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陽：第二次思想解放是擺脫對美國模式的迷信

甘陽：第二次思想解放是擺脫對美國模式的迷信

2008-12-27 21世紀經濟報道
　

這次金融危機以后，我覺得中國可能無論左右，會形成一個新的共識，不管大家有多少分歧，至少我們在開始擺脫對西方模式的迷信，對美國模式的迷信。這就是我講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內容，就是從西方和美國模式中解放和擺脫出來。但這個時候我們必須要特別強調第二次思想解放和第一次思想解放的關系，特別強調沒有第一次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第二次思想解放。

兩次思想解放之間的傳承

在第一次思想解放以前，我們很長時間以一種非常粗暴的、簡單化的方式全盤否定西方，而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從這樣一個對西方的簡單化的否定和批判解放出來，轉向大規模地學習西方，所以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實質是大規模地學習西方。可以說30年來向西方學習的幅度根本是五四運動無法相比的，是有史以來從來沒有過的。這是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基礎。如果沒有第一次思想解放，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大規模向西方學習，去重新看西方，那就不可能有我剛才說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在大規模向西方學習的時候，中國人逐漸提高自己的水平來判斷和辨別，哪些西方的東西可能對我們比較有用，可能比較適合我們國情，哪些東西僅僅是一些或者它那邊有用，對我們并沒有用，或者根本就是錯誤的。所以我認為要避免第一次思想解放以前那種簡單化的批判否定西方，所有對西方的檢討應該是從實情出發，言之有理地考慮問題。

這個時候我仍然要強調第一次思想解放的重要性。特別是在早期，這個來之不易。為什么強調早期？真正講“思想解放”的人實際都是很少的，他一定是少數派，如果和大家想的都一樣，談什么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一定意味著前期是異端，被看成非常大逆不道的才叫思想解放，和所有主流、統治者和主導者潮流觀念是完全不一樣的，這才叫思想解放。所以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時候，實際上它并不是僅僅從1979年開始，因為實際上從文革初期、中期、晚期，都有很多，很多人為此付出了代價甚至是生命的代價。我可以舉個人的一個例子，說明這種束縛的存在。我在學術界出道時翻譯的一本書叫做《人論》，那時候還在北大念研究生。這本書不像現在大家隨便可以翻譯，當時有個規定，卡西爾《人論》在范疇上叫現代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立項很嚴格，老先生們先推辭了；后來出版的時候還要加一篇序言用馬克思主義思想加以批判。這樣一個小事情就非常難，向西方學習有大量的非常困難的問題。但是思想解放運動的開展，確實進展非常快，成效非常大。我翻譯那本書是1983年，到1987年卡西爾另外一本書《語言與神話》翻譯出來，讓我寫序言，那時研究完全自由了，在純學術領域，西方哲學領域禁區幾乎已經沒有了，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根本不用想如何應對外面的情況，可以放開的寫。

今天談對西方的批判、審視、檢討，和第一次思想解放以前那時候簡單化地否定西方是完全不同的。這是在相當深刻地了解西方的基礎上，來甄別、判斷，根據自己的眼光來看他們各種各樣的模式和理論，看它們和我們中國的相似性到底如何。我們平常說西方往往過于籠統，因為西方本身不是一個東西，西方本身有無數多的理論、潮流，所以我們說要擺脫的時候，很可能我們主要指的是在某一段時間內占學術上風的潮流。這個必須要分辨清楚。否則我覺得會導致一種毫無意義的論辯和互相指責。

為什么需要第二次思想解放？

中國思想界的第二次思想解放1990年代初就開始了。現在在香港中文大學和清華大學任教的王紹光教授，發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民主國家》，他當時剛剛從康奈爾大學畢業。我們現在不大能夠想象這篇文章是非常非常反潮流的一篇文章，他強調的是，在向市場化過渡的同時，并不是要弱化國家，而是要強化國家；而我們需要建設民主，但是民主并不與強大的國家相矛盾。今天大概很難想象這個文章在當時多么反潮流，不僅和中國當時整個思想界主流完全背道而馳，而且和整個世界思潮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因為整個世界的思潮都是去國家化，去政府化，政府管的越少越好，讓市場和公民社會去管所有的事情。今天提起這些事情，并不是說要為一些人歌功頌德，也不是要重新挑起爭論，而是說現在是2008年，在一個歷史背景下重新看這些問題，可以看得更心平氣和一點。

