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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元竹報告驚海內:“有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未來社會不穩定的前景。”

佚名 · 2004-10-21 · 來源:本站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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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警示中國前景 最大危機來自國民心態 (zt)

在丁元竹報告引發眾人討論之前,由王韶光、胡鞍鋼、丁元竹三人所作出的研究報告《經濟繁榮背后的社會不穩定》就于去年年末發表,它關注經濟景象背后存在的問題。該報告指出:“我國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約在1-2億人,其占全國城鎮總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非常不滿意者比例7%-8%,大約在3200-3600 萬人之間。”雖然它沒有引起媒體和公眾的注意,但它作出的理論分析依然是《2010年:中國的三種可能前景》的學理依據。


聯想到SARS期間市民的恐慌以及一段時間內民間情緒的非理性亢奮和不安,報告也指出:“有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未來社會不穩定的前景。”民眾的判斷和預期與專家的理性分析之間橫亙著一道墻,這也是這份報告的不足之處。民眾的情緒會演化成“信任危機”,盡管信任危機起初并不在課題組的調查框架中,但是很多專家都關注它,小到個人和企業,大到國家和社會,信任就是一種基于經驗、周期的良好預期,否則就相反,它影響整個社會形態。

[zcyx2004] 于 2004-10-18 20:00:13上貼


中國腹地湖北省大悟縣的農戶徐非今年45歲,正面臨這樣的狀況:他的二畝田地荒蕪,無人耕種,因為種田不掙錢;他18歲的大孩子徐航輟學后就在家閑蕩,沒有工作;他兄弟徐利買卡車時借過當地銀行機構的貸款,但這筆“國家的錢”因為無法追回,已不了了之;徐非因為生活困難,不得不在國慶節到他的姐姐家(另一個鎮上)借500元錢度日;他的家鄉現有一座開采完畢的銅礦,只剩下被破壞的山體和因為化學加工被污染的環境;他坐在他姐姐家里,一邊抽煙,一邊看電視里關于臺灣的報道;他姐姐家最初不愿借錢給他,因為他的“好吃懶做”的為人,他的誠信也遭到懷疑;他的孩子徐航雖說沒有工作,卻會上網,并且認識一個姓“湯”的女網友,因為網絡技術的普及使一個孩子也成為“地球村”的一員;距他最近的令人擔心的地點是河南艾滋病村;距他最近的令人心有余悸的事件是去年SARS流行。

這是真實的一幕,并非個例。新近撰述了《2010年:中國的三種可能前景》研究報告的中國戰略與發展研究專家丁元竹先生就歸納了影響中國未來走勢的十個問題,它們分別是:就業問題、三農問題、金融問題、貧富差距、生態與資源問題、臺灣問題、全球化問題、國內治理危機、信心和誠信問題、艾滋病和公共衛生。

徐非的十個側面或多或少地反映了這十個問題,那么6年之后呢?徐非所面臨和感受到的這些境遇是會好轉還是惡化?丁元竹的報告并未給出2010年的答案,卻詳細分析了三種可能性。


“盛世危言”的提法過了?


學者丁元竹的這份報告一經公布,媒體即驚呼“盛世危言”,這使得丁元竹不得不保持低調,他拒絕了許多媒體的追蹤訪問,在接受《新周刊》的采訪時,他也明確表示,不要在報道中提到他的單位。

“盛世危言的說法有點過。”丁元竹表示,每個社會在發展過程中都會出現問題,對于出現的問題,國民既要對成就有信心,也要看到問題,而媒體更應該全面看待問題,要有健康平和的心態承受各種好壞分析和預測。在丁元竹看來,盛世危言實際上是警世通言。他說:“凡是預測到的事情一般是不會發生的,因為預測到了也就引起了注意,就會去避免。”而這,正是這份報告的初衷。

