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華又鏗鏘發話了
何必
“李金華：政府成本太高是浪費納稅人的錢”。2006年6月4日，國內各大門戶網站新聞首頁上，這條消息都成為頭版頭條。這則援引中新社的電訊報道，中國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稱，中國深化政府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不僅要建立一個廉潔的政府，還要建立一個廉價的政府，政府的成本太高，就是再廉潔也是浪費納稅人的錢。他認為，現在很多問題，最終還是由于政府改革還不到位造成的。政府改革不到位的表現之一即權力過于集中，有些政府部門和官員就利用一些權力去尋租。這位高官認為，中國現在國家監督力量很多，除審計機關外，財政有監察專員，國家發改委有稽查特派員，金融領域有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還有其他各種專項監督等。監督部門多，人數也不少，這一方面造成重復監督、重復檢查現象，使一些金融機構、企業因為一年到頭不停的檢查而叫苦不迭，成本很高，甚至影響到正常業務的開展，另一方面就是“龍多不治水”，誰都能檢查，誰都不負責任。李金華表示，作為審計機關，他希望建立起一種追究監督部門的責任機制，以監督監督機構履行職責到底怎么樣。中國整合監督力量，強化監督力度，就是要使監督機構不僅要有權力，而且要強調責任。
在這個特殊的日子里，媒體當然不會對17年前的那個同日敢于只言片語了。所以嘛，有李金華這么個號稱與潘岳、薄熙來等被坊間稱之為“具有人格魅力的年富力強的領導人”的說辭，不也可以彌補集體失語的缺憾不是？
今年4月下旬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由于流動性激增，第一季度中國按年度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10.2%。中國各銀行第一季度發放了1370億美元的貸款，約占全年計劃放貸總量的一半。報道認為，中國政府早就應該采取貨幣緊縮措施。美聯儲自2004年6月以來，已連續15次上調利率，而中國人民銀行僅升息一次。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選擇了運用行政手段，而且有可能再次這么做。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比率，嚴格貸款發放標準，以及限制土地供應。不幸的是，這些措施的成效記錄有好有壞。中國政府上一次收緊土地供應是在2004年，但固定資產投資幾乎沒有放緩。即便限制土地供應，在短期內也將是無效的。中國官方數據顯示，政府已批準用于開發的土地數量，遠遠超過全年所需的水平。同時，投資重大項目的意愿也沒有絲毫減弱跡象。與此同時，其它許多高速鐵路項目正在規劃中。中國可能還是需要更為常規的緊縮手段。
這說明了什么？在2003年行政許可法頒行后到今天，限制行政權力的努力基本上可以說徹底以失敗告終。我們看到的是，行政邊界不斷擴大，行政對于市場的干預愈演愈烈。在對市場化的否定性傾向之中，更多成為了政府作為最大的強勢利益集團在暗中借助否定而大大地成就了自身跑馬占地以及鞏固勢力范圍的契機，或者說，對市場化的反對，倒是成就了各級政府權力的進一步惡化性擴張。
3月9日出版《每日工業快訊》津津樂道于，中央政令不暢、省際市場割裂、地區差距拉大……這些均可直接歸咎于以省域為特征“諸侯經濟”。而這種以省域為特征的單元經濟積弊已久，特別是在國際市場日益一體化的情況下，國內市場卻壁壘林立，不少企業和商家對此早有切膚之痛。以金融領域為例，在瀕危上市公司、金融機構的重組過程中，地方政府青睞本地企業、普遍信奉“肥水不流外人田”早已是公開的秘密，甚至為此付出了“代價”。而最宏觀的爭奪體現在GDP規模和速度上。在中央“十一五”規劃建議出爐后，各地紛紛發布了自身的GDP增速預期——北京確定為9%、河北為11%、河南和山東為10%……多高于此前的中央底線。而各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往往還會引發地方對中央政策的抵觸。