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科技安全面臨的主要威脅

摘自：《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安全》

    馬維野主編，湖北教育出版社，定價28元。烏有之鄉書社有售：010-62760856。268頁

全球化進程中我國科技安全面臨的主要威脅

    以經濟全球化為龍頭的全球化是隨著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而成為現實的。可以說，沒有當代科學技術 的迅猛發展，特別是信息技術使得電子傳輸自由地跨越國界的壁壘和沖破空間的限制，全球化是不可能的事情。全球化對科技安全的影響極為顯著，其不利影響主要有：

    其一，技術越來越依賴技術強國，使得技術弱國被置于技術強國的技術優勢威脅之下。如果一個國家喪失了科學技術安全的保障，這個國家在科學技術上勢必受到來自其他更發達國家的威脅，資本和勞動力市場在現代全球經濟中的形成，出現了某些國家和地區在技術上過分依賴發達國家的傾向。

    其二，維護國家安全的技術手段愈顯不足，無論是發達國家學是發展中國家，都迫切要求發展更先進的國家安全技術防務體系包括應對恐怖主義襲擊的技術手段。

    其三，勞務市場的國際化加速了發展中國家的智力流失。勞動力相對自由流動，導致第三世界各國熟練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為工業發達國家所侵占，鞏固了這些國家的科技領先地位。

    其四，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技術上的過分依賴為發達國家竊取情報提供了條件。由于經濟全球化迫使發展中國家更加在技術上依賴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利用向別國技術或借助于技術優勢搜集和竊取他國的政治、軍事、經濟、科技情報變得更為便利，嚴重威脅別國的國家安全。

    科技安全是21世紀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之一。本世紀初葉我國國家科技安全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一、我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安全受到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威脅

    1、我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安全受到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挑戰

    我國科技的落后影響國家科技安全態勢，使我國長期受到西方發達國家科技優勢的威脅之下。我國科技競爭力基本穩定在25至28名之間，總體科技水平落后于世界先進國家15年~20年左右。按照一種世界各國科學水平層次的劃分，美國是“科學核心國家”，德國、英國、日本為“科學強國”，法國、意大利、加拿大、俄羅斯為“科學大國”，我國和印度、巴西為“科學邊緣國”，最后一個層次是“科學不發達國家”。可見我國國家安全受到發達國家先進科學技術的長期挑戰。

    第一，發達國家以高技術為基礎的軍事實力的增強，對我國的軍事安全構成了新的威脅。以美國為首的發達 國家軍隊的武器裝備和后勤保障裝備已日趨高技術化。1997年全球發生了25次地區沖突，1998年全球發生了27次地區沖突，只要有發達國家介入，武器裝備和后勤保障裝備落后的國家就會被動挨打。與之相應，我國軍隊武器裝備和后勤保障裝備的相對落后，盡管戰爭發生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一旦發生，對我們能否打贏高技術局部戰爭，提出了新的考驗。

    第二，發達國家高技術的發展，對我國的政治、文化安全構成了新的威脅。特別是隨著信息系統網絡化、全球化、公眾化的發展，發達國家利用其先進的信息網絡，不斷向我國傳輸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一些反華勢力借助國際信息系統極力攻擊我社會主義制度，或唆使境內外的民族分裂主義勢力從事分裂祖國的活動，唆使境內外的反人民、反政府勢力從事西方式的民主運動。在限制向我國出口先進技術的同時，以美國為首的少數西方發達國家不斷向臺灣出口高技術武器裝備，裝備臺灣地區軍隊，這必然進一步助長臺獨勢力，給祖國統一大業帶來新的困難。

    第三，隨著發達國家高技術及其產業的發展，我國將面對更為嚴峻的國際經濟競爭環境。在國際上，發達國家加快發展高技術及其產業。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高技術及其產業的發展必將在更大程度上削弱我國的“后發優勢”，我國與發達國家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上競爭的難度將日益增大。特別是發達國家金融高技術的發展，十分有可能加重我國加入WTO后的金融危機。應當看到，盡管我國已經加入WTO，但由于我國現代金融體系不完善，缺少掌握現代金融高技術的關鍵人才，金融科技水平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在信息系統國際化、金融市場國際化的大環境下，我國金融安全很可能受到來自發達國家金融力量的傷害。

