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衛華：吳敬璉學術心路的回歸？

收入差距擴大表明社會“確實生病”了——吳敬璉學術心路的回歸？

朱衛華

光明觀察刊發時間： 2006-8-15 http://guancha.gmw.cn 

吳教授談到我國收入差距拉大問題時，發表了一種頗出人意料的見解：“我認為，喚起對收入差距拉大問題的重視，促使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并提出解決辦法，是很有必要的。收入差距擴大到現在這種程度，表明我們這個社會確實是生病了。生了病不能諱疾忌醫，應當把它提出來。但僅提出問題并不等于解決了問題，還需要作理性的思考。引起政府領導的重視，認真地研究問題到底是從何而來并提出對應措施。”（8月9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收入差距擴大到現在這種程度，表明我們這個社會確實是生病了。”與其說是一種四平八穩的判斷，不如說是一種鋒芒畢露的批評。民間雖然早就對此有著更加強烈的詬病，但這話從一位擁有“旗手”地位的經濟學家的嘴里說出來，確實難能可貴。

特別是今年以來，在“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讓群眾共享改革成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背景下，“主流經濟學家”不得不開始調整自己的“口型”。但大都是進行一種辯護式的調整，即極力從各自既定理論中分蘗出一些不倫不類的枝杈，這樣既不傷及自己的理論主干，又不至于因“啞口無言”而尷尬。但吳敬璉教授多少有些與眾不同：他似乎不太注意自己曾經努力捍衛和推動過的那些有著明顯瑕疵的理論對自己的面子有多么重要。他為了找回自己曾經承諾過的“學術應堅持科學精神”之學術人格和良知，不惜動搖甚至否定那些自己曾經無比肯定和拼命堅持的學說。

事實上，在今年“兩會”期間，他的一些言論已經發生了某種微妙的變化。比如在怒批郎咸平教授“搗糨糊”時，雖然也難免習慣性地高喊“有人在否定改革”，但他的聲音跟皇甫平有所不同，如在敘及“改革爭論”時，他則表示“真理越辯越明，每個人都有發言的權利，在改革這種重大問題上，理應通過積極的方式，形成改革共識”，字里行間少了些“學術霸氣”，而多了點學術民主。他對中國問題的經濟學思考或者更復雜層次的探進，也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著一種沉重的但卻是根本性的轉變。

此后不久，他又提出了那個“壟斷和腐敗是貧富分化根源”的著名觀點。或許，這一觀點仍有諸多可挑剔之處，但有一點是不可否認的，那就是，吳敬璉教授的思維觸角和理論觸角已經伸向中國社會的縱深地帶——這才是對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所擔當的經濟學家！如果中國的經濟學家試圖忽略或者有意掩蓋貧富分化這一現象，那么他必將為自己的學術聲譽和學術品質付出沉重的代價！

誠然，早在幾年前吳教授就對貧富分化現象有了某種認知，如2002年“兩會”期間，他在談到消費問題時說：“目前消費不旺最主要的原因是：農民沒有錢。如果9億農民沒有錢，那么消費肯定擴張不起來。就消費談消費，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再一個是城鎮居民，貧富差距太大。富人雖然有錢，但仍然只是一少部分人，并且富人存在著‘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現象；而城鎮市民低收入階層，根本就消費不起來。”這應該是從客觀的純經濟學視角提出“貧富差距太大”這一論斷的。但遠遠沒有驅使他作出社會因此而“生病”的診斷。而現在，他承認收入差距擴大是一種病癥，可能意味著他直接和間接地否定或修正了現行主流經濟理論中的某些內容，這本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做到這一點，無疑是需要勇氣和胸襟的。他不僅“促使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并提出解決辦法”，而且更加值得稱道的是，他自己也拿出了診斷的結論，并且開出了療治的方子。

事實上，脫離了社會現象研究的純經濟學是不存在的。我們在表述一個地區的發展時，為什么總是并提“經濟社會”這一概念？就是因為社會的發展必須以經濟為依托，而經濟的發展則必須以社會為旨歸，經濟與社會在宏觀經濟學中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比如基尼系數，它確實是基于經濟學研究而創制的一個學術體系，但它研究的基本對象卻是社會。經濟學從來就不是也不應是經濟學家學術象牙塔里私藏的深閨嬌娘，而是必須接受社會風雨檢驗、并經得起這一檢驗的大家閨秀。因此，在實踐一種經濟學理論時，不可能不顧及社會的反應。像吳教授，他關于“社會生病”并致力于“解決”這一病癥的思考，或許將成為他學術生涯中一個最值得紀念的轉捩點。

