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君：用科學發展觀統籌改革爭論

用科學發展觀統籌改革爭論

張建君*

目前，我國改革爭論的實質不是反思改革與改革攻堅的觀點對立，更不是反改革者與要改革者的立場對立；而是馬克思主義改革觀和新自由主義改革觀的對立，是社會主義制度擁護者和資本主義制度崇拜者理論立場的對立。否則，改革爭論就不需要重新尋找什么新的改革共識或者改革動力，更不存在改革共識已經破裂的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中國改革的根本共識；科學發展觀就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改革觀，是統籌改革的指導思想；中國的偉大復興就是改革的動力源泉。改革爭論之所以樹欲靜而風不止，潛流涌動，最根本的問題不在于對待改革觀點的不同，而在于改革觀、理論立場的根本對立。無論是改革反思論的主張者、還是改革攻堅論的堅持者；其主流都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共識，都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完善充滿信心。但也有例外，新近披露的“新西山會議”中有些人所持的改革主張充分證明，一些人所謂的改革爭論并不是要不要改革、要不要市場經濟的問題；而是要不要社會主義制度、要不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問題。這就是從鄧小平同志就開始反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最新表現——新自由主義改革觀在影響改革爭論。

在這場改革爭論中，新自由主義改革觀以歪理而奪馬克思主義改革觀的正確主張。把人們對改革的反思和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統統歸結為反改革，假借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旗號渾水摸魚推銷他們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觀，用錯誤的思想和觀點影響了一大批人的看法，操控輿論、混淆視聽?，F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建立，進一步改革的主要工作是完善體制，其中有些體制性障礙還沒有完全克服，需要體制攻堅；但這些體制攻堅的環節絕對不是新自由主義改革觀所兜售的虛假貨色。為此，我們必須對這種以搞跨蘇聯、東歐、包括中國在內社會主義國家為使命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觀和馬克思主義改革觀的分歧加以明確的區分。以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最新成就——科學發展觀為理論指導，統籌改革爭論，鞏固改革共識，徹底批判和否定新自由主義錯誤改革觀，使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完善順利推進。

一、改革就是要“去意識形態化”？

這是新自由主義改革觀最厲害的一招。在目前的改革爭論中，他們一方面要求對改革爭論進行學理討論、反對作意識形態化的判斷；另一方面，他們把反思改革打入反改革行列、上升到反對國家大政方針的地步，其目的就在于方便推銷其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主張。但稍有常識的人都清楚，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發展和完善而不是自我否定。如果對改革主張不作意識形態的分析，那就無所謂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特色?？梢哉f，改革要不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馬克思主義改革觀和新自由主義改革觀的根本對立。

新自由主義改革觀所謂的“去意識形態化”，就是在改革中不問姓公姓私、姓資姓社、就是去馬克思主義化，搞西方經濟學的教條化，搞西方意識形態的泛濫化。甚至將西方理論尊稱為中國改革的指導思想，并進一步爭奪改革話語權。劉國光先生在《對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一些問題的看法》一文中，對此已經有了充分的揭露。他指出：“中國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論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理論來主導，那么表面上或者還是共產黨掌握政權，而實際上逐漸改變了顏色，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個噩夢。”^[1]指導目前中國改革的指導思想是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在當代中國的科學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我們判斷真改革和假改革、馬克思主義改革觀和新自由主義改革觀的理論根據。離開了這個意識形態的指導思想，大喊“去意識形態化”，企圖用某些新自由主義學派的理論觀點指導改革，是違背中國全體人民意志的新自由主義狂想，是注定要遭到中國人民反對的。

二、改革只講“市場化”而不提社會主義

理論上的去馬克思主義化，實踐中的去社會主義制度，是新自由主義改革觀最突出的特征。中國改革具有明確的目標和改革共識——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在新自由主義改革觀中，只強調“市場化”改革而不提社會主義。在“市場化”改革者的眼里，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并不存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當然也就不存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他們在骨子里實際上是否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改革共識的。因此，他們只講市場化改革而不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市場化”是他們真正的“市場經濟教條”，在他們的改革辭典里只有“市場化”而沒有社會主義。

