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實現政治民主，先實現經濟民主。要實現經濟民主，先實現生產民主。要實現生產民主，先實現工作民主。工作不民主，要政治民主那玩意兒沒啥用處。民社派口口聲聲要民主，可他們慫恿千百萬企業往專制的方向改；口口聲聲要法治，可他們引誘千百萬企業實施徹頭徹尾的人治。右派們推銷的大選式民主，無非是資產階級專政的馬甲。很顯然，只要在企業里還是老板說了算，就不存在什么民主。其實老板說了也不算，老板聽市場的——那只據說是看不見的手。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階級差別主要表現為資本特權。取消資本的控制力，對生產力并不發生影響，相反，資本的控制是生產力的最大桎梏，從數家頂尖汽車公司的瀕臨破產到無數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無不體現資本游戲中盤算與盤剝的之間的互為表里、撤資與停產之間的一體兩面。
以美利堅和老歐洲為典范的現代文明方式行將就木，而隨著跨國資本的惡貫滿盈，全世界無產者的廣泛聯合、資本權力的全面覆滅，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而各民族國家的權貴政權和買辦政權也將隨之滅亡。人類必將進入新的文明形態。
概念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大略有兩種。一種是國家社會主義，即意味著民族主義和戰爭的法西斯。在米瑟斯和哈耶克的時代，預示著并表現為通往奴役之路的，正是這種壟斷資本的國家政權化。一種是社會主義國家，即旨在消滅階級差別的過度政治形態。以國家政權從事消滅階級差別的斗爭，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
俄國和中國發展最快的階段，都是社會主義時期，而實行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的崛起之快，則也是歐美列強所不能容忍的。如此一來，我們就能理解俄羅斯在蘇聯倒下之后20年沒什么發展之如西方所愿，中國在被歐美折騰了30年之后，西方肯與之兩各相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實質是，富人以各種手段防止別人富起來——這是其基本矛盾的簡單變式，雅利安之不許猶太是也，德國之不許俄國亦然，頗有點局部先富論的色彩。
如今中國各種各樣心懷鬼胎的右派們，也是希望制造并保持階級差別的，這正是左派所反對的東西。中國歷史以前走不出歷史循環律，就是因為沒有意識到階級斗爭的目的是為了取消階級差別。
合作比競爭有效率，即便是競爭條件下的企業，也最注重員工的團隊意識。計劃比市場有效率，即便是跨國資本內部，其運營手段永遠是計劃經濟。如果說社會主義有初級階段，那也不過是在人們的合作范圍與合作程度上有所區別而已。
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對資產階級實施專政，消滅階級差別，為進入共產主義做準備。流氓團伙跟漂亮姑娘之間是沒有民主可講的，除非以剝奪剝削者的政治權利為前提。在階級分化的條件下，所謂民主無非就是摻沙子、和稀泥、為流氓專政找機會。在資本家們對作為勞動者人權保障最底線的最低工資制度耿耿于懷的時候，民社派的社保畫餅，不過是何不食肉糜的歷史回音。
人類社會中，人的權利是人通過人與人之間的斗爭爭取來的，所謂天賦人權，不過是說人天生有在他人面前為自己爭取權利的要求。奶農養活了奶牛，還是奶牛養活了奶農，這是個剝削規則下的偽問題。奶牛是大自然的生靈，吃的是大地的草，養的是自家的崽兒，奶牛產奶是天賦本能。
資本代理人們這邊廂在養活了當牛做馬者的倫理倒錯的幻象里當主子，那邊廂在奶是檢驗娘的唯一標準的指導下裝犢子，甚至還將利益驅動的科技創新成果轉化進來、推廣開去，后來的事情，大家都是知道的。奶其奶以及人之奶，他娘的畫皮也就昭然于世了。
社會改造的過程首先是利益關系改造的過程。社會規則不改，利益格局不改，私有制度不改，人們為生存計，就不得不私自當頭，如三鹿般的罪惡就會不可避免地像韭菜一樣一茬接一茬地生長。
經營管理也好，技術創新也罷，說到底還是個利益分配格局的問題。創新，一是靠智力資源，說白了是興趣和精力；一是靠物質資源，說白了是材料和環境。利益是一切社會活動的紐帶，要解決企業道德問題，理順利益關系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否則，道德只不過承擔著社會批判功能，是不會發揮主導作用的。
