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一）　　

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產生的時間較早，幾乎與凱恩斯主義同時。但其盛行、得勢卻是在發達國家經濟出現滯脹，特別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國里根執政和英國撒切爾執政以后。這種市場經濟理論的主要代表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等。　　

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基本上是老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復歸，其主要觀點同老自由主義基本相同。他們都主張市場經濟的產權基礎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的唯一調節機制是看不見的手（即市場機制）；市場經濟的最主要主體是自私自利的私營企業主，其唯一動機是利潤最大化；市場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完全靠市場機制自發調節和經濟人不斷追逐私利而進行，政府是保衛者和管理者，政府不應干預私人經營和社會經濟運行。但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也反映出了一些時代的烙印，表現出一些同老自由主義的不同特色。　　

第一，產生和發展的背景不同，從而其具體歷史使命也不完全相同，新自由主義具有明顯的反社會主義特征。老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產生和發展于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它的歷史使命是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封建割據市場和壟斷市場；而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則產生和發展于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產生和發展于世界上已經有為壟斷資本主義服務的凱恩斯主義，并已有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時代。因此，它的歷史使命不僅要反對凱恩斯主義，而且要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國家。不少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赤裸裸地把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國家，他們要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瓦解和取代社會主義經濟，顛覆社會主義國家，復辟資本主義。　　

例如哈耶克就直接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他認為社會主義就是極權主義，它一開始就具有獨裁主義性質，對自由和自由市場經濟是一個嚴重威脅。因為私有制經濟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而社會主義則意味著廢除私有制，創造出一種計劃經濟制度，不要法治，不要民主，扼殺思想，消滅自由，只要言聽計從，這就必然會通向奴役之路。他說，“在一個有計劃的社會，法治不能保持”，“一個有領導的經濟必須或多或少地遵循獨裁性的路線”。^{[1]（P81、85）}哈耶克即使在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國家干預理論時也沒有忘記把這種理論與社會主義相聯系起來,認為國家控制、國家干預理論“實際上與社會主義者所提倡的更為廣泛地控制經濟生活的那些建議根本就沒有什么區別可言”,它對資本主義事業是一種“幫倒忙”。^{[2]（P158、157）}　　

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弗里德曼、薩克斯、科斯、登姆塞茨、張五常等，為了搞垮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取代社會主義經濟，近多年紛紛針對中國經濟問題發表“高見”，鼓動在中國推行私有化，實現全盤西化的改革。例如，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弗里德曼在我國改革開放后，1988年9月訪華過程中公然鼓動中國應“讓政府掌握的產權自由轉讓”，提出通過股份化將我國的公有制企業全部或絕大部分轉變為自由的私有企業。并說什么“公有和私有的界限分不清，不必管它什么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3]（P306）}“真正的私有制是徹底的公有制”。回國后他做了題為“中國的改革向何處去”的演講，明確提出中國唯一的出路是私有化基礎上的市場經濟，認為在中國最重要的問題是“私有產權，私有產權，第三個還是私有產權”。^[4]（P45）1993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俄羅斯“休克療法”改革方案策劃者薩克斯到中國訪問，鼓動中國私有產權應占50％以上。他說“為了把國家產權壟斷打破，最好的辦法就是把牌分掉。隨便怎么分都可以，（要）快刀斬亂麻。”^{[5]（P210）} 1988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登姆塞茨針對中蘇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市場取向改革，認為由于中蘇都是大國，經濟規模大，加之人們的自利本性，因此，必須實行分權化的市場經濟，必須實行私有化。他說：“一個社會的規模越大，它所依賴的條件就越是有利于私有制。一個規模較大的社會試圖在一個集中的國家控制的基礎上運作的困難會更大。……因此，沒有事實上的朝向私有化的運動，就不可能實現有效的分權化。……一個社會的規模變得越大，它就越是會制定一些私有制的安排。”又說“自利必然會約束人們行事，控制的經濟要求分權化，而有效的分權化就要求極大的私有化。”^{[6]（P196、197）} 1991年6月登姆塞茨訪問中國，鼓動“中國（國有）大企業將在25年之內變為民營企業。”^[7]（P1）華盛頓學派經濟學家、新自由主義的東方代表美籍華人張五常教授在鼓動中國推行私有化方面更為賣力。在中國大陸他從南到北，到處發表演講，積極宣傳他的新自由主義主張。他說：“中國現在想要建立市場機制，而不想有私有產權，其本身是矛盾的。”“若要發展經濟，私產制度是我所知的唯一可靠途徑。”“私有產權是獨步單方”，“是唯一的選擇”。“私產制是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稍事推行，就有起死回生之效。”“共產制度在中國也推行了幾十年，行不通也是事實。”^{[8]（P18、68）}　　

