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大軍：慎談通貨膨脹的好處

慎談通貨膨脹的好處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 仲大軍

2006年7月14日

     張春津先生發來一篇題目為《通貨膨脹的好處》文章，充滿反潮流的精神，但這種精神是沒有多少價值的。首先他的判斷就有問題，好象我國這些年里沒有通脹----實際上我國家這些年一直在通脹。他以國家統計局的數字為依據在探討問題，但他所依據的數字恰恰是有問題的。國家統計局的通脹率實際上僅僅是一個一般消費物價指數，根本不反映當前我國全面物價上漲的實質。實際上，我國這些年里通脹程度并不小，譬如教育醫療費用在上漲，房價不斷上漲，文物古玩的價值更是幾十幾百倍的增長。我國的通貨膨脹早已另外一種方式在進行著，而這一點張先生似乎沒有意識到，舊的統計方法也無法表明。

    他的文章論述中有一些偏差，導致他的判斷有誤。如在內資外逃方面，他只看到了國內資金外流，而沒看到國外資金大量涌入，因而就斷定國內資金減少后就必然導致通貨緊縮。實際上，這些年里，國內涌出的和國外涌進的資金相比，還是外部涌入大于國內涌出。特別是這兩年，由于人民幣有升值的預期，國際游資大量涌入中國，并對我國的貨幣發行帶來了較大的推動力。這也是我國這些年里廣義貨幣增長率一直較高的原因。目前，我國居民儲蓄已達20萬億元，廣義貨幣已增加到35萬億元之多。銀行里的錢多得沒處投。這籠中虎一放出來就是全面通脹。為什么放不出來呢？這是因為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過剩狀態，通貨膨脹已經不再發生在一般過剩的消費品領域，而是進到供需相對緊缺的資產領域和服務業領域，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投機品價格的上漲，都是通貨膨脹的表現。

    通脹進入資產產品，由此給社會帶來的影響是什么？那就是資產品被有錢人占有，低收入者與資產品漸漸無緣，長期地落入租房的境地。普通收入者可以維持基本生存，但不可以在這個社會里擁有資產。凡是資產類財富正在被可以買得起的人擁有，這可能就是張先生所鼓吹的通貨膨脹的好處。當前的社會，一百個人有一百個理論，但沒有一個理論不是為自己的利益服務。這就需要人們在分析和辨別這些理論時具備清醒的頭腦，否則就只能落個輕易被“忽悠”的下場。

      張先生一定要意識到通貨膨脹決不是一視同仁地對待社會上每一個成員的，不要以為在通脹中每個社會成員都能撈到好處。從歷史上看，通脹要么是政府掠奪百姓的工具，要么是國際大鱷掠奪發展中國家的手段，要么是社會上一部分群體掠奪另一部分群體的機會。由于權力和力量的不對等，對每個社會成員來說，通脹所產生的后果也不同。擁有資產和不擁有資產者、壟斷部門和競爭部門、擁有固定收入和不擁有固定職業的人在通脹中都會有不同的表現。

    目前對于中國來說，唯一可以說通脹有好處的領域是國家交換領域。由于國內的物價太便宜，致使這些年里，不少國內資源大量廉價地外流。適當提高價格會保護國內資源合理運用，但這是某些部門某些領域局部的價格調整，還不是貨幣量供應的問題。并且，目前我國的情況是，即使貨幣量發生了變化，物價也不一定跟著變化。因此，弗里德曼的貨幣理論早已經過時了?，F在各國的貨幣政策只盯通脹，不盯貨幣量，就是這個原因。

    即使從國際交換角度講，過高的通貨膨脹也可能對國家貿易和投資帶來影響。這是因為，當這個國家的物價過于昂貴之時，國際消費者將停止從此國購買東西。那么剩下的只能是此國的出口停頓，工廠停產，經濟蕭條。因此，我們國家在一定的通脹水平上，不宜再繼續侈談通脹的好處。更應當做的是提高我國一些低收入部門的待遇，防止國際投機資本的投機。

      不過張春津同志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好的，當對一些問題沒有看清楚的時候難免產生錯誤的想法。但我們一定要意識到一點，玩通脹游戲是不可取的，特別是不要把微觀中的一些思考用到宏觀中來。社會需要積極思考，但我們又不能不指出問題。希望張春津同志的思考能從微觀層面更多地進入宏觀，再來斷定通貨膨脹到底好還是不好。中國的貨幣政策目前看來還不是張先生所能理解的，張先生還需要扎扎實實的研究。否則寫出來的文章，對自己來說是一筆糊涂帳，對別人也容易產生誤導。在當前這個混亂的時代，寫作者一定要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責任。正是這種責任，使我們不吝筆墨寫了這么長的編者按。希望張先生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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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文：

在我所讀過的所有經濟學著作中，沒見過有一人談過通貨膨脹的好處。似乎通貨膨脹就是惡魔，誰也不敢替它說好話。在本文中，我以“通貨膨脹的好處”為題也來侃一侃房價，可能要冒一定的風險，但我記得有人說過的一句話：“我不入地獄讓誰入地獄？為了將通貨膨脹的問題說得更明白、更通俗，我不得不先將一些理論問題作一次“白話”詮釋。

一、“貨幣抽血”與“貨幣輸血”

當一個人或一個企業所取得的收益正好與他們維持生存所必須支出的成本相等時，貨幣將永遠是快速流動的，收入后支出，支出后又收入，貨幣不會“凍結”在他們手中，他們就不會有什么貨幣儲蓄。然而，當一個人或一個企業所取得的收益大于支出的成本時，即可獲得利潤，這部分利潤假如他們暫時不用于消費，就會形成貨幣儲蓄。就這一過程而言，市場中流通的貨幣本來是“長著腿”的，在沒有利潤的前提下，貨幣不可能被較長時間地“凍結”在某個人或某個企業的手里，它不得不在人們之間或企業之間往來奔波，沒有歇腳的地方。當利潤產生出來后情況就不一樣了，一個人或一個企業可以不依靠這部分利潤的進一步參與就可以保持原來的經濟規模正常運轉，使得這部分利潤得到了喘息的機會而成為儲蓄。按照常理，一個人或一個企業獲取了P量的利潤，假如他們沒有增加消費，那么他們應該正好將市場中流通的P量的貨幣變成了儲蓄。儲蓄的形式可以放置在家中，也可以存儲在銀行里。

假設某個市場中流通的貨幣是1億元，而某個經濟實體每年所取得的利潤是1千萬元，假如國家不增加貨幣的供應量，而這個經濟實體把每年所取得的利潤都存放在自己家中，那么10年之后，從理論上講，整個市場中就沒有貨幣流通了，都以某種儲蓄的形式“凍結”在某個經濟實體手中，其結果是，用于交換的媒介——貨幣將出現短缺危機，人們將不得不放棄對這一貨幣的使用而改用其他的替代貨幣，金融市場將會混亂不堪。

    換另外一種情況，按照上述的假設，國家每年增加貨幣的供應量，所增加的幅度正好等于每年新增加的利潤數額，于是我們就會發現，即使每年都會有1千萬元的貨幣被“凍結”在某個經濟實體手中，但市場上流通的貨幣量總是能保持原來的數量，市場的貨幣流通不會受到絲毫的影響。這就是我們在下面將要說明的“貨幣抽血與貨幣輸血”原理。

    當利潤產生（沒有擴大投資也沒有增加消費）成為儲蓄之后，每次利潤的形成，就形成了一次“貨幣抽血”。其意思是，市場就如同一個人，抽了200cc的血后，用不了多久，自身的造血系統會自動地補充這200cc血，使人身體中的血液仍然保持原有的供應量，保證了供給和需求，保證了人身這個“市場”的正?！傲魍ā?。當這個人再次被抽血后，又會再次得到補充。于是人們會發現，這個人人體中的血液與已抽出“流通體”外的血液合在一起，其總數量會越來越多。

