學生在明碼標價的學費之外要交的其他費用，這些費用一點不比學費價格便宜，還有專為贏利而開出的遠遠高于“成本”的“贊助費”、降分數費、選“熱門”費等等；第三，中國大學生在交納了巨額教育費用之后，得到的并不是“優質”的教育，而是一百多人一個班的混亂秩序，落后的教學條件和陳腐的知識。一句話，中國高等教育簡直是高價買劣質產品，這跟坑人的奸商有什么區別呢？

　　當然，犬儒們也覺得自己的歪理邪說確實有些單薄，為了給自己壯壯聲勢，他們就利用自己寄生的官僚階層賜予的話語霸權，紛紛戴上“輿論普遍認為”、“權威人士說”、“大勢所趨”之類的大帽子，拉大旗、作虎皮，再據此做出“教育消費是老百姓最愿意掏錢的消費”、“學費上漲幅度未超過居民的經濟承受力”、“老百姓欣喜萬分”、“各界充分認可”的斷言，仿佛學費漲價是老百姓盼望已久的大好事，簡直是一聽到學費漲了就激動得“熱淚盈眶、奔走相告”了。這些騙人的把戲，唬得老實百姓作聲不得；即使有幾個想做聲的，也因為沒有話語權而啞巴吃黃連。我聽說，幾年前美國為漲一美分郵資，竟然開了幾十次聽證會，此次中國學費奔騰式地上漲，開過哪怕一次聽證會嗎？嗚呼！在中國這個政府辦事效率驚人低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到處是關卡的國家里，一提“漲價”二字各級部門真是象吸了白粉一樣來精神，竟然一路綠燈，幾個月就貫徹實行而且如此徹底，堪稱中國之一大奇跡。

　　這就是中國的現實，“神圣家族”飛揚跋扈、隨心所欲；官員們盯著老百姓本來就不大的錢袋，想方設法圈錢、要錢、偷錢、騙錢，甚至公然打劫。披著“真理”外衣的偽君子、假道學們掌握著話語霸權，象娼妓一樣隨時準備為神圣家族的一切需要和為所欲為尋找、編造各種冠冕堂皇的借口以換取金錢，謊言時時刻刻嘲弄著真理、強奸著真理……

　　五、當師道淪為奸商

　　千百萬人民的汗水、眼淚甚至鮮血鋪就了今日中國高校的輝煌。樓高了，人闊了，“拿手術刀的不如拿殺豬刀”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胡漢三又回來了。而今大學教師和大中城市的小學初中老師，大都變成了“先富起來的人”，食有肉、居有樓，行有車。據我的調查，現在買房、買車、出國旅游的消費群體中，教師占了很大一部分。甚至還有很多以“人類靈魂工程師”自居的教師，也因為錢多得發慌而包起了二奶，嫖起了妓女。當然，我不是紅眼病，不是看不慣我們的教師能夠過上幸福生活，我所難過的是，伴隨著教師們的錢包里金幣的叮當作響，師德也隨之見了上帝。綜觀今日之“人民教師”，我無論如何沒法像以前那樣油然產生崇敬之情。寫到這里，我不禁回想起我學生時代唱過的一首歌《每當我走過老師窗前》：

　　靜靜的深夜群星在閃爍，老師的房間徹夜明亮。

　　每當我輕輕走過你窗前，明亮的燈光照耀我心房。

　　培育新一代辛勤的園丁，今天深夜啊燈光仍在亮。

　　嘔心瀝血您在寫教材，高大的身影映在你窗上。

　　新長征路上老師立新功，一群群接班人茁壯成長。

　　肩負祖國希望奔向四方，你總是含淚深情凝望。

　　啊！每當想起你，敬愛的好老師，一陣陣熱流心中激蕩。

　　應當說這首歌無論從內涵、旋律還是用辭方面來說，都是一首不可多得、感人至深的好歌。在我的學生時代，每當我唱到這首歌時，我都會禁不住想起從小到大我遇到的那一個個辛勤、慈祥的老師們面容，都禁不住會熱淚盈眶。當時的老師確實是可敬的，無論多么微薄的工資，他們都沒有忘記作為一個教師教書育人的天職。可能那時的老師在學歷、文憑、教學方法上不如現在的老師，但是他們的發自內心的敬業精神卻值得我永遠懷念。特別是我高三時候的班主任，他雖然因先天性殘疾脊柱扭曲而身高不足一米五零，雖然他只有中專學歷，雖然他當時一個月只領一百來塊的工資，卻每天清晨五點鐘到校，晚上十點鐘才回家。在他嚴父般的關懷下，我們這個二流學校的文科班有四分之三的學生考上了大學。我永遠忘不了當我領到通知書后去看望他時，老師那疲憊而自豪的微笑——這樣的老師，我終生感激，終生難忘！

