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https://host378.ipowerweb.com/~gongnong/bbs/read.php?f=3&i=139239&t=139222
http://www.gialen.com/forumold/dispbbs.asp?boardid=6&id=8770
[非龍在天按：本篇據說是北大學生與秦暉的對話，頗為中肯，使我對秦的態度有所改觀。文章開篇即分說左、右派，指出它與西方大異。這的確是事實。但以西方為參照物，本來就不對。在中國，左、右派的帽子是亂扣一氣的，這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原因，部分人故意攪混水之故。所以我主張以立場劃線，而不是以左右定性。非如此，不能打破話語封鎖。]
極左的目的是為獲得經濟上無差別的公正，但由于每個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壓制每個人的個性尋求公正，就必須實行專制。這樣盡管每個人在經濟上基本平等，但專制會造成權力的不平等。位高權重的，呼風喚雨，無所不為。地位卑賤的，連性命都無法保障。在權力傾軋中被淘汰下來的，往往境遇悲慘。這些大伙都很熟，我們曾經在這種制度下生存了很長時間。
[非龍在天：這一段講得好。在取消了經濟的不平等之后，卻代之以權力的不平等，這有什么區別？何況權力的不平等最終會轉化經濟的不平等。不過，教授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官僚集團表面上追求經濟上無差別的公正，實則借此集權，將有限的資源用于滿足本集團的利益而已。除了少數人天真者之外，大部分官僚的利益訴求是非常清晰的。]
極右制度不合理的關鍵在于忽視"起點平等"。劉少奇曾經握著淘糞工人時傳祥的手，笑著說："我們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個極左制度下的工廠里，雖然廠家資金的實際支配權在廠長和書記這里，但名義上是屬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廠長和書記拿到了廠，原先許諾給工人們的退休工資和醫療保障全都作廢了，工人們每人拿到了幾千元分家費。廠長對工人們說：我們現在不搞大鍋飯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競爭！話雖好聽，可這種"分家"方案，這種取消弱者的一切社會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醫療保險的"自由競爭"，難道真會是"自由"的競爭嗎？極右制度，往往表現為權貴資本主義與寡頭專政。南美、東南亞模式可為前鑒。極右與右派的距離很遠，離極左卻是咫尺之遙。極左與極右有相同的"根"，在極左制度中，國民的財產名屬全民，而支配權屬于權力中心，轉變成極右制度很簡單，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來就是了，直接依靠權力化公為私。
[非龍在天：極左與極右有相同的"根"，此語真是誅心之論！極左跟極右確實是一條藤結出的兩個瓜。由此可以理解反右、大躍進時劉鄧集團表面極左，而文革后轉向極右，階級利益使然。]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識界現象，叫作"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對話"。看似與國外右派與左派的對話相似。但對些什么呢？中國太平等了？中國太自由了？國內沒幾個人能聽懂"新左派"的"后現代"論述。想想也是，跟一個吃不飽飯的人談減肥，他能聽懂么？自由主義也面臨"少談公正"的指責而紛紛轉型。以前叱咤風云的厲以寧，被人指責為權貴辯護。當人們越來越關注窮人的時候，談股份、談市場爭奪、談MBA，意義便明顯褪色了。
俺認為現在左和右的"對話"根本沒有意義。左派與右派根本沒有"對話的必要"。自由多一點平等少一點，還是自由少一點平等多一點，這種討論在中國毫無意義。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與平等的底限"。在一個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會，談哪個多哪個少不是"空談"又是什么呢？
在我看來，對話的雙方，一方可以叫做假自由派，一方可以叫做假平等派。之所以空談自由或者空談平等，不外乎轉移視線，掩護黑手而已。當然，也有一些知識分子跟現實隔膜太深。
[非龍在天：“轉移視線，掩護黑手”，一針見血]