第二，在市場經濟產權基礎的具體主張上，新老自由主義也有所不同。老自由主義者把私有產權看成市場經濟的當然基礎，是自然秩序之必然，所以他們并不特別加以有意識地強調，對國有產權也沒有明確否定，甚至有時在實際上還有所肯定；新自由主義者由于一方面要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國家綜攬投資論和發展國有產權論，另一方面又要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有產權主體論，所以，他們都更加強調市場經濟的私有產權基礎，否定政府經濟即國有產權，否定私人經濟與政府經濟相結合的混合經濟基礎，極力主張國有企業私有化。　　

例 如 ， 弗里德曼 就認為 ， 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之一就是企業私有。^{[9]（P14—15）}他并指出，社會主義國家要建立唯一完全有效的市場機制，就必須“建立一種真正的、實在的資本主義形式的可分割的產權”，即私有產權，“讓私人企業進行盡可能多的活動”。否則，正像沃倫·納特所指出的，“沒有可分割、可轉讓的產權，市場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幻想”，是“僅僅在馬背上畫上斑紋，并不能使馬變成斑馬。”^{[10]（P41、34—35）}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張五常也認為“私有產權是真正的市場的先決條件”，“如果你想讓市場價格分配資源，你只能選擇私有產權。”^[8]（P27）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甚至還提出貨幣發行權私有化，主張貨幣發行權應歸私人企業，以便實行競爭性的貨幣制度，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10]（P495、602）}　　

由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私有產權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產權基礎，認為政府不應是市場的參與者（當事人），不應直接干預經濟運行，所以他們都否定政府經濟和國有企業，否定混合經濟，主張國有企業私有化。例如弗里德曼就主張把政府掌握的產權自由轉讓出去，“將政府經營改變為私人經營”。^{[10]（P110）}張五常主張“以大手筆出售‘國產’的辦法來推行私產制”，“取之于民為國有，還之于民為私有。”^{[8]（P11、12）}　　

第三，在市場經濟的調節機制方面，新老自由主義者雖然都強調市場機制（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反對政府對經濟運行的調節和干預，但新自由主義者把市場機制的作用和作用范圍夸大到極限，更加強調市場的自發調節，更加崇拜“自發性”，更加反對政府對經濟運行的自覺調節，甚至鼓吹“市場萬能”和“市場神話”，鼓吹“一市就靈”。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只承認企業和消費者是市場主體，否認政府在投資和采購商品、消費時也是市場主體。他們認為政府只能當裁判，不能又是裁判，又是運動員。他們尤其反對政府自覺調節對經濟運行的作用，反對政府干預經濟運行。例如，哈耶克就認為市場是“使我們的活動得以相互調節適應而用不著（政府）當局的強制的和專斷的干涉的唯一方法。”^[1]（P39）自由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要求我們在安排各項事務時，應該盡量運用社會的自發力量，而盡可能少地借助于人為的力量，自發性、盲目性恰恰是自由市場經濟值得稱道之處。弗里德曼極力主張建立完全“聽任自由選擇”的市場經濟，他認為這種自由市場經濟無需中央指導，只有市場機制指揮和協調著千百萬人的活動。^{[11]（P13、18、19）}他崇拜“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的信條，認為“當政府最少地干預由市場價格協調起來的私人企業的原動力時，政府（就）做得最好。”^{[10]（P106）}他堅決反對政府運用經濟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對經濟運行進行自覺調節，而主張由市場自發調節，說“中央控制”“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一種壞方式”，“沒有中央計劃的自由市場不僅是經濟發展的最有效途徑，而且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唯一有效途徑。”“在自由市場中行事的自由人能夠促成他們自己的目標，而不必依賴一個全能的國家。”^{[10]（P31、76、78）}他反對政府對社會經濟運行的干預，主張取消最低工資額和商品的最高限價,取消對農產品的補貼和對農業的支持，反對政府對房租、石油、煤氣價格的控制，說“價格和工資控制實際上是一項‘最差政策’,是一種能夠破壞經濟體系正常運行能力的絕癥。”^{[10]（P86、101、107、108）}他反對政府人為地干預收入分配，而主張由市場自發調節收入分配，主張取消社會保險、取消國家的扶貧計劃。^{[10]（P100）}弗里德曼甚至還反對政府過問產品安全問題，認為產品安全問題、假冒偽劣問題市場也能很好解決，用不著政府的干預。他說：“這個世界不是盡善盡美的。永遠會有質量低劣的各種產品、庸醫和詐騙能手。但總的看來，如果允許市場競爭起作用，那它同強加到市場頭上的越來越多的政府機構相比，將能更好地保護消費者。”^{[11]（P232）}他還反對政府通過法規禁止廣播電視做香煙廣告的行為，說這如同限制人們的言論自由。^{[10]（P17）}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否認市場調節與國家調節相結合的任何可能性，反對把兩者結合起來的混合經濟。例如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米瑟斯就說過：“要么不干涉市場的自由運作，要么把對生產和分配的管理全部給予政府。……除此之外沒有其他選擇。”^{[12]（P113）}哈耶克也說：“要就是由非人為的市場紀律控制的那種秩序，要就是由少數個別的人的意志指導的那種秩序，兩者之間只能任擇其一，除此之外，是沒有其他辦法的。”^{[1]（P191）}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還主張“小政府”和“有限政府”，主張最大限度地限制和縮小政府的經濟職能，主張通過私有化和市場化讓政府從競爭性產業領域退出，甚至從許多公共產品領域退出，從投資辦教育事業和資助學術研究的領域退出，反對政府對毒品行業的干預和管制。　　