　　而今天，相當多的老師們，特別是高校教師、大中城市的中小學教師們確實已經與貧困告別了。然而，同時與他們告別的，是千百年來代代相傳的“師道尊嚴”。二○○一年，沈陽市民對各行各業進行評議，中小學行風倒數第一。這一結果使全社會大為吃驚和震撼。但只要對教育界現狀有所觀察和了解，對此不應感到意外。由于我已經有八年沒有與學校打過什么交道了，對這些年來學校的腐敗情況知道得并不是很清楚。因此，為了保證本文的嚴肅性和可信度，我不用道聽途說來的東西作證據，而是借用西南民族學院倫理學副教授蕭雪慧女士寫的一篇《有必要從根本上檢討中國的教育政策》一文來看看現在教師的社會形象。該文寫道：

　　※從８０年代中后期，從幼兒園到中小學，學校和教師自貶尊嚴、自毀職業信譽的情況便已非個別，到９０年代則相當普遍。突出者一是斂財手段無奇不有、層出不窮，令學生家長不堪應付：利用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和學校之間教學質量及條件差別巨大，在“小升初”“初升高”時以黑箱操作的電腦派位為高收費打下伏筆；孩子就讀后，學校公開地開價索要，教師私下以種種名目通過孩子向其父母“索貢”，把有權的家長派上特別用場，利用手中打分權、評“三好”以及推薦保送時的決定權甚至安排教室座位之權引家長來“勾兌”；還有諸如強制性保險、商品推銷之類斂財名目。很少油水可榨的農村學生則經常遭遇各式各樣的攤派，完不成攤派被趕出校門是常有的事；上級派給學校、學校又攤到孩子頭上的亂收費逼死學童的慘劇也不時發生。在錢的問題上，學校無道，教師無行，已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應。二是應試教育下，一些學校為保升學率而違背職業道德，不惜弄虛作假，不惜摧殘學生身心健康。對成績欠佳的學生施加精神壓力，最駭人聽聞的是與醫院勾結給一些學生貼上“弱智”標簽，使他們備受傷害、歧視和摧殘。有的孩子甚至被逼出神經分裂癥而毀了一生。中小學校本應是庇護和培育人類生命種子的地方，卻為了錢、為了與錢和名密切相關的升學率或學校座次罔顧道德，既對孩子的心靈胡涂亂抹又使許多孩子受到嚴重傷害，讓他們過早接觸了社會關系中最令人寒心的一面和社會生活中最陰暗的一面，而且這種體驗直接得自有責任幫助孩子形成健康的判斷力并對社會不良現象保持警惕的學校和教師。正處于成長階段的中小學生心智尚未成熟，有這樣的體驗，很難保持心理的健康和明朗，很難不把污濁當作世界的底色。不幸的是，不是少數學生有這類體驗。更不幸的是，凡事勾兌、拉關系、行賄受賄、有權就用個夠（哪怕班干部那點小小的權）這類腐敗性的行為方式已經像傳染病一樣出現在中小學生中。

　　平心而論，當中小學的行風在８０年代已經大受非議時，大學還算守得住陣腳，至少還很少有為斂財而爆出的丑聞。然而為時并不久。一旦多種誘發腐敗的因素與大學固有的問題糾結在一起，大學腐敗便一發不可收拾。其中，某些類型的腐敗早就存在，譬如抄襲、剽竊之風，雖說近年來才鬧得沸沸揚揚，其實這是對大學做意識形態和政治性定位的必然產物。因為相應于這種定位的是不容忍創新卻縱容復制的反常體制，這種體制從一開始就是鼓勵抄襲和剽竊的。保持獨立思考的人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并不斷招致整肅和打擊的處境是一種逆向示范，使教師們安于充當思想懶漢和鸚鵡學舌的角色。當創新得到一定程度鼓勵之后，許多人已是積習難改。近十來年，置身于多種誘惑之中的知識界人心浮躁，少有人坐得住學術冷板凳，很多人在物欲和名利欲的雙重驅動下走抄襲剽竊的捷徑幾乎勢所必然，而且對于習慣了以復制或重復為常態的體制的人來說，這條路可謂輕車熟路。如是，近些年此類丑聞層出不窮也就毫不奇怪。不過，說這一問題是體制性的不光因其多發性，還因為行此茍且之事的人劣行敗露后如果地位顯赫、在現體制占據要津，總會受到有組織的保護。幾年前某名校學官剽竊老外事發后地位紋絲不動便是證明。