蘇聯、東歐的實踐證明，“市場化”改革教條割斷了歷史和現實的聯系，喪失了對于國情的基本判斷和民族經濟理性應有的自立，妄圖搞出一個“市場化”的經濟烏托邦，結果卻只有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歸路。所以，是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當作改革目標、還是把“市場化”當作改革口號，是科學發展觀和新自由主義改革觀的又一根本差別。前者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市場經濟體制，后者則是通過“市場化”改掉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如果不能、不敢對這個“市場化”口號提出理論反思，如果不敢用社會主義給“市場化”的改革欲望帶上籠頭；那么，新自由主義改革觀就無孔不入，就有可能誤導中國改革。因為，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化”改革是一切現存社會制度規則的破壞者；它的目的就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無論是社會主義的憲法秩序、政權結構，還是社會主義的道德觀念、價值判斷、經濟理性及文化主張，都是它所要否定的對象。這已經通過新西山會議中有些人的發言明確無誤的得到了反映。

三、公有制與社會主義制度無關論

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本質特征，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可以有不斷的突破和發展，但否定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規定性，甚至否定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實踐形式。把公有制看作是與社會主義制度無關的東西，是新自由主義改革觀的又一理論創新。

公有制事關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具體形成和實質安排，事關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福利和共同發展，以全體人民的共同福利和共同發展為目標正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也是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的根本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這是從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到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黨中央文獻和我國憲法一貫堅持和闡明的重要思想和原則。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或者以公有制為主體，不僅是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征；而且是社會主義制度從暴力革命中產生到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中的實踐特征。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是形成不同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最根本保證，是發揮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能動性的基礎，離開了這個基礎，其實也就無所謂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差別。也就走上了一條社會制度的“自殺”道路。但現在理論界有人批評把公有制比重的高低看作是決定社會制度性質的事情，甚至看作是決定共產黨政權合法地位的事情，是似是而非的認識。這可以說是公有制與社會主義制度無關論的典型思想。

四、國企改革就是民營化、私有化

是把國有企業看作是事關國計民生的社會主義制度基石，還是把國有企業的民營化、私有化當作改革體制攻堅的目標，是馬克思主義改革觀和新自由主義改革觀的又一差別。國有企業控制國民經濟的命脈，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規定性。是社會主義制度區別于資本主義制度的顯著特征。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要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尤其是社會主義民營經濟，國有企業的戰略性結構調整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適應經濟體制改革要求的一場革命。國有企業也必須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優勝劣汰，這是自然法則。但不是著眼發展其他所有制，而是盯著國有企業，非得私有化、民營化，這種左手倒右手、甚至以牟利為目的的改革究竟是在發展經濟；還是折騰國家的經濟基礎、制造權貴資本家、瓜分國有資產，為資本主義私有化開辟道路。群眾的呼聲證明國有企業的改革實踐存在嚴重的私有化傾向。有人已經放言人間正道私有化，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不能避免重走老路，就必須注意發展和壯大國有經濟的力量，嚴格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規范國有企業的改革思路，進一步實現國有企業向基礎產業、能源行業、公共基礎設施產業、以及其他事關國計民生的行業集中，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更加低廉的發展成本，為中國走自主創新的發展道路提供更加強大的產業支持，有力地回擊私有化的老一套資本主義社會模式，堅持在實踐中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的上層關系，走出市場經濟改革的私有化陷阱。

五、把改革中產生的現實社會問題歸結為市場化改革不深入

城鄉、地區、行業、人均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現實，醫療衛生、教育改革已經社會保障領域市場化改革的弊端已經顯現出來。怎樣科學地對待這些改革中產生的現實社會問題反映了不同的改革立場。科學發展觀最根本的一條是以人為本，統籌城鄉發展；而新自由主義改革觀最根本的特征則是以市場化為本，鼓吹改革代價論。

我國現在醫療市場化改革的結果是醫院的見死不救，教育市場化改革的結果是教育的唯財是舉，下崗、失業、兩極分化、社會收入差距的不端擴大被認為是改革的必然代價……這些因為市場經濟改革所產生的社會現實問題和矛盾，被認為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場化改革程度不夠。多好的邏輯！市場化改革出現的問題是改革不夠、市場化不夠深入，社會現實問題產生的原因是行政權力干預市場的結果。行政權力是如此嚴格地要求救死扶傷是醫院天職，為什么醫院敢于違背天職？法律明確要求實行義務制教育，為什么市場經濟越發展讀不起書的問題越嚴重？如果企圖通過市場化改革的深入來解決問題，恐怕農村真苦、農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狀況再過幾十年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改善。就在國家著手解決三農問題、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戰略之機，那些以前還叫喊共產黨對農民挖得很苦的精英們，立即搖身一變開始擔心農村會不會拖垮城市，會不會影響市場化改革進程。立場是站在全體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礎上、還是站在少數人的立場上，是科學發展觀和新自由主義改革觀的根本區別。這在對待改革中存在的現實社會問題和矛盾上，體現的非常充分。國有企業的改革導致了大量工人的下崗、失業，給許多中國家庭帶來了生活上的困難。但立場的關系，可以使他們視而不見，繼續鼓吹他們的國有企業冰棍論、爛蘋果論；而一旦個別富人的違法亂紀受到指責，他們馬上就提出要善待對改革有貢獻的富人。他們對改革的貢獻難道就是他們為所欲為的資本，是封建社會的免死金牌？這絕不僅僅是觀點的不同，而是利益、立場的不同。

