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工人階級由主人淪變為雇傭勞動者時難道不應出現 “張勤德現象”嗎 ？

當工人階級由主人淪變為雇傭勞動者時難道不應出現 “張勤德現象”嗎 ？

    陳寒鳴

    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科平建設時期，中國工人階級不僅自覺地聚集在本階級先鋒隊組織即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下，而且更始終是這個黨的堅強基石。1921—1949年的短短二十八年間，中國共產黨以工人階級為堅強基石，經過第一次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終于成功地領導中國人民大眾進行了艱苦卓絕地反對外國帝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反動統治階級的偉大革命斗爭，并把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推翻，使自己取得了自由與解放，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而把中國社會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新時代。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建立了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制度，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之路。確立并鞏固了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正是以工人階級為堅強基石，才能夠領導人民大眾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成功地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體系。而成為了領導階級的中國工人階級更以強烈的主人翁意識積極投身到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之中。20世紀50年代創造性形成起來的以“兩參一改三結合”為主要內容的“鞍鋼憲法”，60年代出現的以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為主要內容的大慶精神和王進喜的“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鐵人精神，以及同時代時傳祥所體現出來的“臟了我一人，干凈千萬家”的高尚人格境界，……凡此等等，無不是從奴隸而成為了主人的中國工人階級本質特征的反映。

    然而，如同社會主義實踐運動不會一帆風順地進行一樣，中國工人階級在這實踐運動中所處的地位也必然會出現升降浮沉的現象。譬如，盡管在法典意義，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仍明認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人，但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經過最近20余年的改革開放，工人階級卻在實際上悄然地由主人而淪變為雇傭勞動者，中國現實社會生活中的，弱勢群體，并且，這種工人階級社會地位的演變還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

    這種實際上意味著當代中國社會性質悄然演化的中國工人階級由主人而淪變為雇傭勞動者、社會弱勢群體的地位，變化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這里，僅提綱挈領地略述一個這種變化過程：

    一、《勞動法》規定勞動者與用人單位通過訂立勞動合同建立勞動關系，這明確了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只存在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此一規定實質上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于工人階級既是社會主義國家領導階級、又是公有制經濟主人規定的否定，故其實際等同于資本主義。從此，當代中國的勞動者就只能是被資本擁有者用資金雇去從事腦力勞動或體力勞動的；為了從理論上大肆鼓吹并予以論證這一制度層面上的重大“創新”，某些“著名”經濟學家便力呼中國工人階級必須“少一點主人意識，多一些打工觀念”。更有人在“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傳統之外，打造所謂具有現代意義的第四綱“資為勞綱”。“封建專制時代的馭人術，被包裝成了源自西方現代企業管理理念和制度，被中國那些號稱最先進的高新技術企業老板們當成‘最完美、最優秀的企業員工培訓讀本’對員工進行洗腦。員工上千人、上萬人、幾十萬人的大企業，人手一冊，學習、討論，裝模做樣地交流心得。此時此地，是21世紀中國；這場景，真讓人覺得恐怖！”（劉健：《“資為勞綱”的時代來臨》，載2004年11月17日《中國青年報》）確乎是夠令人“恐怖”的，在社會主義搞了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新生的資本家居然公開發放《沒有任何借口》一書給員工，對他們進行“洗腦”氏培訓，要求被其雇傭的員工必須像木偶一樣，“讓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發給你的錢少了，你也不能有什么說的”；“希望所有的員工都乖乖的，沒有借口地絕對服從”。好在我們今日的工人畢竟已有了相當的覺悟，并不畏懼于這種恐怖統治，而是指責這種做法實際是“奴隸主給奴隸戴上的精神枷鎖”！（引見2004年11月17日《中國青年報》）

    二、在《勞動法》實際施行的過程中，存在著兩個不容忽視的現象：其一，一方面法律強令勞動者必須同其所在（受雇）單位簽訂個人勞動合同；另一方面，其所在單位又普遍存在著不簽訂勞動合同的現象，工人要求簽訂合同，而單位則不雇傭；訂了勞動合同而在合同不到期的情況下，單位常常以“減員增效”等借口令大批職工下崗，或隨意解雇職工，這使得合同等于廢紙、法律形同虛設。工人勞動群眾的被雇傭地位，在這種情形下也是難以合法的或難以得到法律保障的。其二，如果說前一種情形主要發生于公有制的企事業單位，那末，實際上形同賣身醯摹鞍醞鹺賢畢窒笤螄嗟逼氈櫚卮嬖謨詵槍兄破笠怠１還駝吖ぷ識嗌伲亢問敝Ц叮咳绱說鵲齲捎萌說ノ凰盜慫悖と撕廖薹⒀勻ā８猩跽擼興健吧烙芍煊擅鋇墓娑ǎ抵室笫芄駝囈瀋嬡ɡ尢跫賾曬陀墩咧洹Ｖ劣詮娑üと吮匭虢贍裳航稹⒖凵矸葜ぁ⑾拗迫松磣雜傘踩鶉巫愿旱任シㄌ蹩睿諦磯嗨接釁笠鄧├投賢釁氈櫬嬖謐擰?lt;/P>

    三、勞動力實際上已經成為了商品，卻又不如實承認。開始是把勞動力市場稱為“勞務市場”；后來承認是勞動力市場了，卻仍不拒實承認勞動力是商品。各級政府和工會組織多不認真興辦勞動力市場，而只是將勞動力市場——職業介紹所看成是營利性單位，放任私人去經辦。至于公辦的勞動力市場則收費高、官氣足、手續繁、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勞動者并不愿進。私人辦的職業介紹所黑幕重重，騙人、欺詐現象時有發生，使許多勞動者上當受騙。于是，在馬路上、公園里，非法而又是自發形成起規模不等、難以計數的勞動力市場。在這里，勞動力出賣者身掛紙牌，倒像舊社會頭插草標賣奴隸似的！但買賣雙方直接見面，也不需繳費用，簡單易行，故而買賣雙方都愿意來這種地方“交易”。當然，這種地方也有騙子騙人，使勞動者受害。此外，地方政府為交通和治安而一再予以清除，卻屢禁不止，大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勢。總之，勞動者實在難以找到一個安全的出賣自身勞動力的地方。