從國際的角度來看，我認為這也是中國思想界非常不得了的一個突破。從西方學術界來說，2004年出版了福山一本書《State Building》也就是《國家建設》，這個福山也就是1989年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福山。福山仍然在解放思想，“歷史終結論”早就破產了，他沒有停留在1989年。福山認為，20世紀七八十年代華盛頓共識和新自由主義的思潮造成了國際政治的癱瘓狀態，即使勉強還在起作用的一些地方，那些國家的政府能力都在大規模地下降。這實際上是90年代以來全球化一個普遍性的趨向。但是我覺得福山到2004年提出來太晚了。以我的了解，在西方學術界比較早提出這個問題的是芝加哥大學的霍爾姆斯，他現在到哥倫比亞大學去了，當時是1994年，要比王紹光晚幾年。1994年曾經在芝加哥大學開過一個很大的會，主要討論蘇聯、東歐轉型的問題，四個主要學者發言，后來出了一本書《后共產主義轉型問題》。所有其他人都是談自由市場、公民組織、非公民，好像這些問題就可以代替國家，只有霍爾姆斯一個人認為，在蘇聯東歐這樣一個大轉型之后，最嚴重的問題是無政府的問題，是如何重建國家權威和政府職能。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國家職能權威和政府職能，自由市場也不能有很好的作用，公民社會很可能變成黑社會，在沒有國家的情況下，它的權利是不正當的。福山的這本書提出的中心問題也是，非政府組織不能夠代表國家和政府的權威，因為他們只有在一個有效運作的國家體制和政府權威下，才能夠扮演他們可以扮演的作用；妄想所有自由市場可以取代政府的經濟職能，妄想非政府組織、公民組織可以代替國家，會把整個人類推到非常危險的災難地步。霍爾姆斯在1994年的發言根本沒有什么人重視。

所以我要強調的是，中國的情況很不相同，從1990年代初開始就有一撥人開始在想這些問題，而且在中國的討論中是起了作用的，至少挑起了極大的論戰。這個論戰的結果實際上是，這樣一些觀念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人支持。我仍然強調重要不在于誰對誰錯，每個人的具體觀點都有可能有對有錯，可以爭論，重要的是有這樣一個思想，在很早就有人開始在想這樣的問題。這些問題需要引起我們重視，包括這次國際金融危機西方各國政府大力干預市場，甚至大力推行國有化政策。而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西方的國際貨幣組織、銀行系統的建議，就是讓政府不要去干預，而且把政府的不干預作為國際援助的條件，結果嚴重地破壞了一些國家，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迪成天抱怨，馬來西亞30年的建設毀于一旦。

所以要強調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重要性。也就是如果沒有第一次思想解放不可能有第二次思想解放，但是如果沒有第二次思想解放，我們不可能有中國道路。我們對于西方不是無條件的盲從盲信，而是用中國人自己的頭腦去分析和看待問題，否則我們會淪為一個跟屁蟲，而且跟著走可能會帶來災難。如果沒有第二次思想解放，我們大概也根本不可能思考中國道路的問題，第一次思想解放很可能變異成一種心理態勢，似乎我們整個改革方向和發展方向就是變成今天的西方那樣。所以我現在認為，中國社會科學各個領域應該建立自己的改革學專業，我們的改革沒有很好地被研究。西方的理論模式非常多，解釋能力似乎很強，但我沒有看到一家能夠合理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為什么比較成功。我們30年的勢頭不可阻擋，雖然出了很多問題，但是30年改革的成就是一個實情，這些問題我覺得要中國人自己去研究。

這就提出了中國道路的問題。說模式可能僵化了一點，因為中國的發展速度實在太快，往往前五年做得對的事情，后五年做就是錯的，解決一個新的問題，同時會引發另外一個問題，就要用另外的方式去解決，需要不斷地思想解放，不斷地創新。但是是不是有某種中國道路的出現？

中國道路不可設定框架

有位英國人Mark Leonard 2008年初出版了一本書叫《What Does China Think》，《中國在想什么》，或者《中國怎么想》，書很小。這本書今年在倫敦和紐約上市以后，受到非常多的關注，包括索羅斯和西方政界。西方的國際戰略家特別注重這本書。因為這個作者本人既不是西方的左派也不是西方的右派，也沒有任何傾向新左派的嫌疑，他是西方新生代國際戰略分析家，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建立的智庫——歐洲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在2005年出的一本書比較有名，叫《為什么歐洲能領導21世紀》，主要內容是比較美國和歐洲。他認為冷戰結束之后，21世紀的世界有兩個模式，美國模式和歐洲模式。他認為對于以后的發展而言，歐洲模式比美國模式更具吸引力，而美國模式會逐漸衰落。他的論據相當多，比如美國主張單邊主義，而歐洲主張多邊主義，等等。這本書出版之后，他突然發現這本書整個有問題，前提有問題，因為這本書的前提很簡單，他仍然認為21世紀仍然是西方塑造這個世界，21世紀的人類世界仍然是由西方來塑造的，只不過西方現在出了兩個模式而已。