    第四，在檢測標準和監測技術出口上限制我國，已成為發達國家限制我國商品出口的新的手段。我國出口到歐美的一些產品必須符合發達國家的技術標準，使用發達發達國家的先進檢測設備，而發達國家往往既不給我們提供核心技術標準，也不想我國出口先進檢測設備，這就使得我們的產品很難達到對方的進口商品技術標準。近年來，我國不少出口導向型企業已遇到此類問題，受到此類限制。

    2、在信息系統網絡化、國際化、公眾化的背景下，我信息安全受到發達國的挑戰，而我們雙缺少信息安全的防衛技術和制度性辦法。

    第一，信息系統網絡化帶來了新的問題。所謂信息安全，主要指信息的私密性和可靠性問題，即特定的信息只能讓特定的人（法人或自然人）知道，而不能讓不該知道的人知道（信息的私密性）；該知道某些信息的人，一定要讓他及時、完備地知道（信息的可靠性）。為保障信息安全，要求保證信息數據的完整性、可用性、私密性、可靠性。

    近年來，隨著信息系統網絡化、國際化、公眾化的發展，我國的信息安全出現了新的問題。網絡化是指企事業單位、政府和民間組織為了提高辦公效率，及時獲得信息，參與 國際競爭，與國際接軌，紛紛建立與互聯網連接的局域網，使網絡不再局限于原來獨立的內部系統，而日益發展成為連接政府、銀行、工商企業、科研教育部門、新聞媒體的統一的網絡，可以說網絡正在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國際化是指網絡再局限于個別國家和地區，而是跨越國界，不分種族，不分膚色，不分國籍，人們可以自由地交流，任意在網絡上漫游。網絡成為國際間文化交流、商務往來、國際貿易、個人通信的手段。公眾化是指由于電話和個人計算機的普及率迅速提高，電信網絡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可以在家中通過電話線上網，大降低了網絡的使用成本，極大地方便了用戶使用網絡，網的人數急劇增加，網絡已經成為普通大眾獲取信息、交流信息的重要渠道。信息系統的網絡化、國際化、公眾化一方面極大地方便了我們工作，豐富了我們的生活，但同時也為一些不法之徒提供了方便，可以使他們的犯罪行為高度科技化無形化、機動化、加大了國家安全部門及公安部門查處的難度。

    第二，通訊安全直接受到挑戰。目前，國外借助先進的技術手段，已可以監測我國通訊系統的運行情況。中國電信部門某技術考察團在某國考察過程中發現，該國已經可以實時監測到“中國鄭州至武漢段通信系統的實際運行善”。由此類推，理論上可以認為，他們極有可能隨時監測到我國通訊系統的詳細運行信息。2002年6月23日以來發生的幾起境外“法輪功”邪教組織用非法電視信號陸續攻擊我國鑫諾衛星的兩個轉 發器的事件，把信息的恐怖主義推向具有政治意圖的境地。這次事件中，鑫諾衛星傳輸的村村通廣播電視工程信號受到了嚴重的干擾，部分農村和邊遠山區的用戶無法收看到電視節目。境外“法輪功”邪教組織的這種無視規則、沒有理性、敵視人類、為所欲為的干擾正常傳輸的衛星電視信號的行為，是對、對人類文明的公然挑戰，也是信息恐怖主義的一種極端的現實表現。

    第三，我國缺少確保信息安全的。特別是在我國通信和計算機領域的多數關鍵技術還落后于一些發達國家的情況下，我們不得不進口一些計算機設備，但這些進口設備是否被人做過手腳，是否埋伏著“特洛伊木馬”，我們并不清楚。我們是否掌握了抵御這類威脅的能力，也有待在對若干重要信息系統進行實際考查后再予以確認。客觀地看，這既涉及到我們的科技安全、信息安全，對于基于軍事目的的技術引進和裝備采購而言，也涉及到軍事安全問題。

    目前，國際上較為普遍地認為，在未來高技術戰爭中，制勝武器不一定是飛機、坦克和導彈，而是信息和在瞬息之間根據這些信息由自動化指揮系統發出的指令。交戰一方利用這些信息和指令，就可能使對方的指揮系統、通訊系統和武器系統癱瘓，無法投入戰斗，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在當今世界并不安寧的情況下，我們是否擁有相應的信息技術，能否確保作戰指揮系統和武器系統的信息安全，對于能否打贏未來戰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第四，競爭國家的隱身機構完全可以借助先進技術觀測到正在運行的某個計算機的內在信息。據悉，國外已有先進的激光偵測技術，只要激光束打到對方正在運行的計算機上，完全可以偵測到該計算機正在運行的文件的全部內容。這對我國駐外機構和國內核心機構的信息安全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威脅。特別是如果在該機構周邊某個范圍內設有競爭國家的隱身機構，則對我方機構的信息威脅更大。目前，我駐外機構已存在這類威脅。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在國內聲調建設規劃中，我們忽視對要害部門、要害單位信息安全的考慮，允許外商在一些要害部門、要害單位旁建設或租用建筑物，這就難避免“披著羊皮的狼”采用先進技術竊取要害部門、要害單位的重要信息，今后必須引以為訓。