    四、成億農民背井離鄉地進入城市到廠礦企業、建筑工地等做工，干著既臟又苦且累的活兒，但他們并不被當作工人階級的成員，而被稱之為“打工仔、打工妹”、“農民工、民工”，成為“另冊”工人。國家勞動法令中有關保障和維護勞動者權益的規定在他們身上都不起作用，他們只能聽任雇主隨意剝削、壓迫，主人地位更無從談起。

    五、不依據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制定工人工資制度和標準，而是聽任市場把勞動力價格壓到最低水平。據國家教育部統計，中國勞動者年平均收入729美元，月工資平均約500—600人民幣，低工資收入者每月則只有200—300元人民幣。許多地方工人的工資在20余年來的長時間段里沒有得到增長，而物價卻在上漲，這就使工人的實際工資在下降。至于進城務工的民工，大多數不能按月領到工資，而是以平時只領取到少許生活費、年終一次性結賬的方式來獲得其勞動報酬，雇主、包工頭遂借機從中克扣、拖欠工資。到了年底，雇主、包工頭逃走，許多民工成年、甚至幾年拿不到工資，兩手空空，難回家鄉。拖欠民工工資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嚴重社會問題。與之相對應的，則不僅是出現了一批腰纏萬貫的私有企業主，而且某些地方（如廣東）甚至明文規定省屬國有企業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均為優秀的企業法定代表人最高年薪可達7.5萬元，最高者甚至可達近百萬元。就是說，省屬國有企業負責人可拿24倍于上年度當地市職工的平均工資，這實際人造出了一批官辦資產者。

    六、大批非公有制企業不執行法定勞動時間，勞動者一天干12小時的現象相當普遍，加班到15、16小時的也比比皆是。許多私企加班不付加班費；有的私企則把“最低工資”壓到最低，迫使工人為生計而不得不主動要求加班。許多企業沒有節假日。在這樣一些企業打工的勞動者，過度勞動，體質遭到嚴重摧殘，有些工人過勞死。雇主無視勞動保護的現象令人吃驚。工作場地擁護，高溫高寒，空氣污濁，有毒有害氣體、液體時常傷人，粉塵彌漫，機械陳舊，不設安全裝置，切掉手指、手臂，甚至打死人；煤礦瓦斯爆炸、滲水、死傷人的事故頻發，發生事故后不認真救治，給少些錢打發走人；瞞報、滅跡、威脅、私了，草菅人命。私企的雇主拒絕給工人購買病傷、失業、養老保險，社會保障只在一部分企業中實行。廠房不合規格。工場、倉庫、宿舍混處，安全通道不暢，消防設備不全，門窗鎖閉，一旦失火，成批燒死工人。

    七、當代“包身工”驚現于世。許多非公有制企業的廠規廠法把工人視若囚徒；雇主雇用保安打手鎮壓對其不滿的工人或任意體罰、打罵工人，罰站罰跪乃家常便飯；實行抄身制，隨意懷疑工人偷竊，強令男女職工裸體搜身；工人不堪忍受奴隸勞動，還不許辭職，逃走抓回者則慘遭毒打；個別私企把女工關在狗籠里。有些私有企業主在女廁所中按攝像頭，侮辱婦女。雇傭奴役童工的現象絕非鮮見。

    八、企業民主管理形同虛設，多數企業實際上并不實行職工代表大會、談判和集體合同制度，實行的也多流之于形式主義，并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國有改制、甚至出賣，多不提交職工代表大會討論付決。公司職工董事、職工監事猶如擺設，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工會不起作用。許多新建企業多未組織工會。私有、合資、外資企業的工會組建工作，既受到資本家的百般阻礙，又得不到地方黨和政府的支持。有的私有企業建立起了工會組織，卻是由私有企業主的親疏、親信、包工頭等當工會主席，這樣的工會實際成為其盤剝工人的工具。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也是出資者代表董事長、總經理、首席執行官掌權；企業黨委跟著行政轉，并無多少實際權力；黨委領導下的工會更無獨立自主維護職工利益的權利。并且，黨委書記、工會主席均在企業領導班子之中，拿著高額年薪，或持大股、享受期權，根本不可能真正代表職工。官辦工會，嚴重脫離群眾，工人對工會很是失望。

    九、在制定現代企業制度試點方案時，一些“著名”經濟學家認為“新三會”（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與“老三會”（黨委會、工會、職工代表大會）是矛盾的，由此而引發了一場爭論。爭論的實質是究竟是出資者、還是勞動者是企業的主人？而爭論的結果竟是“著名”經濟學家關于只有出資者才是企業的主人，勞動者并非企業主人，并試圖從企業制度上完全取消工人階級企業主人地位的主張竟然成了主流話語。到現在則已把“勞動關系”正名為“勞資關系”，并從此概念出發，要求職工轉換身份，即從“企業人”轉移為“社會人”。這種主張的鼓倡者和實施者們聲稱，“企業人”是對企業（單位）的依附，沒有擇業的自由。他們宣揚市場經濟中，勞動力必須自由流動、自由競爭。他們所謂職工“企業人”的身份是對企業（單位）的依附之說，實際意在割斷工人階級同企業的關聯，而其所謂要使職工由“企業人”轉移為“社會人”，乍看起來，確使職工有了所謂的擇業自由，而實質上只不過是使工人擁有了出賣自身勞動力的自由而已。這種主張及其實施的結果，一方面是在公有經濟領域之外形成起了一個人數漸多、資產日增的私有企業主階層，1980年以來，私營企業產值以年均71%的速度遞增；在1999年的全國工業增加值中，以私營經濟為主體的非國有企業所占份額已達2/3。1992年，私營企業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比重為0.59%、零售額占僵的比重為0.8%、納稅到2000年其比重則已升為8.5%、17%。1992年以來，私有經濟按年均增長率35.5%的速度快速發展，私營企業戶數1989年為9.06萬戶，而到2001年底全國私營企業已達202.85萬戶，擁有注冊資本18212.24億元，雇傭員工2253.03萬人。以1996—1999年為例，三年中，私營企業戶數年平均增長速度達22.6%；特別是1999年，私營企業增長的絕對數超過30萬戶，是絕對數增長最快的一年。到2000年底，注冊資金在100萬—500萬元的私營企業有20.17萬戶、500—1000萬元的有2.8萬戶、1000萬元以上的有1.35萬戶、億元以上的有219戶；私營企業集團3579戶，比上年同期增加1890戶，是上年同期的2.12倍。另一方面則是國有企業改制，化公有為私有，將國有企業中的黨政領導干部蛻變為資本家。“著名”經濟學家充分利用其所操縱的主流話語權利大肆鼓吹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經理革命”等論調，強調所有者、經營者、勞動者之間的利益必須有所差別，要經營者代表資本的利益，并主張推行經營者收購國有資產，企業領導人持大股，讓本屬于工人階級組成部分之一的國有企業黨政領導及領導班子成員頃刻之間變成百萬、千萬乃至億萬富翁。1978—1984年，恢復實施按勞分配原則，工資與勞動成果掛鉤；1985—1992年，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制度，經營者工資與承包目標掛鉤；1993—1996年，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允許個人財產與資本作為市場要素參與收益分配；1997—2002年，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建立與現代企業制度相適應的收入分配制度，少數企業試行經理（廠長）年薪制、持有股權等分配方式；2002年以來，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在這樣一種政策演進的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引起社會各界人士關注的現象：