他突然發現整個前提預設受到非常大的挑戰，他看到一個龐大的中國，而且他的直覺是，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模式。所以他從2005年開始不斷地跑中國，而且他原先以為到中國，兩個短期旅行就能搞清楚問題了，但是到中國以后越看越復雜，不斷在跑，而且越跑越心驚膽戰。他第一次找我大概是兩三年前，說他第一次訪問中國社科院，整個被震住了，當時中國認為他是布萊爾的智囊，所以接待規格比較高，社科院副院長親自接待他，隨便給他介紹一下中國社科院的情況，有50個研究所，260個研究室，4000全職研究人員。他當時聽了在一個大沙發里想縮進去，因為整個英國的智庫人員就1000人左右，全歐洲的智庫人員不到5000人，全歐洲加起來相當于一個中國社會科學院，他說美智庫人員也不超過10萬人，整個西方的智庫不超過10萬人。而他馬上了解到中國社科院僅僅只是其中一家，還有中央黨校，每個省有社會科學院，各個政府都有那么多政策研究室，他當時覺得非常可怕。當然所有中國人都會跟他說我們研究水平不高，他說不管研究水平高不高，有這么多人就很可怕，而且最可怕的是我們不知道他們在干什么，不知道他們在想什么，所以書名叫“中國人想什么”，“中國怎么想”。他提出了一個概念，認為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全球化圖景，有一個名字叫“有墻的世界”，這個是對應西方的模式（也就是所謂的扁平的世界）。他覺得托馬斯·弗里德曼那本書比較重要，一般的國家都會面臨一個悖論，你要吸引全球資本，要讓全球資本進來，都會面臨主權國家控制力被削弱的問題；抵擋不過它，就必須向它做妥協和讓步。中國大量引入外資，獲得全球化的各種好處，但是并沒有導致中央政府能力的衰退和衰弱。

第二點更有趣了，他非常關心中國的政治發展，他說所有西方觀察家首先注意的是西方能夠了解的中國政治發展。大家都知道，有村莊選舉，黨內選舉，他非常靈光地注意到，如果要看中國的政治發展，第一要去重慶，第二要去浙江一個很小的叫澤國的地方。我也是從Mark Leonard這里才非常吃驚地知道一點。西方民主理論現在最先進的一個理論，就是詹姆斯·費什金（James S. Fishkin）的理論，它的實驗地竟然在浙江溫嶺澤國一個很小的地方，而且他本人就在那里指導。我是杭州人，原先并不知道。所以我覺得他們這些人有時候知道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因為他們很關心。還有一個重慶，重慶相對比較簡單，因為重慶非常大，重要的公共政策通過各種方式去做公證會，可以是電視，可以是網絡，可以是民意代表和政府，大規模的公共聽證會。Mark Leonard認為這些可能是中國今后政治發展的道路。他說西方人從來沒有想過中國人在想什么，因為西方人有一個想當然的預測，所有非西方包括中國只有兩條路，或者你照我的想，你不照我們想肯定要滅亡，所以他沒有必要去想你在想什么，他就是看你是不是按照西方的想法在走路。他每天都在看，在想多少程度像西方一樣在做。Mark Leonard認為中國是第一個并不照西方這樣想的國家，但是她不會滅亡，現在不會滅亡，將來也不會滅亡。2005年以后他認為至少有三個模式在世界上出現，而且他認為，最大的可能就是，對于非西方國家來說，中國這個模式的吸引力可能要遠遠大于美國模式和歐洲模式。

我在這里引用并不表示全盤贊同他，而且我認為，中國知識界在談中國模式方面，實際上比西方學者要謹慎小心得多。這可能也是好事。西方學者往往提出中國模式，前兩年“北京共識”在西方引起很多關注，在中國大家都很不以為然。其中有很多原因，我們大概確實面臨一個問題，中國現在很長時間對自己不自信，我們還總是在做學生。我覺得至少做簡單小學生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國現在并不是說對西方閉起門來不看，這個是不可能的。實際上要求的不是一個簡單化學習過程的結束，而是要更深刻地研究西方到底怎么樣。很多研究還沒有真正開始，因為原先我們總是在找一些比較簡單的模式，找到一個簡單模式就不加分析地百分之一百地美化和追捧它，其實每個模式和制度都有它的問題。擺脫了這種迷信以后，對于個別制度我們反而可以會看得很清楚。

現在中國人確實到了一個需要全盤重新回過去看的時候，包括我們30年的改革，包括建國60年來的歷史，包括100年的歷史，包括我們以往形成的對中國幾千年文明的看法，都有必要重新看。這是我講從第一次思想解放到第二次思想解放的中心意思。

（本文由甘陽的一次講演整理而成，只代表個人看法，未經作者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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