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新西山會議”的政治和理論思考

關于“新西山會議”的政治和理論思考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于2006年3月4 日在北京西山杏林山莊秘密舉行了“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外泄的會議原始記錄，暴露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精英們錯誤估計了形勢，泄露了“不可泄露的天機”：
    第一，中國共產黨是“沒有注冊登記”的“非法”政黨，黨及其領導的人大、政府、司法等“權力架構”都“違反憲政”，要實行“多黨制”，“軍隊國家化”，剝奪共產黨的軍權，以“臺灣的模式”即西方式的“憲政”取而代之，“中國要一定走這個道路”。
    第二，使共產黨“形成兩派”，并組建“小群體”，建立反對黨，搞“顏色革命”，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成為治國的指導”。
    第三，以私有化為目標的“經濟改革己經實際上結束了”，“現在到了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時期”，他們在這個“新階段”“改革攻堅”的戰略目標，重點是顛覆我國社會主義的政治、法律制度；同時還要進一步摧毀國有經濟，并實現土地私有化。
    第四，采取陰謀欺詐的斗爭策略和手段，打著“改革攻堅”的旗號，“打左燈向右轉”，現在要“圖窮匕見”！“改革”的假面具撕掉了，露出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真面目。從會議的組織者高尚全、遲福林、石小敏，發言者賀衛方、張維迎、李曙光、張曙光幾個自由化精英泄露的天機看，“新西山會議”絕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孤立偶然事件，而是我國自由化勢力第二次戰略重點轉移的標志和政治綱領的大暴露。他們的第一次戰略重點轉移，是在“六四”后由“街頭政治”轉變為潛伏恢復，發展力量，大力向體制內滲透，搞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瓦解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他們認為在這方面獲得了很大成功。第二次是最近二三年，在加緊徹底搞跨國有企業的同時，逐步把“改革攻堅”的戰略重點由搞“經濟改革”轉移到“政治體制改革”，并拋出了極為明確的政治綱領。這次會議就是在改革、發展的重大歷史關頭，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必然激化的產物和典型表現；也暴露了自由化精英們同敵視社會主義勢力，在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這個根本目標上的一致與合流。
    “新西山會議”的性質己經十分清楚。因此，我們必須像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部時的講話》所強調的，要“懂得事情的利害關系”，認真對待。我們要搞清楚這個政治事件為標志的自由化猖狂的客觀條件，我們自身工作上的問題，以及我們黨應采取的對策和措施，與之進行堅決有效的斗爭。否則，任其繼續發展下去，必將釀成某種新版“六四”政治風波，將比上次更難解決，造成更為嚴重的惡果。
    一、資產階級自由化猖狂的客觀條件，是其具有一定階級性的社會基礎比以前明顯擴大加強
    近28年來我國的改革、發展獲得了偉大的歷史性成就，同時我國各階級階層狀況及其相互關系等國內因素和國際的影響也發生了許多新變化。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自由化勢力竭力推行的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相對削弱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新形成的暴富群體和利益集團，具有了日益擴大的特殊經濟利益，資本主義化改革開放要求不斷膨脹：自主化勢力向體制內的組織滲透，及其同敵視社會主義勢力在根本政治目標上的一致和合流；自由化觀點在社會上的深廣潛移默化，國際因素對國內影響的擴大和加深，這一切使自由化勢力的社會基礎比八十年代相對明顯擴大加強，國內小氣候某種程度上也更適宜他們進行活動。這正是他們愈益猖狂的客觀社會條件。
    1981年黨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我國“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后，階級斗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斗爭已經熄滅的觀點。”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指出，這種階級斗爭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或者說是歷史上的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69頁）
    改革、發展近28年后，我國的階級階層狀況及其相互關系，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至改革開放初期相比，己經有了相當大的不同。因而，現在的“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雖說同“歷史上的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有關，但它在今天的新內容和新特點，則主要決定于現實的社會各階級階層狀況及其相互關系等國內因素以及國際的影響。
    那么，現在我國的國情已經發生了什么重要新變化，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主要有什么新內容和新特點呢？