例如，弗里德曼就認為政府只宜做如下兩類事情：一類是市場本身不能從事的事情（如制定和強制執行競賽規則），一類是市場難以完成的事情（如嚴格按自愿交易但成本非常高的事情、制止壟斷和環境污染等）。^[9]（P29）弗里德曼還以美國為例，列舉了政府不該管的34種事情，諸如對農業的評價支持，進口關稅或出口限制，政府對產品的控制，法定最低工資率，法定最高價格，社會保險，公共住宅和其他津貼，在不同城市和州里對提供執照的限制等等。^{[9]（P36—37）}弗里德曼還反對國家對企業使用童工的干預，甚至反對國家對毒品行業的干預，主張毒品經營合法化。認為“使毒品合法化，將會立即減少犯罪的數量，并且提高法律實施的質量。”^{[10]（P96、97）}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還把市場機制的作用泛化到幾乎一切領域，他們認為經濟社會的一切關系都可以用市場關系說明，主張經濟社會的幾乎一切領域都應市場化，都應靠市場，都應按市場原則辦事。例如，公共選擇學派的經濟學家就把市場化從經濟領域泛化到政治領域，把經濟人假設泛化到政府官員。他們認為，不僅經濟市場的市場主體是自私自利的經濟人，政治市場的主體之一——政府官員也是經濟人。政府官員除少數領袖人物是為信仰、為理想而奮斗外，絕大多數人像企業老板一樣，也是自私自利的經濟人，他們之所以參與國家的公務活動，都是為了贏得選舉和官位，為了升官發財。再如，弗里德曼主張學校教育也應市場化，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學校教育也是市場，學生和家長是消費者，教師和學校管理人員是生產者，學校出賣教育，學生購買教育，學生與學校的關系是商品貨幣關系。因此，教育事業也應按市場原則來辦。他說：“一般來說，市場的作用越大，學校的教學也就搞得越好。”^{[11]（P160、181、183）}他所謂的按市場原則辦學就是：（1）減少政府對教育事業的干預，讓學校自籌辦學資金，讓教師自由選擇教學方法。（2）讓學生和家長自由選擇學校。（3）對高等教育實行交費上學。（4）在學校之間展開自由競爭。（5）對中等教育實行憑單制，對高等教育實行貸款資助制或憑單制。（6）廢除納稅人為高等教育出錢的做法，因為，“沒有任何理由讓那些沒有享受到高等教育的人為享受高等教育的人掏腰包。”^{[11]（P190）}弗里德曼還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使毒品經營合法化。這一切都是老自由主義者所沒有的，也是無法比擬的。　　

必須指出，新自由主義的“政府退出市場論”和“有限政府論”，不僅脫離現代市場經濟的實際和違背現代市場經濟理論，對社會經濟運行的危害極大，而且比老自由主義者來說還退了一步。　　

