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怕的是司法產業化

在司法產業化的資本主義社會規則當中，法律人扮演的是食腐動物的可鄙角色。

最可怕的是以法治的名義實施惡政，并以法治的手段維護惡政。托克維爾有句名言：“政治設計如果考慮到通過讓公民參與公共生活的方式來提高公民美德，那將無疑是政治成熟的表現。”——引用名人講的話是出于謙遜，意思是我的想法已經早有前輩提出過了。
沒有好的制度并不可怕，最多不過是人亡政息嘛，只要是非在心，惡政總不會長久；怕就怕有個壞的制度，以及有一幫憑借壞制度謀得了飯碗，進而毫無原則地為此制度辯護的人，這種人會以法治的名義實施惡政，并以法治的手段維護惡政。在資本主義社會規則當中，法律人扮演的是食腐動物的可鄙角色。
人們常說，在司法考試通過率的問題上，兩高每年都會向司法部施壓，其結果就是司法部的讓步和通過率的提高。兩高的動機和施壓的原因比較復雜，鑒于《訴訟費用交納辦法》于2007年4月1日起的施行以及高法向司法部施壓的傳聞，這里僅取訴訟費這一個變量，來考察一下該辦法的影響，以及該傳聞在經濟學上的合理性。從中我們也可以讀出法院系統的“生意經”。
法院原本就不是贏利機構，法院的支出，原本就應當由財政負擔。但訴訟費用無疑法院的重要進項。
法院的運作，若是嚴格根據立法原意執行現在的訴訟收費辦法，法院是辦案越多花出去的錢越多越做越賠的。當然了，要是嚴格根據現在的訴訟收費辦法，司法腐敗還不存在呢。我提司法腐敗的意思，是要說訴訟收費辦法不可能被根據立法原意嚴格執行，以此來對法院是辦案越多花出去的錢越多越做越賠的論點釜底抽薪。而以司法腐敗為話題說訴訟收費辦法不可能被根據立法原意嚴格執行的不可避免，就更是為我的觀點做了進一步的說明，即訴訟收費辦法不可能被嚴格執行，原因是司法腐敗的存在性。
訴訟費降低，法院系統的運作勢必要有所因應。這就要求：一、增開若干個法庭，并大量招聘法官坐臺，實現規模經濟；二、降低司法人員素質，以提高上訴率、重審率，充實費源；三、增派檢察官、律師等以培養和開發市場，維持供需平衡。
這可以稱為訴訟費額度和司考通過難度正相關的經濟學原理。就訴訟費的降低而言，最高法做出向司法部施壓使其降低標準多放一些人進來，無疑是一個好對策。
規模經濟的典型例子就是沃爾瑪連鎖超市、中國移動、商業銀行們鋪天蓋地的營業網點，以及肯德基、麥當勞。降低訴訟費，意味著打官司的經濟門檻降低，法院薄利多銷也還合算。顯而易見的是，屆時法院將是全國分布最廣的一家連鎖店。
重審率和再審率兩者之間并非毫不相干，孤立地看待重審、再審、二審而看不到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形而上學錯誤的觀點。
產生生效判決的原因，一種是訴訟參與人從心理上接受判決結果，另一種是基于訴訟程序的終審判決，訴訟參與人對判決結果的接受，既可能緣于無知，也可能由于無奈，這兩種原因支配下的接受是暫時的，但只要比上訴期限長，法院就可以拿再審的錢了。司法人員素質降低是提高司法考試通過率的必然結果，上訴率、重審率提高，從而再審率提高，是司法人員素質降低的必然結果，費源充實則是上訴率、重審率和再審率提高的必然結果。
這里基本上存在著“重審容易產生生效判決，低水平的生效判決容易導致再審”這樣一個公式，而再審一般要收錢的。
這個訴訟費用交納規定的確能夠以形式合法的方式嚴格執行，比如，通過提高返修率的方式收錢，其實也是不折不扣地執行收費辦法。我所強調的是“實質的不合法”，或者說是以合法的形式鉆制度的空子。從經濟學角度講，適當的返修率是重要的利潤來源，美其名曰：售后服務。不維持一定規模的返修率，開設服務網點就變成純粹的浪費了。
這是法經濟學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的重要課題，我做這個分析，就是要告訴大家這項對策在經濟學上是合理的。經濟學家們的名聲之所以臭了大街，跟經濟學的本性是有關系的，經濟學不過是我的分析方法，給經濟學抹黑，或者說揭經濟學的皮，是我做這個分析的目的之一。
伴隨著法政精英們對所謂司法獨立的號召，取消和削弱檢察權的聲音不絕于耳，來自法院系統和律師界的，為各自利益聲張的居多，而真從學理上論證出檢察機關憲政地位可疑的卻沒有見到。我看檢察院還是很有必要存在的，基于以下幾點，便可初步論證檢察系統存在的合理性：