　　但高校大規模的腐敗始于濫評職稱，尤其是給行政干部評職稱。９０年來以來官員權力趨于失控。隨著權力擴張，野心也大大膨脹，什么都想弄到手，官本位的體制則讓有非分欲念的官員總有辦法滿足自己。給行政干部評職稱作為９０年代一大發明和世界一絕，正是這種情況惡性發展的結果，也是高校大規模腐敗的開端。再有錢和關系網的因素加入進來形成以權力為主導的合力，教授資格評審這一不被商業化浪潮侵蝕和權力侵擾的凈土便被糟蹋得一塌糊涂。其后出現的大辦研究生班，濫授學位、濫發文憑不過是濫評職稱的延伸。在滿天飛的博士、教授頭銜之下是成批的冒牌貨。這類冒牌貨的大量出現擾亂了學術秩序，導致了學術層次的混亂；而大學趨權趨錢亂評職稱濫發文憑則使大學顏面盡失。

　　當大學腐敗已呈蔓延之勢時，９０年代末開始推行教育產業化更是進一步釋放出貪婪和世界教育史上聞所未聞的教育的深度腐敗。以漲價為核心的“教育產業化”把受教育機會商品化。這一方略被大學加以發揮，有限的高等教育資源便成奇貨可居的緊俏商品。如果說以五花八門的手段借這“緊俏商品”斂財牟利是產業化釋放出來的最顯眼的腐敗，那么與此同時發生的更深刻的教育腐敗是教育背離民主化國際潮流，使接受高等教育、擴大生活的選擇機會越來越遠離貧者。誠然，實施教育產業化有著促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大學進行改革的初衷和解決大學經費不足的合理考慮，但既缺乏明晰、健康的大學理念的指導，又不觸動產生種種痼疾的現有大學體制，這種體制使大學在該自主時不自主、不該自主之處又太自由，尤其對學官們在校內如何用權毫無制約，這使得現有大學體制具有把任何改革新舉措變成腐敗新渠道的趨勢，更何況教育產業化作為改革舉措是否合宜還大成問題。在教育腐敗上，大學后來居上，成了重災區，而且即使就整個社會范圍看也算得上重災區。

　　談及教育腐敗，還有一個未引起足夠注意但危害不小的方面，這就是教育行政機構扮演的角色。這一機構的官僚化以及它所體現的官本位就不說了，只就腐敗角度談它的濫用職權。９０年代中期就有對教育經費的審計結果表明，掌握著地方教育經費分配權的教委近水樓臺先得月，人均占用經費遠高于一線教師；在大興校園經商熱中，不少地方教委強行出租甚至出售中小學校地皮給公司，以從中牟利；與不法商人勾結，以行政命令強迫中小學在學生中高價推銷各種劣質教參、劣質食品，這種情況相當普遍；最近甚至爆出某文教局搶走資助貧困地區小學的電腦的丑聞……如此等等。這些地方的教育行政機構在自身腐敗的同時也對其統轄下的學校的腐敗起了推波助瀾的惡劣作用。但最令人懷疑這機構存在的合理性的是其在審批民間辦學時的雙重標準。近些年那些不斷引起家長控告的詐騙性高收費私立學校，幾乎無一不是由教委批準正式掛牌招生的；而農民工自辦的打工者子弟學校至今未聞有哪一所能從教委領取“準生證”，聲稱“沒有義務解決……”的教育行政機構為這類解困學校做的事是以校舍、設施、教學質量不合格為借口進行圍追堵截。權力異化至此，要這機構何用？

