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資本向勞動進攻的理論武器

《新自由主義：資本向勞動進攻的理論武器》是我2001年寄到《真理的追求》雜志的文章。那知剛好遇上《真理的追求》被封，未能刊登上《真理的追求》雜志。后來我才發現出現在互聯網上。可能是原《真理的追求》雜志的同志將其貼出，隨后一些網站轉貼。2006年我上烏有之鄉后，將該文增添了一些內容，在烏有之鄉貼出。現重新貼出。　　

新自由主義：資本向勞動進攻的理論武器

   葉勁松　　

美國資產階級學者希爾曾經說，由于美國“政府制訂規章人員、外交官、國內收入署官員，與其說是作為管理公眾事物的人員，還不如說是作為各大公司的特約秘書來執行職務的。”由于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完全受一些最大的跨國公司支配，“以致任何不首先考慮這些大公司的作用而要討論我們的突出問題（不論是通貨膨脹、浪費、失業、還是厭倦文化）的企圖，都是騙人的勾當。”（《尼克松以后的美國──跨國公司時代》第2頁，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希爾這話說得好，他說出了正確認識問題的方法論，他說出西方任何重要經濟、社會問題后面壟斷資產階級的作用，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因此，不考慮大資產階級的作用，企圖超利害地、學究式地談論自由市場經濟或者新自由主義，不是幼稚，就是騙人。事實也是這樣，新自由主義之所以受到資產階級的鐘愛，因為宣傳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義，既能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厲以寧曾在《20世紀的英國經濟》的第217頁寫道：“自由放任主義成了宣傳資本主義制度完善性和合理性的理論武器”），又能論證資產階級剝削工人階級，向工人階級生活水平進攻的“合理性”。　　

一　　

30年代大危機之后，尤其是二戰之后，由于社會主義的蓬勃發展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能獲得本國經濟條件所決定的生活保障，這些對西方工人的吸引力增大。另外由于西方工人運動的發展，也由于資本主義國家干預的增強，各西方國家先后推行“福利國家”政策。“福利國家”推行在政治上是為了抵消社會主義對工人的吸引力，緩和勞資矛盾，麻痹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瓦解他們的階級斗志（在19世紀就搞過“福利國家”雛形的德國首相俾斯麥就說過：“一個盼望得到老年津貼的人，一般不會好斗，且易于管理”。）以使資本主義社會永續長存。為此，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對工人階級作了少許讓步。　　

而資本主義推行“福利國家”的經濟根據則是30年代危機的經驗教訓、以及凱恩斯主義、福利經濟學提供的經濟理論。　　

凱恩斯認為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存在有效需求不足，而要解決這一問題，政府必須擴大開支來增加需求。而增加社會福利開支是擴大政府支出的主要手段之一，它和國家從事公共工程設施建設，擴大就業等屬于國家擴大支出干預經濟的表現形式。　　

因此可以看出，“福利國家”論的提出，是為資產階級服務。政治上是為緩和社會矛盾，避免資本主義制度被無產階級革命所推翻，經濟上是為了避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發生。　　

“福利國家”論中心思想是：現代資本主義應該和自由市場經濟下冷酷的原始資本主義經濟相區別，成為福利國家。在這個國家里，勞動者應該“充分就業”，國民收入分配應該貫徹“平等原則”，以實行“收入均等化”。另外，還推行充分的社會福利設施和服務等。而這些，需要國家干預來實現。從這個角度來看 ，“福利國家”論是屬于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理論。宣傳“福利國家”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知道，要掩蓋資本家剝削工人，以追求高額利潤的本質是不行的。于是他們要工人們寄希望于資產階級國家。他們宣傳說資產階級國家是為全社會人民謀福利的超階級組織。于是，出現了由追求利潤的私人經濟活動和追求全社會福利的政府經濟活動共同組成的經濟──“混合經濟”。因此，“混合經濟”是“福利國家”的經濟基礎。　　

美國的凱恩斯主義者漢森在1960年出版的《20世紀60年代的經濟問題》一書中寫道：“我們現在已愈來愈發展成一種雙重經濟-----私營企業和政府的合伙。在這種合伙中，私營企業差不多生產了全部物質商品，……政府的功能是提供更大部分的社會服務和便利。”另一個美國凱恩斯主義者薩繆爾森說，當市場制度不能保證最低生活標準時，“公民通過他們的政府，用政府的支出來補充某些人的實際或貨幣收入”。因此，按照“福利國家”論，國家應“保護公民免受那些在市場經濟中必然的生活缺乏保障的損害”。　　