    1992年6月，上海輕工局首次選定英雄金筆等四家企業進行年薪制試點，主要經營管理者的年薪是1—2萬元，后提高到2—5萬元。

    1993年，江蘇省一些縣級紡織企業的廠長實行年薪制，年薪約5—8萬元。

    1994年9月，深圳市將年薪制制度化，企業經營者當年所獲年薪平均5.4萬元（最高者為94896元），是深圳社會平均工資的5倍。

    1994年，四川省15戶試點企業經營者平均年薪收入25970元，是這些企業職工平均收入的5.06倍；其中，最高者為48681元，是本企業職工平均收的6.64倍，而最低者為10000元，是本企業職工平均收的2倍。

    1998年6月，杭州市政府批準了正大青春寶藥業有限公司國有股轉讓方案，決定將該公司中方所持的國有股有償優惠轉讓給職工持股會，其中該公司當家人馮根生個人可持總資產2%（約300萬元）的股份，銀行則以股權質押的方式為馮解決了購股資金問題。以此為標志，浙江省國有企業改革大踏步進入一個以產權改革為突破點的新領域——國有中小企業的改制，為社會造就了“新百萬富翁”群體。1999年下半年，杭州市政府出臺《杭州市國企經營者期權激勵試行辦法》，將期權激勵機制引入國有企業。該辦法規定期權激勵是指通過購買企業國有股權或期權，對經營者實施的一種辦法。購買股權是經營者用現金直接購買企業國有股權（資產）；購買期權是經營者在任職之初以當時價格購買任職結束時的企業國有股權（資產）。期權激勵在已改制和正在改制中的國有及國有控股工、商業中試行，其對象為企業主要經營者，原則上是董事長、總經理。購買國有股（資產）和期權按付款方式等條件給予價值優惠（最高優惠20%）。還規定實行年薪制企業的經營者，其每年全部年薪收入超過前一年全市職工人均實發工資4倍以上部分應購買國有股權（資產）。

    1999年，《湖州市鼓勵經營者才能參與企業收益分配的試行辦法》規定：國有企業選擇公司制或股份合作制進行改制時，允許將改制前五個完整會計年度的企業稅后留利按一定比例一次性從存量資產中切出，折成企業股份劃給業績好的主要經營者。國有企業改制時，可在國有存量資產中留出10%以下的部分作為主要經營者購股期權，3—5年內兌現，鼓勵主要經營者在企業改制時以現金認購數量較多的企業股份；主要經營者的分紅用于再投資的，暫免個人所得稅。改制后，對業績好的主要經營者減交風險抵押金，獎勵企業股份，發放一次性獎金。國有股份出讓時，主要經營者有優先購買權。

    1999年11月25日，北京市正式宣布對十家國有企業經營者試行股票期權試點；2000年初擴大到二十家。《北京市關于對國有企業經營者實施期股激勵試點指導意見（試行）》規定：經營者群體持股比例一般為公司總股本的5—20%，其中，董事長、經理的持股比例占經營者群體持股總額的10%以上；經營者持股的出資額一般不得少于10萬元，所持股份一般以其出資額的1—4倍確定。

    2000年1月，濟南市政府有關部門聯合出臺了《關于企業經營者實行期股激勵與員工持股試點的指導意見》，規定經營者持股比例原則上一般為公司總股本的5—15%；其中，董事長、經理的持股比例應占經營者群體的10%以上。

    2001年，深圳蘭邦市場調查有限公司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城市調查顯示：（國企）高級管理經理（包括集團副總、分公司和事業部總經理、副總）平均薪酬為14.1萬元。其中，北京人均薪酬為14.6萬元、廣州為13萬元、深圳為12.8萬元、上海為10.8萬元。根據上述四城市2001年的統計公報，當年在崗職工人均工資分別為：北京18640元、上海21781元、廣州22772元、深圳25941元。按此推算，四城市高級管理經理的職務收入分別為當地職工人均工資6.8倍、3.9倍、4.7倍和4.4倍。

    2002年初，上海市統計局企業調查隊和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對滬市四十家市管企業集團及其所屬的342家子公司的主要經營管理者2000年的工資收入進行了調查。調查顯示：被調查企業主要經營管理者人均年工資性收入（包括基本薪金、獎金、津貼和補貼、年終一次性獎勵和其它收入）為9.5萬元；其中集團層主要經營管理者人均收入為13.5萬元（最高者年薪15萬元），子公司主要經營管理者人均收入9.1萬元。據統計，2001年滬市國有企事業單位人均工資增長13.2倍，據此推算該年企業主要經營管理者人均收入應為10.8萬元；其中，集團本部主要經營管理者人均收入15.3萬元左右，子公司主要經營管理者人均收入10.3萬元左右。據有關資料分析，目前一名國有企業經營者年收與一名個體戶基本相當，遠不及一名私營企業主。