與上述情況相同，當一部分貨幣被“抽”出這個市場流通的體外變成了儲蓄，國家銀行就需增加貨幣的供應量以滿足市場貨幣的正常流通。“貨幣抽血”的情況越嚴重，那么國家增加發行的貨幣就應越多。

假如我們有辦法能將整個社會所獲得的利潤準確地測算統計出來的話，那么這個國家所獲取的利潤額應該正好等于它所增發的貨幣的數量。

一個人或一個企業所獲取的利潤，并不見得將它全都變成儲蓄而形成“貨幣抽血”，有一部分或相當一部分會參與消費或參與投資，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抽血”將有一部分變成“貨幣輸血”，又把貨幣投入市場中。假如所有的“貨幣抽血”全都變成了“貨幣輸血”，那么市場的貨幣流通量就基本保持不變，銀行也就沒有什么必要再增發新的貨幣。

但事實上，將所有利潤形成的“貨幣抽血”全部變成“貨幣輸血”是很難做到的。沒有一個人或一個企業可以做到將每一次所獲取的利潤都找到一個投資項目再投出去，或是找到合適的滿足需求的方式將利潤都消費出去，總是有一部分利潤形成儲蓄。一些可有可無的消費，人們大可不必非將錢全部花掉，可供投資的市場相對利潤的增長速度來說也總是顯得不夠，更何況儲蓄的習慣和愿望又總是深入人心，勢強于消費和投資，于是每次發生的“貨幣抽血”總會有一部分被“凍結”，不再頻繁地參與市場流通，因此貨幣市場就不得不適當地進行“造血”——增加貨幣的供應量。將這一因素考慮進來后，那么國家銀行新增發的貨幣量，應該等于利潤總量減去國民用于消費的貨幣額加上再投資的貨幣額所剩下的余額。

然而有人可能不理解，認為利潤變成儲蓄，又存在銀行里，銀行又貸款出去，貨幣又進入了市場，不妨礙貨幣的市場流通，形不成“貨幣抽血”。其實，假若沒有銀行，人們將儲存的貨幣存放在家中，勢必會使所有的利潤都變成“貨幣抽血”，市場上將會有大量的貨幣“不知去向”，國家為保證一定量的市場流通貨幣，就不得不大量地增發貨幣，如此將會出現驚人的通貨膨脹。銀行的作用之一，就是將一些人或一些企業的利潤代找投資者而將貨幣貸款出去，讓它們進入投資或消費領域參與市場的流通。但是人們別忘了，銀行貸出去的這部分貨幣其真正的所有人，都仍然隨時享有提取支配的權力，或投資，或消費。假如銀行將所攬存的利潤儲蓄全部貸了出去，而此時存儲的人準備擴大投資需要用錢，銀行如不能獲得另外增發的貨幣，拿什么以備人家支取呢？因此，銀行貸出去的錢，其歸還的期限大有文章。如果銀行縮短還貸期限，這一期限正好與存儲人儲蓄凍結的時間相等（即在這一期限中存款人不花這部分錢），那么就不用按照這部分貸款的數額增加新的貨幣。相反，如果銀行貸出去的貨幣其還貸的期限長，而存儲貨幣的人儲蓄期限短，那么就不得不按照這部分儲蓄的數額增發新的貨幣，也就不得不增加貨幣的供應量。

事情很清楚，如果獲到了利潤的人并不擴大投資也不增加消費，總是將錢存在銀行里儲蓄而不支取，那么這部分“貨幣抽血”轉變成“貨幣輸血”又可以通過銀行流通起來。能否真正流通起來，這就要求銀行必須將這部分貨幣以貸款的方式轉入投資者或消費者的手中，從而形成“投資替代”或“消費替代”，即形成替代性的“貨幣輸血”。假如所有新增加的利潤總是能夠全部形成“投資替代”或“消費替代”，那么貨幣的流通就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國家也就用不著增發新的貨幣。但事實是，“投資替代”或“消費替代”總是趕不上利潤增加后被凍結儲蓄的速度，由此就不斷地有新的貨幣被增發出來，以滿足市場流通的需要。

因此，通貨膨脹不但直接地與貨幣的供應量有關，而且它還間接地與“投資替代”和“消費替代”的規模和成效有關。如果銀行里的錢貸不出去，形不成“投資替代”或“消費替代”，那么通貨膨脹率就會直線上升；反之就會降低。讓人極為尷尬的是：如果“投資替代”運作得好，增加了利潤，按時還貸，則結果是使儲蓄增加，將“貨幣輸血”又轉變成“貨幣抽血”，而且新增加的利潤又會形成新的“貨幣抽血”，于是通貨膨脹的情況就會加重；與此相反，如果“投資替代”運作得不好，不但未增加利潤，反而還虧了本錢，無法還貸款，造成了銀行的貸款壞賬，則結果是這部分貨幣無法再形成儲蓄，全都成了“消費替代”，于是通貨膨脹的情況就會由此減輕。

    當一個國家在經濟高速發展之時，通貨膨脹卻出奇地低，造成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

    1、  非貨幣產品的供應量大幅增加；

    2、資金外移（對外投資和外逃）；

    3、銀行貸款壞賬增加。

    如果不將這些經濟數據放進來考慮，單憑經濟增長的速度來考察通貨膨脹率是高還是低，那肯定是缺乏說服力的。

二、貨幣增加與物價上漲

早在公元200年左右，羅馬法官鮑爾斯就說過：“貨幣的價值，被貨幣的數量所左右”。在16世紀西歐發生的“價格革命”中，包丁等人認為是金銀大量流入的結果。其后，如托馬斯·孟、洛克、范德林特、孟德斯鳩等人也都是貨幣數量論者；休謨則是18世紀這一理論的最重要的代表者。李嘉圖對其前輩的論點作了總結，更為明確地表述了他們的觀點。一直到密爾根·弗里德曼，始創的貨幣理論形成現代貨幣主義，將貨幣理論推向一個高峰。

有關通貨膨脹的問題，應該說，大衛·休謨是第一個關注到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會對經濟產生影響的經濟學家。

休謨指出，當金、銀被采掘后，通過支出進入流通，貨幣就這樣逐漸集中到一部分商人手中，繼而商人將手中的貨幣用于投資，因此工業生產規模擴大、社會就業機會增多。即使物價略有上漲，這種通貨膨脹也是有益的，因為它提高了商業利潤，將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

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贊成這一觀點，即：貨幣供應量加大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出現。但是，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未再進一步地研究，為什么會出現貨幣供應量加大的情況。

正如我們在前面所作的分析，“貨幣抽血”即以增加利潤的方式所形成的貨幣“凍結”，將導致貨幣供應量不得不加大。假設：某個社會共有100人，平均每個人需貨幣100元就可以滿足貨幣流通需求，那么這個社會只需10000元就可以保證正常的經濟秩序。但是，這個社會中的某個人獲取了利潤1000元（也許是剩余價值，也許是價值剩余，反正都一樣），而他仍保持100元的消費或投資，其他的錢都暫存在家中，于是我們就會發現，這個社會中每個人可用于流通的貨幣平均還只剩下90元，已經不夠100元了。倘若是共有10個人都獲取了1000元的利潤且都儲存在家中，那么結果就更慘了，這個社會中每個人可用于流通的貨幣幾乎所剩無幾，正常的經濟秩序將難以維持。為了維持正常的貨幣流通，因“貨幣抽血”被“凍結”（即儲蓄）了多少，原則上就應另外多增加貨幣多少，所以這個社會就得增加貨幣的供應量，不增加就不行。自從有了銀行，大幅度地增加貨幣的供應量之趨勢得到了一定的緩解。銀行以給付利息的方式將那些被“凍結”在流通市場之外的貨幣攬存起來，尋找到“替代投資者”或“替代消費者”，使這部分貨幣又進入到市場而流通起來。假如銀行尋找不到能行使“貨幣輸血”的替代者，那它的設立就是完全多余了。