以05年的煤礦清理為例，在中央有關部門發布通知后，仍有不少省份或拖延整頓關閉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的煤礦和非法煤礦，或一度議而不行。這種格局也造成了吸引外資和外貿過程中的不穩定性甚至內耗。由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往往與國家政策不符，中國逐漸放寬的總體投資環境與地方政府的實際執行之間存在的斷層令外國投資者頭疼。近來的某些跡象顯示，“十一五”開局之年或將成為中央強力破除“諸侯經濟”轉折的前奏。2005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要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已被明確提出——這是中央在首次坦率承認存在國內市場“尚不統一”。 而2006年是“十一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很可能意味著相關措施即將啟動。而“十一五”規劃建議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重新調整經濟區域劃分。2005年下半年在成都召開的第二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上，包括廣東、湖南、四川等南部9省區以及港澳特區政府各方正式簽署了《泛珠三角現代物流發展合作協議》，其中就明確提出“打破區域或交通系統內部的部門分割”、“共同清理、廢止涉及貿易封鎖和地方保護的制度和規定，簡化和規范行政審批”、“消除地區貿易中的障礙和封鎖”等實質性內容。
編輯部就此點評為：政治經濟學上認為在后進國家，市場體制的確立使地方的分殊利益日益突出，加上財政分權方面的改革，地方在財政上就逐步走向人格化，這被稱為一種“財政聯邦主義”的趨勢。我國目前出現的“諸侯經濟格局”苗頭，始自1978年的市場經濟改革，實際上是由政府特別是各地方政府主導下進行的，這在客觀上促成了省級政府在其施政范圍內對市場的影響力，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省份經濟。而從財稅的角度來說，1994年實行“分稅制”后，經過十幾年的放權讓利，地方自主權擴大，地方政府也有了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地方政府為了發展地方經濟而展開激烈的競爭。只是出于對短期“政績”的考慮，地方政府往往更傾向于選擇掠奪型發展戰略和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同時對本地市場的保護性措施也增加了省際間的交易成本。
實際上，這種分析只要稍微再向前跨一步，就是地方割據并引發軍閥混戰的征兆與預測。而現實當中，中國國內交易成本要高于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成本，這種倒掛現象在全世界都是很匪夷所思的，人們更愿意將此看作是中國特色的具體表現。
2005年12月烏有之鄉電子雜志第十八期報道，在已改制的國有企業中，由于經營者的職工持股會控股的企業，在各種非國有控股中已經占到一半甚至更多的比重。同時，經營者和職工持股會作為第二或者第三大股東的角色，也越來越多出現在各種所有制企業中。比如，在國有資本控股中，由政府部門作為第一大股東的改制企業，由經營者和職工持股會作為第二、第三大股東的比例分別達到28.3%和19.8%；由資產管理公司等作為第一大股東的改制企業里，由經營者和職工持股會作為第二、第三大股東的比例則高達53.2%和20.66%；而由母公司控股的改制企業中，經營者和職工持股會做第二、第三股東的比例則達到了72.4%和20%。
當抽象的國家利益被具體化作政府利益，而政府利益又蛻變為利益集團的囊中之物時，我們當然可以想象社會發展的未來會是如何。