    2003年1月4日《文匯報》載文據亞洲證券副總裁的不完全調查，2001年上市公司老總年薪收入最高達750萬（科龍電器）。從上市公司高管年薪與業績聯度考核，似乎相當微弱，所有公開信息披露并不反映隱性收入。事實上，山東某家電上市公司董事長兌現在300萬元上下；西南某地國資委兌現該地著名彩電企業董事長年薪120萬元。這些數字大大超過這些國企所控股的上市公司所披露的高管年薪數字。調查顯示，2001年度全國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為12—13萬元，而2000年的年薪水平均值為8萬。有一點是肯定的，2001年上市公司高管的平均年薪是五年前的2.92倍。

    2003年1月4日《文匯報》所載文披露道：據對1116家上市公司高管年薪調查，高管年薪最高的是建筑業和金融業，分別為27.37萬元和22.39萬元；信息技術業以18.09萬元緊隨其后。最低的是采掘業，為9.51萬元。高管平均年薪最高的是廣東省和北京市，分別為25.26萬元和5.75萬元。

    據國家統計局企業調查隊對全國4371家重點企業進行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情況跟蹤統計調查，截至2001年底，所調查的4371家重點企業中已有1474家企業實行經營者年薪制度；689家企業開始嘗試實行經營者持有股權、股票期權分配制度；1745家企業實行科技人員收入分配激勵機制；747家企業實行職工持股分配制度。

    2002年，“經營者持大股”的改制方式在全國許多中小企業推行，這在全國造就了大批名下擁有巨額股份的“新百萬富翁”，如秦皇島柳江煤礦的長城礦以1040萬元出售后，原礦長占股45%；浙江紹興咸亨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購買了企業240萬資產的53%的股份；杭州市輕工工藝紡織品進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經過企業兩次改制，個人擁有企業1200多萬元資產中的150萬元；湖北仙桃天輪機械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通過企業兩次改制，擁有企業380萬元股本金中的102萬元股份。

    據《瞭望》2003年3月31日報道，湖州市喜盈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自述：湖州市20世紀90年代初進行了包括放權讓利、承包經營、股份合作制以及企業三項制度改革在內的系列措施，但由于產權改革不到平均持股現象普遍，成為新的股份“大鍋飯”。關鍵問題在于產權改革沒有到位。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就是形成產權多元化，找到一個出資人，這就像專家們講的那樣：“國企改革，改到深處是產權。”1998年起，湖州市大力鼓勵經營者持大股，并選擇湖州第二毛紡廠作為明晰產權的“試點”，1999年1月29日改制注冊為喜盈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提出三原則：一是主要經營者必須持有較大比例的股份；二是避免內部人單一持股，積極引入外來投資者；三是適當保留部分國有股權。具體確定為國家保留22.5%的國有股；董事長占22.5%的股份，即1125萬元；職工持股會占20%；外來法人股占35%。這樣，我就成為了名義上的“千萬富翁”。我的1125萬元股份，除自己積累50萬、向親朋好友借200萬以外，第一塊是經營者才能獎金100萬元，第二塊是技術獎勵150萬元，第三塊是職務配股250萬元，第四塊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讓375萬元，而這375萬元期股實際上是以現金分期付款的方式買斷國有資產存量，靠分紅的錢還。這幾年我經常受邀請到上海、山東、四川等地作報告，反復講經營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萬年才有一次機會。我經常比喻，自己59歲了。改革開放，我搭上了末班車，上車后補票才勉強找到一個硬座，不料自己卻坐了個頭等艙到了北京。

    2000年5月25日，武漢市人民政府發出通知，決定實施《關于促進中小型國有企業改制的若干實施意見》，要求“中小型國有企業要全面放開搞活，用兩年左右時間，基本完成全市中小型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使國有資本全部退出或退出控投地位，企業轉變為民營企業或混合所有制企業，職工改變國有企業職工的身份。

    據《粵港信息報》報道：珠海市政府宣布到2000年年底，除極個別外，市屬各國有企業要基本退出商業直營領域。珠海市政府認為，商業企業改革不僅要求企業在經營方式改變“零售“的做法，而且要讓國有經濟在改革產權制度的基礎上全面退出零售領域，實現企業產權、經營權和職工同時走向市場。

    2000年7月5日，北京市政府有關領導在中小工業企業改革工作會上宣布，三年后本市國有或集體所有制中小工業企業將不復存在，中小工業企業要全部變成多元化投資企業。某副市長等官員指出，根據市委八屆三次會議關于“加大所有制結構調整力度、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精神，要使國有、集體這兩種資產組織形式逐步從一般競爭性行業退出，目前的改革重點是中小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把現有的單一國有、集體企業變成國有、社會法人、職工等多元投資的混合所有制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主要形式是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兼并、拍賣、出售等。同年8月8日的《報刊文摘》報道，中共海南省委書記率先提出：我們“不求所有，只求所得”、“不求屬性，只求作用”。同年，重慶宣布“從今年開始，在工業領域一般將不新辦國有獨資企業，轉而大力發展以私營企業為主要的非公有制企業”；北京市面上宣布“從今年起工業系統將不再批準建立國有獨資公司”；上海市宣布“今后不再興辦國有獨資小企業”；天津市宣布“在國有工業涉足的33個行業中，5個完全退出，4個大部分退出，17個部分退出。”長沙市政府規定出賣國有企業時，國家僅僅只保留20%股份，買者若一次性付款，則可獲40%的“優惠”。山東則于本年度出了個著名的“陳賣光”，即菏澤市市長陳光（當年曾作為諸城市委書記而肆意鼓吹私有化的“諸城模式”）力倡對國有企業要一賣、二送，全面實行私有化。

