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官員做完壞事，想踢給學者，現在學者又把球踢回來了。
從法理的角度，我支持學者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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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改革失敗憑什么罵經濟學家?
針對中國國企、醫療、教育改革的大量問題的討論演變成一場事關改革方向的爭論。質疑改革的輿論認為，上述改革導致工人下崗、上學貴、看病貴和住房貴，引起民眾強烈不滿，基本屬于失敗。而那些主張加快改革的經濟學者在改革中與強勢集團結成聯盟，成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們也應對目前失業和貧富分化嚴重、甚至腐敗盛行負責。
江平昨天在《中國新聞周刊》舉辦的“新聞中國月度論壇”上說，依照中國決策機制，執政黨和政府的最高領導人才是最后的決策者。而現在的情況是，當改革出現爭議后，“板子不是打在應該打的人身上，而是打在經濟學家或其他人身上”，“因為學者是最好指責的、也是最好罵的?！币惨驗?沒人敢罵政府"!
江平指出，事實上，經濟學家只是提建議，決策者卻是政治領導人。在中國現有政治體制下，政策決策人是永遠正確的。那些對改革有意見的人不敢批評現任以及已經下臺的領導人，卻拿學者做“替罪羊”，這是“很不公正、很不應該的事情”。
去年以來，隨著輿論不滿看病、上學和住房難的聲音逐漸增強，力主中國進行市場化改革的吳敬璉等經濟學家頻頻遭到批評。一時間，主張改革的經濟學家成為眾矢之的，公眾對經濟學家的信任程度也降到最低。
在談到目前改革遇到的問題時，江平說，改革必須讓不同利益群體的人有充分發表意見的機會。但中國的現實是，往往只有代表權力和金錢的強勢集團才能對改革發表意見，弱勢群體的意見基本聽不到。
以民眾對改革意見最多的國企、教育、醫療和住房改革為例，國企改革很少聽到普通職工的聲音，教育改革很少聽到學生的聲音，醫療改革很少聽到患者的聲音，住房改革很少聽到中低收入家庭的聲音。
同時，弱勢群體發表意見的渠道相當狹窄。中國的議政機構有政協和人大，但政協都是由企業家、學者等社會精英組成；人大代表中，農民、工人等弱勢群體的比例也很低。另一個能代表不同利益階層說話的應該是非政府組織，但由于中國特殊的政治原因，這些組織在中國都有很大缺陷。
中國沒有代表農民利益的農會，工會也只是“政府說啥就說啥”的“御用工會”，下崗職工很難通過工會表達自己的意見，其他的非政府組織也很難去代表弱勢階層說話。
江平指出，在議政機構和非政府組織不能有效表達弱勢階層意見的情況下，學者或其他社會精英應該成為呼喚社會公正、保護不同利益集團的群體。盡管有些學者依靠同強勢集團結盟來獲利，但籠統指責學者和社會精英也是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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