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思遠：農民工的廉價工資

農民工的廉價工資

楊思遠

                  （河北師范大學，經濟系，河北 石家莊，）

[關鍵詞]農民工；廉價工資；資本增值

[摘 要] 農民工雙重身份和經濟地位，使得其勞動力帶有半商品的性質。半商品的勞動力使用價值在于能從事不同產業的勞動，而其價值就是廉價工資。廉價工資只包含維持勞動力自身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價值，不含贍養家屬及教育培訓費用。廉價工資之所以可能在于另兩部分費用是由農民工的農業收入提供和保障的。廉價工資是國有資本、私人資本和國際資本競相雇傭農民工的經濟原因。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   [文章編號]0257-2826（2004）

 [收稿日期]2004-03-10

[作者簡介] 楊思遠（1965-），男，江西人，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博士，河北師范大學副教授，主要從事價值理論和三農問題研究。

農民工是從農民向工人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過渡性社會階層，它是中國經濟現代化特殊矛盾的產物。農民工的顯著特點是具有雙重經濟地位，既作為農民獲得農業收入，又作為雇傭工人獲得工資收入。兩種收入之間相互補充，構成農民工獨特的經濟生活條件。本文考察的是農民工的工資收入部分。

一、農民工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

工資是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或價格，要考察農民工廉價工資，就必須對農民工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有所認識。和英國工業化城市化時期農民轉變成為完全勞動力商品的雇傭工人不同，中國農民工勞動力商品具有自己的特點，使我們不得不把這種勞動力商品稱為半商品。所謂勞動力半商品，是指勞動者由于并非完全自由而同時又占有一定的生產和生活資料，但這種占有又不足以承擔經濟重負而不得不出賣勞動力所形成的勞動力商品。勞動力半商品的出現，表明在從自給自足條件下的勞動力到勞動力商品之間存在著勞動力商品化的不同過渡形式。

勞動力商品也具有二因素，既有使用價值又有價值。勞動力商品的使用價值的特殊性是勞動，不僅可以再生產出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而且可以生產出剩余價值。但是這種對勞動力商品使用價值特殊性的概括對于認識農民工勞動力半商品使用價值的特點卻是無用的。因為勞動力商品使用價值的特殊性是以勞動力完全商品為隱含前提的，勞動力半商品的特點在于一半靠出賣勞動力獲得工資收入，另一半靠自給自足維持生存。勞動力不過是蘊涵在勞動者身體里的每當生產使用價值時就發揮出來的體力與腦力的總和。所謂半商品是指一定時期勞動力作用的發揮不是在一種經濟關系中完成，而是在兩種經濟關系中完成，每一種經濟關系只能解決勞動力再生產的一半費用。這種半商品可以是在鄉農民工的半天在廠工作，半天下地干活；也可以是農閑在廠，農忙在田；還可以是進城農民工自己外出打工，親屬留守種地；或者是經濟形勢好就外出做生意，經濟形勢不好掙不到錢就回鄉務農；或者是年輕時出門掙錢，上了年紀再回家種地，等等。

不同的經濟關系中勞動者的經濟地位是不同的，這種不同的經濟地位需要不同的勞動力素質。小農經濟中，一個農民只要會種地就可以了。但是農民工，不僅要會種地，而且要會做生意。從農民到農民工，勞動者在提高自身能力方面，在全面發展自己能力方面邁出了第一步。因此農民工勞動力半商品的使用價值特點不在于能夠勞動，而在于能從事不同產業的勞動。既是農民，會種地；又是工人，會做工。這里必須對“能從事不同產業的勞動”做出進一步規定。因為在勞動力完全商品條件下，一個雇傭工人同時能從事兩種和多種產業勞動的現象并不鮮見；而且在就業競爭壓力下，為了變換工作的需要，多面手甚至可以成為普遍現象，而不單純是片面發展的局部工人。但是不管他變換多少工種，能夠從事多少種職業，他都是一個工人，他是建筑業工人也好，還是制造業工人也罷，或者他還可以是農業工人，但其勞動力都是在一種經濟關系比如雇傭勞動關系中發揮職能的，勞動力再生產也是在一種經濟關系中完成的。農民工的兩種職業能力是保證農民工能夠在兩種不同經濟關系中發揮職能和進行再生產的條件。所以“能從事不同產業的勞動”是指支撐不同生產關系的兩種不同質的生產力，而不是同一種生產關系中的同質生產力的不同產業。