極右是可以轉向極左的。當前的情況，與帝俄時期十分相似。當知識分子紛紛從右翼與左翼轉向為秩序主義、民族主義者時，他們的聲望也在不斷下降。當瞿秋白訪問俄國時，俄國無論是市民還是農民，對老知識分子托爾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對時下的知識分子卻頗為不屑。那時的知識分子聲望一落千丈，他們對政府決策毫無影響力，又被民眾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當知識分子日趨保守，社會依然"穩定"的時候，大眾卻越來越激進。根據沙俄司法部門的統計，在二十世紀初，以"危害國家安全"而入獄的國民，知識分子比例越來越小，而工農比例卻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極右翼改革以權貴為利益本位，機會與風險分布極不公正，表面雖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洶涌。極左翼的"社會革命黨"成為第一大黨。就在所有人都認為社會已經"告別革命"的時候，革命卻突然爆發，毫無征兆。１９１７年２月，由于首都的幾家商店進貨不足與交通不暢，造成面包脫銷。導致不滿的居民上街，立刻引發騷亂。派去鎮壓的首都衛戍部隊主要由農民組成，早對社會分配不公嚴重不滿的農民軍隊率先嘩變。僅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極右翼的杜馬立刻從保皇派轉入革命派，此后社會不斷左轉，在極左的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后，最后這些"投機革命"的人也紛紛被殺。社會以血的代價完成了極右到極左的轉變。從俄國的極右到極左轉型可以看出。以為知識分子紛紛"告別革命"，革命就不會發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非龍在天：右派理論家王力雄也曾如是說，大意為警惕頭上的毛/澤/東之劍。的確，無論極左還是極右，都不是國家民族之福份。建立"自由與平等的底限"，確是超越左右翼或者說左右翼合流的一個目標。20多年來，官僚買辦集團追求本集團利益的最大化，倒行逆施，已經是天怒人怨。大學生已經跟無產者沒什么大區別了；老九們總結了十多年來的教訓，已經不敢講告別革命了。即使是民族資產階級，也意識到沒有強大國家機器的保護即無法保證其發展。因此，整個社會趨向左。朗顧之爭，并不是偶然事件。傳統左派也被迫作出這一步，凡現實者，皆承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不可能改變私有化的趨勢。只要能在國有資產被分光以前，建立一個比較公平的"分家"策略，已經是謝天謝地了。至于以后怎么樣，左右翼會不會分家，這得看老天的安排。不過，建立"自由與平等的底限"不適于作為斗爭的口號。一來，官僚買辦集團都是姓賴的，不真刀實槍干幾場，別指望他們做一丁點的讓步。二來，不易激發民眾的熱情。秦教授認為，知識分子與政府并非毫無作為。如果知識分子在極右轉型期能對政府產生影響力，那么很可能通過一種較為公平的方式瓜分資產，"告別革命"。即使政府不聽，如果知識分子能夠堅持呼喚公平，在大眾中贏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個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會變成一個極左翼政府。重新開始"極左到極右的震蕩"。我看，老九還是本性難改，太把自己當根蔥了。蘇聯知識界比中國同行有良心，但私有化還是按照官僚買辦的方式進行了。知識分子就是毛，如果不想附在官僚買辦這張皮上，就要附在民眾這張皮上，沒有別的出路。我還是相信毛的話：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
權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權力就要承擔大的責任，授予的權力小承擔的責任也小。在這種情況下，主張國家多承擔一些責任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就勢必認為應該給國家多一點授權，而反對國家權力過大的自由主義者勢必也要主張國家少承擔點責任。
但如果國家的權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國家增加權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擔責任。例如農民交了稅養活了警/察系統是希望它們能保障社會安寧，而不是用來發暫住證收收容費的。網民繳稅是希望讓網絡暢通，而不是拿這筆錢來搞過濾系統，培訓網警來阻塞網絡的。一方面，通過權力侵吞公用資產，另一方面，社會保障體系紛紛崩潰。在這種情況下，談什么國家權力"大一點"好還是"小一點"好，有意義么？
如果直到現在，中國知識分子還不能認識到中國的根本問題是在于確定一個"公正的底限"，熱衷于派別之爭，那么或許在下一次震蕩來臨時，已經沒有人愿意相信知識分子的話了。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