    第一，不會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的社會條件，發生了相當明顯的反方向變化。鄧小平在1985年同穆加貝的一次談話中指出：在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革中，“個別資產階級分于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我們應特別注意的是，他的這個重要論斷有著嚴格的條件限制。他在這次談話和在1979年《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特別強調了不會形成新的資產階級的三個根本前提或條件：即“以公有制為主體”，“不搞兩極分化”“確已消滅了產生剝削的條件（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8－139頁，第二卷第168－169頁）但在20多年之后的今天，實際情況已經改變：一是內外資私有制經濟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私營和外資經濟是其主力；二是在全國的第二、三次產業中，內外資私營企業職工人數，即作為雇傭勞動者就業的人數，占全國二、三產業就業總人數的70.2%；三是我國貧富懸殊的基尼系數高達0.47，己超過許多發達和發展中資本主義國家的0.43左右。這說明，原來具備的不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的三個條件，己經發生了很大的反方向變化；而且在市場無序和泛化，腐敗大量滋生的條件下，脫離對生產和分配過程的直接控制，也能夠以多種手段侵吞大量公私財產，進行掠奪式的剝削；國際壟斷資本在我國的扎根和擴張，也使極少數買辦的產生至少成為可能。在這種新的條件下，我國是否己經產生了具有明顯資產階級屬性，數量可觀的以單個形態存在的各種資產階級分子呢？他們是否具有形成一個完整階級的可能性和危險呢？這種新情況對我國的改革、發展又必然會產生什么影響？
    第二，各種暴富群體及其代理人——體制內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已經成為干擾破壞我國社會本義改革和發展的比較強大的社會力量。極少數人暴富，大體上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的，但各種暴富群體大量產生和迅速發展，是在九十年代以來。依靠各種非法手段和不規范改制掠奪大量公私財產的暴富群體，依靠合法、非法或二者兼具的手段占有生產資料、無償占有雇傭工人剩余勞動的暴富群體，依靠貪污盜竊和具有職業特點的索賄受賄的暴富群體，以及其他暴富群體，他們憑借經濟實力及其代表人物在體制內外的合法地位，通過勾結干部隊伍中的各種腐敗變質分子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并利用對于“四個堅持”不堅定的干部，已經成為一種相當強大的社會力量，以至能夠有力地影響一些部門和地方的改革、發展決策及其執行結果。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這合乎規律，經濟力量強大的社會集團必然是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強大力量。而分布于一些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以及輿論界、經濟學界、法學界等領域，活躍于國內國際的少數資產階級自由化精英們，則是各種暴富群體的經濟、政治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代表者。自由化精英具有雙重身份，既是我國全部具有資本主義化改革開放要求的社會勢力和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的總代表，又是西方圖謀在我國策動“顏色革命”的“特洛伊木馬”。只有他們才具備這樣的資格和條件。他們憑借其握有的各種權力、話語霸權，力圖在當前的改革、發展重大歷史關頭，迫不及待地把我國推向全面資本主義化的邪路。
    第三，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四個堅持”的斗爭和對立，并在一定條件下激化，愈益突出地成為特殊形式階級斗爭的集中表現、主要內容和基本特點。隨著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階級階層狀況及其相互關系的巨大變化，在諸多新的社會矛盾和問題中，帶有階級性因素、階級斗爭性質和對抗性的現象增多，也變得比過去復雜。而特殊形式階級斗爭的集中表現、主要內容和基本特點，則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四個堅持”的斗爭和對立，并在當前改革、發展的重大問題上和重大歷史關頭趨于激化。這種斗爭和對立，已經比八十年代更為突出，實質“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03頁），還是鞏固、發展和壯大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進行了多年的關于物權法的爭論，2003年以來搶賣國有企業的狂潮和關于國企改革的爭論，圖謀否定中國革命歷史和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間修憲”，以至這次“圖窮匕見”的“新西山會議”，都是這種斗爭和對立及其在一定條件下己經激化的重要標志。這種對抗性矛盾在一般情況下按人民內部矛盾對待，在特殊情況下則可能轉化為敵我矛盾。資產階級自由化死硬分子本質上就是人民的敵人，極少數頑固不化的“六四精英”即是先例。
    二、資產階級自由化猖狂，在我們工作方面的根本原因，是在一定范圍內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一手軟”