　　９０年代教育問題多多，而上述種種嚴重問題遺留給了２１世紀，且有發展之勢。其中教育理念、教育體制是根本性的。相對而言，教育不公和腐敗問題具有派生性。但派生性絲毫不意味著次要性。在我看來，最為迫切的問題是教育不公。幾年前曾提出，教育排斥使社會分裂出兩個智力、處境、地位天壤之別且彼此難以溝通的階層，這將形成隨時引發社會動蕩或其他社會危機的結構性原因５. 如今這已是現實。我國基尼系數在不長的時間內便大大超過國際警戒線，進入收入很不平等的國家行列，而且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魯志強指出，我國的收入分化帶有明顯的群體特征，與城鄉、地域、行業有很高相關性。我認為，這不正常的高相關性與教育對底層的排斥關系甚大。鑒于發展教育在培養公民社會、緩解社會沖突和避免大規模社會動蕩上的重要性，我國有必要從根本上檢討現行教育政策。※

　　蕭雪慧副教授作為倫理學的專門研究者，其引用的事例均應當是可靠的。她這篇文章中所列舉的教育界現狀，真可以說是“觸目驚心、聞所未聞”。不僅是研究者們如是說，社會上普遍對教育腐敗感到厭惡。前不久我獲知了一首目前流行的民謠《新“四害”》，里面是這樣說的：“公檢法，國地稅，老師醫生，黑社會”。而另一首民謠則說“黑蛇（警察），白蛇（醫生），眼鏡蛇（老師）”。昔日被譽為“園丁”、“人類靈魂工程師”、“燃燒了自己卻照亮了別人”的教師，竟然被群眾列入“四害”之列，比喻成狠毒可怖的“眼鏡蛇”，可見群眾對目前教育行業的腐敗究竟有多么不滿。“教育產業化”把心靈純潔、無私奉獻的教師變成一群貪得無厭、寡廉鮮恥的奸商，實在是民族之不幸，教育之悲哀，國家之災難！

　　六、當政府逃避職責

　　“教育產業化”之所以成為一項政策，除去失德的教師、“無心”的經濟學家的鼓噪之外，政府某些部門某些領導也難咎其責。假如政府不對某項政策首肯，無論這項政策再怎么符合民意、再怎么順應潮流、再怎么呼之欲出，也是萬萬不可行的。相反，任何一項違背民意甚至禍國殃民的政策，只要領導點頭政府同意，就能立即付諸實施。多少年來，為了體現“政績”、獲得上司賞識以獲得升遷，很多政府官員施政時只看上面眼色行事，不為百姓著想，急功近利、目光短淺。這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在這個至今仍然實行干部選拔制的國家里，自然是權勢者自上而下地挑選自己的心腹和追隨者，自上而下地授權，必然只會根據上級的個人喜好和一己私利而選定人選，必然會導致小宗派和陰謀詭計，也必然會形成錯綜復雜的關系網和官官相護的現象；下級只對上級負責而不對人民群眾負責，接受上級的監督而不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必然視上級為上帝而視人民如草芥，必然只為上級服務而對只把“為人民服務”當作一個空喊的口號而已。假如沒有上級的首肯，再好、再有能力有思想有群眾基礎的官員，也是沒有前途的。

　　這種體制決定了中國很多官員的行為必然是短期化、表面化、虛浮化的，好大喜功、貪大求洋，不腳踏實地做事成了官場一大風氣。教育是一項長遠的投資，它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不是一年兩年、三年五年能夠顯現得出來的，而且教育的最終成就是抽象的，不是能夠具體到“物”的成就。因此，和修廣場大樓、建高速公路、興辦開發區等等行為比起來，投資教育對官員們自然一點吸引力都沒有。

　　由于上述原因，中國的國民教育在五十多年時間里一直被放在無關緊要的位置。盡管有些領導人對教育做了這樣那樣的指示，有些甚至可以說得上精辟，但是其起到的實際作用，仍然只是一句口號而已。各級官員們口頭上都說自己重視教育，要加大教育投入，可惜落到實處的是九牛一毛。

