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王怡在澳洲的演講

余杰王怡在澳洲的演講

兩位大陸青年作家，獨立中文筆會的副會長余杰和副秘書長王怡應邀造訪澳洲，2月8日晚在素有澳州政府智庫之稱的“悉尼研究院”面對澳洲當地關心政治事務的人士進行了一場關于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政治現狀相互關系的演講。研究院的主持杰拉.德漢德森先生是當年反對黨副領袖、現任澳洲總理何華德的辦公室主任，曾隨何華德訪問過中國，對中國事務比較熟悉，也比較關注。當晚余杰和王怡分別作了《中國“和平崛起”的謊言》和《地方主義與中國的政治轉型》的演講。

演講后悉尼筆會的周思、克萊爾、羅利等與余杰、王怡及旅居美國的獨立中文筆會的另一位副會長陳奎德等進行會談，交流對中國現實社會狀態的看法。

2月9日，余杰、王怡一行驅車直奔澳洲首都堪培拉，開車的是悉尼筆會的羅利先生。羅利來自美國，現定居澳洲。他七年前開始學習漢語，現在已經能夠講一口比較流利的漢語。羅利先生代表悉尼筆會加盟這次活動，悉尼筆會一貫奉行維護作家自由寫作權利這一宗旨。

第一場原本是與澳洲民主黨籍參議員納塔莎.斯多特.黛斯博雅的會談，因參議院有一個提案需要進行辯論，而她是提案的動議人，會談時她不得分身，改由她的助理凱特.佩賽主持了與余杰、王怡等的會談。

第二場會談在余杰、王怡與四位工黨的議員之間進行，維省墨爾本港選區的邁克爾.丹比、維省戈騰選區的布蘭登.歐考諾、昆省斯旺選區的金.偉奇和紐省帕拉瑪打選區的茱莉葉.歐文斯。議員們很認真地向余杰和王怡了解中國目前的人權和民主化進程的狀況，提出了許多個問題，余、王二位也根據提問一一作答。其中邁克爾.丹比議員一向以關注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著稱，會談后，丹比議員還饒有趣味地帶領客人參觀了國會大廈，并向客人介紹了部分建筑和內部布置。在國會大廈正中間象征澳洲民主政治的公平和透明的流水平臺處，丹比議員還特意向客人引見了工黨的影子外長、能講一口流利漢語的凱文.拉德。

第三場會談與澳洲的綠黨領袖鮑勃.布朗進行。布朗先生在澳洲以大膽敢言著稱，多年為孤獨的反對者，現在其帶領下已經將聯邦議席擴至4席。布朗先生對中國的政治問題懷有特殊的感情，多年來不遺余力地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去年3月為“中國民運2005年澳洲大會”在國會傳媒大廳主持新聞發布會，并在當天下午的參議院發言時利用提問的機會質問澳洲政府是否給中國的民主運動予支持。

第四場會談是與澳洲國會中國外交關系政策研究的弗洛斯特博士以及他的助手進行的。弗洛斯特博士仔細地傾聽了余杰和王怡對澳洲對于中國外交政策的批評，弗洛斯特的工作就是向國會的每一位議員提交對國家外交政策的基本報告。

余杰和王怡在他們與議員們會談中，多次反復的強調大陸目前的民間維權運動，他們介紹中國近來的這一維權運動，是一種不同于89民運的新型的追求民主化的浪潮。自由派的新聞人士、公共知識分子、異議作家、人權律師和維權活動家是其中主要的幾種力量，他們和廣大權益受到侵害的民眾在一起，用一種溫和的、尊重法治秩序的方式推動中國的政治進步。

他們介紹了最近中國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惡化，提到獨立中文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統計的50多位入獄作家。特別是師濤案件，以及雅虎、google等西方公司在中國政府鎮壓互聯網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還介紹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惡化。目前有一億多信仰團體包括基督徒和法輪功修煉者受到政府的迫害。

他們說，民間的維權運動目前存在兩個危險：第一是正在受到中共越來越嚴重和粗魯的打壓和控制。第二是大多數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和民眾對此缺乏了解，他們仍然認為中國是一個不可能改變的專制國家，他們還是按照以前對待中國政府不喜歡的民運人士的方式來對待這些維權人士。因為對中共的恐懼而不敢給予這些人更多的道義的支持。