增加貨幣的供應量，除了“貨幣抽血”的緣故之外，貨幣流通基數增量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還以前面的假設為例：某個社會原有100人，平均每個人需貨幣100元就可滿足貨幣流通的需求，這個社會原本只需10000元就可以維持正常的經濟秩序。但是，當這個社會的人口基數增加到200人時，那么原有的貨幣流通基數就遠遠地少于正常要求，因為按照過去10000元的貨幣供應量，平均到這200人的消費基數上，平均每個人才掌握有50元的貨幣，根本不夠正常的流通使用。甚而至于，消費者基數的增長與貨幣流通基數的增長，其間并非1：1的關系。就是說，原來100人需要總的貨幣流通量是10000元，現在200人需要總的貨幣流通量并非是20000元，有可能將翻幾番！于是，不增加貨幣的供應量就根本無法來應付這種局面。

當然，增加貨幣的供應量有時是政府的有意安排。政府發行債券時要承諾支付一定比率的利息，政府用發行債券收來的貨幣“替代投資”地去經營一些項目，這本身應說對抑制通貨膨脹是有利的。但是，往往情況特別糟糕，越是政府干的事，越是容易干賠了，入不敷出，別說是利息，就連本錢能收回來就不錯了?？烧词固澘樟艘膊荒苜囐~，就得進行“造幣活動”，增印貨幣，還本付息。拿到了本錢得到了息，儲蓄者自然是高興，但增加了貨幣供應量之后勢必會造成通貨膨脹，于是相對地說，儲蓄者得到的貨幣表面上因得息而增加了，但由于物價上漲而貶值了。這個賬，聰明的人是不會算錯的。

正如歐文·費雪所說的那樣，在工人們漲工資時，貨幣幻覺也會常常發生。既然工資是廠商成本的主要組成部分，那么高工資通常會導致產品漲價。正在產生貨幣幻覺的工人們，在開心地接過數額增加了的工資單時，可是這筆數額更多的錢卻只能買到更少的東西。

由上而知，增加貨幣的供應量，既有客觀的原因又有主觀的原因。它們都有其自身的規律，并不是哪個財主賺錢心切，也不是哪個頑童玩者無意。弄清楚了這些規律，我們才好對癥下藥，采取積極的措施加以預防。

在我們分析了貨幣供應量增加的原因之后，對于物價上漲的問題我們還要進行分析。

根據休謨的分析得出結論，國內貨幣供應量增加將最終引起物價上漲，此后的很多經濟學家也同意這一結論。但是，正如他們未對通貨膨脹中貨幣增發的原因進行進一步的分析一樣，對物價上漲的問題似乎也缺乏深入的分析。

究竟為什么貨幣供應量增加會導致物價的上漲？其實道理并不難弄懂。

我們還是以前面的假設為例來作一說明。

假如某個社會有100人，他們平均每人的消費能力是100元，某種商品的供應量只能滿足20人的消費需求，且由于人們的消費能力不同，有的高一些，消費能力為130元，有的低一些，消費能力為70元。巧的是，只能滿足20人消費需求的某種商品，能接受它的價格的人正好是20人，即與消費能力高一些的人數相等，那么，在這種情況下，供與求處于平衡狀態，商品的物價不會漲也不會跌。

但是，如果這個社會增加了貨幣的供應量，使每個人的消費能力都得到增加，平均為200元，即使其中有差別，消費能力低一些的人也都能增長至130元，那么，能接受某商品價格也可以參與這個商品消費的人就會增加至100人（即這個社會的所有人都有能力消費）。在這種情況下，100個人去競爭搶購只能滿足20人消費需求的商品，供應明顯少于需求，其價格就必然會增長。

這是最最基本的供求關系決定的。貨幣，不能單純地把它看成是貨幣，它既是特殊的產品，又是特殊的商品，當它進入了產品性商品交換的市場中，尤其是當它的數量相對大幅增加時，要么會導致貨幣商品的貶值，要么會使其他非貨幣商品增值。

在這里必須說明的是，物價是否上漲，并不一定非由貨幣的供應量增加來決定之。就是說，增加了貨幣的供應量，并不必然會使物價上漲，這里有一個前提條件，它就是：當貨幣的供應量增加時，其他非貨幣商品的數量相對保持不變。如果，某種商品數量的增加，超過了貨幣供應量，那么物價不但不會漲，反而還會下跌。我們從現實中可以經常看到，當經濟高速增長，貨幣供應量不斷增加的時候，有很多商品的物價不漲反跌，這就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假若全社會各種各樣的產品產量全都大幅度地提高，看著好了，它們的物價是無力上漲的——房價也不應例外。

回顧一下過去，此事例不難見到。據悉，由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所作的《2002年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披露，當時中國居民消費價格同期比指數已連續8個月呈負增長的狀況，企業商品價格同期比指數已連續下降13個月，這與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本應體現出的通貨膨脹的情況是極不諧調的，但是它絕對是正常的，其主要原因，它與技術進步所導致的各種商品供給大量增加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的。

隨著中國加入了WTO，下調了5000多種商品的進口關稅，同時取消了一部分商品的進口配額，部分國產商品也降價競爭，因此一場價格惡戰將會很快打響，全球性的通貨緊縮也會對中國的物價水平帶來長期性的影響。

通常我們見到的經濟狀況，只要經濟增長有力，不斷有新的利潤出現，那么貨幣供應數量的增加總是要大于商品綜合數量的增加，所以通貨膨脹經常發生。與此同時，在通貨膨脹發生的時候，我們還經?？梢钥吹侥承﹤€別商品在市場上出現“價格跳水”，但它并未妨礙商品整體綜合價格的上漲。

然而，如果在中國經濟增長有力、不斷有新的利潤出現的情況下，商品整體綜合價格在下降，這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覺。要么是中國商品整體綜合數量出現了大幅度的增加，從而改變了供求關系；要么就是有很多人的消費能力并沒有隨著經濟增長而提高，反而降低了，阻礙了他們的消費，使得“有供沒有求”的情況出現；或者是兩種情況兼而有之?？傊M管我們可以確認中國經濟增長的數據是無庸置疑的，但一些相悖的經濟數據應該使我們意識到，有些經濟隱患潛伏在我國的經濟肌體中，至今沒有明確地診斷出來，不知什么時候就會突然轉變成不治之癥，打我們一個措手不及。