　　建國以來，中國政府對教育的投資始終處于世界最低水平上，無論改革前還是改革后都是如此。先看看改革前的情況：根據一份資料顯示，從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８０年，中國歷年浪費掉的基建投資費用約為６０００億元，而用于教育的總投資僅為１０００億元，年均只有３４億元；教育經費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印度為２０. ８% （１９６９年），日本為２２. ３% （１９７５年），世界水平一般為１５～２０% ，而中國一直沒有達到過１０% （其中１９７１年只占４% ，為世界倒數第一）。１９７６年，我國人均教育經費在世界１５１個有統計資料的國家里占第１４９位（資料來源《高等教育學報》１９８５年第一期，第６４頁）。改革之前，除了五十年代前期教育一度出現過曇花一現的繁榮局面之外，從五十年代末以后，中國的教育一直處在極不正常的狀態，學校被看作“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而成為歷次運動的重災區，很多知名學者、教授被劃作“右派”而被肅整、迫害和打擊。“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的教育更是經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摧殘，學校停課、教師被整、高考廢除，“反潮流、交白卷”成了英雄，知識分子被當成“臭老九”，連算術都沒有完全掌握的人被推薦進入大學成為“工農兵學員”……十年動亂，耽誤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長，造就了一大批缺乏理想、缺乏文化的“迷惘的一代”。

　　改革初期，隨著高考的恢復和知識分子地位的提高，我國的教育事業又一度出現了短暫的繁榮局面。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五十年代定格的應試教育越來越不適應形勢的發展和社會的需要；政治狂熱消除之后，拜金主義卻又盛行起來，一切都在向錢看。與此同時，國家對教育“加大投入”，一直口惠而實不至，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資源極度稀缺，造成了“千軍萬馬闖獨木橋”的尷尬局面。很多本來優秀的人才，僅僅因為考試時發揮失常失掉了繼續接受教育的機會；而考分定乾坤造就了一大批高分低能的“考試匠”。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教育經費的嚴重不足，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不但沒有得到任何改善，反而是每況愈下、連年下滑。《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要求“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本世紀末達到４% ”。而實際情況是，這一比例連續下滑：１９９１年為２. ８５% ，１９９２年為２. ７３%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為２. ５２% ，１９９５年為２.４６% ，１９９６年為２. ４４% ，１９９８年為２. ５５% ，２００１年則為２. ３% 。不對比就不知道差距在哪里，除了撒哈拉沙漠以南國家以外，沒有幾個國家的教育投入占GDP 的比重象中國這么低——印度為３. ２% （２００１年），美國為５. ３% （２００１年），英國為６. ９% （１９９９年），瑞典為８.７% （１９９９年）。目前，中國年度公共教育經費為１４００億人民幣，約折合１７０億美元，僅占世界各國公共教育經費總數１１５００億美元的１. ５%；而中國現有學齡人口數量為２. １４億人，占全球教育總人口的２２% 。也就是說，中國用占世界１. ５% 的教育經費教育了占世界２２% 的受教育人口——這不知是該算作“奇跡”呢，還是政府的失職？（資料來源：《中國社會年報２０００年版》，《２００１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藍皮書》，《當代英國與瑞典的福利制度》，《中國教育概況》）

　　政府對教育投入的不足，造成教育經費極度短缺，嚴重影響了日常教育的維持和教育改革發展的進行。其中最為困難的是公共教育經費，全國中學生人均公用經費為８１元，小學生為２８元，農村小學只有１１元。一些地方，長期拖欠教師工資，很多地方學校教室還在用解放前的祠堂廟宇，危房普遍。常言道，堤外損失堤內補，國家對教育投入的吝嗇，導致學校難以維持起碼的運轉，只好走向亂收費、亂集資、拉贊助、搞產業化等邪路，頗有些“逼良為娼”的味道。

　　首都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的孟繁華教授認為：教育亂收費與國家教育經費投入嚴重不足關系極大。從我國教育投資實踐看，較多時間存在著教育投資過少，教育事業發展所需的人力、財力、物力嚴重失衡問題，教育經費嚴重短缺，成為教育改革和發展的首要問題；其次總體投資水平偏低，投資在地區間、城鄉間差異過大，其根源是宏觀投資決策問題。