他們強調說，如果目前中國的這一場民間維權運動失敗了，中國社會可能會出現更激烈的社會改革方式和政治沖突，所有那些因為顧忌在中國的短期利益而向中國政府的價值觀妥協的西方國家和他們的民眾，都會遭受到嚴重的損失。

他們強調說，所謂中國模式，正在用一種腐敗的市場體制和專制的政治，威脅著全世界的自由民主的價值。正在鼓勵西方政府和他們的企業降低自己的文明程度去賺錢。中國模式對全世界的這一威脅和收買甚至變得越來越有效。他們基于自己的觀察，對共產黨在澳洲的勢力和影響，對共產黨的威脅和控制甚至延伸到了澳洲的華人社會表示震驚。余杰還嚴厲批評了澳洲政府出賣鈾礦給中國的政策。認為這是在幫助中國政府鎮壓民眾和維持自己的獨裁。而且也出賣了澳洲自己的國家利益。王怡說，在中國人爭取自由的運動中，如果澳洲政府長期選擇站在共產黨政府一邊，這種外交政策本身就是在出賣澳洲的長遠的國家利益。他們強調，在與中國政府的談判中，不但要關注那些要求中國政府承諾的事項，更要關注那些能夠保障中國政府遵守自己的承諾的更廣泛的條件，比如自由的新聞報道和獨立的司法裁判。他們說，如果中國有起碼的新聞自由，那么每一家中國的報紙就都是澳洲利益的捍衛者。

他們說，自由民主是全世界的普世價值，不是西方的個別價值。但在和共產黨政府打交道時，西方國家正在放棄這種普世價值，或者以某種多元價值論為自己的妥協找借口。從來沒有一個專制國家像今天的中國政府這樣，公開地和如此成功的腐蝕著全世界的文明價值。

他們建議澳洲政府：1、通過立法，以更高的文明標準約束、調查自己的企業和投資者在中國的行為；2。通過立法對大量中國腐敗官員向澳洲轉移財產和移民進行調查和限制；3。在與中國政府官員，尤其是與司法人員交流合作時，對那些在政治案件中幫助共產黨鎮壓和侵犯人權的人進行甄別、區分和限制。如果今天一名澳洲法官和一名鎮壓法輪功、基督徒或作家的中國法官站在一起，就如同和一個在殺死猶太人的判決書上簽字的納粹法官站在一起。那是西方業已取得的法治文明的墮落和恥辱。

其間，國會辯論時候，余杰和王怡受邀觀摩澳洲政壇人物激烈的辯論。澳洲總理、財長、外長和其他的前排內閣部長們和他們相對應的反對黨領袖、影子財長、影子外長以及前排影子內閣齊齊就坐，雙方互不相讓爭得臉紅脖子粗的。一方講話，另一方往往報以一片噓聲。的確，西方國家的民主就是這樣的操作，有時候是顯得效率不高，但是畢竟是公開的、透明的、人人可以監督的。

2月10日傍晚，余杰、王怡文學懇談會在悉尼舉行，懇談會由一群悉尼華人作家發起。組織者高度評價余杰是中國著名的新銳青年作家和政論家，是中國的良心的新一代代表人物。他們邀請余杰和中國著名的網絡作家、中國獨立作家筆會秘書長王怡。悉尼地區四十多名作家、藝術家出席了此次會議。久負盛名的悉尼作家施國英女士與其中的到訪作家關系源遠流長，對幾位作家的背景情況多有了解，故自我請纓熱情地向參加懇談會的人士頗為詳細地介紹了余杰、王怡、陳奎德等作家學者。青年作家王怡和余杰先后即席演講，余杰的講題是《文學與個人的歷史》王怡的講題是《大聲寫作與地方記憶》。他們介紹和分析了他們眼里看去的中國文壇現狀，講到文學的社會使命以及文學作品的社會價值與文學價值的關系，講到中國文學與中國政治的相互影響，又從中國的政治講到當今的社會現實。兩位的演講，對中國社會的清醒認識，對權勢的無畏無懼，令人有英雄出少年之感，兩位同出西蜀，大家也為蜀中人杰地靈由衷地感嘆。來悉尼出席學術會議的旅美著名學者陳奎德也出席了這次懇談會，并做了即興發言，同樣非常精彩。懇談會結束時，一位年長的悉尼作家有感而發，即席填詞一首，調寄電影“怒潮”的插曲“送君”，并當場演唱給在座的各位。