其一，檢察官系公職律師，在刑事案件中代理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發言，倘取消之，公共維權律師不能長久指望，國家屢屢招標選聘也不經濟，給公務員開工資總要比聘律師花錢少得多吧，畢竟要花納稅人的錢嘛。
其二，檢察官的職責是給人羅織罪名，這活兒古時的私人訟師最為拿手，“訟棍”惡名便來于此，檢察官以國家名義作擔保，既要顧及名聲，更要擔負責任，最重要的是沒有營業律師的利益驅動，這對保護人權也比較有利。
其三，檢察官不必為羅織罪名置人于死地而去賄賂收買法官，最多只能玩點人情世故的把戲，法官的利益選擇空間也就小了很多，這對抑制司法腐敗還是有正面意義的。　　
廣大律師最欲除之而后快的就是這個公訴職能，最不受各家法院待見的就是這個監督職能——利益使然。其實檢察機關的監督職能這個“前蘇聯的產物”已經在法國存在了好幾百年了。
經濟快速發展與政治難以成熟之間的強烈反差表現為：“魏瑪共和”，在制度上從人治向法治轉變，但在文化上法治毫無根基，以致惡法滋生，黎民遭難。良善法治的生成源自對世道人心的體貼，把法治與德治對立起來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正確的思路是通過良好的法制把道德和利益統一起來，或者借用馬克斯·韋伯的話說，這才是“政治成熟的表現”。
“魏瑪共和”不等于魏瑪共和，而那位賀戲子“說不得”的差不多也就是“魏瑪共和”的西山理想了。
要論證啥好啥不好，光說人家怎樣咱家咋就跟他們家不一樣不行，這種遷責殺父情節充其量只是一種情緒，得講出道理才行。被賀戲子嘩眾取寵迷了心竅的法學幼稚病患者太多了。以大一大二有情緒無智識的二三流法學院小右為主。
小右們講貪心，講同情心，但偏偏不講良心，這很值得研究。還是以大名鼎鼎的許霆案為例——小右們不就是想把許霆這樣兒的盜竊常規化、非罪化、民俗化、合理化嘛。無知又卑鄙是中國號稱自由主義者的小右們的一大人格特色。原來人們說市場經濟就是投機倒把，小右們不干。現在人們說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真要依法治理起來，小右們還是不干。小右們有點譜嗎？小右們的人格，片面發展了獸性的一面。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小右們——作為流氓無產者——是使這個社會淪落、墮落的一股力量。
賀戲子不僅是法學幼稚病的病原體，他還是把法學陰謀化、進而政治化的一個跳梁小丑。經濟學買辦們的名聲已經臭了大街了，法學家的名聲已經開始通過賀之流沾起了維迎們的光。中國法制史上將重重記下此公的名字：是他敗壞了法學的名聲，延緩了中國法治的進程。
犯罪分子講證據是為了給自己開脫罪責，壞人才愛講：拿證據來呀。我們發現，比起這些犯罪分子，小右們更愛講證據。我不講證據，只講基本的道德和事理。如果憑一點所謂法律常識就敢臆斷我的外行，那叫做鄙陋。
法律不總是講證據的，證據的取得主要靠想象和推理，這是基本的事理。合理的猜測有待證實。至于無罪推定的要求，那是審判人員的事，不止與你我這樣的普通人無關，與偵查機關和公訴機關也是無關的。公安、檢察官的本能就是給人羅織罪名，法院、監獄的工作就是把人弄成罪犯，警察講證據是為了證明自己本事大，有李敖那樣證明別人是王八蛋的能耐，檢察官講證據是為了給別人貼上王八蛋的標簽，法官講證據是為了讓這王八蛋的標簽貼得更公道而已。
《刑法》第一條：為了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根據憲法，結合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具體經驗及實際情況，制定本法。現實生活跟馬列主義影響和指導下的法律運作機制存在著至少30年的時差。監獄里的流氓無產者——小右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知己——很顯然是被資產階級專政了的，比如許霆。
善救物者無棄物，善救人者無棄人。在壞蛋的基本構成里邊，小右無知，中右無良，老右無恥。根據蘇格拉底著名的“無人有意作惡”的倫理原則，小右是可以教育和改良的，荀子的所謂“涂之人可以為禹”嘛——跟小右們喋喋不休地講這些，用自由派牟宗三老人家的話說，我這是自我坎陷，菩薩心腸。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