中國經濟連年快速增長，盡管它并不一定能很準確地標志財富增長的數額，但各個方面的經濟數據總是能基本體現出中國的社會財富總量增長的趨勢不容懷疑。這種經濟增長，同其他所有發達國家當初經濟增長時的情況相同，都會使貨幣利潤頻頻產生，使市場中流通的一部分貨幣以利潤為契機匯聚到一少部分投資者手中，他們在不擴大投資、也不增加多少大額消費的情況下，必然會使這部分貨幣利潤變為儲蓄。用宏觀的經濟理論來看待，在整個商品市場中，貨幣商品的供應量會隨著經濟增長的程度基本上以一定的比率增加，使貨幣這種特殊的商品，出現“供大于求”的狀況。這是因為，以貨幣利潤為特征所增加的社會財富，應該使國家的金融機構恰好以新增加的財富數額（即利潤的總額）增發貨幣，新增發的貨幣數額應該正好等于新增加利潤的數額。它既可以使得經濟核算符合數理的邏輯性，又可以緩解因貨幣利潤越來越多地匯聚到一少部分人手中，使在市場流通中的貨幣量逐漸減少而帶來的交換不便的麻煩。如果貨幣供有量相對應地總是能與其他市場上的商品供應量相等，這對于市場交換來說肯定是十分順利的事情。然而新的麻煩出現了：新的社會財富的增加往往都是以貨幣利潤的形式實現的，總是體現為有新的貨幣產品增加了；更大的麻煩是，除貨幣以外的其他商品的增加，往往不會使它的生產者有多高興，因為生產者知道，在一般的情況下，人們對這類商品的需求總是有限的，譬如某人一頓飯只需0.2 Kg糧食，你供給它0.4 Kg，那剩下的0.2 Kg有可能就得扔掉，甚至當糧食供大于求之后，其市場價格會大幅下降。與此相反，人們對貨幣產品的渴求就不會擔心多了不好保存，不管它增加了多少，都可以很方便地存在銀行里，不用為此上繳什么費用，反倒還有利息而得到鼓勵。于是，人們希望得到貨幣產品的迫切程度，要遠遠高于對其他商品增加的迫切程度；即使財富增加了，也要把它轉換成貨幣產品形式。其結果是，貨幣產品的增加是沒有節制的，導致貨幣產品增加的數額供應量，相對應地總是比其他商品的供應量要多得多，最終造成貨幣產品“供大于求”。

所謂的“供大于求”，不是說需要它的人少；事實上對于貨幣來說，人人都渴求得到它而且多多益善；這里是說它與其他商品之間的交換比率會出現變化，貨幣多而商品相對應地變少。貨幣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它的大量增加，如同市場商品交換中的普遍規律一樣，稀少為貴，多了自然會貶值。由此，我們會發現同是一種商品，假定它的供應量不變的話，它的交換價格會逐漸提高。例如在天津，三十年前一碗“豆腐腦”才4分錢一碗，二十年前時漲到了兩角，后來很快漲到5角，現在有些地方已經漲到了7角錢一碗，漲價近20倍。與自然產品相關的其他很多的商品都是如此，譬如煤、水、電等。這一現象，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通貨膨脹。一般情況下，通貨膨脹是與經濟增長的速度（即貨幣利潤的增加數額）是相關的，而通貨緊縮是與經濟衰退的速度（即貨幣虧損的數額）是相關的。但是，會不會出現這樣一種反常情況：經濟在快速增長，而市場并未出現通貨膨脹，反倒出現通貨緊縮。事實上，這種情況的出現是有其自身經濟規律作為依據而成為一種可能。

以中國為例，自1995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一直強勁有力，甚至連東南亞金融危機波及到全球的時候，中國仍保持著快速增長。但是，西方的一些經濟學者對中國官方數字的可信性提出置疑，認為中國通貨膨脹出奇地低，這與經濟高速增長是不諧調的，是難以理解的。

在哪種情況下，經濟高速增長可通貨膨脹卻保持極低的水平？造成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資本的外移。所謂的資本外移，說的就是貨幣產品的外移，就是社會財富的外移。

試想，一國以貨幣利潤為形式所增加的社會財富，若留置于國內，它必然會改變貨幣產品與其他商品之間的交換比率；貨幣利潤年年增加，那么年年都會有更多的貨幣增加，如果其他商品的供應量基本保持不變的話，那么大量增加的貨幣供應量就必然會導致貶值，或者說其他商品的相對供應量少而出現升值，也就必然造成通貨膨脹。

但是，如果年年新增加的貨幣（別管把它稱作特殊商品，還是稱作資本，都是一樣的）逐漸外移，使得貨幣的供應量（人民幣和外匯的總和）不是單向性地增加，而是隨增隨減，那么貨幣產品與市場上的其他商品在供應量上總能保持相對平衡。這種平衡其前提是，以貨幣利潤為形式所新增加的社會財富沒有留在一國之內參與投資、儲蓄或消費，而是轉移到了一國之外。這種資本外移或叫財富的流失所造成的后果是：經濟增長的國家沒有出現通貨膨脹，經濟滯長的國家（即貨幣產品流入的國家）卻會出現通貨膨脹。

假設一國外移貨幣資本的總量超過了它自身利潤增加的總量，那么不但不會出現通貨膨脹，反倒會出現通貨緊縮。

據一家媒體報道，1997年～1999年，中國外匯管理局的一份統計數據顯示，資金出逃達到520億美元，非法洗錢占了很大一個比例，而當時通過優惠政策引進的外資只不過每年400億美元。

1998年，香港引進“外來投資”147億美元，1999年是240億美元，到了2000年突然上升到了643億美元，都超過大陸的引資規模，相當一部分被認為是來自大陸的“洗錢”，而且反過來有些資金再投向大陸，于是這些黑錢就被“合法”地洗白了。

還有媒體報道說：北京大學的一份研究報告提出，中國從1997年到1999年外匯流失估計達988億美元。其中1997年約為364億美元，1998年為386億美元，1999年為238億美元。

經有關經濟學專家研究作出的測算結果是：

根據間接測量法估算，中國1987年～1997年的11年中，資本外逃數額累計2457.62億美元，平均每年外逃223.4億美元；同樣，根據世界銀行法和摩根擔保法估計出的數值進行測算，該項累計額也達到了2032.47億美元和1529.11億美元，平均每年外逃額為184.77億美元或139.01億美元。在1995年和1997年兩個高峰年份里，中國的資本外逃數額高達434.37和434.14億美元，分別相當于當年來華直接投資額（358.49、442.36億美元）的121.2%和98.1%。（莊芮：《試析中國的資本外逃》。《世界經濟研究》，2000年第4期。）

另一種測算結果是1989年～1997年中國合計外逃資本約1260億美元，占同期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凈流入總額（約1850億美元）的68.1%；亦是同期借用外債總額（909.5億美元）的1.4倍，超過了每年新增的外債額。由于資本的大量外逃，使得中國成為排在委內瑞拉、墨西哥、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四大資本外逃國。（韓繼云：《中國資本外逃的現狀、成因與防治策略》，《改革》，2000年第6期。）

這么多的社會財富以貨幣產品的形式，或者以稀有物品（古董、貴金屬、文物或其他貴重物品）的形式出境后再變現轉移成貨幣產品所形成的外移，抵銷了國內貨幣利潤增長所帶來的通貨膨脹，不能不說，它給一國的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潛在風險是非常巨大的。

需要說明的是，資本外移分為兩種具體形式：一種是資本外流；另一種是資本外逃。

資本外流是一國的資本移到另一國投資，它具有兩面性：若資本運作成功，可使投資方贏得利潤，貨幣利潤可以由國外回移，照樣可以使一國的社會財富增多，這種資本外流是短期不利、長期有利的；若資本運作失敗，或者出現非盈利的狀況，這些投資就成了另一國的消費或間接消費。入不敷出那就更慘了，它不但不會使一國或另一國的社會財富增加，而且會使人類社會財富的總量減少。

資本外逃則是一國的資本移到另一國的單向性的投資、儲蓄或消費，因為它是單向性的，因此它即使開始以投資的面目外移，但它最終還是要永久地呆在外移國，或是再投資，或是進行儲蓄和消費。這種外逃，本質上說它并沒有使人類社會財富的總量減少，但它卻變成了價值剩余使一國的財富增多而同時使另一國的財富減少，這對于被減少財富的國家來說，絕對是大大不利的。

三、利率必須為正數的原因

當財富增加之后，大多數人都會偏愛儲蓄，過度的儲蓄必然會引起投資不足，也就必然會導致通貨膨脹的發生。為了阻止這一情況的發生，有人探討性地問：能不能讓儲蓄的利率不為正數？如可行，人們不就會遠離儲蓄了嗎？