    2000年9月7日，中石化通過了高級管理人員特別薪酬計劃，將股票增值期權首次授予包括董事、監事、核心骨干人心在內的480名員工，約為2.571億股，相當于首次全球售股后股份股數的0.3%，有效期為五年。被授予人自授予之日起二年內不得行權，第三、第四、第五年行權的比例累計分別不得超過被授予人的總股票增值期權的30%、70%、100%。同年10月，經上級政府批準，擁有60億元凈資產的春蘭（集團）公司決定拿出25%即15億元量化配股賣給員工，用現金1：1配股，每股1元，買1送1；配送比例則按職務高低來安排，高級經營人員、高級管理人員、高級科技人員、中高級營銷人員購買股權分別為160萬股、80萬股、50萬股（后兩類）。經營層與員工持股比例約為1：4。春蘭（集團）首席執行官所獲股權與其他高級經營與管理人員相等，按買一送一配股，總量為320萬。這在國內大型國有企業中，是數量級最高的“一次突破性變革”（參閱周永亮《中國企業前沿問題報告》第27—28頁）。

    從1999—2000年的一年間，湖北省仙桃市有近十萬名職工轉換了身份。該市市委書記和市長稱；根據中央國有企業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將仙桃597家企業一一對號入座，發現國有、集體企業全部屬于競爭性行業；其中，除進入國家“512”強的遼亞股份有限公司外，其他都屬于可以“退”的范圍。故其決定實施“1+X”的發展模式，即做大做強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遼亞集團，其他中小企業采取拍賣、轉讓等形式全部轉為民有民營。1999年下半年，仙桃市委決定好企業要先改，“靚女先嫁”。在首屆產權產易大會上，仙桃市家藥廠、供銷商城大廈等一批好企業出售，出現了爭先購買的局面。對數千萬元資產的商城大廈，實行法人代表控股、管理層持大股、職工全員入股、國有參股的股份改造，企業原有職工全部以股份買斷身份。2000年1月、7月和11月，該市三次舉力國有個體企業產權交易大會，597家國有集體企業產權全部被出售給個人。兩年來，民營經濟逐漸成為仙桃市的綱稅主體、就業主體和投資主體。

    國企經營者的收入情況究竟如何？據2002年8月13日《文匯報》載文報道，上海市統計局企業調查隊和市委組織部2002年初對滬市40家市管企業集團及所屬的342家子公司的主要經營管理者2000年的工資性收入進行了調查，調查顯示：2000年，被調查的企業主要經營管理者人均年工資性收入（包括基本薪金、獎金、津貼和補貼，年終一次性獎勵和其它收入）為9.5萬元。其中，集團層主要經營管理者人均收入為13.5萬元，最高者年薪50萬元；子公司主要經營管理者人均收入為9.1萬元。據統計，2001年，滬市國有單位人均工資增長13.2%，據此推算，2001年企業主要經營管理者人均收入應為10.8萬元左右；其中，集團本部主要經營管理者人均收入為15.3萬元左右，子公司主要經營管理者人均收入10.3萬元左右。

    “九五”期間，浙江以民間投資為主體的非國有投資達5900億元，占全社會比重達64%。到2000年底，全省個體工商戶總量為158.86萬戶，從業人員272.38萬人；私營企業17.88萬家，從業人員300.48萬人。2000年，該省個體私營經濟工業產值已達3994億元，約占全省工業總產值的46.6%。一些個體私營經濟發達的縣市，已超過“半壁江山”、甚至三分天下有其二。全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個體私營占了59.7%。非國有經濟提供的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73%。浙江省私營企業的戶數、從業人數和注冊資本額，分別占全國總數的10.2%、12.1%和9.2%。浙江形成了一個“市場化+非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發展模式。