    第五，國內要害部門和單位使用發達國家的防火墻技術，只能防已、不能防人。目前，黑客問題令各國普遍頭痛。為防止黑客侵襲，我國各要害部門、要害單位普遍采取了內部信息網絡與對外信息網絡物理分離辦法，兩套系統分開運行。同時，對內部信息網絡設置了防火墻。如各大銀行、財政部門等。但一些單位采用的防火墻技術是國外技術，特別是來自美國公司的技術。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國外公司是否在其中設置了某些控制措施，我方并不清楚。這對我要害部門、要害單位的信息安全無疑有著極大的威脅。

    二、科技防范體系漏洞大，科技資源保護的形勢嚴峻

    爭奪科技資源是當今國際競爭最為激烈的領域之一。然而，由于我國缺乏強健的科技資源保護體系，科技資源保護的形勢極為嚴峻。

    1、科技人才資源保護不力。

    科技人才是智力資源，也是最重要的科技資源。人才安全是科技安全的重要內容。近年來，我國科技人才大量外流，且人才流失的形式發生了新的變化。除了我國人才流向海外的常規渠道外，跨國公司對我實行的“本土化”人才爭奪戰給我人才安全造成新的威脅。近年來，西方發達國家對我采取了“本土化”人才爭奪戰，越來越多的跨國把生產重心轉移到中國的同時，其研發中心也開始向中國聚集。到目前為止，跨國公司已經在我國建立了100多研發中心。跨國公司在我國境內的研發機構以高薪為誘餌網羅我高技術人才，給我造成新形式的人才危機。中國科技人才的高素質和低成本是跨國公司聚集中國的重要原因。以軟件為業為例，中國軟件人才的使用成本僅僅是美國的1/9。由此不難看到，如不以更為靈活的方式充分調動外流高級人才為國家服務的積極性，大量人才的外流對我國科技安全的負面影響將不言而喻。我們在吸引外流人才回國服務的同時，也要更新人才觀念，努力借用身在國外的人才為國內建設服務。

    2、科技防范體系漏洞大，公民缺乏安全意識，對國際科技合作中的反間、反滲透問題重視不夠。

    國際科技諜報活動是當今世界最為敏感的領域之一。美國多次指控一些美籍科學家為他國從事科技諜報活動，美日等發達國家也通過各種渠道向他國滲透，企圖獲得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科技進展情報。但是，我國公民、企業、政府的科技保密意識極差，在日常生活、信息發布、科技經濟活動、機構運營、對外科技經濟合作及交流中不注意保密，一些需要對外保密的科技信息或技術不脛而走，被國外機構輕而易舉地得到。特別是一些具有際競爭優勢的傳統技術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新技術，是國外競爭國家最為關心的，也是我們被國外機構輕而易舉竊取較多的技術。

    3、缺乏化的知識產權保護。

    保護自有的知識產權，是當今世界各國最為關心和戰略問題之一。盡管我國已經加入WTO，但是出于國家之間競爭的需要乃至于意識形態的分歧，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仍然把我作為“假想敵”，對我進行技術遏制，限制我以技術手段提高國家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能力。當前比較突出的是發達國家以技術專利壟斷市場和以技術標準優勢加強技術壁壘。一個典型的例證是，美國等發達國家即便在有關國際會議上承諾向發展中國家無償提供某些環境無害化技術，但一旦回到本土，執行起來就反目如故，強調其政府要尊重本國企業的知識產權。尤其是對高技術出口，發達國家對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更是嚴加限制。例如美國成功集團開發高清晰度顯像技術后，為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先后圍繞“部核心技術”申請了26項技術專利。如其他企業要使用他們的技術，則成套技術要支付逾千萬美元的巨額費用。然而，我國不少單位卻對知識產權保護極不重視，特別是缺乏體系化的知識產權保護戰略，不少企業和科研機構進行了大量研究開發，形成了不少有競爭力的科技成果，但卻很少去申請專利保護，更沒有研究和實施系統化的保護戰略。一些企業和科研機構獲得專利授權后，國為技術沒有轉讓，沒有取得商業效益，僅因為支付專利維持費的困難，就放棄了專利保護。