報告預測了2010年將會出現的三種前景,即對于小康目標的繼續前進、偏離和無法達到。至于這三種前景誰最可能變成最終現實,報告最后只是進行了情景分析,并未給出結論。但研究者對98名專家的調查顯示,對于“2010年之前”發生危機的可能性,有77位專家作答,其中51位認為會發生影響經濟社會進程的重大危機。這也是報告中所指出的“危機多發期”,這與媒體所誤認的“2010年”和“2010前后”是危機多發期有所出入。

危機意味著什么呢?研究者歸納道:“危機和沖擊意味著動蕩;遭受損害;無法應對的困難;對抗;無力抵御風險;沖突。”其中,研究者直指,環境危機的發生將直接威脅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

盡管研究者沒給出答案,但實際上已巧妙地作出提示:三種可能的前景誰會到來,取決于中國政府和國民應對危機的能力。


危機多發期不等于危機必發期


該報告指出,能否同時處理眾多危機是中國政府面臨的最大挑戰,問題是各種危機都是相互關聯的,每一種局部危機都可能引發全面危機。與此同時,也沒有一個危機因素會決定中國2010年前的走勢,其因素是否會釀成危機還取決于中國2010年前社會和政府采取的有關政策和效果。也就是說,從現在到2010年,危機多發期并不是危機必發期。

實際上早在2000年,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報告就提出了未來10到15年中國發展存在的不確定性。如何規避危機多發期演變為危機必發期,這是人們最為關心的一個問題。

危機該如何防范,答案之一是丁元竹接受《新周刊》采訪時提出來的引入“危機管理”機制。丁認為,在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同時,需要制定一個有效的,能夠幫助快速溝通、快速作出影響評估和控制的危機管理計劃,并使之成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是最為重要的部分。

一般來說,危機管理在管理層次上高于日常管理,是管理的最高層次。危機管理計劃不是獨立的,它必須與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結合起來,也必須與國家、地區和部門的危機管理體系相適應。當然,就我國來說,在制定危機管理計劃的同時,還需要進一步建立和完善危機管理系統,這也是我們在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時必須考慮的問題。

丁元竹認為,在中國引入危機管理首先要解決的環節是先立法,只有當類似于“緊急狀態法”之類的法令出現時,危機管理才能真正運轉起來。否則,像發生礦難、洪水或SARS事件時的臨時調查小組、指揮部和協調小組只能是權宜之計,只是在后果出現時發揮作用,而無法預警和防患于未然。

另一個答案是采取均衡的發展觀,“采取均衡發展的方式,并使之成為各界的共識。重視社會及經濟的均衡發展,同時亦必須注重文化及環境方面的發展,使這幾方面成為追求全面及均衡發展的基礎。”丁元竹等人倡導的“均衡的發展觀”是“治本”的一劑良藥,它雖然比“治標”的危機管理來得慢,但會是社會穩固的基礎。


最大危機可能來自國民心態


事實上,在丁元竹報告引發眾人討論之前,由王韶光、胡鞍鋼、丁元竹三人所作出的研究報告《經濟繁榮背后的社會不穩定》就于去年年末發表,它關注經濟景象背后存在的問題。該報告指出:“我國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約在1-2億人,其占全國城鎮總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非常不滿意者比例7%-8%,大約在3200-3600 萬人之間。”雖然它沒有引起媒體和公眾的注意,但它作出的理論分析依然是《2010年:中國的三種可能前景》的學理依據。

令人欣慰的是,中國政府對于智囊研究機構的報告并未干涉,表現出了政府直面現實問題的能力和勇氣。倒是媒體和公眾強烈的反應和似是而非的誤讀,折射出人民的素質和不成熟的心態。

丁元竹這份報告的特色在于引入了國外學術預測常用的“情景分析”和“預測判斷”的技術手段,提供了一種國內未采用的新的研究方法,這才是其首要貢獻,而其中設計的問題實際上都是“老生常談”,對于丁元竹來說,該報告得到媒體追捧,也出乎他的預料。