    ……上述所舉現象和事例，太過繁多，實在難以盡舉了。上述政策的演化及由之而出現的種種現象，至少造成一系列不容輕忽的嚴重后果：其一，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經營管理者本是工人階級隊伍中的一部分，但通過高額年薪制、高管持大股及期權激勵制等，將企業經營管理中的相當一部分從工人階級隊伍中分離了出來，使之驟然暴富，成為了擁有個人巨額資產、乃至將國有產權（資產）化為其個人所有制的特殊既得利益群體。像這樣一些暴富者，盡管還保留著中國共產黨員的身份，有的還獲得了“全國勞動模范”、“五•一勞動獎章”等榮譽稱號，被稱為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能人和精英，但實在說來，我們很難想象這些特殊利益的獲得者、占有者還能夠真心真意地為共產黨的最終與最高社會理想——共產主義而無私奮斗。像這樣一些人，實際上再也不會代表工人階級利益，而只能代表他們自己的利益以及中外資產階級的利益了。其二，既然經營管理者、尤其是高管成了持大股、拿高薪、享期權的“老板”，工人群眾則成了受其雇傭的“打工者”，那末，原本公有制企業內部經營管理者與工人群眾之間所存在的社會主義同志之間的關系就演變成了為了勞資關系。而一旦遇上勞資矛盾和斗爭，工會既無權、也無力真正站在勞方一邊，代表和維護工人利益。處于弱勢地位的工人求助無門、告狀無方，即使寫信、上訪，有關各方推三阻四，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地方黨、政組織及其執法機關偏袒資方。即使依法起訴，法律程序繁復，曠日持久，一件案子一拖幾年結不了案，且訴訟費用昂貴，工人承受不起，許多嚴重傷亡事故、侵犯工人權益的違法案件也就因之而不了了之了。被逼無奈的工人，如果為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乃至是為捍衛公有經濟資產而展開罷工、靜坐、游行等抗爭性行為，則立即會被定性為“突發性群體性事件”，然后以維護穩定和改革、開放大局的名義而予以嚴厲處置（甚至是鎮壓）。其三，嚴重的分配不公使貧富差距急劇拉大。據有關資料顯示，到1995年我國的基尼系數為0.452；到1998年，基尼系數為0.456。考慮到大量的體制外收入還無法在基尼系數中得到反映，收入分配的差距水平可能還更大。從這種變化的趨勢來看，我國已婚出現了兩極分化苗頭。據《1999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1998年，我國城鎮居民最高20%收入戶所占總收入的比重為52.3%，最低20%收入戶所占比重為5.5%。《中國國情國力》2001年第1期載文稱，我國居民基尼系數1995年為0.389，1996年為0.375，1997年為0.379，1998年為0.386，1999年為0.397。國家統計局2000年對中國4萬戶城鎮居民家庭收入情況調查顯示，20%的高收入者擁有相當于42.2%的財富。2002年2月9日《中國經營報》載文報道，2001年全國“兩會”披露，中國45%的社會財富為1%的人所占有！1%是1300萬人，若剔除家庭成員，則中國大約只有400—500萬真正腰纏萬貫的人，他們可能占有5—7萬億“百姓金融資產”。2002年2月25日《文摘周報》報道：勞動社會保障部披露，當前全國城市居民低收入戶約占31.79%，中等偏低收入戶32.36%；兩部分合起來，計64.15%，所占比重過大。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表示，中國現未解決溫飽的人口為3000萬左右，低收入人口（以人均年收入865元人民幣為準）為6000萬左右，約占農村人口的10%。2005年1月7日，北京市統計局公布了當地社會發展指數評價分析報告，該報告顯示：北京市高低戶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已由2000年的3.1：1擴大到2003年的4.7：1；生活質量指數則從20.46提高到了29.55。不過，這生活質量指數的提高更多地來自于高收入者的貢獻，就是說，低收入群體生活質量的提高遠遠滯后于生活質量指數的指高。此前，江蘇省南京市舉行的“經濟社會發展與政府公共服務”民意調查顯示，市民在2005年的第一要求是“富民”。據稱，南京市2004年下半年的統計數據證實，占10%的高收入者與同樣占10%的低收入者賺錢之比為8.3：1；這也就是說，“窮人”每掙1元錢，“富人”就掙了8. 3元。來自于北京和南京兩大城市的數據，折射出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現實。當然，相對于改革開放之前的民眾收入，中國各階層、各群體的絕對收入都有所提高，但在樂觀看等每年統計公布的居民收入增長平均數的上升的同時，千萬不能忽視低收入者收入增長緩慢的事實。目前，我國城鎮居民擁有的金融資產中，20%富有的居民占去66%，20%低收入居民只占1.3%兩者相差50倍以上。到2002年時，中國的基尼系數已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成為收入差距超過國際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國家。中國人民大學公布的社會研究報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會》稱：如果將城鄉貧困人口、下崗職工、農民工、殘疾人等各類處于弱勢地位的人口匯聚到一起，再扣除相互重疊部分，可以估算出目前我國弱勢群體大約有1.4億—1.8億左右。相關研究同時顯示，倘若貧富差距繼續拉大，弱勢群體的規模還將進一步擴大，弱體程度將進一步加深。有鑒于此，全國政協委員鄧浦東警告：“我國社會的利益分配機制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扭曲，存在著以犧牲弱勢群體利益為代價來維護強勢群體利益、社會財富朝著少數人一方聚集的現象，這與中共十六大提出要讓社會發展成果‘惠及十幾億人口’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參閱沈剛：《實現改革利益的公平分配》，載2005年3月7日《工人日報》）在這樣一種貧富差距迅速拉大的背景下，一方面是通過所謂“改制”而造就了一批名下擁有數十萬、上百萬甚至上千萬股份的“新百萬富翁”，如秦皇島某礦以1040萬元出售后，原礦長占股45%；浙江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購買了企業240萬元資產的53%之股份；杭州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經過企業兩次改制，個人擁有企業1200多萬元資產中的150萬元，占總股本的12.5%，而國有股則退至10%；湖北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經過兩次“改制”，擁有企業380萬元股本金中的102萬元股份，占總股本的26%，而國有股則全部退出。另一方面，則是廣大職工群眾、尤其是下崗失業工人處于相對貧困、乃至絕對貧困狀況，在最低生活線之下苦苦掙扎。這樣的職工及其家庭，一旦遇到重大疾病或其他重大的天災人禍，其生死存亡使只能懸于一線了。其四，在“國退民進”方針的指導下，實際實施著本質屬于化公為私的國企“改制”，如2000年，江蘇省無錫市糧食局實行職工“雙買斷”，并于2001年1月15日推出十八家糧店拍賣，到該年年底，更將所屬的106家糧店全部拍賣，且自豪地宣稱：“曾在無錫市區風光了幾十年的國有糧店，終于全部退出歷史舞臺了”！同年，山西某縣屬三煤礦及煤炭集運站在改制過程中，有關人員違反程序，暗箱操作，致使近5億元優質國有資產以1250元的價格以個人身份“入股”。截至2001年末，深圳市屬國有企業改制國為62%，其中一級企業改制面為52.5%、二級企業改制面為59.2%、三級以下企業改制面為65.8%。2001年，深圳市屬三家經營公司和深業集團以產權出售轉讓、破產、停業關閉等形式“放小”企業總計335戶。（據《經濟日報》2002年12月20日報道）這在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經濟基礎的公有經濟嚴重崩壞的同時，便使廣大職工群眾由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主人淪變為非公有制經濟中的雇傭勞動者。到2000年末，不包括鄉鎮集體所有制改制而形成的私有企業，僅在工商局正式注冊的私營企業已達到176萬戶，注冊資本13307.7億元，從業人員2406萬人；其中，直接從事經營的私營企業主395萬人，雇工2011萬人，戶均雇工11.38人。企業雇工在100人以上的有四萬戶。總的來看，私營企業大多屬于中小企業，但也已出現了許多資本達到千萬元、乃至億元以上或幾十億上百億的大資本家。與國有企業相比，私營企業的注冊資本約等于國有凈資產（包括非經營性資產）的33%；雇工人數約等于2000年末國有企業在崗職工的49%。私營企業注冊資本按可比價格計算，是1956年“三改”前民族資產階級私股總額（估算為20億元）的150倍，私營企業主人數是1956年“三改”前民族資產階級人數（16萬）的24.7倍，雇工人數是“三改”前民族資產階級雇工人數（250萬人）的8倍。據2002年11月25日《人民日報》載文報道，1998—2001年，浙江全省國有企業職工由141萬人減少到68萬人；城鎮集體所有制職工由96萬人減少到36萬人。與此同時，個體私營經濟從業人員由123萬人增加到236萬人；其他經濟從業人員由96萬人增加到146萬人。非公有制經濟成為就業主渠道。這樣一些絕非鮮例，而是帶有普遍性的現象，固然說明在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當代中國，非公有制經濟的蓬勃發展確實豐富了物質生活產品，增加了許多社會就業機會，但是，更為重要值得關注的是，“國退民進”方針的實施不僅嚴重崩懈了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經濟基礎的公有制，而且更使作為國憲意義上明文確認的作為社會主義中國之主人的工人階級由主人再度淪為市場經濟條件下雇傭勞動者！