2月11日，余杰、王怡滯留悉尼的最后一天，是對華人的公開演講。余杰的演講題目為《冰點事件與中國新聞界的覺醒》；王怡的演講題目為《太石村和大陸民間維權運動》。余杰很謙讓，一定讓王怡先講，可能是余杰已經來過澳洲的緣故吧。兩人的演講各有千秋，雖然余杰說當王怡在他之先演講，王怡的口才和表述給他有某種“壓力”。但在筆者看來，兩位出于同一地方、同一年代，兩位才氣不同一般，只是側重不同。兩位所具有的道德勇氣、政治意識、敢為天下先等品質是不分伯仲的。

前來聽演講的不乏關心中國進步的人士，向兩位提出許多問題。其中關于中共宣傳部是不是戈培爾，中共政權的性質是不是法西斯的提問，王怡很智慧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從另一個角度談了自己的看法。他稱中宣部“是一個智商低下的戈培爾”，并用前人評價蔣介石的話，稱目前的中共政體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王怡幽默的說，“做一個有誠意的法西斯也是需要勇氣的”，在16年前，共產黨失喪失了做民主派的勇氣，16年后，共產黨連做法西斯的勇氣甚至也喪失了。

在回答關于中共派團參加悉尼春節大游行的問題時，王怡說這是中共的“全球送溫暖活動”。在游行中看到法輪功方陣和國內的官方方陣一起亮相，使他想起一句話——'PK'。也就是超女游戲中一對一象西方競選一樣PK談。這也說明中共的獨裁無膽，它花費一個多億，用這么大的代價在華人社會滲透它的價值觀，但它現在也要被迫接受和法輪功的游行隊伍站在一個PK臺。王怡說，希望有一天這樣的PK臺能夠搬回國內去。

余杰較多地回答了他對中共花巨資在海外做政治秀的看法。他表示當天去觀看了游行，有很多的感慨，他說：我是生活在大陸的一個中國公民，我也是納稅人，我個人的收入被他們揮霍在這里，作為納稅人我感到受到很大的傷害。余杰認為中共在悉尼華人新年大巡游中的所投入人力、物力僅僅是中共對外宣傳活動的一個典型案例而已。他在兩年前去法國時，曾經看到中共花費不亞于澳洲規模的巨資投入中法文化年的活動，甚至用巨大的紅布把著名的埃菲爾鐵塔包圍起來，這是一個所謂的巨大的行為藝術，也是血淋淋的、赤裸裸的權力審美觀的展示。他說紅色在今天的世界意味著什么，大家都很清楚。這只能使人想起89 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大屠殺，和青年學生、無辜市民的鮮血。

余杰還提起這么一件事：89學運被鎮壓之后許多中國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流亡到法國巴黎，就在1989的法國大革命2百周年慶典上，香榭麗舍大道上走過的第一個游行方陣是中國流亡學生和知識分子，包括這次來澳洲的陳奎德先生。但是短短17年后，法國卻容許中共政府用一塊巨大的紅布將法國的象征埃菲爾鐵塔包裹起來，這恰好象征了近年來中共政權對全世界的收買和威懾。中共在海外的包裝相當的成功，普通的西方民眾很容易受這些因素的誘惑和蒙騙，它很巧妙的把專制的政治文化跟中國文化、自然地理融合起來，中共也不會舉著毛澤東的像、也不會舉著紅五星，它選擇了新的意識形態，用熊貓、和平鴿、及各種各樣中國特色的舞蹈、雜技來裝扮。

同時余杰也披露了由于法國政府聽從中共的要求，在中法文化年中拒絕高行健出席作家研討會的丑聞內幕。他說：當時中法文化年一個很重要的項目是邀請了一些中國作家去法國進行簽名售書活動和面對公眾演講，當時國內面上的20多位很著名的作家都去了，本來主辦方邀請高行健去的，高行健是法國華裔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但他對中共持批評態度，中共就向法國文化部施加壓力，而法國很屈辱的聽從了中共的要求，沒有給高行健發邀請，自動把他排除在外。就這一點上，余杰認為澳洲政府比法國政府好多了，同時他也對法輪功群體在悉尼華人游行中所展現出來的力量表示敬意。

演講會結束后，聽眾紛紛上前請兩位演講者為他們購書籍簽名留念。之后余杰、王怡搭乘澳航飛機去墨爾本繼續余下的行程和演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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