    4、國內信息網絡傳遞著不少涉及國內科技發展動態的信息

    目前，國內建立了不少基于公眾網的網頁。其中涉及政府信息發布、科技信息傳遞、經貿信息溝通、國內報刊剪輯等。甚至一些實質經濟部門的行業發展分析報告、重要科技領域的進展報告也可以在網上隨便閱讀。事實上，只要系統地閱讀這些網頁上傳遞的某些領域的信息就可以發現不少涉及國內科技發展的前沿動態。，借助其中某些信息，國外專業科技情報機構和專業人士完全可以較為準確地判斷我國某些科技領域的研發進展情況，國外機構也完全可以借助這些信息來采取對我的科技競爭策略。   

    三、科技對國家安全的支持力脆弱

    美國十分重視科學技術對國家安全的保障作用。受到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保衛國家安全中的作用。2002年6月6日美國總統布什在向全國發表的講話中說：“在這場反對恐怖主義的戰爭中，美國廣博的科技基礎為我們提供了關鍵優勢。”“9’11”事件發生后，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院長阿爾貝茨（Bruce Alberts）、國家工程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院長瓦爾夫（Wm.A.Wulf）和醫學會（Institute of Medicine會長賽恩）(Kenneth I.Shine)立即聯名寫信給布什總統，稱這場反對恐怖主義的新戰爭將“需要把重點放在技術、社會、政治三方面問題錯綜復雜的相互影響上”。在國家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資助下，三家學術單位組織164位專家于2002年6月共同完成 了研究報告《讓國家更安全---科學技術在反恐怖主義中的作用》。該報告認為，“無論是海外軍事行為，還是最嚴密的本土防衛，都無法將災難性的恐怖的恐怖主義威脅減少到零，而技術，無論是現有的可用技術還是通過研究而創造的新技術，都可以減小恐怖主義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嚴重性”。由此可見，一國的實力最為根本地決定著該國的科技安全狀態，科學對國家安全的支持日益重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科學技術事業得到較快的發展，特別是“九五”期間，我國在科技進步和利用科技進步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科技體制改革取得重要進展，創新制度環境逐步完善，全社會科技創新能力不斷增強。2000年全國研究與發展活動經費達到896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1.0%，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科技進步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支持能力正在提高，2001年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達到464.5億美元，對我國商品出口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5.5%。

    但是，目前我國整體科技實力還不夠強，科技力量對國家安全的支持還十分脆弱，具體表現為如下方面。

    1、積累的科技成果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質量上，都難以滿足國家經濟、國防建設的需要。

    我國第年在各級科技管理部門登記的研究開發成果有上萬件，但真正有競爭力的大規模工業生產技術、在未來高技術戰爭中具有“殺手锏”作用的軍事裝備技術、高效率的現代通訊設備技術，我們仍在相當程度上依賴進口，且主要進口的是裝備和設備。由于有競爭力的科技成果難以滿足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機械產品的國內市場已相當部分讓位于外商，機床的進口位居世界前列；數控機床、加工中心的自給率很低，只有20%多；國內市場份額中，數控機床的80%、一般機床的55%、普通機床的40%都被國外產品所搶占；紡織機械、工業機械、照相機等專用機械市場的85%已被外商占領。在通信設備和器材市場上，約有80%的市場被外國公司產品所占領，中國自主開發、生產的數字程控交換機在市場上僅占20%左右，移動通信產品市場外國公司的占有率高達95%。在計算機領域，在、中、小型機基本上需要進口，微機市場也被國外公司占領一大部分。便攜機、服務器、網絡產品、掃描儀以及噴墨和激光打印機等幾乎都是外國產品一統國內市場。

    2、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的科技差距，在大規模工業生產關鍵技術領域、前沿科技領域、高技術領域的落后程度尤甚。

    1998年，我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曾對3000多位學科專家做了一項調查，發現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立項的基礎研究項目中，約90%的項目研究與國際有不同程度的差距，5%~10%的接近國際水平，只有某點的研究達到國際水平。在前沿的生物技術領域，國內一些人曾認為我國與國外在某些方面差距不會很大。但英國專家來我國考察后認為，在該領域，我國與美、英等國的整體差距至少在15年以上。