    十、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于“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創造勞動就業條件”的規定并未得到真正重視，某些“著名”學者公然以資本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宣揚“失業難免”論。在這些人心目中，需要有勞動后備軍以使勞動者競爭，壓低勞動力價格，以所謂“廉價勞動力”來換取外資引入的發展優勢。他們又提出職工轉換身份，即由“企業人”轉換為“社會人”，要求勞動者直面市場的主張，并推行“減員增效”的舉措，造成幾千萬職工失業，使為社會主義事業做出卓越貢獻的工人階級成為了“改革”代價的承擔者。而事實上的失業卻又被稱為“下崗分流”或者“待業”；并且，統計失業人口只算“城市登記”失業者，大大掩蓋了實際失業的總數。幾千萬職工失業，連同其家屬，成億城鎮人口陷于絕對貧困境地。有幸重新被用人單位雇傭再就業的，其勞動力價格被壓降至每月500元左右；找不到雇主，自身勞動力都難以賣出去的，則鼓勵其擺小攤、開小店，美其名曰“自主創業”，實際是當個體勞動者。而擺小攤、開小店，在內需不足，再加上城市管理方面的種種限制，困難重重，難以為繼，甚至連老本也丟掉，雪上加霜。這樣，幾千萬職工失業，使中國工人階級隊伍分崩離析。20世紀中由黨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在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中建設、鍛煉、成長、壯大起來的，富于革命精神且特別能戰斗的中國工人階級，其力量事實上已被大大削弱了。

    歸納起來看，在由上述種種現象呈露出來的社會變化過程中，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出現了“四化”狀況：

    一是雇傭化。目前約有一億多職工在個體、私營和“三資”企業等各類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就業，約占全部職工的一半。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指出，職工在私營企業勞動是具有雇傭性質的。不少集體企業和絕大多數鄉鎮企業，名為公有而實為私營，在這類企業中勞動的職工自然也是雇傭勞動者。至于國有企業，通過種種改革舉措，實行了“小賣大股”，即一部分中小型國有企業被賣給了中外資產者，變成了私有企業；一部分經營者或管理層持大股，其所有制性質也有了部分變化。在后類企業“改制”過程中，有些企業也搞點“工人持股”，這其實不過是蒙騙工人的手段，因為即使每個工人分得幾百、千把元人民幣的股權，也絕不可能改變其實際的階級地位；有的，甚至還要工人給企業投入現錢以作為其參股的必需條件，不投便不能上崗。這樣做既使工人受害，又模糊了工人的階級意識。這些“改制”，很多由少數人“暗箱操作”，并不經過職工代表大會議決，遭到工人群眾的強烈反對。在改制過程呂，不認真評估，甚至有意低估企業資產，在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同時，人為造就了一批資產者。2000年8月7日的《浙江工人日報》刊登了一篇新華社記者關于國有中小企業“改制”的調查報告，題為《“新百萬富翁”震蕩大江南北》。該文指出：在日益深化的國有中小企業產權改革過程中，“經營者持大股”被認為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改制方式，受到各地政府和企業界的廣泛推崇。通過多種多樣的購股方式，相當一批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在“一夜之間”驟然擁有數十萬、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的股份，社會生活領域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新百萬富翁”群體。這些人在經營管理國有企業時無所作為或很少有所作為，并把國企衰敗的原因歸咎為“產權不明晰”，工人素質低下，而一到化公為私式的“改制”時，便各顯神通，想方設法地破解籌資難題，有的向親朋好友借款，有的以個人資產做抵押向銀行借貸，更有當地政府從財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借”給經營者，或政府獎勵經營者一部分技術或管理要素獎，讓其“虛擬入股”，而其本人并未出一分錢或只出很少錢的經營者卻搖身一變成為持大股者。還有的經營者居然動用職工工資節余基金配股，使自己占有大部分股額。這樣一些獲得了大股的經營者坦言，與過去“一刀兩斷”了，從此為自己好好干！而在經過如此改制后的企業從事生產勞動的職工群眾，其身份亦有了本質性變化，即由原來的企業主人翁淪變而為雇傭勞動者。此外，國有大型企業實行股份制，有外商或國內私有企業主入股，國有股部分則強調經營者是產權代表，作為產權代表的經營者及以之為核心的管理層持有或多或少的股份并享獲高額年薪，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職工的十幾倍、幾十倍乃至上百上千倍。在這樣的股份制企業中從事生產勞動的職工群眾，也具有一定的雇傭性質。

    二是貧困化。比之于私營企業主、個體經營者和為他們服務的知識分子上層，我國工人階級生活的改善非常有限，處于相對貧困狀況。20余年來，我國私營企業能夠迅猛發展起來，外商投資者愿意來華經商辦企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低廉的勞動力成本。這從又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國工人階級的相對貧困狀況。職工生活相對貧困，勞動條件和工作條件也很差，一些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安全條件差，有的還沒有人身自由或時常受到人格侮辱，至于工傷事故、甚至一次幾十人上百人死亡的大型或特大型事故時有發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人階級中還有一部分處于絕對貧困狀態，即連最低生活水平都難以維持。這有兩種情況：一是只有最低工資收入或最低工資線以下的收入；一是雖然收入高過最低工資線，但其本人或家庭成員患有重大疾病或者突遇重大災害，基本人以維持下去，陷入絕對貧困的窘境。絕對貧困的職工究竟有多少？這似可從一個數字作出推算：全國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053萬人，還有數目難以統計的漏保者不在其中，故而處于最低生活水平線以下的人當遠遠不止這2053萬。他們維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難，更難以隨養老撫幼、子女上學、看病買藥、住房消費等等負擔。在他們那里，就已不止一次地發生過“賣血”之事，甚至自殺身亡的慘劇也并不鮮見。