    鄧小平在總結“六四”政治風波的教訓時指出：“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沒有錯。但今天回頭來看，出現了明顯的不足，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四個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05頁）總的來說，一手軟現象在九十年代以來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四個堅持仍然不夠一以貫之，存在薄弱環節。極少數人搞自由化的東西，在有的部門、領域、地區和單位，不但沒有受到應有的批評、制止，反而得到有的領導的默認、支持或采納。
    我們在工作上一定范圍內和不同程度存在“一手比較軟”的現象，主要根源有以下四點：
    第一，不少領導干部近于喪失階級斗爭的觀點，放棄階級分析的方法。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不高，尤其是沒有掌握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鄧小平所強調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不善于聯系改革、發展中變化著的實際，運用這些原則和方法，正確地認識社會主義改革中“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在放棄“階級斗爭為綱”的同時，實際上又受到了“階級斗爭熄滅論”的影響，基本上泯滅了應當保持的階級斗爭觀點，丟掉了階級分析方法，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四個堅持”的長期斗爭和尖銳對立，缺乏明確的認識和鮮明堅定的立場，因而無視這種斗爭的嚴重性，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自由化這只手硬不起來。
    第二，有些領導干部有嚴重的片面性、絕對化，只反“左”，不反右，不敢反右。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不少同志片面地總結歷史教訓，認為一講思想斗爭和嚴肅處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這就走到軟弱渙散的另一個極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37頁）必須明確，鄧小平強調“現在”“主要是防止左”，是因為“左”是“根深蒂固”的東西；（同上第375頁）但他從來沒有把主要是反“左”當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永恒不變的教條，而是根據具體情況，有時這一只手重些，有時另一只手重些。1983年他強調，當時“首先要著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同上第47頁）在 1986年、1989年，他繼續主要反對右的傾向，領導黨和人民兩次沉重打擊資產階級自由化，制止了社會動亂。現在改革、發展到了重大歷史關頭，自由化勢力又十分猖狂的新的具體情況下，“四個堅持”、反自由化這一手理所當然地應該適度加重。但不少領導干部不是這樣，他們不但從“文革”極大錯誤的教訓中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而且也沒有汲取“六四”政治風波和蘇聯解體的嚴重教訓：自由化勢力把反“左”絕對化為萬古不變的教條，是為了反對四項基本原則、保護自己而采取的一種陰險的斗爭策略，有的同志上了當，怕被扣上“左”的帽子。這就導致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
    第三，多數領導干部長期誤認為，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同它必然聯系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向道路問題上，不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基本上解除了在這個方面反自由化的思想武裝。這是極端錯誤的。誠然，物質生產力本身不存在產生自由化的問題，不加分析地說自由化來自經濟領域當然不妥當。但是，從實際情況和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來看，在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革、發展中，如果把公有制生產資料和產品大量私有化，危及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并造成明顯的兩極分化趨勢，這正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在經濟領域的集中表現。“新西山會議”上幾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精英正是在經濟和政治領域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典型人物。自由化勢力和西方敵對勢力，在九十年代以來，竭力以新自由主義干擾破壞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并認為取得了很大成功，他們在經濟領域搞的如果還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那又是什么呢？