　　可見，中國政府對目前教育存在的現狀，與政府長期以來一貫對教育的漠視與失職有直接關系。雖然中國近些年來經濟蓬勃發展，但教育事業卻是極度落后的，這是不爭的事實。雖然有些政府官員說，中國是“窮國辦大教育”，因此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錢來投資教育，但這種辯解經不住簡單的推敲——首先是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經濟增長速度近１０年來幾乎一直穩居世界前列，GDP 已與英國不相上下；其次是中國近年來舉辦了一系列國際會議和活動，例如申辦奧運、主辦APEC會議等，其場面之排場、規模之宏大，令世界為之矚目；第三，中國各級官員們的座車，全都豪華無比，像桑塔那之類的普通轎車，連一個鄉長都不愿意坐，各級政府機關大樓壯觀巍峨，裝修豪華現代；第四，前不久又傳出國家將投資８００億人民幣將京滬線改造成日本“新干線”的消息，預示著我國鐵路運輸即將達到世界一流水平——以這樣的經濟實力，怎么一提到教育就哭窮呢？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教育投入的欠缺，主要是中國稅收負擔不重。西方國家義務教育免費和高等教育價格低廉，主要來源于“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稅收。可是，根據本人的了解，中國稅收工作做得絲毫不比西方國家遜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中國，無論是大企業還是路邊擺地攤的小販，無論是大城市的白領還是邊遠地區的農民，誰都逃不過稅收的法網。甚至，中國的農民一生下來還在吃奶，就要繳納“人頭稅”，一直到老死病死，無論有沒有勞動能力都要交稅。此外，中國農民無論種不種土特產，也都要交“特產稅”。中國農民負擔之重、企業負擔之重，簡直是舉世無雙——這樣的沉重的負擔，怎么還能叫“負擔不重”呢？

　　中國稅務負擔之沉重，并非我一家之言。據《經濟時報》載，美國《福布斯》月刊在對世界近３０個國家稅收比較研究后得出的結論，２００２年法國稅賦壓力指數為１８１. ２點，居世界各國之首，比利時以１６４. ２點居第二，中國為１５４. ５點居第四，以下分別為瑞典（１４９. ３點）和意大利（１４７. ５點）。德國和美國分列第１５和第１６位，英國居第１８位。稅賦指數是根據最高個人所得稅、公司稅、財產稅、增值稅和職工、雇主支付的社會保險稅稅率等一系列關鍵指標綜合計算得出的。可見，中國的賦稅負擔不但是位居世界前列，而且比實行“高稅收、高福利”，實行全部教育免費的瑞典還要高。

　　高稅收并沒有給中國人民帶來高福利。中國的公共教育投入、公共醫療衛生投入、社會保障投入等等一切事關老百姓福利的投入均屬世界末流。那么，老百姓的錢究竟到哪里去了？熟悉我國財政狀況的人都應當對這個詞不陌生——“吃飯財政”。也就是說，老百姓的錢都被用做“吃飯”了。當然，不是老百姓吃了，而是多達四、五千萬的各級“公仆”吃掉了。我國擁有世界各國都罕見的五級辦行政體系，除去村級之外的每一個級別又都有“五大班子”。這四、五千萬官僚隊伍編制不僅絕對數量居世界第一，而且相對數量也把其他國家遠遠拋在后面。據統計，目前我國平均每２８個老百姓就要負擔一個“吃財政飯”的人，而在日本則是３００人負擔一個，美國是２００人負擔一個。

　　七、我們必須行動起來

　　我不想把本文寫成一篇從上到下罵個遍的“罵文”。雖然我的文章里用了不少罵人的話，但那是出自我對“教育產業化”這一禍國殃民的惡政的痛心疾首，不吐不快。光靠罵并不解決問題，關鍵是要提出一套可行的解決辦法。最近，關于替代“教育產業化”的方法在互聯網上討論得非常熱烈，很多人根據自己的思考提出了一些解決辦法。我對此也有一定的思考，下面我把我的解決思路，結合我認為有益的其他人的觀點一同提出來。

　　我認為，解決教育目前存在的問題，關鍵要立足現實，具有可操作性。承認現實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可是不承認它不行。不承認現實的解決方案是毫無意義的空想。那么什么是現實呢？中國目前面臨的現實是：大部分權力集中在“神圣家族”手中，龐大的官僚隊伍盤根錯節、堅若磐石，難以裁撤，“吃飯財政”的窘境短期內難以解決。任何一個改革者要么無所作為，要么被龐大的官僚機器碾壓得粉身碎骨，導致改革半途而廢。因此，中國的國情決定了改革失敗的風險大于成功的把握，改革者必須有足夠的耐心，必須從微觀著手，按部就班地開展局部改革；必須繞開堅硬的阻力，走曲折迂回道路。