    我國制造業的大規模生產技術大致落后發達國家15年左右。如在錄音機制造技術領域，我們與美、英、法等 國相差近15年。在大規模集成電路制造技術領域，我們與美、英、日相差12年以上。在化學工業技術領域、特別是裝備技術上，我們與美、日、德相差約10年~15年。在冶金技術裝備領域，我國與美、日相差至少10年~15年。在農業機械制造技術領域，我們與美、日、德國相差約15年。在塑料制品制造技術領域，我們與美、日、德相差近10年。在汽車工業核心技術領域，我們與美、日、德等國相差至少10年以上。在煙機制造技術領域，我們與英、意兩國相差約20年以上。在造船技術領域，民船與日、國相差5年~10年，軍船與美、英、法等國相差10年~15年以上。特別是在計算機、機床、大型裝備等制造技術領域，我們與發達國家的生產技術差距更大。例如，計算機制造的芯片制造技術，但我們基本是空白，與美、日兩國至少相差20年。客觀而論，目前我們還難以準確判斷究竟要花多少年才能生產與美、日兩國相競爭的芯片。機床是“工業母機”。現代機床制造業發展的難點是數控機床、精密機床及大型加工中心，只有這些機床的制造技術過關了，一國的“工業母機”產業才算真正發展起來了，一國的工業化才有保證。然而，在精密機床、數控機床及大型加工中心制造技術領域，我們與美、日、德相差約15年以上。我們同樣難以準確判斷究竟要花多少年才能趕上美、德、日等 國。采油、采煤、發電、化工、冶金等 行業的大型技術裝備是這些行業發展的基礎。然而，在這些大型技術裝備的設計、材料、加工技術方面，我們與美、英、日、德等國的綜合技術差距至少在15年以上。

    3、缺乏整體科技實力優勢

    綜合地看，一國的整體科技實力優勢更多地可以由該國的國際科技競爭力來體現。然而，我國的科技競爭力有待提高。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研究院發表的2000年度“國際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的國民素質、科學技術和國際競爭力在世界的排名滑；國民素質由1998年的第24位降至第31位。按照科技強國、科技大國、中等科技大國、科技發展中國家和科技欠發達國家這5類劃分，中國仍處于科技發展中國家之列。有人認為，國家科技競爭力是科技實力的“反光鏡”，由我國科技競爭力目前的善，我們不難看到我國科技實力的低差程度。

    4、環境技術落后有可能成為加重我國與周邊國家環境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

    伴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全球環境危機的加深，環境安全已成為國家整體安全的組成部分之一，其重要性日益上升，環境問題已被列入國際社會的安全議程。

    環境與安全的相互依賴性以及環境安全觀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國家主權、國家安全、國際和平和國際政治的含義。針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造成的巨大環境破壞，聯合國安理會第687號決議指出：“依據國際法，伊拉克對任何直接的損失和破壞負有責任，包括環境破壞和自然資源損耗。”這是聯合國作出的解決環境問題特別是戰爭引起的環境破壞賠償問題的第一個決議。1991年8月美國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首次將環境視為其國家安全利益。1993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環境安全技術檢驗規劃》，將環境安全全部納入到美國的防備任務之中。1996年4月，美國前國務卿克里斯托弗宣稱美國政府“決心給予環境問題應有的地位，即將其置于美國主要外交政策之中”。

    5、原發性科技創新能力、集成科技創新能力、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的不足，很可能導致我國與發達國家的科技差距越拉越大。

    從維護國家科技安全出發，我們需要擁有強健的原發性科技創新能力、集成科技創新能力、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但是，目前我國在這些方面的能力極為不足。國際上對研究開發成果有一種新的形象的分法，即分為樹根部科技成果，其所內含的新知識、新技術是某個領域最為基礎性的；樹干部科技成果，其所內含的新知識、新技術是對樹根部科技內含的知識或技術的擴展；葉部科技成果，其所含的技術主要是表層技術。然而，我國近年推出的科技成果最多的是時部科技成果，很少有根部科技成果。這在一定程度上預示著我國在國際高技術及其產業中的競爭力趨弱。

    目前我國已開發了不少高新技術，但不少技術成果無法集成為適應市場競爭需要或國防需要的產品、裝備或武器。其中集成科技創新能力差、工藝技術差，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引進了大量國外先進技術裝備，但由于我國工業界的消化吸收再創新強，很多技術基本沒有消化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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