    第四，有的領導干部另搞一套，從我們內部干擾、破壞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鄧小平在1983年指出，有的人是“長期在政治上不同黨中央保持一致。或者表面上保持一致實際上另搞一套的人。”（同上第37頁）他們的顯著特點是利用手中的權力與合法身份，從我們內部千方百計地支持、庇護自由化勢力及其活動。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正是由于他們從我們內部，以領導干部、甚至高級領導干部的身份進行干擾這個主要原因，才使“軟弱渙散”、“一手軟”的問題始終未能解決，終于釀成 1986年底至 1987年初的學潮和 1989年春夏之交的動亂。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經過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向我們體制內的組織滲透和新老交替，至今這種人增多了。他們進入了一些重要部門和單位，支持、庇護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和事，有的甚至帶頭搞自由化，干擾軟化了反自由化斗爭。
    三、處理“新西山會議”事件和解決“一手軟”問題的建議
    在當前對這個典型政治事件進行堅決穩妥的處理，是十分必要的。在此事件中，資產階級自由化精英們嚴重違憲，自我暴露徹底，完全輸了理，在全黨、全國人民面前陷于孤立。嚴肅處理，能夠以儆效尤，有效打擊、抑制自由化勢力的囂張氣焰，分化他們，教育干部群眾，對穩定大局有利；并以此為契機，從思想認識和組織上認真解決不少干部中存在的“一手軟”問題，以保障全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在改革、發展的重大歷史關頭，更加鮮明堅定地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方向。為此，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旗幟鮮明，態度堅決，果斷穩妥地處理這個事件
    建議黨中央責成中紀委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及時采取有效措施，盡快查明“新西山會議”的組織者和幾個骨干全部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與活動，依據事實、黨紀和國法對違紀違法者予以嚴肅處理，并予通報和公開報道；同時要對他們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進行有說服力的公開批評，擴大教育面，以昭示中央鮮明堅決的態度，鎮住邪氣，防止蔓延。
    第二，在全黨全國高中級干部中，認真進行一次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的教育
    這次教育要結合改革、發展的新實際，重點解決三個問題；
    一是要實實在在地堅持公有制為主體，而不是在口頭上字面上。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既包括生產力，也包括公有制生產關系。從生產力同生產關系的必然聯系和辯證統一，公有制經濟數量同質量的必然聯系和辯證統一互補所形成的綜合實力，這兩個方面都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才能從根本上不斷鞏固壯大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
    二是要牢牢把握經濟同政治、意識形態的必然聯系和辯證關系。在改革、發展中，如果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變革逐步改掉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包括主要由生產關系所決定的階級關系的變更，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必然發生違背社會主義方向的變化，日積月累，并反作用于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早晚必然造成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被顛覆的惡果。上述論斷絕不是純理論和邏輯的推演，“新西山會議”要實施的“改革攻堅”戰略重點的第二次轉移，為這種論斷提供了有說服力的實踐確證。因此，割裂經濟同政治的必然聯系和辯證關系，并認為在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方面不存在反自由化，是極為錯誤和危險的。正如列寧所強調的：“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處理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就不能解決它的生產任務。”（《列寧選集》第四卷第 441—442頁）始終一貫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社會和諧發展任務的根本政治保障。
    三是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斗爭觀點，掌握階級分析方法。要明確，階級斗爭不是主要矛盾，絕不能搞階級斗爭擴大化。但由于國內因素和國際的影響，在一定范圍還存在著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在一定條件下還可能激化；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存在的國際條件下，在長期的過渡性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尤其是如此。因而，我們必須以階級斗爭的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正確認識和處理確屬階級斗爭性質的問題，要嚴格區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
    我們的干部只有理論聯系實際，從思想上真正解決以上三個問題，才能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從認識根源上解決一手軟的問題，全面堅持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