農民工發展史表明，最初獲得兩種勞動能力的地方恰恰在自給自足經濟關系的內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與手工業的天然結合是自然經濟的特點，隨著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分工分業的擴大，鄉鎮企業的興起，農民中有一技之長者首先從事非農產業的生產，后來也是這些人進城當了農民工。

農民工勞動力半商品，不僅有使用價值方面，也有價值方面，這就是農民工的廉價工資。

二、廉價工資

改革開放以來，世界各地資本大量流入中國，但光有資本這一個要素是支撐不了經濟發展的，正是由于在國外資本流入中國的同時，又有大量農民工流入城市特別是沿海地區，這兩股力量合在一起，資本和活勞動結合在一起，才形成了巨大的生產力，產生了一個個經濟特區、工業園區、制造中心、出口基地。農民工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最活躍的、最具創造性的新興力量。有關部門統計，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2%，其中農民工的貢獻率為16.3%，占了將近1/6。農民工在為國家創造大量產值的同時，也為企業創造了巨額利潤。農民工為企業創造的利潤除了正常的剩余價值外，最為明顯的是農民工低廉工資額外提供的剩余價值。據統計，按同等崗位、同樣勞動生產率，農民工工資平均比城市正式工低32%，僅此一項，全國近億農民工每年就使企業增加利潤7 046億元。許多企業的財富是農民工用辛勤的勞動積累起來的。[1]

馬克思工資理論依然是我們今天考察農民工工資問題的出發點。但是，我們應當注意到，馬克思的工資理論是以英國為典型的具有單一身份或經濟地位的工人的勞動力價值理論，不能直接套用到具有雙重身份的中國農民工身上。

馬克思在140多年前分析資本主義工資時已經指出，工資是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的表現形式，是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的。它由三部分構成：一是維持勞動者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維持勞動者家屬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三是勞動者受教育和訓練的費用。馬克思特別指出，與其他商品的價值決定不同，工資決定包含著一個歷史和道德的因素，即要取決于不同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或者一個國家所處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階段。但是，盡管如此，一個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勞動者維持自身及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資料是可以大致確定的，從而其工資水平也是可以大致確定的。馬克思的工資理論適于單一身份的工人，對于具有雙重身份的農民工來講具有不同的工資構成。

農民工的工資不是再生產勞動力所需要的全部生活資料的價值，而僅僅是其中的第一部分。由于農民工的家屬一般生活在農村，靠種地維持生活，因此在農民工工資的構成中不包括維持勞動者家屬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有的農民工，由于從事的是簡單體力勞動，家屬和孩子雖然也跟在身邊，但都能在生產中發揮一定職能；有的婦女和兒童本身就是勞動力商品，因而不需要贍養家屬的生活費用。

農民工在城市一般從事的是體力勞動，對其素質要求不是很高，勞動者受教育和訓練的費用在其工資構成中所占比重很小；有的工作對農民工有一定的技術和技能要求，但這種技術技能的獲得不是通過農民工進城后完成的，而是農民工自身從農村帶來的，事實上能夠出來打工的人大多是已經有了一技之長的農民。因此，農民工工資構成中主要是維持其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而不是像馬克思所論述的由三部分所構成。我們把農民工勞動力半商品的價值規定為維持農民工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這個價值額大大低于單一雇傭勞動經濟關系下勞動力價值額，所以叫廉價工資。

廉價工資反映了農民工過渡性社會階層的特點。調查顯示，從農民工的收入分層結構來看，月凈收入在201—300元和301—400元的民工，占的比重最高，分別為28.0%和25.8%，其次是401—500元的，占17.4%，200元及以下的民工占12.5%，而月凈收入在501—600元和600元以上的分別為5.9%和10.1%。在農民工的職業分層中，收入最高的是從事餐飲業小老板，月平均收入1 362元，最低的是家庭保姆，月平均工資108元。在農民工就業的所有制結構中，收入最高的是個體工商戶，月平均收入1 045元，收入最低的是在私營企業打工的民工，月平均收入為329元。實際上，如果剔除農民工所擁有的分配非常平均的“責任田”，民工按收入的高低可以分為三個階層：一是占有一定資本并雇用他人的業主，二是占有少量資本并自我雇傭的個體勞動者，三是除了勞動力一無所有的打工者。[2]