當然，“福利國家”論提出的平等、充分就業、社會保障等都遠沒有實現（也不可能實現）。資本主義的實際社會福利狀況與“福利國家”論有很大差距。但是，新自由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給予人民社會福利太多，帶來一系列弊端。所以新自由主義要求大大地削減社會福利。　　

二　　

70年代以后，尤其是英國的撒切爾和美國的里根上臺后，鼓吹自由市場經濟的新自由主義逐漸在西方占據統治地位。新自由主義對凱恩斯的國家干預、“混合經濟”、社會福利制度等進行了猛烈攻擊。　　

新自由主義雖然有“自由主義”稱謂，但它并不是持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立場，而是持保守主義立場。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j.托賓在1981年12月3日的美國《紐約書評》發表了題為《里根經濟學和經濟學》的文章，對反對國家干預的“里根革命”進行了猛烈抨擊。文章一開始就寫道：“里根行政當局的經濟計劃和英國撒切爾政府一樣，在經濟政策的理論、意識形態和實踐方面都表現了保守的反革命性質。這種反革命的目的在于縮小政府的，特別是中央政府的經濟影響……。”對于新自由主義，厲以寧先生也曾寫道：“當代資本主義庸俗經濟學新自由主義……一個很顯著的區別是：它的辯護是毫不掩飾的。它不僅不象新制度主義或者現代凱恩斯主義中的新劍橋經濟學那樣打著收入均等化，縮小貧富差距的旗號，甚至也不象現代凱恩斯主義中的新古典綜合派經濟理論那樣，以充分就業、福利國家、維持物價穩定為標榜，它總是高唱‘自由勝于一切’的濫調。它不象其它資產階級經濟學流派那樣多多少少承認‘自由市場經濟’有缺陷或資本主義經濟有弊病，它百般歌頌自由市場和競爭，聲稱失業和通貨膨脹并非資本主義所造成，而是資產階級政府的干預所引起的。無怪乎資產階級經濟學界把新自由主義稱做‘保守派’、‘右翼’經濟學。”（胡代光、厲以寧《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主要流派》第168—169頁，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曾擔任美國駐印度大使、肯尼迪總統顧問、美國經濟協會主席等要職的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在里根執政期間的1987年說道，“保守主義者及其新保守主義者大傷腦筋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如何用某種新的方法來逃避對窮人的福利負責。”（《東西方對話》第138頁，外文出版社）新自由主義擔負起從理論上解決這個“主要問題”的責任。新自由主義以堅持自由市場經濟、反對國家干預經濟，減輕國家支出負擔為理由，對國有企業、社會福利制度等發起進攻。按照他們的觀點，不僅企業要“私有化”、“市場化”，而且福利也應“私人化”、“商業化”，各人所得福利的多少依據他的支付能力大小而定。這必然要導致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福利收入差距的擴大，保持和加深社會的不平等。而新自由主義認為，這樣可以克服資本主義社會福利制度的弊端，可以刺激工人的勞動積極性和資本家的投資積極性，有利于經濟發展。為此，他們論證了不平等的“合理性”。新自由主義中貨幣主義學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指出，為了使自由市場有效運行，不應實現“福利國家”論主張的“平等”，而應當保持“不平等”。他說：“一個社會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結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相反“一個把自由放在首位的國家最終作為可喜的附產品，將得到更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弗里德曼關于自由與平等關系之說，不過是資本“自由”剝削勞動的辯護之辭，是愚弄人民的欺騙之說。不管從理論還是實踐來看，當資產階級能自由地剝削工人階級時，國家不會有“更大的平等”，只會有更大的不平等。工人除了接受貧困這一事實外，沒有其它自由的選擇。　　