六、市場化改革只要效率不要公平

中國是個人口大國、經濟窮國、資源小國、生態環境非常脆弱。中國的國情決定中國的發展一切都要以這十三億人口的溫飽和發展為衡量尺度和標準。歷史上朝代的更替與人口、資源、環境間矛盾的惡化密切相關?？茖W發展觀的基本內容就是要求在人口、資源、環境之間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實現發展成果和資源消費上的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

改革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觀點和科學發展觀格格不入，按照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教條，收入分配的市場化本身就是公平，強調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只能形成平均主義。因此，市場化收入分配就是最大的公平。事實已經證明，市場經濟競爭的結果不但是優勝劣汰、兩極分化，而且形成了人口、資源、環境關系的全面緊張局面。如果政府再放任這個結果的發生，那就根本無法保證社會的穩定以及人口、資源和環境之間的和諧發展關系，更談不上什么科學發展。針對我國目前收入分配領域所存在的嚴重不公、兩極分化加劇和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經濟現實，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的《建議》提出“注重社會公平，特別要關注就業機會和分配過程的公平”，無疑是極其恰當的決策。中國和諧社會的建立必須妥善解決好公平和效率的關系，這關系到中國社會的穩定以及人口、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的改革主題。日前，胡錦濤總書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門會議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問題，會議強調：“構建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關系到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關系到廣大干部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充分發揮，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局，必須高度重視并切實抓好”^[2]?？茖W發展觀不是不講效率，科學發展觀也要求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追求國民經濟又快又好地發展；但科學發展觀同時強調改革成果的全社會分享和社會發展的統籌兼顧。這和新自由主義只講效率不要公平的改革觀有根本的區別。

七、改革就是只要市場調節不要政府調控，就是市場萬能論

把市場看作是萬能的，改革中的一切問題都可以通過市場化改革加以解決。這是新自由主義市場化改革教條的突出特征。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中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一直是理論爭論的熱點，只要市場調節不要政府調控，神話市場的作用是新自由主義改革觀的一大特征。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戈利茨針對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一再指出，每個市場經濟體的成功都取決于政府和市場的平衡。但國內的主流經濟學家卻在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研究中從未認真反思這個建議。值得我們特別指出的是，我國市場經濟改革中市場和國家（政府）的作用之爭論一直是按照哈耶克的思想在發展。關于政府和市場的爭論中，政府永遠是市場的罪人。一切因為“市場化”改革方案所帶來的負面效果注定要由政府來承擔，無論政府表現的多么清廉和親民，“市場”無錯政府有過，因為前者是抽象的而后者是具體的。新自由主義的“法治政府”和我國理論界所理解的“依法行政”并不是一回事，但國民對于“依法行政”所賦予的理想化程度使“法治政府”的概念迅速被人們接受，包括官方和學界。當新自由主義改革所帶來的矛盾和沖突再也無法調和時，他們就會指出：問題不在于“市場化”而在于“法治政府”的缺乏，如何解決？那就是重新立憲，走憲政國家的道路。

八、改革就是融入世界而不講中國的獨立性

以世界公民自居，拋棄國家主權、接受某種有效的國際性法律秩序，以此標準來分析和判斷問題，并美其名曰世界眼光、全球意識是新自由主義內心共同的國際觀教條。對他們而言，世界一體是大勢所趨。

因此，有人丑化義和團抗擊我國侵略者的正義行動，并在所謂的國際法的角度上替侵略者辯護；有人大講以市場換技術、出現了比較優勢論的盛行；有人積極宣傳中國融入世界的方法和途徑，而拋棄了中國的獨立性。于是，經濟上的殖民地主義和資本主義補課論不斷老調重彈，歷史虛無主義沉渣泛濫，政治上的議會制民主甚囂塵上，文化上的西方輸入論倍受吹捧……按照他們的觀點，中國就完全沒有獨立的必要，甚至有人恬不知恥的公開講，可以將中國的國家安全交給美國人去管。這些觀點完全喪失了民族和國家的立場，和科學發展觀所要求的經濟上的自主創新、歷史唯物主義、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精神存在根本的對立。正是這些奇談怪論影響了部分人的思想觀念，混淆了是非界限，對正確認識和判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了很壞的影響。