    第三，教育全黨和全國高中級干部，正確把握反傾向斗爭的基本原則和正確方針，從自由化勢力反“左”緊箍咒的束縛下解放出來
    毛澤東、鄧小平一貫主張反傾向斗爭必須根據具體情況決定方針，“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對‘左’對右，都要做具體分析”，（《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79頁）在反對一種傾向的同時，要“注意防止被掩蓋著的另一種傾向”。（《毛澤東文集》第十三卷第144頁）毛澤東在提到反對錯誤傾向的歷史經驗時還指出：“我們黨的歷史情況表明，在我們黨同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時期，黨內容易發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們黨和國民黨分裂時期，黨內容易發生‘左’的偏向。”（《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297頁）他們闡明的上述基本原則和重要觀點，對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指導作用。鄧小平在1987年指出：“有些人對改革的某方面、某些方法不贊成，但不是完全不贊成。中國不存在完全反對改革的一派。”（《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09頁）原來的情況就是這樣，改革開放又以偉大成就證明了它的必要性，現在雖然還有“左”，但真正從“左”的方面反對改革的人就更少了，影響也有限，當然還要防。但是，在改革開放中，經過長期的“主要是防止‘左’和反‘左”’，不少干部忽視了被掩蓋著的右的傾向；同國內某些階層和國外境外資產階級的廣泛合作，有些干部又容易發生右的傾向。而長期以來不容回避的事實又恰恰證明，屢次興風作浪干擾破壞改革、發展，并造成嚴重惡果的，主要是從右的方面來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左” 自身沒有這么大的能量，也沒有國際反華反社會主義勢力的背景。自由化勢力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搞了兩次圖謀顛覆我國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社會動亂；而在九十年代以來，則發動了一場持久的無硝煙的戰爭——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而不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圖謀首先徹底摧毀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為從上層建筑上推翻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創造條件，最終把我國拉向全面資本主義化的邪路。“新西山會議”泄露的天機可為這個論斷作證。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如此激化的嚴峻形勢下，在關系中華民族長遠歷史命運的關鍵時期，我們應按反傾向斗爭的基本原則，從實際情況出發，打破自由化精英反“左”緊箍咒的束縛，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只手一以貫之地硬起來，徹底粉碎他們妄圖全盤西化中國，大定資本主義乾坤的美夢。
    第四，采取積極穩妥的組織措施，解決某些部門和單位領導班子不純和領導權問題。
    為此要堅決把在我們內部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支持、庇護自由化的人，調離領導崗位，有的還必須嚴肅處理。上世紀八十年代兩次動亂的教訓告訴我們，這種人很危險，危害很大。因為他們在我們內部，具有領導干部的身份，手中有權，有上下內外廣泛聯系，能量和欺騙性都比較大。九十年代以來又出現了一些這樣的人，多是新生代，有的在“六四”風波前已經初露頭角但沒有充分暴露，也有在這場風波后蟄伏下來的搞自由化老手。九十年代以來他們的所作所為、特別是這次政治事件，充分說明他們是我們內部最危險、危害最大的因素，是我們內部思想不純、作風不純、組織不純的嚴重表現。因此，對他們應當堅決予以清理，恢復有的黨政機關、國有事業單位（高校、黨校、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媒體、群眾團體等）、國有經濟機構中，被他們竊取的那部分領導權，交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旗幟鮮明、態度堅決的人。領導權掌握在誰的手里是從組織上解決一手軟問題的一個關鍵。此外，對“天則研究所”這類名為“民間學術團體”，實為搞“顏色革命”的所謂“非政府組織”，要依法嚴格管理，凡是以學術研究之名進行違憲違法活動者，應依法堅決不予登記或及時取締，不要怕它們的支持者國際敵對勢力說三道四。他們同我國體制內的自由化勢力和國際敵對勢力是有密切聯系的。
    以上是我對“新西山會議”的思考，總而言之是兩句話：
    我國“六四”政治風波的嚴重教訓可鑒，蘇聯解體的慘痛教訓可鑒。有些事情不具必然性，還有偶然性，而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補充，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在這個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能發生，我們必須高度警惕啊！
    在當今這個決定中華民族長遠命運的重大歷史關頭，我們千萬不能在“四個堅持”方面犯一手軟這種幾乎無可挽回、悔之晚矣的歷史性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