聯想到SARS期間市民的恐慌以及一段時間內民間情緒的非理性亢奮和不安,報告也指出:“有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未來社會不穩定的前景。”民眾的判斷和預期與專家的理性分析之間橫亙著一道墻,這也是這份報告的不足之處。民眾的情緒會演化成“信任危機”,盡管信任危機起初并不在課題組的調查框架中,但是很多專家都關注它,小到個人和企業,大到國家和社會,信任就是一種基于經驗、周期的良好預期,否則就相反,它影響整個社會形態。

作為2010年前的“景象預報”所折射出來的“大國寡民”心態也很值得深思。與報告所持觀點不同的兩種民間看法是:由于2008年北京奧運的預期利好,人們愿意用“四年奧運,十年國運”來形容,即奧運會后還會有十年的國運。另一種情況則是:專家眼中的危機多發期會推遲到來,至少是推遲到2010年以后。理由也很明顯,即改革仍在沖大關,經濟體制改革仍大有可為,“棋還有得下”,而不是故步自封的局面。

與民間這種幾乎“肯定式”的期望相比,丁元竹給出的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確定的答案。丁元竹希望的是:“風險一旦被人們廣泛認識,其發生的可能性就減小很多。”

丁元竹最后表示,如果有更多的人來關心這樣的國情報告,而不是認為“我不能影響未來發展,我何必參與”或“官員與商人決定未來,我只管自己的事情”,公民保持充分的熱情、參與政府決策才是我們應對危機的最有效的辦法。

  
相關報道:“盛世危言”出臺前后

中國正處盛世。很多人持這樣的觀點。

在這樣的時候,由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所發布的一份名為《2010年,中國的三種可能前景 ——對98名政府和非政府專家的調查與咨詢》的報告則顯示,在課題組調查到的98位專家中,有51位認為“中國在2010年前會發生影響這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進程的重大危機”。這很快就被人們稱為盛世危言。

于是,擺在中國政府面前的一個難題是,如何破解可能到來的社會危機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林堅報道 當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丁元竹帶領的課題組公布他們的研究報告時,這個確切年份的出現給人們極大的震動。在課題組調查到的98位專家中,有77位對“中國在2010年前是否會發生影響這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進程的重大危機?”作了回答,其中51位認為“會”,占調查人數的66.23%。

這份名為《2010年,中國的三種可能前景——對98名政府和非政府專家的調查與咨詢》的報告源于2003年春夏發改委對專家的調查。今年一經公布,立即被學界稱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的出臺

“如果首先設定一個確切的時間點,然后通過封閉式問卷進行預測,這種誘導性的提問是不科學的。”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張成福對《國際先驅導報》說。

關于為什么會把2010年作為研究的特定時間點,丁元竹自己解釋,2010年之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處于一個關鍵時期,關系到中國能否實現中期戰略目標。但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專家指出,2006年到2010年正是我國“十一五”期間。因此,發改委的這份報告主要將作為我國制定第11個五年計劃的參考。

丁元竹的課題組明確提出想效仿國外的類似課題。通過專家對未來固定時段進行預測的最著名的例子是,1997年和2000年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NIC)分別通過專家系統來確認2010年2015年前全球的驅動因素和關鍵不確定因素。

在最后參與調查的98名專家中,有81名來自境內,17名來自境外。境內專家的來源既包括了政府部門、研究機構和高校,也納入了一些民間機構。境外專家的選擇標準則是“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有研究”,比如2002年曾經因對中國統計數據提出質疑而名聲大噪的美國匹茨堡大學經濟系教授托馬斯·拉斯基。最后專家的組成情況是:經濟領域45位,環境領域4位,社會領域16位,國際關系領域6位,衛生領域2位,公共政策領域6位,其他領域17位。