    三是無權化。當今社會輿論和傳播媒介對職工群眾有“困難群體”的稱謂，這主要是就其生產狀況而言的；又有“弱勢群體”的稱謂，這則就其政治生活狀況而言的。大而言之，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階級；具體說來，職工群眾最切身感受到的政治民主權力乃是其企業有參加管理之權。過去，盡管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在實際操作中有流于形式之弊，但職代會和工會組織在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等方面還是發揮了一定積極作用，廣大職工群眾由此而感受到了自己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主人的地位。但現在企業中的職代會則普遍存在形式主義，有的干脆不召開職代會，連做表面文章的形式都棄置不用。像企業如何改制、企業對職工實施“買斷工齡”或“一刀切”的舉措等諸如此類直接關系到企業和職工命運的重大事宜，很少讓職工參與討論，職工幾無知情權，更遑論參與日常管理和參與企業經營方針、發展方向的討論決策了。至于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據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研究報告》一書披露，1993年以業，私營企業主階層中的共產黨員比例逐年上升，而產業工人中黨、團員比例則不斷下降。現今的工人、尤其是下崗失業者，與黨組織幾無聯系，很少參與、也很少關心黨組織的活動或有關政策精神的宣傳學習。思想理論界諱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把私營企業主等新生資產階級界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實質上是要磨滅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本質區別，掩蓋剝削者同被剝削者的根本矛盾，模糊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又反反復復地強調“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社會主義要經過幾十代人的努力，“實現共產主義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歷史過程”，“未來的事情有具體如何發展，應該由未來的實踐去回答”，“不可能也不必要對遙遠的未來作具體的設想和描繪。以往的經驗教訓已充分說明，這樣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實際的空想。”有人甚至說，中國究竟是否要搞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得讓如“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這樣一個二三千年后的人去做決定。這樣一些“主流”性的鼓倡，嚴重地動搖和渙散了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成員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企業基層黨組織很少對職工群眾進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而是聽任資產階級唯利是圖、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損人利己、享樂主義等腐朽思想在工人群眾中傳播，工人群眾、尤其是青年職工難以樹立起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在這種情況下，說普通工人群眾與黨的關系逐漸疏遠、情感淡化，絕非毫無事實根據。此外，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工人、農民的代表為511名，僅占代表總數2984人的18.46%；有人認為，工人、農民民主意識薄弱、素質能力低下，缺乏參政議事能力，不能當選為代表，而只應由那些“精英”或中產階級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去參與討論決策國家事務。這也反映出工人政治地位的下降。

    四是分散化。工人階級本是靠社會化大生產培育起來的最有組織、最有紀律并最富有戰斗力的隊伍。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既是經濟組織，又起著社會基層組織的作用，黨、政、工、團等企業基層組織把職工群眾緊密而又有層次地組織起來，職工群眾也形成以企業為家、同心同德、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優良傳統。但現在只強調企業是經濟組織，職工群眾與企業的關系依靠一紙合同來維系，契約存續期已無多少親和力、凝聚力，而一旦終止合同或“買斷”工齡，職工群眾就與企業了無關聯，再也找不到組織了。無依無靠的職工群眾只能另尋生路，個人顧個人，有的打零工，有的成為雇傭勞動者，有的做點小買賣而成為個體勞動者，工人階級隊伍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個體化傾向。大慶職工被“買斷”工齡后，黨員連組織關系都不知往哪里轉，他們反映不但買斷了工齡，連黨齡都被買斷了！而這種狀況絕非僅見于大慶，而是在全國范圍和入會率都大大不盡如人意。職工群眾主要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和捍衛國有資產而發生群體事件時，往往甩開黨、政、工、團組織，自發組織起來進行抗爭。而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反共勢力正虎視眈眈地妄圖插手我國的工人運動，試圖顛覆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一方面利用國際勞動組織等向我方施加壓力，另方面或通過海外的所謂“民運”分子、或在我工人群眾或其他社會人士中豢養工賊和特務向我進行滲透，企圖挑撥工人群眾同黨、政府和工會組織的關系，建立并發展非法組織，制造事端，破壞我國安定團結的社會局面，干擾乃至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而在國內腐敗未除、階級矛盾有所發展，相當一些地方黨、政府和工會又都并不真正認真代表和維護工人群眾利益的情況下，有些工人群眾確有被利用的危險，波蘭團結工會、瓦文薩式人物的出現及由之而造成的危險并非絕對不會在中國出現。總之，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我國工人階級從整體上看，無論在經濟生活、還是在政治生活中都正逐漸地被社會邊緣，并積累著社會矛盾、利益沖突，有引發斗爭、動蕩并因之而釀成社會危機的可能性。這已到了必須引起人們高度關注和深刻思考的時候了。

    需要順帶指出的是，工人階級的現實境遇及其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生活中的狀況，對職工群眾的心理以至職工子女們的成長均有很大影響，僅就對職工群眾及其父母子女等心理的影響來看，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和我國有關精神心理方面專家的研究，現在，“中國約有3900萬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癥。換言之，每100人中至少有3人需接受心理咨詢和治療”。“如果用黑（不健康）、白（健康）、灰（亞健康）三色描畫中國人，會得到一張‘鉛灰色’的肖像”。專家們對于各種心理狀況的顯著表現做了分析：第一，城市化中農民工心理問題凸顯。目前，我國有超過1億的農民在城市打工，各地頻頻出現農民工跳樓、自殺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凸顯了該群體的心理問題。第二，階層化的發展趨勢威脅著城市人的心理。第三，老年人和青年人心理狀況不容樂觀。由于生活節奏加快，年輕人沒有更多時間照顧老人。老年廠人長期獨守“空巢”，易引發多種心理疾病。此外，很多農村孩子很早就到城里打工，他們的知識、能力與社會需求極不相稱，容易造成心理壓力。城里孩子同樣存在心理問題。（參閱2004年8月26日《中國青年報》所載《轉型期中國：“鉛灰色”的肖像》）可見，內在精神遭受深度壓抑，從而致使心理困擾最多者，仍是廣大職工群眾及其家庭成員。這必須引起人們的重視。

    當中國的工人階級由主人淪變為雇傭勞動者，意味著有人試圖改變處于執政地位的共產黨的性質，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時 ，難道不應出現 “張勤德現象”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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