　　基于這種現實，我認為，要解決目前普遍存在的極度不公正問題，必須不露聲色，各個突破，決不能四面出擊，每次只選取一至兩個既得利益集團進行打擊。目前，我國有一項工作進行得有聲有色，那就是對采取不正當手段致富者的打擊。隨著諸多一度叱咤風云的“富翁”紛紛落馬，福布斯大陸富豪排行榜幾乎成了“福布斯大陸富翁囚徒榜”，很多非法致富的富翁如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對這些“富翁”的打擊，追回了大量的非法財富，人民群眾也樂于見到這些昔日作威作福的“富豪”淪為階下囚；而“神圣家族”，則普遍由于事不關己而袖手旁觀。真正著急的，只是“富豪”的直接庇佑者。反腐敗工作進行得也算比較深入，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坐牢的前政府官員有中國這么多。國家完全可以通過對這兩種不得人心者的打擊追回一部分被非法吞噬的財富，用于解決教育經費的嚴重短缺問題。

　　解決教育問題的第二個方法，是采取開源節流的方法，進行教育投資。可以考慮發教育彩票手段籌集教育資金。由于博彩業投入小、覆蓋面寬，潛在的中獎機會對很多彩民有很大吸引力。一般而言政府發行彩票是穩賺不賠的。在目前股市低迷的狀態下，通過發行彩票可以有效地集中社會游資用于加大教育投入。此外，還可以通過世行貸款、外國政府貸款、國際援助等方式籌集教育資金。同時壓縮減少競技體育等既不人道、也無實際價值的行業的投入，減少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等好大喜功的工程開支，把節約下來的錢用于興辦教育。

　　第三，采取收費教育與免費教育并存的辦法。國家應當加大對２１１所重點院校（視情況可以增加）的教育投入，實行學費、雜費全部免費，并且給予教育補貼，嚴禁其出現任何“產業化”的苗頭，每年至少保證６０～１００萬人的招生名額。其余的院校，可以讓他們走產業化、自費的道路。通過這種細分，可以保證成績優異窮人子女能夠通過考試獲得繼續接受教育的機會，成績不佳、考不上的也沒有什么不公平的感覺。考上這些大學接受免費高等教育的學生，享受到了受教育的權利，就必須履行回報社會的義務。因此，這部分學生畢業以后，應當如同服兵役那樣分配到鄉村地區和邊遠地區為當地基礎教育服務二～三年，由國家按公務員標準支付工資，代代相傳，一方面可以提高這些地區的教育水平，帶給這些地方新的思想；另一方面可以解決這些學生的就業問題，增加他們的社會經驗；待服務期滿，經過考核證明其盡職盡責以后，方發給畢業證。而收費的那部分大學，則可以通過“花錢買教育機會”來圓自己的大學夢，提高國民整體素質，對他們沒有社會責任之要求，也不承擔就業許諾。

　　第四，打破教育主管部門對教育的壟斷，大力吸引外資辦學、私人投資辦學。由于教育事關百年大計，私人辦學和外資辦學存在著學校倒閉的風險，因此對辦學者提高要提高資質門檻，盡量只引進國際知名教育機構在華興辦教育，制訂全面的預防風險措施，防止卷款潛逃、貽誤學生事件的發生。

　　第五，將義務教育年限延伸至１２年，徹底打破應試教育的舊框框，以素質教育為核心，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教學內容必須進行認真改革，與時俱進，突出實用性、技術性，把考試為主改為考核為主，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和動手能力。必須認真落實義務教育的完全免費性質，實行從學費、雜費、書本費及參考資料費全面免費，狠狠打擊以任何名目亂收費的行為。全部義務教育的教師，都應當列入公務員隊伍，并且通過中央政府抽走地方相應資金，統一用于教育投入，以避免地方挪用擠占教育資金，拖欠教師工資現象的發生。

　　第六，加強對教育行業的監督審計和反腐敗力度，及時處理教育腐敗、資源浪費案件的責任人。對揮霍、浪費、挪用教育資金者，一定要嚴加懲處，必要時殺一儆百。

　　第七，取消教育行業種種惹人反感的“保送”、“降分”、“免試”的優惠，減少教育腐敗的機會，增加教育行業的透明度，減少暗箱操作、長官意志，努力實現“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目標。