根據史料，人們完全可以看出，老自由主義者約翰·穆勒等人認為，工廠、農場、銀行、保險、鐵路、公路、運河、橋梁、港灣、郵政、學校教育、醫院等，私人能辦，國家也能辦，私人經營與國家經營之間完全可以展開自由競爭。約翰·穆勒甚至還明確表示不同意那種認為“政府只適宜做人們做不了的事”，其他一切靠市場的觀點。他認為，凡是“真正關系到全體利益的事情，只要私人不愿意做”，“凡是需要投入大量財力、需要采取聯合行動”而私人無法做的事，政府都應去做。^{[13]（P570—571）}凡是“為了人類或子孫后代的一般利益”應做之事，或“為了那些需要他人幫助的社會成員的當前利益”應做之事，“而個人或私人團體做這種事情又不會得到報酬”，這些事就“宜于由政府做”。^{[13]（P569—570）}總之，“凡揚善避惡的事，都是政府應該做的，既可以直接去做，也可以間接去做。”^{[13]（P377）}“政府應做更多的事”，“必要的政府職能要比大多數人最初想象的多得多。”^{[13]（P367）}顯然，老自由主義者約翰·穆勒的這些觀點和主張，要比新自由主義者更符合實際，也更科學。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絕大多數國家政府不正是這樣做的嗎？　　

第四，在市場經濟社會的效率與公平問題方面，老自由主義者雖然同新自由主義者一樣都重視和強調市場經濟的效率，認為市場經濟的優越性的集中表現就是促進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實現經濟高速高效發展（這當然是所有市場經濟論者的共識，是正確的觀點），但老自由主義者不僅不反對社會公平正義，甚至還明確主張公平正義（這方面約翰·穆勒表現尤為突出），而新自由主義者則只強調市場效率，不重視公平正義，有的甚至公然反對公平正義。他們主張削弱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的社會功能，反對國家在社會公平方面有所作為。　　

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大支柱，也是現代市場經濟區別于新老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標志。凱恩斯、薩繆爾遜為了實現市場經濟的穩定發展，鞏固資本主義制度，都主張在促進社會公平方面國家應有所作為。他們主張改革租稅體系，通過稅收、轉移支付調節收入分配；實行高額累進稅和遺產稅，實行社會保障、失業救助、醫療保險，加大政府的福利支付開支等。這些不僅對緩解資本主義在分配不公方面的矛盾，實現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穩定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弱勢群體來說也是有利的。　　

但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反對國家對經濟運行干預的同時，也反對國家在社會保障領域，在促進社會公平分配方面采取適當的措施。例如，弗里德曼就反對政府制定社會保險方案，制定扶貧計劃，制定公共住宅和其他津貼方案，制定法定最低工資率方案等。他認為公平與自由是對立的，他只主張自由而反對公平和正義。說“當公平取代了自由的時候，我們所有的自由都受到威脅。”“那些一邊高唱自由企業贊歌而另一邊又要求‘公平’競爭的商人，都是自由市場的敵人，而不是自由市場的朋友。”^{[10]（P112）}美國供給學派經濟學家吉爾德也反對國家的社會保障措施，他說“失業保險制度鼓勵人們失業；喪失勞動能力保險使患輕病者裝作患重病，暫時性殘疾裝作永久殘疾；撫養兒童家庭補助造成更多的無父親的家庭。”^[14]他認為社會保險制度會削弱人們儲蓄，社會福利會抑制人們工作的積極性，滋長窮人的依賴心理和偷懶思想。這樣，社會福利不僅不能減輕反而會加重和擴大貧困乃至使貧困永久化。^[14]　　

倫敦學派經濟學家哈耶克明確主張機會均等，反對通過人為干預進行公平分配，反對結果的平等。他說：“重要的是，從事各種行業的機會應當在平等的條件下向一切的人開放，任何個人或集團企圖通過公開或隱蔽的力量對此加以限制，均為法律所不許可。”“任何旨在直接達到公平分配的重大理想的政策，必定會導致法治的破壞。”^{[1]（P39、78）}他還說，“自由主義所提出的只是這樣一項要求，即據以決定不同個人相對地位的競賽程序或競賽規則必須是公正的（至少不是不公正的），但卻并不要求不同的個人在這個過程中所獲得的特定結果是公正的。”只要求“所有的職位都應當向勝任者開放”，“機會平等”，不要求結果的平等。“自由主義只關注交換正義，而不關注所謂的分配正義或現在更為盛行的‘社會’正義。”“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必須拒斥分配正義。”^{[2]（P82、83、84、85）}　　