如果說貨幣學派在自由與平等問題還有一層薄薄的欺騙面紗的話，新自由主義的另一流派──供應學派干脆將這層面紗也撤掉。積極支持里根的“右翼思想家相信，‘自由’與‘平等’自相矛盾；階級、權力分級、不平等制度乃是自由企業的必要因素；‘平等’可以扼殺人類的活躍精神；政府不應控制經濟；有了不平等情勢，方可產生出經濟競爭……里根的政策---所謂‘供應學派經濟’原則是，階級間的區別越大，人民進益之間的區別越大，越會刺激經濟的發展……”（《介紹美國保守派的第一支筆》董鼎山《編譯參考》1982年第6期第73頁）“不平等合理”論既可用來論證資本主義的不平等的合理性，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還可以用來向主張“平等”的“福利國家”論進攻，向社會福利進攻。在這里，平等、博愛等人權口號以經濟的理由被徹底拋棄了，只剩下了一個自由：強者──資產階級的自由。　　

新自由主義在論證削減乃至取消社會福利，會刺激工人積極性時說，包括失業救濟、食品救濟等社會福利直接歪曲了“合理工人”的意向，使他們依賴救濟而游手好閑，不去尋找工作崗位，從而導致失業增加。因此，似乎工人失業后不給予任何救濟，迫使工人失業后“饑不擇食”地接受任何低工資、高強度的工作，從而保證資本家獲得高額利潤，才是值得稱道的“合理工人”意向。　　

但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工人失業是由資本積累和人口規律的作用決定的，根本不是所謂使勞動市場“變形”的社會福利決定的。資本主義失業救濟有許多限制條件，許多失業者是領不到失業救濟等。例如，在1985年《了 望》雜志曾刊登周克明、周通寫的、題為《西方國家工人的處境和斗爭》的文章，文章寫道：“1983年以來，西歐幾乎所有國家都對社會福利待遇作了修訂，將發放失業補助和失業救濟的條件訂得更為苛刻。目前，聯邦德國的失業者只有34.4%的人能領到失業補助金，27%的人能領失業救濟。法國把失業補助金減少14%，一半以上失業工人領不到任何補助。”美國《時代》周刊報道，1981年12月，美國的失業者中只有37%領到失業津貼。另外，失業救濟金數額很低，絕大多數失業工人及其家庭是在西方的貧困線以下生活。所以至今沒有能證明關于失業救濟等社會福利對工人選擇意向產生“消極”影響的統計數據，也沒有表明工人“自愿”參加失業大軍以便去游手好閑的證據。相反，比比皆是的關于幾百個工作崗位上千人甚至上萬人去爭搶，以及工人反對裁員、反對失業的罷工和示威游行的報道都表明工人不愿失業。據美國的約.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布倫納的調查發現，美國失業率每上升1%，監獄里的囚犯便增加4%；被謀殺的人增加5.7%；自殺的人增加4.1%；到精神病院看病的男子增加4.3%、婦女增加1%；死于心臟病、肝硬化和其它疾病的人增加1.9%。事實表明，失業給失業者帶來嚴重的心靈創傷和極大苦難，也給在業工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世界知識》雜志1979年第20期，刊登了李利題為《西方國家的失業問題》的文章，文章寫道，“勞動者即使暫時還有職業，也還是為隨時可能的解雇而提心掉膽。……失業陰影的威脅，對勞動者產生了很大的精神壓力。一旦失業來臨，勞動者所受的精神創傷更加嚴重。法國《快報》指出，由于失去了工作的權利，社會地位下降，失業者感到‘羞恥’，感到‘犯了罪’、失去了尊嚴、被人拋棄了似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承認，失業‘不僅使人遭受損傷，而且使人遭到毀壞’。”即使在“里根革命”大砍社會福利前，從西方的調查和報道中也只能看到失業的痛苦，哪里有新自由主義說的愿意失業，以靠失業救濟去“游手好閑”？　　

《西方國家工人的處境和斗爭》寫道：“資本家利用經濟困難和工人害怕失業的心理，在勞資談判中普遍態度強硬，讓工人讓步。”資產階級明知工人不愿失業，卻伙同它豢養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家散布社會福利使工人愿意失業以游手好閑的論調，無非是想以此為借口削減乃至完全砍去失業救濟等社會福利，使工人經濟地位更加軟弱，所受社會保障更差。資產階級想以此嚴厲懲罰被辭退的“不聽話的”工人，使資產階級在勞資對抗時處于更有利的地位。　　

對于人民的貧困、失業和不幸，美化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不是到資本主義制度中去找原因，而是歸結為貧苦大眾的“過錯”和在“自由市場競爭中的失敗”，因而認為解決他們的貧困和不幸應該是他們自己的責任；新自由主義說貧苦大眾申請社會救濟，就等于把自己“失敗”和“過錯”造成的后果推給社會，“加重公眾負擔”。新自由主義企圖從這方面來論證社會福利的不應該。當然，這不是新自由主義的發明。馬爾薩斯在《人口論》一書中就寫道，經濟學應在群眾中傳播的主要訓條之一是“民眾應該把自己的災難歸咎于自己”。　　