工資是勞動力再生產的經濟基礎。農民工廉價工資之所以可能，在于農民工除了工資收入外，還有農業收入。這部分收入解決了農民工家屬贍養和子女生存問題，盡管農業收入還較多采取實物自給形式，但是它剪除了農民工勞動力價值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加之農民工大多數從事體力勞動，教育與培訓費用很低，從而使廉價工資成為可能。

三、廉價工資與資本的增值

資本和勞動是經濟學界公認的經濟發展要依靠的兩大要素。農民工處于資本和勞動關系這一對矛盾的次要方面。農民工的地位和作用取決于同三大資本的關系，即：國有資本、私人資本和國際資本。在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情況下，盡管國有資本和私人資本、國際資本相比具有生產關系性質上的不同，前者反映的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但是在價值保值和增值方面，三種資本沒有什么區別。不論什么性質的企業，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總是資本利潤的最終來源。

農民工處于三大資本雇傭的勞動力的地位，由于農民工處于矛盾的次要方面，因此廉價工資就是可變資本的函數，同量可變資本可以獲得更多勞動力，這對資本的增值會產生重大影響。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資本獲得利潤，勞動力獲得工資，正像李嘉圖講的那樣，工資和利潤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說，工人的工資越高利潤越低，工人的工資越低利潤越高。由于農民工的廉價工資特別有利于資本增值，各種資本趨之若騖。

農民工為城市經濟增添了動力，對三大資本增值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以佛山陶瓷集團為例，1985年以前每3年產值增加1億元，到1990年每年增加1個億，1991—1993年每年增加3個億，產值翻番主要靠新上流水線，而上萬名一線工人幾乎全是農民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僅建筑企業雇用的農民工就在60萬人以上。在北京，使用外來農民工的工資成本僅是國有企業職工的50%左右。[3]

1.     農民工與私人資本。

在社會主義現階段我國不僅允許還要大力發展私營經濟，其中包括大量的私營企業。私營企業是指私人所有并雇傭勞動的企業。這種私人資本符合馬克思關于資本關系的規定。根據資本界定，既然存在雇傭勞動關系，就存在資本無償占有剩余勞動的關系，資本收入就是剝削收入。不能因為在現階段需要它而否認其收入的剝削性質。當然，承認剝削不等于不允許其存在。私有制經濟合法存在，其剝削收入自然也是合法的。目前我國的農民工受雇于私人資本，接受私人資本的剝削基本上還停留于馬克思所論述的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階段。一般情況下，農民工的工作日很長，勞動強度大，基本上沒有什么節假日，工人在一些危險和對人體有害的車間工作也沒有任何的勞動保護措施，沒有任何的社會保障，也不能結成工會聯合起來捍衛自己的權利，無人代表他們的利益，甚至在有的私人企業比絕對剩余價值的剝削更為原始，工人的工資更為低廉，工人拿到的工資連維持自己的生存都成問題。正是因為農民工廉價勞動力的存在，使得私人資本充滿了活力。中國的私人資本技術設備落后，規模小，無法與國有企業相比，它之所以能發展得益于農民工的廉價工資。

2.     農民工與國有資本。

中國工業化走的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道路，使得國有資本成為高構成的資本，其結果是不能迅速吸納農村的勞動力，而且還游離出許多的下崗職工。國有資本對待農民工的態度最初是不接受，是“堵”，在傳統體制下，農村勞動力不能進入城市就業，城市也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勞動力市場。在城市的充分就業制度下，城鎮勞動力由政府統一分配工作，企業則嚴格按照國家的就業指標招用工人。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農民獲得了進城務工經商的權利，但僅限于受雇于私人資本。隨著國有企業改革日益將保值增值作為經營目標，國有資本也開始雇傭農民工，由原來所謂的“減員增效”轉變到“換員增效”軌道上來。國有資本大量地雇傭農民工節約了城市的人工成本，農民工不僅價廉，而且物美，他們吃苦耐勞，無怨無悔，特別便于管理，且可進可出。近年許多國有企業不景氣，進城農民工替代國企職工就業的步伐大為加快。農民工的實際工資水平遠遠低于城市國有企業職工，據測算，1995年二者之間的差距就達到7 381元，即每雇傭一個農民工，就等于節省了7 381元的工資性支出，或者說，每一個農民工為其雇主的利潤或通過產品價格下降為消費者福利和整個國民經濟增加了7 381元的剩余積累。如果以9 400萬農民工來計算，農民工一年為國民經濟提供的剩余積累就達到近7 000億元。有些行業、有些地區的二三產業的職工已經主要是農民工，如建筑，建材、采掘、紡織、服裝、玩具等行業，第一線職工80%以上是農民工。[4]近幾年國有企業調整改革，結構優化，大約已有約3 000萬人下崗。有些企業把有城鎮戶籍的職工精減了，因工作還需要，另外找農民工來替補。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這些企業不僅在搞“減員增效”，而且也在搞“換員增效”，換員所以能增效源于農民工的廉價工資。