奧國學派米瑟斯也堅決反對政府對工資的干預，反對限定最低工資法令，反對失業救濟。他說：“如果失業工人得到政府和勞工聯合組的幫助救濟，災難可能會變得更大。”因為“這種失業救濟會推遲失業者通過學習再就業的速度。”^{[12]（P116—117）}　　

崇拜新自由主義的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認為，“人類的不平等是天生的，但這是一件好事。”^{[15]（P33）}　　

(二)　　

對當代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實踐結果，國內外學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有些看法是筆者同意的，有些看法筆者很難茍同。　　

筆者認為，如果只從抽象理論上講，從可能性講，由于新自由主義者主張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發揮私人經濟的積極性，主張減稅政策等，因此，實行新自由主義應該說具有提高經濟效率的可能性。但是，由于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缺陷，諸如：（1）它否定政府經濟的積極作用，即政府投資、采購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2）它否定政府自覺調節對解決市場自發調節所造成的比例失調、資源浪費方面的作用；（3）它否定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使用，否定政府的社會保障功能，從而又束縛和壓抑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4）它崇拜個人主義動力，否定集體主義動力，崇拜市場調節，反對政府干預，這必然從客觀上刺激只顧個人利益、不顧社會利益的負外在性增加，環境污染事件增加，經濟泡沫增長。這一切又不僅不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反而會妨礙經濟效率的提高。　　

我們講當代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實踐結果，就是要講實際上的效果，講它對經濟效率提高的實際作用，而不是講理論推理效果、可能效果。這就必須深入到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各國實踐之中，就要用事實說話。　　

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有三個最成功的時期，這就是：自由秩序時期（1870－1913）、黃金時期（1950－1973）、新自由秩序時期（1973－1998），這三個時期中經濟發展最快的則是黃金時期（1950－1973），而這正是發達各國在實踐中主要推行凱恩斯主義的時期。例如人均GDP年均復合增長率，在自由秩序時期為1．56％，黃金時期為3. 72％，新自由秩序時期為1.98％。顯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1973－1998年間的人均GDP增長速度大大低于它們在黃金時期的速度。”^{[16]（P119—120）}另據統計資料，英國在撒切爾夫人執政時期的80年代，經濟增長率只有70年代的3／4，60年代的1／2；美國在里根執政時期經濟增長率也是比較差勁的，遠不如“黃金時代”的50、60年代。例如美國實際GDP年均增長，1961——1969為4．9％，1970——1973為4.8％，1975——1979為4.7％，1980——1981為2.5％，1982－1990年為4.0％。^{[15]（P179）}從工業生產年均增長率看，英國撒切爾執政時期與美國里根執政時期也遠不如這兩個國家的國家干預時期，即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如工業年均增長率，1914－1949美國為3.3％, 英國為1.5％； 1950——1959美國為5.3％，英國為2.8％；1960——1979美國為5.5％ ， 英國為3.6％； 1980——1985美國為2.1％，英國為0.19％。^{[17]（P399）}顯然從經濟增長率講，比較最能推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的是凱恩斯主義的現代市場經濟理論，而不是要恢復老自由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正如英國上議院議員、華威大學名譽政治經濟學教授羅泊特·思基德爾斯基所指出的：“如果我們追溯一下歷史，會發現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自由經濟階段比隨后而至的保守經濟階段要成功得多。除中國和印度外，凱恩斯黃金時代的經濟增長速度比弗里德曼時期快，也更加穩定。”^[28]　　

2008年9月爆發的世界金融危機證明，過去30年在世界許多國家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已經給世界各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它雖然在一定階段刺激了經濟的發展，但財富卻日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造成貧富差距日益擴大，貧困問題也日益突出。在“小政府”、“有限政府”思想指導下，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等公共服務日益削弱，結果使得下層民眾深受其害，社會矛盾日益加劇。　　