九、改革就是西方化，一切都以西方標準來要求改革

西化、分化中國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待中國的一貫戰略。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化改革方案正是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模式來設計和宣傳的。在經濟、政治、文化上有全面系統的籌劃，經濟上的私有化、市場化、政治上的多黨制、議會制與文化領域的西方價值觀、基督教文化優越論相互呼應，要求一切都按照西方的模式和標準來改造中國。

現在，國內不斷有人宣稱基督教精神最適宜發展市場經濟、教堂多的地方經濟就發展，就是其中的觀點之一。這和1900年前后，西方列強為防止中國強大開出的藥方一脈相承。就是通過基督教的傳播西化、分化中國社會。這次“新西山會議”中有些人的發言，更加明確地表達了他們的西方化標準，講什么軍隊國家化，政治議會化、政黨輪流制等等西方的政治框架和虛假民主，并且發言中國的經濟改革其實早已經結束，現在所要進行的只不過是暫時還不能明說的西方化政治改革。這充分說明有些主流經濟學家在這次改革爭論中指責反思改革為反改革是別有用心的說法，其目的就在于掩蓋他們漸進改變中國顏色的真實動機。中國的政治制度是歷史選擇的結果，是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茍同西方的政治制度，那就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了。中國存在多種黨派，但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成為唯一執政黨恰恰是中國人民的自愿選擇，中國的軍隊是國家的軍隊，但更是服務于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這和資本主義國家雇傭軍有根本的性質差別。但正是這些新自由主義精英們藐視歷史潮流，為人驅走，連同他們荒謬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觀一同將最終遭到歷史的唾棄！

十、批新自由主義就是反改革

新自由主義在鄧小平時代的中國被籠統地叫做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屢屢受挫。新自由主義的大行其道，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當作標準市場經濟范式積極包裝和推銷的結果。美其名曰“華盛頓共識”，即發展市場經濟、追求經濟繁榮的必由之路。被作為市場化改革方案提供給蘇聯、東歐這些經濟轉型的國家，其結果造成這些國家解體、經濟衰退、問題叢生；即使在拉美這些資本主義國家運用新自由主義教條的結果也同樣是經濟衰退，社會矛盾加劇，推行新自由主義教條改革的時期被稱為是經濟發展失去的十年。對于這種隱蔽性很強的破壞性市場化教條，國際國內理論界也是經過系統的研究，才揭示出其理論的由來及實質。正如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李其慶所指出的：“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新自由主義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的目標是建立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全球新秩序和資本的世界積累制度。”^[3]。這種新自由主義實際上肇始于二戰前后，以米塞斯、哈耶克為思想領袖，以朝圣山學社為陣地，既反對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修正，更是赤裸裸地以反對馬克思主義和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為己任，是以放任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為教條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極端保守派。這樣的理論觀點是完全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更不承認存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如果說批評這樣的敵對思想都是反改革，那真不知道中國的改革還有什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還有什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那就真是放眼今日之中國不知究竟是何人之天下了！

以上十個方面的改革觀點和立場，與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觀點和立場背道而馳。這些觀點和立場的主張者，其實并不贊同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并不認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共識，并不真正是為了促進中國的改革大業，除了把它們統統歸入新自由主義旗下，我們不可能更好地定位這些觀點和立場。因為無論是改革反思論、還是改革攻堅論；如果真正從促進中國的改革大業出發，贊同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就會認同并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共共識，就會自覺地運用科學發展觀統籌自己的改革觀點和立場。改革是以全體人民利益為目標的，就是要以人為本，這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精髓；改革要兼顧中國人口、資源、環境的具體狀況，必須實現全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改革要注意解決社會的弱勢群體困難，地區、城鄉、人均收入的差距，就是要求改革要統籌兼顧；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實現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這些就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科學發展觀對待改革問題的科學態度。是馬克思主義改革觀還是新自由主義改革觀，就要看他們是不是自覺地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修正自己的錯誤觀點和立場；自覺地運用科學發展觀的思想來統籌改革中出現的爭論；是不是自覺地旗幟鮮明地反對新自由主義改革觀，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分析認識改革矛盾，共謀改革大業。

注釋：

[1]劉國光：《對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一些問題的看法》，《高校理論戰線》2005年第9期

[2]新華社：《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問題》，《人民日報》2006年5月27日

[3]李其慶：《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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