　　第八，嚴格義務教育立法，把一切適齡兒童列入義務教育范圍，取消任何歧視，把破壞義務教育的行為列為犯罪。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造成有相當一部分超生人口成為“黑戶”，無法享受受教育的權利。有一部分人據此認為，這部分人“自然”要為超生負責，“自然”不能享受受教育權利。然而，我認為這種觀點是極其有害的，甚至是反動的。農村人口超生問題的存在，與農村人口普遍缺乏教育有關。在中國農村，多子多福的陳舊觀念依然沒有根除，而且由于廣大農民缺乏必要的知識，無法在競爭社會中用智力知識求得一席之地，只好拼用力氣、拼人口；我國社會保障體系長期把農民排斥在外，農民養老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只能“養兒防老”。因此，農村人口超生問題，主要責任不在于農民而在于二元制社會結構下國家對農村的種種歧視。同時，超生的孩子本身是無辜的，他們并不能因其是“超生人口”而受到歧視。莫非有人認為他們是天生賤種，活該被歧視？持這種觀點的人顯然是養尊處優的城市人，他們為他們高農民一等的地位感到沾沾自喜，并且試圖把罪惡的二元制社會結構維持下去。因此，我認為，要實現真正的教育面前人人平等，必須正視現實，把超生人口也納入公民范圍。也有一些鼠目寸光的家長，認為“讀書無用”，把孩子早早當作童工、搖錢樹來用，讓他們乞討、打工，使得這些孩子的身心健康受到摧殘。這些無德的家長，明顯地破壞了義務教育，必須將他們繩之以法，以保證任何學童都能接受教育。

　　我個人的才智是相當有限的，因此我希望所有有社會責任感的人，能夠為改善我國的教育環境獻計獻策，集思廣益，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把一個高素質的、人人平等的中國帶入二十一世紀！

　　八、為教育產業化敲響喪鐘

　　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教育產業化仍然在制造著種種丑惡、不平等和人間悲劇。教育本來是一個純潔的行業，學校本來是圣潔的象牙塔，但是在“教育產業化”的污染下，這塊凈土早已腐爛變質、發黑發臭。教育產業化的論調純粹是一種瘋狂，是對拜金主義到了登峰造極地步的一種反映。

　　物極必反。當對金錢的崇拜瘋狂到了不能再瘋狂的時候，當物欲橫流到了社會都無以為繼的時候，就是理性復歸、人性復活的開始。今天，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已經充分認識到了“教育產業化”的禍國殃民、貽誤子孫的丑惡本質，對教育產業化說“不”的呼聲從濯濯小溪變成了浩浩洪流。那天我看到一幅照片，一位白發蒼蒼的老教授獨自一人舉著木牌上街游行抗議教育產業化。木牌上寫著：“任何學校都不能以學生為賺錢對象，沒有哪個國家把學生作為商品和財源來榨取的。”老教授堅定的目光，使我早就麻木的情感受到一絲觸動，我看到了久違的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照片上老教授是孤獨的，然而實際上他并不孤獨！在他身后，有千千萬萬個呼吁平等教育機會，為教育產業化敲響喪鐘的人！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為了我們民族的復興，為了千百萬下層人民的期待，為了我們國家的未來，請行動起來，為教育產業化和它的鼓吹者們敲響喪鐘！

　　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

　　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

　　——北島《回答》

　　雅科夫·伊萬諾維奇·布爾什維科夫

　　于二○○三年七月二十日～八月十八日

　　【后記】

　　還有不到半個月就要開學了。我不知道這個國家還要產生多少交不起學費而輟學的孩子們，還要產生多少景統仕那樣的人間慘劇。景統仕們用自己的鮮血，向“教育產業化”提出了控訴。人的鮮血可以澆灌一種奇妙的果實，這種果實會導致更多的流血。這種果實的名字叫仇恨。無論鼓吹“教育產業化”的政治娼妓和犬儒們，再說得口吐鮮花，都絲毫不能抵消我對他們的刻骨仇恨。是的，我堅信所有這一切，都是會有報應的。


　　作者電子郵件：[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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