弗朗哥·莫迪利亞尼為了解釋總的消費者支出，創立了家庭儲蓄和消費的生命周期理論。該理論的關鍵假設是，理性的個體會試圖使他們的消費水平年復一年地相當穩定。然而在經濟狀況良好的年代，人們能掙較多的錢，經濟狀況較差時或者當人們退休不再工作后，人們掙的錢將少得多。即使收入年復一年地變化，人們還希望能夠保持一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這就需人們使他們的消費與他們預期一生的收入相稱。于是，他們會在自己掙錢相對較多的時期儲蓄起收入的一部分，而在收入相對較少的年份不再儲蓄。一般的情況是，對未來收入的預期提高會刺激個人消費，而對未來收入的預期降低，如擔憂可能會被解雇，從而便會減少消費支出。

莫迪利亞尼所說的儲蓄，是指貨幣產品的儲蓄，因為貨幣產品的儲蓄可獲取利息而成為能夠帶來增殖的儲蓄。對其他非貨幣產品的儲蓄，按說也是產品的儲蓄，但這種儲蓄大多不能帶來增殖反而會因自然損耗而出現儲蓄的貶值（即我們通常所說的折舊）。貨幣產品儲蓄與非貨幣產品儲蓄二者的區別是：前者是在享有所有權時將使用權租給他人，從而獲得“租金”（即利息，利息的本質就是租金）；后者是在享有所有權的同時自己獲得使用權，這種使用權即表現為消費，自己使用和消費自己的產品儲蓄，自然不該再向他人索取租金。必須在此說明的是，非貨幣產品的儲蓄并不一定都處于貶值的狀態，它也許會受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而出現增殖。例如某個人10年前花10萬元購買了一套住房，如果每年的折舊為2%的話，那么10年共折舊2萬元，即這套住房的實際價值僅為8萬元。但是10年后的現在，由于土地的增殖以及其他相關的原因，這套住房的價格可以賣到20萬元。如果所有的非貨幣產品都能獲此幸運，那么它所獲得的“利息”不亞于貨幣產品的儲蓄。房價為什么持續上漲？就是因為人們認為土地和住房這種非貨幣產品，儲蓄它比儲蓄貨幣所獲得的“利息”更高、更保險。

因此，儲蓄可以被分為貨幣儲蓄和非貨幣儲蓄，消費可以被分為儲蓄性消費和非儲蓄性消費。這個道理是不難弄懂的。

在歐根·馮·龐巴維克所闡述的“迂回生產”的觀點中包含著這樣一種看法：人們放棄即時消費，日后就能享有更多的產品；或者人們可以即時消費，但在將來只能得到更少的產品。

其實，這只是說明了人們在取與舍的選擇權上所具備的一種心理現象，它并不代表準是這一規律的顯現。因為預期的東西總是帶有一種偶然性，在時間的等待中往往會有意外發生。只要發生了意外，前提與結論之間就會失去了聯系。

幾個世紀以來，經濟學家們一直試圖解釋實際利率必須為正數的原因，但均以失敗而告終。龐巴維克對為正數的實際利率所列出的三條解釋之一是：人們都具有為正的時間偏好，也就是說，人們喜歡即時消費，因為未來是不確定的。也許到了將來，人們或許會打消了消費的欲望，或是沒有了消費能力（因為誰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既然我們現在就需物品，那么讓我們放棄即時消費來換取未來消費就必須賄賂我們。這種賄賂只能體現為未來能享有更多的物品?！?/p>

乍一看，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細研究，就會看出一些解釋難以服人。就時機的價值而言，它確實需要貨幣來支持。如果我們提前參與了消費，當然會很早地失去貨幣，假若此后迎來了一次更合算、更有利的消費時機，而我們此時已兩手空空，不能不說是一次非常重大的經濟遺憾。因此時機的價值就是誰把持著貨幣，就等于把持了時機。但是，有了時機，并不一定有運氣，時機的“同胞兄弟”是風險，除了誰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以外，誰也不知道未來之中蘊含著多少變數，他們手中的貨幣在時間的正數等待中盡管可以得到自己給予自己的“賄賂”而得到正數的利息，但它也許是虛幻的東西，因為假如用多得到的10%的利息去抵消15%的通貨膨脹率，這一“正數時間”所得到的結果絕對不能算作是時機，說成是“經濟災難”一點不為過。

那么，實際利率必須為正數的結論，就一單獨的借貸過程而言并不是一種必然的結果，它只是對正常的經濟秩序、正常的經濟發展所提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如果這一要求達不到，那么正常的經濟秩序鏈條中的一環就出了問題，會導致一連串的惡性反應。

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我從銀行貸款，期限為1年，利率為10%，那么到我償還貸款時錢數會比原來多10%的利息。這10%的利率只能被看作是借貸雙方達成一致的名義利率。實際利率衡量的是我償還給銀行的錢其購買力能比我向銀行貸款時的購買力大多少。如果過去的一年中，商品價格上漲了15%，那么我所還之款的實際價值將減少，因為其購買力下降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多還的10%的利息以及15%的通貨膨脹率意味著，我所償還的那部分款其購買力不比當初我從銀行借款時的購買力大。單從這一過程來看，支出的實際利率不是正數，而是負數。如果銀行只貸不借，那銀行遲早會因此而破產。問題是，銀行負有貨幣中介的雙向職能，它不是只貸不借，而是有借有貸。銀行貸給某個消費者的錢，乃是這家銀行向另一個消費者借的錢。如果我是這另一個消費者，我把錢存在銀行里，期限為1年，銀行到期后支付給我7%的利息。這個時候，實際利率衡量的是銀行償還給我的錢其購買力能比銀行向我所借之款的購買力大多少。如果與前面舉的例子相同，在過去的一年里，商品價格上漲了15%，那么銀行還款的實際價值將減少，是因為其購買力下降了。在這種情況下，銀行多還的7%的利息以及15%的通貨膨脹率意味著，銀行所償還的那部分款其購買力不如當初我存在銀行里時的購買力大。這時，我獲得的實際利率不是正數，而是負數。但是，從銀行整個的借貸過程來看，它只是一個貨幣中介，并不是貨幣的所有者，更不是消費者，因此通貨膨脹與貨幣之間的對比關系，只是經由銀行從儲戶那里得來又最終轉移到客戶身上。但在銀行借貸過程中，銀行借進所付出的利率總是低于貸出所獲取的利率，因而最終銀行所得到的實際利率就必然是正數。假若，銀行只借不貸，它就不得不承擔通貨膨脹所帶來的損失，實際利率就不會是正數；如果借貸平衡，實際利率就必須是正數；如果借大于貸，這就要看它能抵消多少通貨膨脹率，抵消得了，實際利率就是正數，抵消不了，實際利率就是負數。

為什么消費者存在銀行里的錢其利率必須是正數？會不會出現這一情況：儲戶存款，銀行不支付利息，甚而至于，儲戶應向銀行支付利息，即存在銀行里的錢其利率是負數。這聽起來好像不可思議，但它的理論原因畢竟是一個應經探討弄明白的經濟規律。

貨幣，既是特殊的商品又是特殊的產品。當它成為特殊的產品時，它就遵循著產品經濟規律。如果我們有十間房子產品，當我們暫時使用不了這么多的時候，就可以將其中剩余的幾間房子租賃出去，閑著也是閑著，不如將其使用價值轉租給別人，收取租金利息。對房子產品的租賃，不是出賣房子商品，不轉移房子產品的所有權，只是將使用權租出去，而對于本沒有所有權但卻享有了實際使用權的人來說，支付租金或稱利息給它的所有人，這是一件非常公平的事情。其他的產品也是如此，使用它的人應該支付租金或利息。