“福利國家”論還說國家有責任通過福利開支“保護公民免受那些在市場經濟中必然的生活缺乏保障的損害”，以實現平等化；新自由主義卻說自由市場經濟給了你參與自由競爭的機會（即所謂“機會平等”），你的貧困是因為你的無能。新自由主義就是以“結果不平等才有高效率”，“市場經濟給的是機會平等”，“你的失敗是因為你的無能”等濫調來轉移人民對資產階級政府大砍社會福利開支以及日益增大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注意力，并將自己遭受的不平等歸咎于自己的“無能”。J。托賓在《里根經濟學和經濟學》一文中揭露了美國的“機會平等”，托賓寫道，“機會均等一向是美國的理想或美國辯解借口……當然經濟和社會成果是極不平均的。其辯解的借口是大家的機會都是平等的 ……然而實際上機會是極不平等的。美國雖然沒有舊世界的封建等級制，卻也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特有的種族、宗教和民族方面的障礙。即使克服了這些障礙，收入多、地位高的父母，其子女會在競賽中得到優先起步的地位，這仍是鐵一般的現實。……他（里根）肯定能夠做到的不過是把財富、權力和發展機會重新分配給富裕而有勢力的人們及其子女而已。”　　

新自由主義要求大量削減社會福利開支和降低國家在這個領域的作用。他們的以上要求代表著資產階級的利益。因為這樣能保證資產階級在社會保障、教育、保健等領域的自由。而這些領域是關系工人階級生活和就業的重要領域。資產階級能由此向工人階級生活水平進攻，使其依附自己。還有，減少福利開支重新分配預算撥款，對大公司尤其是軍火壟斷組織有利。這從社會福利支出趨于削減而軍費支出趨于增長中明顯表現出來。在這里，可以看出資產階級“削減國家開支”，“減少國家支出負擔”等論調的虛偽。他們要削減的只是老百姓受益較大的社會福利開支。而對使軍火壟斷組織受益的軍費開支，他們不但不削減，還要增加。　　

新自由主義對“福利國家”論的進攻，也遭到一些資產階級人士批駁。當英美為首的新自由主義浪潮沖擊著西歐時，“1996年去世的丹麥著名學者安德列亞斯.約爾根森生前曾撰文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可能創造充分的經濟民主和經濟自由，而福利國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消除資本主義和階級社會的某些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惡果。丹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美國高7—8%，自1973年以來的勞動生產增長速度是美國的兩倍，最低社會保障金高于美國最低工資。但美國的一些‘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卻炮制了一個謬誤：福利國家是‘過度浪費’，社會保障和效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金融資本的目標不是真正的社會大眾生活，甚至不是宏觀經濟的健康，而是利潤和資本積累。他呼吁歐洲應抵制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思想，保衛福利國家”。（宿景祥《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與民族化問題》、《現代國際關系》1998年第9期）　　

三　　

新自由主義不僅從各個方面來論證削減社會福利的合理性。而且還是積極“論證”國家調節失業率的不合理性及工會存在的不合理性。傳統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認為，勞動市場可以通過工資漲落和勞動力供求間的自發調整而實現充分就業。雖然這贊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教條早已被30年代大危機及其以前的歷史所粉碎，新自由主義仍拾起這破碎的“法寶”來攻擊國家的干預和工會的作用。例如，弗里德曼就認為就業水平應取決于勞動力市場的一般條件，而不應該取決于政府的措施。他還認為，如果取消了限制工人之間競爭的“工會壟斷”，那么失業水平就會下降。按弗里德曼的說法，失業競成了工會的“罪過”。而這種說法也是與資本主義的現實不相符合，因為工會多少能夠起到減緩失業增加的作用。這種說法不過是為壟斷資本向工會進攻提供“經濟”根據。　　