按照吳教授的看法，解決貧富分化必須斬斷兩條根子：壟斷和腐敗。只是，我們不希望吳教授在更為具體的研究中，把反壟斷變成了反國有經濟，把反腐敗變成了反“憲政”體制。這種擔心不是多余的，因為吳教授在過去的十幾年間，一直對私有化推進情有獨鐘，在“主流經濟學家”及其其他“精英”的行列里，也曾有人鼓動過反“憲政”體制的思潮。當然，我個人并不完全贊同“壟斷和腐敗”的根源說，我倒覺得中央黨校吳忠民教授的關于貧富分化的一些觀點值得吳敬璉教授思考，即在追求效率的同時，為起點、過程以及目標上的社會公平創設符合中國實際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吳敬璉教授在二十多年前曾遠涉重洋到美國去取經濟學之經，想必更應該清楚那里的經濟學“經卷”是不應該也不可能復制到中國來的。不學習西方先進的東西不行，但小復制生小病，大復制生大病，徹底復制則必然病入膏肓。如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一樣，西方經濟學中國化的過程也必然經歷一場脫胎換骨的重構。

最后，為了方便理解，我們不妨對吳敬璉教授近期的一些觀點稍作分析。關于中國社會中與貧富有關的一些概念，近幾年在朝野之中敏感度都很高。記得2005年11月25日在《財經》雜志發表的《向富人開槍會導致很嚴重的社會后果》一文中，吳教授對中國經濟社會中包括貧富在內的若干焦點問題的理解似乎還有些模糊，他說：令人擔憂的是，現在好像集中注意的是結果的不平等，于是就要限制國企經理的最高薪酬，對一般的富人征高額稅等等；還動不動就要“向富人開槍”。這種說法和做法不但沒有抓住要點，還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后果。貧富懸殊，是腐敗、是用權力換取收入，即權力尋租造成的。仔細分析吳老這段混雜著憤激情緒的言論，雖然看得出來他正在進行著的更接近真實的思考，但也不難看出他在貧富分化這個問題上，一時還沒有找到經濟跟政治、社會之間在他自己的學術領域中的最佳交匯點。

而據2005年12月13日《中國青年報》報道，吳敬璉教授在《財經》雜志2006年年會上發表了一同驚世之論，讓他再度成為眾矢之的。他說：“什么人可能反對改革？一個是既得利益集團，一個是貧困群體。他們可能在反市場體制上結成聯盟。打著彌補市場缺陷的口號，大眾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命運會就此改變。” 吳教授這段話中則充斥著對“貧困群體”的世俗的而非學術的偏見。而現在的事實越來越清楚地證明著他的這種觀點的原則性缺陷。“既得利益集團”和貧困群體雖然都對改革表現出不滿情緒，但“反對”的方向正好相反。比如前者對私有化不到位耿耿于懷，而后者則對過度私有化憤憤不平；前者對貧富分化無動于衷，而后者則對貧富分化忍無可忍。總之，兩者根本不具備“結成聯盟”的條件。這種觀點的突如其來，無疑表明吳教授在復雜的中國經濟社會形勢面前失去了冷靜的思考和科學的判斷。但我仍然認為，這也恰恰證明他護持自己認為的那種完美市場理論的頑固性正在進行不自覺的冰釋。

甚至一直到今年“兩會”前，吳敬璉教授好像還無意對貧富分化的病癥進行零距離診斷。2006年2月13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他的一番關于大眾對現狀“不滿情緒”的批評：“一些傳統社會主義體制的‘老近衛軍’，利用大眾對我國社會現狀的不滿情緒，和學界人士對改革和發展中一些問題的正當質疑，正力圖把人們引向反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上去。”此時的吳敬璉教授似乎正沉浸在憤怒之中，他容不得有人去對他苦心經營多年的“市場化”表示“不滿”。但也就在這段時間里，或許是在他從憤怒中冷靜下來之后，開始了痛苦的卻是刻不容緩的反思。因為，今年的“兩會”，“十一五規劃”以及“兩會”本身表達的政策取向，不能不令任何良知尚存的經濟學家作幡然之思。

中國社會期待著中國經濟學家的良知回歸，期待著他們的深刻關注，期待著他們的無畏解剖，期待著他們的無私吶喊，期待著——他們推動中國社會繁榮、富強、文明與進步的智慧和真誠！（2006年8月1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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