貨幣是一種特殊的產品，它類似于房子，也類似于其他的產品。貨幣被存儲到銀行里，其本質乃是一種特殊的產品被租賃到銀行里，銀行支付租金或利息，也就來得很正常。假如銀行不支付租金或利息，那么“房子”的所有人寧可讓它空著、閑著，也沒有什么必要白白地讓別人使用。如果有那么一種規定，它要求所有的“房子”均不能空著，于是所有人的最低要求是讓人白住不收租金和利息。如果另有一個規定，它要求所有人不但讓別人白住，而且還得向白住房子的人支付費用，這對于“房子”的所有人來說是絕對不可接受的。與其這般，不如將房子賣掉。因此，存款利率必須是正數，實際上是某種產品的使用權被租賃出去必須是有償的，最低限是無償的，絕不會成為倒貼的。如果一種產品沒有變成負擔，那我們沒有必要放棄所有權，或是非要出租轉移走使用權，這一使用權留在我們自己的手中不會成為什么負擔，反而會成為未來獲利的時機。但當這一使用權成為所有權的負擔時，任何人都不會再對這所有權留戀，惟一的選擇就是放棄所有權。

綜上所述，利率必須是正數，乃是由于所有權的權益必須大于（或等于）使用權的權益，否則，享有所權就變得毫無經濟意義了。

四、被忽略的“經濟眼”

    凱恩斯在他的《貨幣改革論》一書中對通貨膨脹引發的危險向人們發出了警告，該理論提出，憑借由央行控制貨幣供給的手段來穩定物價水平和有效抑制通貨膨脹。凱恩斯認為那些堅信通貨膨脹問題最終能自動修正而不需要任何積極的政府干預的觀點是錯誤的。他覺得，最好立即采取經濟政策來改善通脹問題，而不是坐等將來問題自動糾正。

依據凱恩斯的理論，當人們努力節約的儲蓄超過廠商計劃的投資時，廠商將很快發現自己生產能力過剩，產品鮮有人問津。另一方面，當投資超過儲蓄時，經濟生活中將發生大量支出行為。消費者寧愿花錢而不愿儲蓄，廠商需要更多的工人來制造產品和新建工廠與設備。所有這些支出將拉升工資及其他生產成本，還提高了所有消費品的價格。這一切的后果是通貨膨脹。

凱恩斯主張，保持兩個變量一致的責任在于央行，應由央行負責抑制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若儲蓄超過投資，央行需要降低利率，這樣既減少了儲蓄又刺激了貸款，鼓勵了投資。另一方面，若投資超過了儲蓄，央行則需要提高利率，這樣就能增加儲蓄和減少用于投資的貸款?？梢哉f，凱恩斯的這段主張早已成了經典，為各國政府所采用。

然而實際上，凱恩斯并沒有將這一經典主張徹底、主張得更全面一些，他只注意到經濟的兩只“眼”（儲蓄和投資）和一支“拐杖”（利率）。雖然凱恩斯好像略有察覺，在他后來寫作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也談到了經濟的第三只“眼”——消費問題，但他沒有把消費作為經濟中的一只“眼”來同儲蓄和投資一起分析、考察，而僅僅是把它當成了需求的一件飾品加以描繪，使消費這一非常重要的“經濟眼”被忽略了。

是的，儲蓄、投資和消費，它們是經濟樞鈕上的三只“眼”。譬如，若儲蓄超過投資，除了央行需要降低利率外，政府還可以出臺一些鼓勵消費（例如購買某些商品可以減免部分個人所得稅或是對某些消費商品實行最高限價）等政策，這用不著通過鼓勵投資間接刺激消費，很方便地直接刺激了消費，不用干那些“脫了褲子放屁”的事。刺激了消費就等于間接地刺激了投資、減少了儲蓄；反之，若投資超過了儲蓄，除了央行需提高利率以外，還可以由政府出臺一些抑制消費（例如征收大件耐用商品的消費稅或是對某些商品實行最低限價）等政策，直接抑制了消費，就等于間接地鼓勵了儲蓄、減少了投資。由此可見，在消費上作文章，能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并且使經濟的宏觀調控多了一支“拐杖”——與消費相關的稅收和價格政策，它與利率并肩作戰，比利率自個兒單干要有力得多、穩定得多。

庇古于1914年出版了一部暢銷書《論失業問題》，在書中他論證是剛性和高工資最終導致了失業。多年以后，庇古認為因廠商減少對工人的需求將造成更多的失業，但如果工人愿意降低實際工資水平，總是尚可以補救。后來庇古又主張，若工資水平高于工人的邊際勞動生產力，則廠商將不會雇傭任何人，因為這樣做的成本超過了因雇傭他們而獲得的利益。盡管庇古從未提倡削減工資，但在所有的事例中，解決失業問題的辦法似乎都采用降低工資的辦法來避免。庇古還指出，在高失業率時期，工廠無法把商品銷售出去，因而價格總是下跌。結果實際財富和前期儲蓄的購買力在蕭條期將會增加。人們富裕了一點，就會花更多的錢；接著這些額外的支出將刺激生產，廠商將雇傭更多的工人，庇古說，失業就這樣自動終止，不再需要宏觀經濟政策。這就是凱恩斯批判庇古的原因所在。

庇古的觀點來得確實有點一廂情愿。事實上，在高失業率時期，人們的消費能力普遍降低，過去人們習慣地將收入的一少部分用于儲蓄，以備將來應急使用，這種習慣不會因為收入降低而改變，甚而至于對今后收入的預期如果降低，更會加強增加儲蓄的心理，該儲蓄多少還儲蓄多少，剩下來的可供消費的錢自然會比以前相對變少，它使人們不得不收緊錢袋，抑制消費。消費降低，才造成廠商無法把商品賣出去，商品出現供大于求的局面，因而商品的價格是趨于下跌的。商品價格的下跌，只是源自投資者急于把商品賣出去，一般并不會影響他們對利潤的預期。投資者為了保持投資的回報率，保證預期利潤基本不變，或是為了盡可能地使利潤減少的趨勢放緩，就自然而然地會采用降低成本的辦法來消化。而降低成本的主要做法之一，就是降低工資或干脆裁減工人。于是，這又進一步擴大了失業率，使人們的消費能力進一步減弱。消費能力的減弱又會再一次地促進消費者更加捂緊錢袋，市場需求減少，廠商的產品更難賣出去，再降低成本——降低工資或裁減工人……由此循環往復，陷入了惡性循環。

這種情況就像是一個 “蹺蹺板”，當經濟發展的“圓球”向通貨緊縮的一面偏重時，“蹺蹺板”就會出現傾斜，而這又促使經濟發展的“圓球”加快下滑的速度，反過來又進一步致使“蹺蹺板”加速傾斜下跌。這就是一個國家經濟危機的全過程。反之，當經濟發展的“圓球”偏向于通貨膨脹一面時，同樣會導致“蹺蹺板”發生傾斜，繼而促使經濟圓球加快下滑的速度。

蹺蹺板原理示意圖

最好的結局是，如果有一只“有形的手”將經濟發展的“圓球”控制在“蹺蹺板”的中心區域內，即：當將要發生通貨膨脹（準確地說，是通貨膨脹超過一定的幅度）時，這只“有形的手”就側重出臺一些抑制經濟增長速度的政策，往“通貨緊縮區域”內加點法碼；當將要發生通貨緊縮時，這只“有形的手”就側重出臺一些刺激經濟增長速度的政策，往“通貨膨脹區域內”加點法碼。這只“有形的手”需要不時地擺來擺去，小心翼翼，為的是使經濟發展不過熱也不過冷，保持在一個較平衡、較穩定的狀況下。