如果不僅考察經濟增長率，而且考察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全面情況，那么很顯然，新自由主義的全面推行必然會帶來更為嚴重的問題。它雖然對有些國家會在一定時間內刺激經濟的增長，甚至傳統的GDP在一個較短時間內可能會較快增長，但好景不會長久。例如拉美國家阿根廷，90年代一度人均GDP達8000美元，GDP增長率達6.0％－8.9％。但從2001年底開始卻迅速下滑，連負債1000億美元也無法償還，以致引起社會經濟波動，政局動蕩（10天內換了5個政府首腦）。對有些國家來說，新自由主義改革不僅未促進經濟增長，反而使經濟迅速崩潰，連續數年下滑。如俄羅斯1989——1998年 ，10年間有8年為負增長。^{[16]（P330）}普京執政后由于調整了政策，在某些方面扭轉了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路線（諸如對已經私有化的大型企業通過司法手段或市場手段重新國有化，加強國家對國有戰略企業的監管，確保國家掌握經濟命脈等），加強了國家干預，加之世界油氣漲價所帶來的機遇，經濟才獲得恢復和較快增長。蘇聯曾經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而如今的俄羅斯在1998年已下降到世界第16位。1998年 GDP 總量只相當于美國的 1／10 和中國的1／5左右。^{[3]（P278）}普京執政8年來，俄羅斯經濟年均增長率近7%，2007年GDP已達1.35萬億美元，俄羅斯成為世界第七大經濟體；財政也實現從赤字到盈余的轉變，黃金外匯儲備從150億美元增加到5021億美元；人民生活明顯改善；國際地位顯著提升。俄羅斯已從8年前的一個搖搖欲墜的貧弱國家，變成為一個為重新崛起打下堅實基礎的國家。　　

如果從貫徹新自由主義的全面結果看，那么其帶來的問題則更多，諸如國企私有化，使失業問題更為嚴重；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兩極分化問題更為突出；負外在性增加，生態環境破壞嚴重；有些國家，通脹嚴重，經濟衰退，經濟泡沫破滅，爆發金融危機以至整個社會的經濟危機；有些國家社會矛盾尖銳，甚至造成國家分裂，社會震蕩，政局不穩，戰亂不止，如此等等。　　

正如美國經濟學家大衛·科茨所指出的：“1973年到90年代初這個時期是工業化資本主義國家增長緩慢的時期，并且出現了巨大的經濟和金融動蕩。進行新自由主義重構的急先鋒美國和英國，這一時期如果用慣常的標準衡量，其經濟表現是比較差勁的。那些實行了最徹底的新自由主義重構的國家——以前由共產黨統治的東歐和中歐國家——遭受了災難性的經濟倒退。而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國家中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卻是那些遠離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國家，例如日本和韓國，它們的經濟受到國家的有力指導。”^{[15]（P176—177）}　　

也正如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指出的：“日子最好過的國家恰恰是那些并不理會所謂的華盛頓共識的國家。”例如馬來西亞、中國等。“最聽從美國建議的國家——泰國在危機發生4年之后，其國內生產總值也沒有恢復到危機發生前的水平。” ^{[15]（P204）}他還指出 ，“從全球化中獲益最多的國家是那些控制交易條件的國家” ，而 “遭受損失的就是阿根廷之類的國家”。^{[15]（P305）}　　

有的學者認為，波蘭是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最成功的轉型國家，實際上這也是經不起推敲的輕率結論。請看波蘭政府副總理、世行高級訪問學者、總統經濟顧問格澤戈爾茲·W·科勒德是怎么回答這個問題的。他說：“轉型國家再也不能重復新自由主義的老路，而是要走一條超越新自由主義的新路。”“波蘭的成功來自于拋棄了休克療法，而非相反。”“毫無疑問，‘休克療法’這一政策失敗了，而且，依據‘休克療法’的方式進行的思維與行動，導致了生產的大幅滑坡，‘休克療法’應當對如此悲慘的后果承擔責任。”^{[3]（P264、265）}　　

(三)　　