農民工低廉的工資與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的確立。從國際范圍看，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都在加緊進行結構性調整。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進行的以信息化為重點的經濟結構調整，成為90年代美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原因。亞洲金融危機迫使有關國家對經濟結構進行調整，克服經濟結構性缺陷，亞洲一些國家的結構調整已經取得進展。國際分工的模式也出現了重要變化，從不同產業的全球分工，到產業內全球分工，又發展到企業內的全球分工。以跨國公司為載體，資金、人才、技術的全球流動正深刻地改變著世界經濟格局。按照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世界工廠”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來料加工型的“世界工廠”。由于發展中國家勞動力便宜，跨國公司就把發展中國家作為工業品的生產加工基地。這類“世界工廠”在國際分工生產價值鏈中處于最底端。第二類是原材料的采購和零部件的制造實行本土化為主，跨國公司控制著研發和市場銷售網絡。這種類型較第一種類型的層次提高一步，但仍然屬于生產車間型的“世界工廠”。第三種類型是既具有研發能力和品牌，也控制著國際市場的銷售網絡，既在本土進行加工制造，同時也在全球范圍內進行采購，以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這一類“世界工廠”能夠獲得生產鏈的最大經濟利益。只有成為第三類“世界工廠”，才能真正成為對世界經濟有重要影響的經濟體。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資本必然向生產成本最低資本利潤率最高的地方集中。跨國公司對生產的一切環節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本與其他生產要素（勞動力是其主要方面）的最佳結合，而中國在加工制造方面的優勢則吸引著全球的跨國公司看好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快速發展中的大國，中國擁有很多其他國家發展制造業無可比擬的優勢：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廉，擁有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困擾制造業發展的基礎設施瓶頸障礙目前已經基本消除；中國工業配套能力較強；中國擁有廣闊的國內市場。中國現在已有100多種制造產品的產量處于世界第一位，囊括了家電制造業、通訊設備、紡織、醫藥、機械設備、化工等十多個行業。大批廉價農民工的充分供給，促進了我國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的發展。中國正在成為一個“世界工廠”。

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外商資本紛紛將勞動密集型加工業轉移到廣東、福建等沿海省區，農民工實現了港臺資本、沿海地區土地和中西部地區大量廉價勞動力的相互結合，創造出極高的生產力。農民工對流入省、區、市經濟社會的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據測算，一個農民打工者在珠江三角洲等發達地區的貢獻，折合成GDP約為全年3萬元左右，除去自身的消費和帶回家鄉的費用，還剩余1.5萬元至2萬元左右。[5]在我國之前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例如亞洲“四小龍”，他們在國際產業轉移中發揮了勞動力資源的優勢，如今“四小龍”工資水平已經提高了，昔日優勢逐步喪失，一些發達國家的產業開始向我國轉移。東南沿海特別是珠江三角洲發展之所以很快，就是因為接受了國際產業轉移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有效地利用了農民工這種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國際資本直接參與剝削農民工，雖然農民工的素質較低，但仍然有較強的競爭力就是因為有廉價工資，他們的工資不僅遠遠低于“四小龍”工人的工資水平，而且低于中國城市一般工人的水平。

廉價工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將是中國農民工工資的主要形式，這是因為中國尚有數億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待于轉化為農民工。在這個高潮還未過去之前農民工與城市正式職工之間的工資差別將始終“不是沙灘而是峭壁”。中國農村的大量剩余勞動力源源不斷的流入鄉鎮企業和城市，使得農民工階層作為一個整體，他們的工資不可能上升。低廉工資的長期維持造成兩個經濟后果：一是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長期維持，二是城市職工的工資水平和經濟地位難以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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