在經濟上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蹺蹺板”的現象？這是因為，在經濟發展運行中，當一種情況對經濟發展正常運行產生不利影響時，人們的社會心理會不由自主地對此作出與改變這種不利影響正好相反的抉擇反應，結果就會導致這種不利影響愈發嚴重地陷入到惡性循環之中。

譬如當通貨膨脹發生時，人們便擔心手中的貨幣會貶值，物價會進一步上漲，因而人們本能地作出拋出貨幣多購進商品的決定，可恰恰是這樣一種決定，會導致商品短缺，供不應求，物價提高。過熱的消費極度地刺激了投資，廠商會擴大生產經營規模，大量貸款不惜付出高利息，加大了商品生產的成本，致使物價進一步提高。物價的攀升，更讓人們擔心貨幣貶值，于是消費更加狂熱……反之，當通貨緊縮發生時，人們的社會心理所作出的反應正好與上述相反?？傊藗兺ㄟ^亞當·斯密所說的那一只“無形的手”所作出的本能反應總是使某種不利的影響越發加重。

如今的住宅價格上漲幅度過快的問題就是這樣。對此，我只能用一句最簡短的話來作出評價：下手有點晚了。

正因為下手晚了，所以出臺6條措施、16條措施、26條措施，有時市場都不買賬，兩頭都有意見。但誰能把通貨膨脹的幅度把握得哪樣準確？這就只能當作積累經驗。我相信，下一次再有同樣事情發生時，有效措施會出臺得更恰倒好處。

“蹺蹺板”理論中所述的一些情況，正如貢納爾·繆爾達爾所說的那樣，在累積的因果關系中，變量A與變量B是相互影響的。A的變化將影響B，B將進一步影響A，A將再次影響B。

因此，不能指靠那一只“無形的手”沒有理智地瞎揮舞，還必須依托國家、政府所形成的一只“有形的手”理性科學地作出部署，兩只手相互制約、相互支撐，使經濟有秩序地發展。

當然，國家和政府這只“有形的手”，在起調整作用的時候應該把握好度，只要扶持過度或抑制過度都會出現矯枉過正的情況。這只“有形的手”其職能就是保持經濟平衡，它的任務就是防患各種經濟風險。

五、通貨膨脹的好處

標準的凱恩斯主義理論自始至終地認為，貨幣的供給增加，將會使貨幣市場的利率降低。這一結論太過于絕對了。實際上，利率的提高或降低，與貨幣的供給并沒有太直接的關系，因為貨幣的增加不見得肯定會使貨幣市場的利率降低，例如中國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貨幣的供給量在不斷大幅增加的同時，利率也較大幅度地提高。反過來，貨幣的減少也不見得會使貨幣市場的利率提高，例如中國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貨幣緊縮政策施行時，貨幣市場的利率并未提高而是一降再降。因此，貨幣供給量的增加或減少，并不能直接地決定貨幣市場利率的提高或降低，它取決于投資量、儲蓄量和貨幣供給量之間的對比關系。在貨幣供給量增加的情況下，如果投資大于儲蓄，那么貨幣市場的利率不會下降反而會上升；如果儲蓄大于投資，那么貨幣市場的利率當然會降低。在貨幣供給量減少的情況下，如果投資仍大于儲蓄，那么貨幣市場的利率不會因為貨幣供應量的減少而降低，它反而會提高；如果反之，利率當然會降低。由此可以看出，利率的高低，并不是由貨幣的供給量直接決定的，在它們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而是通過投資與儲蓄的較量而分出勝負。

米爾頓·弗里德曼認為，盡管貨幣可能在短期內影響經濟浮動，但從長遠看它的影響并不太大，因為增加貨幣供給量的措施將滯后6～9個月才會影響產出水平，在此之后6～9個月時，貨幣只能影響價格。由此，貨幣供給增加12～18個月后，價格才上升，通貨膨脹才將成為一個問題。經濟學家們雖然歷來將成本推進通貨膨脹及需求拉動通貨膨脹區分開來，但弗里德曼卻認為所有的通貨膨脹都源于對商品的過量需求，而且貨幣發行量越大需求也越大。他還認為，通貨膨脹僅僅是個貨幣現象，所以它的惟一解決辦法就是必須控制貨幣供給的增長。

貨幣的發行量與需求市場的擴大有關，這話不假。人口的增長，新產品的上市，新的消費項目的出現，都會擴大需求市場。如果一個人每個月只用貨幣購買食品，可能300元人民幣就夠了，但他還需要買衣服、買家俱、買電器，那么每月300元的貨幣就不夠開銷了，估計大約每月就得有1000元以上，連續數月的積累才能滿足需求。如果他還要買電腦、買汽車、買商品房，那么估計每月就得有5000元以上的貨幣供其花銷。倘若在此之外他還想出國旅游或留學，那貨幣需求還要增加。因此貨幣的發行量不得不考慮到需求市場的規模情況以及人們的消費能力情況。

如果僅僅是需求市場規模的擴大而增加了貨幣供給量，它不該導致通貨膨脹，如果生產出來的家具、電器、汽車、住房，多得賣不出去，這些商品的價格不會漲反而會降。如果所有的商品都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況，通貨膨脹怎么會發生呢？

因此，通貨膨脹不僅僅是個貨幣現象，它的根本之處，是貨幣產品（即貨幣）與非貨幣產品之間的供求對比關系問題。當非貨幣產品熱銷（供小于求）時，這種需求就會刺激投資，貨幣產品的產量就會增長。當生產接近飽和點之后，非貨幣產品就會因供大于求而出現滯銷，這個時候，即使貨幣產品的“產量”仍在增長，但該商品的價格卻會下降。如果在市場上多數的商品都再現這種情況，那么不但不會出現通貨膨脹，反而會出現通貨緊縮。因此，有關通貨膨脹問題的解決，控制貨幣供給的增長并不是惟一的辦法，加大原有商品的供給和開發出原來沒有的消費商品也是一條途徑。

當人們視通貨膨脹為怪禽猛獸的時候，即將它對經濟發展的好處一概抹殺，作為經濟學研究者來說，這絕對不是一件公允的事情。事實上，適度的通貨膨脹，對經濟發展是有一些益處的。

第一，   適度的通貨膨脹起到了鼓勵消費的作用，對過度的儲蓄是一種變相的懲罰。

如果物價永遠不變，人們當然更愿意擴大儲蓄，而不太熱衷于消費：儲蓄可以使貨幣增值，獲得額外的利息，買同樣的商品，儲蓄之后再買，肯定比儲蓄之前就買可以買到更多的數量；儲蓄的時間越長，得到的利息越多，那么購買這一商品的數量就會隨之增加。于是，本來就偏好儲蓄的人們，在此誘惑之下就更加拼命儲蓄。與此相反，消費支出將會喪失貨幣，也就相應地喪失了獲到額外利息以使貨幣增殖的機會。

因此，通貨膨脹如果適度，將會導致人們對儲蓄利息的獲取端正態度，對利息的預期將會降低，得出過度儲蓄不如適度消費的結論，從而使消費活躍起來。當經濟過熱時，應該適度降低通貨膨脹率，但仍應保持適度的通貨膨脹，而不是讓它變成通貨緊縮；當經濟過冷時，應適度提高通貨膨脹率，但仍應保持適度的通貨膨脹，而不是讓它變得毫無節制。