同時，該電子雜志也指出，2004年哈爾濱國有經濟比重在70%以上。“今年市委、市政府決定、要啟動90%國有企業改革，要完成70%國有企業改革”。改革以國退洋進和國退民進為主題。哈市400余戶國企資產清核已全面啟動，6月前做完，這意味著平均一天要完成10家；8月前再做完資產評估工作，等于平均一天要完成23家！如此驚人的高速度實在令人擔心。國資產度集中的地方往往市場化嚴重不足，觀念落后，改革稍微把握不好，就可能引出許多問題。
最近，社會學者孫立平教授給我們描繪了一幅令人吃驚的圖畫。他分析了2002年10萬億元國民收入的分配流向，其中政府財政收入2萬億元，企業所得利潤收入1萬億元，城鄉居民收入3萬多億元，算來算去還有4萬億元的分配不明不白。
即使在當下，地方官員進京跑官要官之風也呼嘯瘋狂，那些官員懷揣動輒幾十幾百萬現金，在京城酒色迷離揮金如土，全部工作就是盡快將這些現金花干凈。數據顯示，1996年～2002年政府對公益性、基礎性和競爭性領域的投資結構從10.49：38.38：51.13演變為15.99：47.76：36.7。這表明，政府的職能在發生著向利益瓜分者角色快速變化的進程。
2005年4月，原成都市委宣傳部長高勇一案被開庭審理。高勇八年廳級干部生活，積攢2000萬余元贓款。據報道，大部分贓款是他任證監會“欽差大臣”成都特派辦和貴陽特派辦期間聚斂的。公安、財政、經貿、國資等中央政府部門都有派駐各地的機構，上級部門對這些機構的監管“離得遠，看不清，落不實，抓不住”；駐地黨委政府“看得見，管不著”，且有“投鼠忌器”的監督困惑。有的排出機構“黨政一肩挑”，有的不設紀檢監察機構，有的甚至長期不設黨組，實際往往是一把手獨裁。這些大權獨攬的“欽差大臣”們的廉政，僅僅依賴“廉潔自律”。
2005年四川省對該省原有79個議事協調機構進行清理整頓，其中29個被撤消，并倡導部門間建立聯席會議制度。撤消的理由是：這些臨時機構設立的隨意性大，只憑一個行政命令或者一些領導的意思就成立，有的甚至擅自成立，造成政府機構臃腫，臨時機構與職能部門重疊交叉，遇事互相推諉扯皮，甚至發生爭權沖突；分散主要領導的精力，有的領導甚至在20個臨時機構中兼任職務。四川省協調機構最多時達140個。專家認為，協調機構改革已成為一個全國性的難題。
另一方面，政府面對民族工業又在干什么？深圳市臺電實業有限公司目前已成為世界上有線同聲傳譯語種最多的數字會議系統制造商，擠進了聯合國、世界銀行、APCE等許多國際會議會議廳，但在國內的會議廳屢遭尷尬：2004年，國內一家國際會展中心采購會議發言系統和紅外同聲傳譯系統，標書中列舉的推薦品牌全是國外會議系統品牌，中標的某國外品牌竟是面臨淘汰的產品；會議表決系統是會議中技術含量相當較低的一個子系統，“和”另外幾個國產品牌都推出了成熟的產品，但近年我國的許多省、市人大表決系統工程項目的招投標中，“臺電”等國產品牌均不能取得競標資格。中國的“世界知名品牌”在中國市場和政府采購中遭受“白眼”的事例舉不勝舉。
所以嘛，這樣的行政，自然不會得到什么好的下落。2005年5月18日，全國公安機關開始集中處理信訪問題。按照公安部的部署，此次記者公開接訪為期3個月，目標定為“人人受到局長接待，件件得到依法處理”。赴京上訪已經成為地方矛盾向中央轉移的重要渠道之一。據國家信訪局的統計，2003年國家信訪局受理群眾信訪量上升14％，省級只上升0.1％，地極上升0.3％，而縣級反而下降了2.4％。另據報道，2004年，全國各級信訪部門共受理群眾信訪1373.6萬件（人）次，而各地赴京上訪量平均增加了58.4％，其中赴京集體上訪增加了73.6％。發動一兩次戰役式行動，不可能真正化解目前的“信訪洪流”。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張曉山在其《后農業稅時代 回歸物質與權利命題》一文中指出，原來村官應該是為村里服務的，現在行政村的干部卻官僚化了，誰給我錢，我聽誰的。應該說，政府職能轉變存在的問題也較多。各種考核、各種指標愈演愈烈。層層分解，不換思想就換人，黃牌警告等等這些東西，跟以人為本的服務型政府是背道而馳的。鄉鎮干部這個角色是好人不想干，能人不愿干，壞人搶著干。
……
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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