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近期連續報道“重慶經驗”，讀后令人振奮。我認為，可以把“重慶經驗”概括為“國資增值與藏富于民攜手并進”。到2008年6月底，重慶市屬經營性國有資產突破7000億，比2002年1700億增加了4倍，這形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
更令人驚奇的是，這種“國資增值”，不僅沒有“與民爭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例如，當全國多數城市購房的契稅是3%至5%時，重慶購房的契稅一直保持在1.5%。又如，中央給西部12個省市的西部大開發優惠政策之一是允許他們對企業只征15%的所得稅，但目前只有重慶還在使用15%的稅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財政壓力主動放棄了優惠，仍然征收33%的企業所得稅。因此，重慶的民營企業只須交較少的所得稅，這是“藏富于民”的又一表現。
在應對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中，重慶又正出臺一項“藏富于民”的重大措施：居民第一次買房款可以從地方個人所得稅中抵扣。
國資增值與藏富于民得以攜手并進的機理是什么？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在多次與記者訪談時強調，關鍵是通過國有資本對社會資本的影響力和帶動力，實現國有資產的增值，從而有經營性收益上交，使政府有能力減稅，促進民營經濟發展。
重慶的具體做法有三：一是對市屬8大國有投資集團“五大注資”，即國債注資、土地儲備收益注資、存量資產注資、規費注資、稅收返還注資，從而增加國有企業的凈資本金，加大它們的融資能力；二是財政局對國有投資集團的融資活動不擔保，各大投資集團之間也互不擔保，集團內規費資金?？顚Ｓ谩⒉唤徊婊煊玫摹叭齻€不”；三是投資集團資產負債、現金流、投入與資金來源實現“三大平衡”。我們不妨把“五大注資”，“三個不”和“三大平衡”稱作“重慶經驗”的“三大法寶”。
黃奇帆副市長總結的“三大法寶”的第一項——增加國有凈資本從而帶動社會資本，使我想到了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他是凱恩斯的學生，也是現在世界各國使用的GDP核算法的兩個發明人之一。在英國，詹姆斯·米德與19世紀《論自由》一書的作者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同屬于自由黨。米德繼承了穆勒的“自由社會主義”——結合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傳統。
米德一個最深刻的思想就是“公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可以降低對稅收和國債的過度依賴，提高整體經濟效率?！眹胰绻荒芤蕾噰匈Y產的市場收益，則只能依賴稅收和國債。但稅率過高會降低個人和企業工作和創新的積極性。這樣國家不得不依賴發行國債。但國債過高后又會抬高利率，不利于生產性投資。
我們可以香港地區為例來直觀說明米德的“自由社會主義”中公有資產收益和稅收的關系。香港連續數年被國際評級機構評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因為香港稅率很低，鼓勵人們創業和增加工作努力。但人們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稅率同時又能給居民提供免費的基本醫療，是因為香港政府有一大塊公有資產——土地，其土地使用權的市場拍賣收益為政府所有。將國有資產、稅收和國債三者做整體通盤的考慮，通過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來降低稅率和減少國債，是米德對“自由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貢獻。
“重慶經驗”正在以比香港更大的規模和維度上進行著這種實驗。它值得全國人民密切的熱情關注。（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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