中國自由派學者所崇拜的市場經濟理論就是我們在上面所講的西方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他們千方百計要在中國實現的市場經濟也就是西方新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現代資本主義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模式。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在市場經濟的產權基礎方面，他們極力宣揚私有產權優越論和私有產權永恒論，狂熱地鼓動通過各種辦法（諸如“以賣為主”、明賣暗送、鼓勵腐敗等）來搞垮中國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以私有經濟為主體取代公有經濟為主體，全面實現私有化；在市場經濟的調節機制方面，他們片面過分地強調市場調節，反對政府調節，反對市場調節與政府調節（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相結合的調節機制；在市場主體與政府角色方面，他們只承認企業和居民是市場主體，不承認政府在許多方面也是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主體，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角色只能是裁判，不能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甚至說政府的“唯一角色是服務”，否則就是越位和錯位。他們的這一觀點是完全違背現代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的。事實上在世界各國的現代市場經濟中，當政府為其他市場主體提供法治和管理、提供公平競爭和法治的環境、提供社會保障時，政府是裁判員和服務員，而當政府作為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最大的投資者、商品采購者和消費者在市場舞臺上表演時，政府又是市場主體，是運動員。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還是市場經濟健康有序運行的一個主要調節者。政府機構分工合作，它完全能夠隨時空轉換和擔當這些不同的角色。中國自由派學者步西方自由派學者后塵，還鼓動在中國全面實現市場化，即除經濟領域的私有化加市場化外，教育文化、醫療衛生、住宅居屋等其他幾乎一切領域都要私有化加市場化，甚至政府的某些公務活動也要市場化，也要按市場原則辦事。很明顯，他們的這一切主張用一句話概括，就是要用西方新自由主義所宣揚的現代資本主義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取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用資本主義取代社會主義。　　

必須指出，中國自由派學者常常把創新掛在嘴邊，但就是不允許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在市場經濟理論和市場經濟模式方面進行創新。誠然，我國在市場取向改革過程中，毫無疑問，必須借鑒西方的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經驗，但在進行這項實踐時，毫無疑問也必須結合中國的實際，必須進行創新，而不能照搬西方的市場經濟理論和西方的市場經濟模式。我們必須創造出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這是歷史賦予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一項光榮偉大的歷史任務。然而，中國自由派學者對此卻另有觀念，他們說什么“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沒有什么特色可言。”“我們要建立的現代市場經濟，只有先進與落后之分，沒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分。”在他們的心目中，中國人民要搞市場經濟，就只能當西方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奴隸，不可能也不應當有什么創新，提出什么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簡直可笑至極，所以他們拼命地反對在市場經濟四個字前冠以社會主義四字。在他們的理念中，在市場經濟面前，政府只能被動地接受市場機制的擺布，只能對市場進行服務，搞法制建設和環境建設，只能制定規則、歡迎投資、保護產權、征收賦稅、追究違法，而不能對市場經濟的運行進行自覺調節和干預，各種商品的價格和工資都只能由市場自發調節和擺布，政府不能根據市場經濟規律進行調節和控制，不能對市場失靈進行矯正和補救。他們認為，中國政府近年來對一些商品價格的臨時干預，通過立法對勞動合同、對最低工資的干預，對商品房價格、醫藥價格、學費的干預，打擊假冒偽劣，這一切都是對市場的管制，都是多余的，都是“沒事找事”，有的甚至說這是市場經濟進程中的“寒流”。　　

中國自由派學者們的這一套新自由主義觀點和主張，理所當然地遭到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在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始終都存在著中國人民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斗爭，這種斗爭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大的戰役至少發生過數次，諸如1979年春天在理論工作務虛會議上的斗爭，1989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1993年開始至今我國學術界圍繞著西方經濟學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關系的爭論，2003年以來學術界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集中評析和批判…等等。黨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正確主張，諸如：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必須始終毫不動搖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為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確方向，堅持統籌兼顧、科學發展…等等。去年以來，黨中央和國務院根據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諸如看病貴、上學貴、住房貴、物價漲、分配不公……，提出了一系列正確對策，諸如加強國家宏觀調控，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保體系，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甚至對某些商品的價格實行臨時干預…等等。這一切正確主張和對策，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對我國自由派學者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拒斥和批判。　　

應當看到，中國自由派學者們的種種活動，已經嚴重干擾和損害了我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它使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走了許多彎路，造成了許多不應有的損失。今天，在我們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我們要認真總結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向改革的經驗和教訓，著力排除各種錯誤思潮的干擾，特別是中外新自由主義的干擾，徹底糾正一切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錯誤行為，認真解決由于新自由主義干擾而在一些地區和部門所造成的全面私有化、泛市場化和貧富兩極分化等問題，為進一步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全面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而努力奮斗。各級公務人員、特別是黨和國家的高級公務人員，都必須認真學習市場經濟理論和市場經濟理論發展史，認清各種市場經濟模式的特質，劃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界限，不斷提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自覺性，真正搞清中國應搞什么樣的市場經濟，應理解和捍衛什么樣的市場經濟。否則，就難免受那些江湖術士的影響，給黨和國家的事業帶來嚴重的危害。（2008年4月初稿，2009年2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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