弗里德曼的話充分表明新自由主義企圖通過勞動力市場上的工人間的競爭，建立單個工人與企業間的關系來離間工人團結，破壞工會等工人組織的集體抵抗力量，剝奪工人起來保護自己集體利益和斗爭成果的權利。近些年，二戰后在西方廣泛實施的，多由產業工會參與的工資統一集體談判制度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企業工資談判制度以及越來越多轉變為個人工資談判方式。資產階級企圖以破壞工資集體談判制度，實現非規范性的“靈活就業”，來削弱乃至摧毀工人組織特別是戰斗性強的工會組織。因此，這種旨在分裂工人，使工會喪失保護工人階級經濟利益能力，使工會斗爭中利益一致的工人階級解體，從而分裂成各自利益對立集團乃至個人的企圖，就是新自由主義建立競爭的勞動力市場的目的。　　

現實中，西方通過其政策來對工會進行打擊。例如在西方，由于資本家極力反對、干擾和迫害自己企業中的工會組織，因此，相對私有企業，國有企業的工人入會率更高，工會組織得較好。而新自由主義積極提倡的國有企業私有化的目的之一，就是對組織較好，工會入會率較高的國有企業工會進行打擊，以降低工人加入工會的比例。《參考消息》2001年10月14日《開放不等于增長》的文章刊登了英國籍印度經濟學家阿吉特.辛格的談話。辛格說，私有化“在英國，政府的原本意圖基本上是意識形態上的。當時的撒切爾首相認為，這是一種打破工會權力的好辦法，因為當時的工會權力在國家控制的企業中是非常強大的”。日本學者伊藤誠也寫道，“新自由主義浪潮在80年代開始席卷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日本政府尾隨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力圖限制用于社會福利和教育的預算支出，并在1995年（似乎應為1985年──作者注）將三家國有企業私有化，即日本國營鐵路公司（jnr）、日本電報電話公司（ntt）和日本煙草鹽業公司（jts）。由于這些國有企業中的工會，特別是jnr工會，傳統上極具斗爭性，是日本左翼勞工運動的支柱，因此私有化同樣削弱了日本工人的社會力量”。（《日本學者伊藤誠論戰后福特主義》、《國外理論動態》1999年第9期）。　　

另外，西方越來越多的不完全工作日、臨時工和服務行業工人，都在一定程度有助于通過工人間競爭實現勞動關系個性化，使被雇工人失去工會的保護。1984年1月14日，美國《民族》周刊刊登了菲利的題為《美國失業增長和‘失業委員會’》的文章。文章寫道，美國鋼鐵工業“的工人都參加工會，工人的工資每小時12—15美圓，另一方面，具有‘高級技術’的計算機操作員每小時工資通常只略多于3.85美圓，因為從事這種職業的人不參加工會”。事實證明，資產階級企圖通過建立勞動力市場的自由競爭來懲罰工人階級，把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勞動條件、組織性和戰斗性都拉回到幾十年前的狀況。　　

新自由主義限制工會權利和停止國家調節失業率，以使勞動力市場“正常運行”的思想，實際意味著賦予資產階級在勞動力市場上不受限制的自由，使資產階級有按自己意志支配成百上千工人命運的權利。資產階級由此可利用大規模失業作為壓低工資并加大工人勞動強度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手段，并以此打擊勞動者的戰斗精神和工會力量，迫使工人更加依附自己。　　

上層建筑為經濟基礎服務。西方經濟學作為意識形態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結合最緊密的部分，決定了它為資本主義經濟基礎服務，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服務的特點。而被凱恩斯分子稱之為具有“保守的反革命性質”的新自由主義，雖然其宣揚的自由市場經濟論比凱恩斯理論更加脫離資本主義現實，基本上是重彈被30年代危機擊得粉碎的舊時庸俗理論的老調，是西方經濟理論的“返祖”、退化（經濟危機時西方仍不得不采用國家干預減緩危機），但因為它對工人階級的毫不妥協態度及充分‘論證’對工人階級生活水平進攻的“合理性”，并對資本主義有更多的贊美，而更受資產階級鐘愛。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辯護作用揭露所說“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奪取了政權。從那時起，階級斗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采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于豢養的文丐的爭斗，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頁、1972年9月第1版。人民出版社）新自由主義充分地表現出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這種性質。因此，如果企圖“超階級”“不偏不倚”地講述仿佛是“中性”的新自由主義，卻甚至不能象資產階級學者希爾要求的那樣在討論新自由主義或者自由市場經濟時“首先考慮這些大公司的作用”，不能象托賓指出它的“保守的反革命性質”，那么或者是幼稚，或者是在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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