控制通貨膨脹率高低的主要手段，一個是控制貨幣的發行量，一個是控制物價，另一個是使用稅收政策。增加貨幣的供應量將導致通貨膨脹率提高；減少貨幣的供應量將會導致通貨膨脹率降低?？刂莆飪r的方法是限價政策，對一些主要的消費商品實行最高價格的限制，將導致通貨膨脹率降低，對一些主要的消費商品實行最低價格的限制，將會導致通貨膨脹率的提高。稅收政策如果與控制物價相輔相成，其效果應該更佳：當經濟過熱時，對一些主要的消費商品實行最高限價（即將廠商的商品價格適當壓低），與此同時，對消費者購買的一些商品征稅抑制消費，就將導致通貨膨脹率降低；相反，當經濟過冷時，對一些主要的消費商品實行最低限價（即將廠商的商品價格適當抬高），與此同時，對消費者購買的一些商品實行減稅（即從應繳納的個人所得稅中扣除），或是對消費實行稅獎（憑個人消費購買商品的發票參與兌獎活動），這樣就會導致通貨膨脹率上升。

當然，當社會經濟出現了通貨緊縮的情況時，所有可使通貨膨脹率提高、上升的方法都是適用的，但我們認為這乃是亡羊補牢之舉，最好是不要出現通貨緊縮，當通貨膨脹下降至一個“警戒點”的時候，就應提前采取相應的措施阻止其下降。這是因為，一旦通貨膨脹下降至“警戒點”以下時，其下降的力度和幅度都將迅速加大而難以扭轉，原本使三分勁就可控制的狀況可能花三十分勁都難以奏效，這是所有的經濟學家都不樂意看到的結果。

當然，除了前面所說的幾點控制通貨膨脹的主要方法和手段之外，還有一些與此相關的直接或間接的其他方法和手段。譬如，控制就業率和失業率；提高或降低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利息率或降低利息率；加大吸引外資力度或適當限制國外投資；鼓勵或限制到國外投資以及是否加大限制資金的外逃；等等。

盡管上述所說的方法和手段并不能獨自控制整個市場局面，但它們的的確確都能起到某種促進的作用，這些促進作用綜合在一起擰成一股繩，其結果不可等閑視之。

最讓人放心不下的事情，不是能否控制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而是與此相關制定政策的部門和人最難控制。他們如果都從自己的私利出發，則所出臺的有關政策不但不能起作用甚至還起反作用。因此“制度經濟學”不但有其存在的價值，而且還應使其不斷完善，逐步剔除所有經濟體制中的弊端，讓所有經濟政策都成為“公心”的產物。說得容易做到難，現實與我們的期望總是有一段距離，但這一距離隨著社會的進步會越來越小。

第二，對于那些沒有什么財富（主要指貨幣儲蓄）的人來說，如果工資增長的幅度與通貨膨脹的幅度大體一致，那他們不會有什么太大的損失。水漲船高嘛！但是對于儲蓄有很多貨幣的人，每一次的通貨膨脹都是經濟規律自身不聲不響地掀起的一次“征稅”活動，其被“征稅”的數量正好與其儲蓄的貨幣財富數量成正比，即貨幣財富的數量越多，被“征稅”的數量也就越多。如果在正常的消費之外已沒有什么再可增加的消費，這時，若想不被“征稅”，就只有進行投資。投資不但可以抵消通貨膨脹所造成的貨幣貶值帶來的損失，而且也許還能額外地以利潤的形式增加財富。因此，通貨膨脹將會像“鬼推磨”一樣推動著人們進行投資，這將會使經濟進入一個良性的循環軌道。但是，過度的投資將會導致過度的通貨膨脹，因此一旦通貨膨脹超過了一定的幅度，好事將變成壞事；反之也一樣，投資貧乏將導致經濟衰退，造成通貨緊縮，這時，貨幣將呈增值的趨勢，不像通貨膨脹時那樣會給有錢人造成貨幣貶值的壓力，于是人們就會減少投資增加儲蓄，使通貨緊縮的狀況進一步加劇。由此可見，有利于經濟正常發展的良性通貨膨脹被限定在一段很狹窄的區域內，不管是前還是后、是多還是少，只要超出了這一區域，良性通貨膨脹或是變成惡性通貨膨脹或是變成通貨緊縮，其結果都會阻礙經濟正常發展。

第三，通貨膨脹起到了使不同的經濟區域朝著平衡趨勢發展的作用。當一些發達地區或發達國家經濟迅猛發展積累了一定量的通貨膨脹后，它將會使另一些欠發達地區或欠發達的國家得到發展的機會。這是因為，某個經濟發展迅猛的國家，隨著財富的增加和通貨膨脹的發生，非貨幣產品的價格會與日俱增般地上升，這將導致該國國內商品價格的普遍上漲，并最終導致出口損失。因為國產商品價格的上漲無法銷往國外，國外的商品尤其是欠發達的發展中國家就會呈現出商品的廉價性，就會促進這些國家的出口。其結果是，價格優勢將促使發達國家從不發達國家進口商品，使在經濟發展上行進速度較慢的國家得到發展的機遇，這從經濟發展的均衡趨勢上看，乃是一件非常和諧的事情。

通貨膨脹率限定在多少才是對經濟發展有利的？確定出這一數據是一項較艱巨的任務。

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現代貨幣主義認為，貨幣供給的變化是造成商品價格提高的原因，要控制通貨膨脹的方式就是要保證貨幣供給的速度每年以一個穩定的、較慢的速度——3%~5%的比例增長。貨幣主義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產出也是年復一年地以這一比率增長的。由這一論斷作為參考可看出，確定通貨膨脹率必須首先從對貨幣供給量的分析開始。

貨幣供給量的變化，應該以國民財富（即利潤）新增加的數量、新增加的投資與儲蓄數量以及新增加的人口數量來作為調整的指標。適度的通貨膨脹率的確是所需要參考的指標，除了新增加或減少的貨幣供應量變化情況以外，還有儲蓄利率和國民消費總額變化的情況。當國民消費總額出現減少的情況時，適度的通貨膨脹率就要多超過儲蓄利率一些；當國民消費總額基本平衡時，通貨膨脹率仍適合略微多于儲蓄利率；當國民消費總額出現增長的情況時，通貨膨脹率最好與儲蓄利率持平，略微少于也是可以的。但是，只要通貨膨脹率開始低于儲蓄利率時，國家的經濟管理部門就要進入到警備狀態，一旦國民消費總額大幅減少，儲蓄大幅增加，盡管此時的通脹率還未下降至零點，這就等于拉響了經濟衰退通貨緊縮的“一級戰備”警報，此時若再麻木不仁，“蹺蹺板”傾斜的度數就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加大，再想扭轉可就難了。

    面對房價的“通貨膨脹”，除了我們已經出臺的措施以外，我們還應該多一點思路。

    譬如，關于土地的問題，可不可以區分為兩種開發性質：一種是出讓開發，所有出讓必須公開競價，購買土地的開發商可自行確定蓋什么樣的房、賣多少錢，只要不違法，政府管不著；另一種是保障開發，從征地到部署，從規劃到設計，均應該由政府部門（例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來實施，其建設工程公開招標，所有房地產開發商都可競價（讓房地產開發商有活干、有錢賺，但不會有暴利）。建設完工后，由管理部門根據規定有針對性地進行出租（面向低收入人群）或出售（面向一般收入人群）。

    又譬如，我們不一定非全部要建設“家庭式”住房，可不可以建設一些“集體式”公寓？就像大學里的學生宿舍一樣，有3個人一室的，有4個人一室的，還有6個人一室的。錢少就住緊點，錢多就住松點。這樣的“宿舍”只不過面向的是社會。像那些父母住一間居室的家庭，成年子女就可以自己住“青年公寓”。試想，如果有100萬個這樣的家庭，他們都必須購買二居室的住房，那就必須有100萬間60平方米以上的二居室，而二居室住房在缺少的情況下，那房價能不漲嗎？但如果有20萬間30平方米的“青年公寓”，他們的子女都自己有了住處，父母的壓力就大大減輕了，房價上漲的情況也就自然會緩解。

    當然，我們只是拋磚引玉，希望大家共同開闊思路，想出一些更好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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