右派們掌控的輿論在人們的思維上打了個節。其實精英們當年的那點兒傷痕，跟今天普通勞苦大眾們兩地夫妻、空巢老人、留守兒童、大頭娃娃、結石寶寶的苦難比一比啥也算不上。更何況那些哭哭啼啼苦大仇深的控訴者里，以右派們的一貫品格來判斷，如文大師懷沙般渾水摸魚、附會杜撰、矯飾其丑、欺世盜名的主兒，想必也并不少。在此本先生謹對未莊青年流氓無產者阿Q不曾將腦袋上那幾處不知起于何時的癩瘡疤包裝為奮斗傷痕表示敬意，與他一蟹不如一蟹的傳人相比，這是他應得的哀榮。阿Q之諱光諱亮諱燈燭，是出于害羞，文大師將其詐騙行徑一以貫之、把流氓行徑詩化成半為蒼生半女人，則簡直是紅腫之際艷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了，無恥至此，實非最好臉面、同時又最不要臉的投機極左老右派不能為也。
東方人沒有契約文化，如果搞競爭，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徇私舞弊、道德敗壞。法學界那種惡法非法、甚或劣法亦非法的論調，本質上不過是氣話而已，當不得真的。這就好比，老子一瞪眼說：我沒你這樣的兒子。其實誰都知道，兒子還是兒子，該是誰的還是誰的。兒子不爭氣，老子要設法管教，實在不行就打死另生一個。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這才是法學家應有的態度，父攘羊而子證之，抑或子攘羊而父證之，這純屬拆法學的臺，沒什么建設性。因為法學本來就是雞鳴狗盜的產物，再怎么包裝也還是各種丑惡現象的衍生品，其最高尚的時候也不過是不得已的惡，本就有一身的罪惡細菌。法治學說在東方的興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右派們衣食足方才知榮辱的生理規律。被奶檢驗為娘的那些流氓邏輯知道請法政系來加以包裝粉飾了。善良的法學家們，愿望是良好的，但善良的法學家所論證的終究不過是愿望。是妓女，終歸要接客的，想賣藝不賣身，得自身有那素質才行，具體說就是立法技術超絕。若哪國有哪部法律有這個賣藝不賣身的本事，肯定要傳為美談，只是至今人們尚聞所未聞，除了那個謬種流傳的、被并不善良的法學家用來騙人的、關于德國小磨坊的童話故事。
由此我們知道：自由派所期許的，顯然是釋放資本權力的自由意志。民社派所標榜的，無非是包裝資本權力的民主畫皮。而法政系所兜售的，也不過是袒護資本權力的憲政法則。
中國改革派的法政系們，一群蠻不講理的牛二而已。臺灣省的法治模式，是法政系們津津樂道的典范，只是扁家弊案，怎么就一直被拖到其任期結束了，才被掌了權的政敵給揭發出來調查懲辦呢？沒有哪個正派的人肯否認政治和法律的相表里，只是臺灣省的教訓使人意識到，法治的面子并不是什么多有用的玩意兒，壓根完成不了大陸法政系們肩負的那種“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的歷史任務，也壓根起不到什么防腐、反腐的效果，更別提用這玩意兒來實現海晏河清、政治清明了。扁家的官僚裙帶網，邱大俠死盯了好些年了吧，但只要有司不調查、不起訴，隨你怎么有理有據、如何合情合理，你就拿人沒轍，程序是法治的生命嘛。其實道理再簡單不過了：養大了扁家犯罪團伙，就是法治的失敗。倒是大陸這邊兒，文革余孽們的人肉搜索才一小試牛刀，什么林家巷、什么周就更，立馬完蛋下臺。可笑徐州的法政系牛二們還在那兒又是擔憂、又是反思，又是立法、又是規范，試圖變出個好法律來呢。最可怕的是以法治的名義實施惡政，并以法治的手段維護惡政，善良的法學家們不妨多關注一下那些有司動輒依法不予受理的社會問題。
歷代圣賢的文化使命，是對人類思想的改善，歷代圣賢的歷史功績，是對改善之道的確認。總有一部分人是要堅守的，總有一部分人是要闡發的，人多人少的問題，在社會中占比例大小的問題，量變質變的問題，大眾總是有些后知后覺的，似乎總要在一定情勢逼迫下，才會覺悟。百年來周樹人之棄醫從文、熊子真之退伍執鞭，其道一以貫之。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左派都是心地善良思路清晰的那種人，一般不至于發生生理性的倒退，有生而左的，有學而左的，有困而左的，困而仍右，對號入座可也。本先生俯視精英、教訓小右，目的是啟蒙精英、開導小右、挽救各式各樣的流氓無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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