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合同法》草案所引發的關注和爭議有愈演愈烈之勢。
5月10日上午，中華全國總工會專門就其參與《勞動合同法》制定工作召開新聞發布會，全國總工會法律部副部長郭軍就一些焦點問題表達了工會組織的看法。
據悉，全國人大常委會3月20日開始就《勞動合同法（草案）》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截止到4月20日征求意見活動結束時，共收到各類意見191849件，其中，職工的意見占了絕大多數。
對這樣一部規范勞動關系的法律，顯然不只是勞動者一方——工會系統和職工們關注，外資公司也表現了極大的關注熱情。
就在意見征集活動的最后一天，兩大外商組織——歐盟商會和上海美國商會，同時將各自的建議和意見遞交給全國人大。
歐盟商會的意見和建議達11條，而上海美國商會的建議書多達42頁，幾乎涉及勞動合同法所有的章節和條款。
而對《勞動合同法》草案，跨國公司的反應相當激烈，甚至強硬。
兩大商會上書
“如果實施這樣的法律，我們將撤資。”來自上海跨國企業人力資源協會的代表徐婷婷曾如是說。該協會代表54家企業、26萬職工。
這是發生在4月23日，上海《勞動合同法》草案研討會上的一幕。
此語一出，會場一片嘩然。
一名與會代表當即站起來，反駁她是在“要挾”——是以外商投資為條件，要挾我國維持勞動力低水平保護。一時間，會場內紛紛交頭接耳，議論不止。
這次研討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勞動部、全國總工會、全國律師協會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委員會以及國內十幾所高等院校的勞動法專家悉數到場。
會后，一名專家感嘆：“沒想到外企代表在陳述意見時，語氣這么強硬。”
事實上，這樣的爭論已經不是第一次。在近段時間以來，在關于《勞動合同法》草案的討論會上不斷發生，且并非少數外資企業持這種看法。
歐盟商會和上海美國商會就是代表。
“在寫意見書之前，我們召開了研討會，并向會員企業發放征求意見表，會員企業反饋了很多意見建議。因此，我們所提出的都代表他們的看法。”上海美國商會公共政策部相關人士表示。
歐盟商會在其“建議書”認為，如果實施目前的草案，將對中國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產生消極的影響”。
歐盟商會在建議書中指出，“目前幾個歐洲國家現行的勞動法造成了勞動成本增高，這導致了大量的歐洲公司將其生產線轉移到歐洲之外的國家，或是勞動法規更松一些的歐洲國家。因此，如果中國選擇實行該草案中的法規，無疑也將經受類似的挑戰。”
歐盟商會認為《勞動合同法》草案將對外資企業在華投資產生重大影響，并描述了這種影響路徑。“新法律草案中嚴格的規定將限制用人單位的靈活性，并將最終造成中國生產成本的提高。生產成本的提高將迫使外國公司重新考慮其新的投資或是否繼續在中國的業務。”
上海美國商會的表述則更加直接：“我們認為可能會對中國的投資環境產生消極影響。”
根據全國人大的立法程序，在征求意見后，預期在今年8月進行二讀，如果順利，年底該法將會通過并頒布。
外商爭取利益？
改革開放20年以來，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資本輸入國，在吸引外資上，我國最大的優勢就是勞動力充足、價格低廉。
但是，按照《勞動合同法》草案的規定，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會大幅度提高。比如，定期合同到期終止要付經濟補償金，競業禁止補償金是年工資的兩倍。
“勞動力成本低不僅是我國的國情，而且是我國重要的國際競爭力，外商之所以來中國投資，尤其是投資制造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低。如果成本提高，它們為什么要來呢？”君合律師事務所資深勞動法律師馬建軍說。
全球最大的IT企業人力資源總監張沁（化名）告訴記者，她所在企業的一項內部調查顯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在全球范圍內雖仍比較低，但在亞洲范圍內已經不具有競爭優勢，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已低于我國。
“對跨國企業來說，可以勞動力外派，也可以把亞洲區總部遷過去以降低成本。”張沁說。