調查正值SARS前后,“危機”成為中國社會最流行的詞語。但是專家們對這個詞語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據課題組統計,大概有“動蕩”“遭受損害”“無法應對沖擊和困難”“直接對抗”“無力抵御風險”五種解釋。在不同的理解基礎上,課題組統計出的結果是:在社會發展領域,社會差別拉大(包括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失業下崗問題被認為是高風險的領域。在經濟領域,金融風險、三農問題最為人們關心。“經濟是基礎,信心是關鍵,二者不可分割。從爆發的可能性來說,社會為爆發點的可能性最大”(報告引用專家語)。

報告把中國2010年可能的三種發展模式分別歸結為“沿著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預定目標穩步前進”“偏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預定目標”“無法達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預定目標”,其中后兩種情況顯然是政府部門不愿意看到的。


“高風險社會”即將來臨


丁元竹的“盛世危言”得到了學界多位專家研究的驗證。“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暴發事件和北京安徽SARS事件以及各地頻發的導致重大傷亡的災難,看上去似乎并不相關,但它們在本質上是有聯系的,共同預示著一個高風險社會的來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家鄭杭生教授說。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路路也認為,當代中國社會因巨大的社會變遷正在進入一個“風險社會”甚至是“高風險社會”,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

NIC的《2015年全球趨勢:圍繞未來與非政府專家對話》估計,2015年前中國的發展充滿艱難和不確定。要求經濟快速增長同時又要保持現有政體不變會使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充滿壓力和挑戰,這些挑戰影響到政權的合法性,甚至其生存。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濟全球化的廣泛需求和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全面結構性變革將使社會和經濟混亂達到一個新的水平和類型,這些混亂將加劇已經廣泛存在的國際和國內問題。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李楯教授對《國際先驅導報》說,中國社會危機的產生主要是由于計劃經濟時代和改革開放的遺留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改革已經把好改的都改了,現在只剩一堆骨頭很難改”。


中國是否能承受危機


“在許多專家看來,有兩種不同的情形將挑戰美國及其盟國:一是一個虛弱和分裂的中國,或者一個崛起并利用其經濟實力和軍事優勢挑戰周邊的中國。這兩個相反的情景使專家們更愿意看到中國作為一個和平的力量,經濟保持增長和內部問題穩定。”

得到蘭德公司支持的查爾斯·沃爾夫在其《中國經濟的斷層線》中指出:“中國在未來10年面臨的厄運具有廣泛的可能性。這些厄運可以分成制度性和結構性的(如城鄉失業、貧困和腐敗)、部門性的(如艾滋病和其他傳染病、水資源和污染以及能源)、金融(國內金融危機和外來直接投資的萎縮)、安全性的(臺海軍事緊張和沖突以及亞洲其他周邊關系緊張等)”。

丁元竹也把2010年前中國社會的風險歸結為十個方面:就業問題、三農問題、金融問題、貧富差距、生態與資源問題、臺灣問題、全球化問題、國內治理危機、信心和誠信問題、艾滋病和公共衛生問題。但令他困惑的是,中國在過去的20年中已經經歷了查爾斯·沃爾夫提到的厄運中的五個:失業、腐敗、水資源問題、艾滋病和金融脆弱等等,但是,中國依然保持了其經濟發展的持續性。

“中國最近也經歷了國際社會曾經擔心的石油價格對中國經濟的沖擊,美伊戰爭后的國際形勢和中國目前國內的經濟形勢表明,石油價格波動對于中國經濟的沖擊并不像原先預想的那么嚴重。剩下的兩個國際上擔心的因素:外國直接投資的萎縮和臺海軍事沖突,這是不曾發生的,也是無法預料的。”

李楯把中國比喻成為一座大壩,“雖然專家們可以認為腐敗問題或者信心問題非常重要,但是事實上很難確認到底哪個問題會成為導火索。就像一座大壩我們只能說它有問題,但在出問題之前很難準確地說漏洞會出在哪個地方。目前情況看來,除非臺海開戰,中國不太可能出現大的動亂,所謂的危機基本表現為大事沒有、小事不斷。”

張成福也認為“每個社會都會存在危機,但目前中國的危機,第一不是不可以預防的;第二現在還不存在爆發大規模危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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