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理論 并不能贏得西方學者的尊重
楊斌說，“盲目追隨和崇拜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其實并不能贏得西方學者的尊重，只有從實際出發敢于堅持中國獨有的特色，才能取得改革和建設的成功并贏得西方學者的尊重。西方學者對中國走‘北京共識’道路成功的贊揚，對俄羅斯追隨‘華盛頓共識’失敗的批評，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楊斌舉了一些例子，建國初期，他的父親楊培新作為人民銀行首任行長的業務秘書，直接參加了陳云同志領導下的穩定財經工作，當時很短的時間內就把國民黨多少年都沒有解決的惡性通貨膨脹和嚴重失業問題都治理了，而且在抗美援朝對抗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的同時，促使新中國的經濟獲得了高速發展；后來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面臨著數千萬知識青年返城的待業困難，還有消費品嚴重短缺的隱形通貨膨脹壓力，當時有人主張按照西方貨幣主義理論緊縮貨幣供給，為控制通貨膨脹不惜加重就業困難，但楊培新卻主張適度擴大銀行信貸規模促進經濟結構調整，通過支持國有企業面向市場擴大消費品生產，迅速繁榮市場并緩解了通貨膨脹壓力，同時又通過發展生產解決了數千萬知青的就業問題。“要知道按照西方流行的貨幣主義經濟理論，治理通貨膨脹必帶來失業，反之亦然，許多西方經濟學家都認為同時治理通貨膨脹和失業是不可能的，但是，新中國建國初期和改革開放初期，恰恰在很困難的情況下做到了這一點，令許多西方著名經濟學家也贊嘆不已。我父親在應美國聯邦銀行邀請訪美期間，曾遇到美國貨幣主義理論的著名創立人弗利德曼教授，他對中國治理通貨膨脹和失業的成就也非常欽佩，他稱倘若誰能解釋中國的成功就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父親參加新中國建設和金融改革的親身經歷，讓我明白了從實際出發的重要性，使我盡管在西方讀了很多書，卻始終能不迷信西方的正統經濟理論，始終在經濟研究中把關注實際民生放在重要位置。盲目追隨和崇拜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其實并不能贏得西方學者的尊重，只有從實際出發敢于堅持中國獨有的特色，才能取得改革和建設的成功并贏得西方學者的尊重”。
談到楊斌，常常會有人想到他的父親楊培新老先生，這位被人們稱為“楊承包”的經濟學家，他與“吳市場”（吳敬璉）、“厲股份”（厲以寧）等一起，都是改革開放以來受到廣泛關注的著名經濟學家。楊培新老先生解放前一直在周恩來、董必武的領導下做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解放后在陳云、南漢辰領導下為開創新中國的金融事業作了不少貢獻。
“文革期間父親因為解放前曾在白區工作過，受沖擊很大，我往往要跟黑幾類的子女歸在一塊兒，入團入黨自然談不上，堅持自學又被扣上白專道路的帽子。所以，現在有人指責我的觀點是‘左的慣性思維’，我總感到暗自好笑”，“我父親文革中長期挨整，不能直接過問、幫助我學習，但是他不時談到自己的豐富經歷，對我后來的經濟研究有很大啟發。”
談到父親“楊承包”的稱號，楊斌笑說有人覺得“承包”不如“股份”洋氣，誤認為父親不懂市場經濟。他說實際上父親在解放前就已經寫了很多書，專門分析舊中國資本主義下各種各樣的市場，那時股票、期貨、黃金、外匯市場等等都非常活躍，股票市場不僅買賣股票現貨，而且還交易股票期貨，不僅交易中國股票，而且還交易西方國家企業的股票，金融市場開放、發達程度甚至超過今天，上海曾是僅次于紐約、倫敦的重要金融中心，但是，當年就是投機黑幕重重，腐敗弊病叢生。當年父親曾勇于揭露國民黨官僚操縱金融的腐敗黑幕，在重慶、上海、香港等地經濟界贏得了很大的聲望。父親同胡代光、高鴻業等老一輩經濟學家一樣，恰恰是由于深知股票市場投機弊端，才不像新一代經濟學家那樣對股份制抱浪漫幻想，主張對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持慎重態度。父親正是親身體驗過當年民族資產階級報國無門、救國無望的困境，才在今天改革方向上主張堅持社會主義和公有制。
“父親一方面注重實際，一方面又寫書、搞研究，從新中國經濟建設到改革開放年代，工作都非常勤奮、辛苦。現在由于長期辛勞、身體多病的原因，他很難再寫東西了。他現在對國內改革中的新自由主義傾向非常擔憂，像各地改革中大量賤賣國企的私有化傾向。他還認為金融開放中應特別注意維護經濟主權，避免出現舊中國金融遭受西方資本控制的局面。他談到當年民族資產階級和許多民主人士如章士昭，都呼吁保護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但因舊中國沒有經濟主權而無能為力，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不關注民生，迫使廣大民眾為求生存起來革命，今天應珍惜前輩流血犧牲贏得的經濟金融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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