北方交通大學石美遐教授則對這種說法不以為然：“中國的勞動合同制度20年來不斷向前走，中國吸引的外資數量不是也一直都在上升嗎？”
“他們是在爭取利益，很多東西都站不住腳的。”國務院法制辦《勞動合同法》草案課題組組長常凱表示，“草案確實有些條款不嚴格，因此才需要征求意見，以供進一步修改。但問題不在于他們所提的具體問題，而在于他們對于草案的全部否定，出現結論性錯誤。”
有兩位專家甚至表示，以影響招商引資和經濟發展為理由，是外企赤裸裸的威脅。
郭軍說，“真正影響中國經濟的，是對勞動者權益的過度侵犯影響了勞工素質的提高，使得中國經濟只能在低水平的量的方向發展。中國政府提出科技創新戰略，也提出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要全民共享，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通過維護勞動權益來提高勞動者素質。”
郭軍認為，“如果說這部法律有影響，那將是影響很多企業通過對勞工權益的侵犯而獲得的超額利潤或者不當利益。”
立場分歧
實際上，對于該法草案，一直存在兩種對立的立場，代表人物就是董保華和常凱。兩人都是勞動法課題組成員，該課題組由18名專家組成。
有關的分歧最早始于《勞動合同法》起草時的立法依據。一派認為，應該以《合同法》為依據，“要維護當事人的利益”。而另一派認為，《勞動合同法》應該是《勞動法》的系列法。
“勞資雙方天生地位就不平衡，尤其中國勞動力富裕，這種不平衡就更加突出。”馬建軍律師說，“現在草案的指導思想就是抬高對勞動者保護的標準，試圖以此來達到新的平衡。”
在常凱看來，《勞動合同法》是社會法，應以社會利益作為直接的立法取向，對大量勞動者的保護是社會利益最基礎的東西。
董保華則認為，該法必須使政府、企業、員工三方達到和諧，“這部法律的公共目標應該是：低標準、廣覆蓋、嚴執法。但是，這部法恰恰相反，可以用四句話概括：對企業來說，用工寬進嚴出；對員工就業來說，寬進寬出；讓員工自主管理而剝奪企業管理權；加強了行政干預。”
“該法要求在《勞動法》基礎上制定，但實際上這是對《勞動法》的顛覆，《勞動法》總體上是三方滿意的平衡點，本身有些標準偏高，現在勞動合同法草案又將標準全面推高，這將帶來全面的緊張。”董說，“要求企業招工寬進嚴出，就會導致企業嚴進嚴出，那么，保護員工的寬進寬出政策就會落空，這就造成弱勢的中下層勞動者，包括新畢業大學生的就業更加緊張，造成就業歧視，底層人得不到實惠，形成貴族法特征。”
調節勞資關系
對“寬進嚴出”感到擔憂的不僅董保華一人。
張沁憂心忡忡：“這部法律出臺之日，我擔心就是我的失業之時。因為，所有的人力資源管理理念都將無法適用。”
比如，草案對解聘表現出相當嚴厲的態度。相較之前的勞動法，草案規定不允許非過錯性解除定期合同，還規定凡是定期合同終止，都要發經濟補償金。
“也就是說，現在對一個不能勝任的員工，企業可以經過培訓、調任其他崗位等措施后解除，但如果勞動合同法通過，就不可能再因不勝任工作等理由解除員工。即使不勝任，也要養到合同到期終止的那天。”張沁說，“那么，績效考核制度也就沒有用了，反正考核了也不能解聘。”
對此，上海美國商會在其修改意見與建議書中也有重點反映。建議書中列舉了多達15個條文，詳細說明《勞動合同法》草案對企業招聘解聘制度可能造成的影響。
但常凱駁斥說，解雇限制是勞動法的基本原則，解雇員工必須經過一定程序，這一點只是對原來《勞動法》不明確的地方明確了。
在理論的背后，還隱藏著我國特有的國情——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去年底進行的一項調研表明：我國勞動合同簽訂率非常低，勞動合同短期化傾向明顯，大部分勞動合同期限在1年以內。
“這是從國情出發，非寬進嚴出不解決問題。”常凱說。
至于對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影響，常凱認為，“西方是在勞方集體協商和工會力量比較強的基礎上引入人力資源管理，而且現在開始注重調節勞資關系，而我們國家的人力資源管理基本上不研究勞資關系，完全是單向研究如何管理工人。不應該是《勞動合同法》來適應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而應該是用《勞動合同法》來調整它們，他們這樣要求很無理。”
“他們的基本方法就是夸大其詞，并且預言法律實施后會影響經濟發展的后果，以此來聳人聽聞。”常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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