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政府轉型與實現社會價值多元化

孫立平:政府轉型與實現社會價值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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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6-5-1 17:32:42 來源：中國改革論壇 作者：孫立平 閱讀37次

——在中改院“政府轉型與建設和諧社會”改革形勢分析會上的發言整理

我講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從單一中心時代向多中心時代的轉變。和諧社會有這樣概念的提出，可能不能僅僅從政策的層面去理解，它也涉及到結構的調整和制度的安排。從歷史上來看，我覺得和諧社會這個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標志著我們這個社會開始從單一中心的時代逐步過渡到一個多中心的時代。為什么這么說呢？其實想一想這幾十年的時間，我們這個社會可以說一直生活在單一中心的時代，改革前階級斗爭為中心，以政治為中心，這個時候整個社會都干這一件事。改革開放之后是經濟建設為中心，整個社會也是干同一件事。原來是家庭街道居委會都得搞階級斗爭，現在是市長、書記、學校都得搞經濟建設。所以我們這幾十年可以說一直是生活在一個單一中心的社會當中。就是說一個社會只能做一件事情，所有別的事情都是為這件事情配套的。現在我們講和諧社會，我覺得可能不是一個錦上添花的含義，就是說我們這個社會已經很和諧了我們要更和諧，其實是面對很多現實的問題，我們這個社會有諸多的不和諧，才提出建立和諧社會，而這個不和諧我覺得和整個社會只做一件事情是有關系的。

  但是從這個角度來說，我不想把這事說得太絕對，中國可以說作為經濟時代到現在為止沒有被超越，但是我覺得就整個社會只做一件事情來說這個特點正在發生變化，正在被超越。這種超越我覺得最直接的可能意味著三點：第一，我叫結構多元化。第二，叫職能多元化。第三，叫價值多元化。如果說得稍微有邏輯點，叫分化的結構履行不同的職能，不同的職能體現不同的價值。我們看西方社會的時候，我們至少看到市場、國家、社會包括文化幾個相對獨立的結構，每個結構都有自己獨特的價值，市場就是經濟增長，這就是它的價值，創造財富。國家可能是秩序公正，這可能是它的價值。文化，多少要有點兒超越性，即使是在市場化和世俗化的社會中，教會也要強調超越性的價值。但是我們這個社會做什么？政府在當一個超級的企業家，而要求企業不但追求經濟效益還要創造社會效益，包括門前三包，然后文化在相當的一段時間里，也是金錢崇拜，能掙會花。所以你看這樣一個社會結構必然會是紊亂的。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提出和諧社會可能不僅僅是一個政策性的問題，而是說我們可能面臨著一個轉變，這樣一個轉變可能是相對于我們過去幾十年甚至半個世紀的生活，甚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現在為止，是根本性的。我們談政府職能的轉變，我覺得其實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來說的，就是你這個社會要分化，不同的結構要承擔不同的事情，不同的事情要體現不同的價值。你政府的位置是什么？談政府轉型我覺得可能需要有這樣一個基本的背景。

  第二個問題，當我們完成這個轉變的時候需要正確處理和協調三個基本的關系。從社會的角度說，如果說我們現在的社會當中存在種種的失衡、種種的不和諧的現象的時候，和社會當中的幾對最基本的關系是失衡的、是扭曲的。所以我們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我覺得需要理順幾個最基本的關系。第一，政府與資本的關系。第二，政府與民眾的關系。第三，資本和勞動的關系，就是所謂的勞資關系。這三個主體形成了三對基本的關系。但是我們可以發現，這三種關系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處于一個扭曲、失調、失衡的狀況。所以我覺得，我們建立和諧社會不是說僅僅有一些偏向窮人的政策，加強社會福利，窮人的孩子上學有點兒補貼，問題關鍵不在這兒，這都是現象，背后是幾個最基本的關系失衡。

  政府與資本的關系，這個平時大家講得很多了，表現也涉及到很多的方面。比如說政府對于經濟活動過多的卷入。在改革開放之初，政府不得已承擔某些企業家的職能，這是由當時的環境和條件造成的。但在目前，我們已經有了二十多年的市場和民間經濟發育過程，現在政府對于經濟活動的這種直接介入已經變了味。就是政府本身成為利益主體，而且政府和資本之間成了分利聯盟。在最近這幾年人們談論比較多的，像征地、拆遷、國有企業的改革等一系列的問題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自主性開始下降了，其實我們現在在日常生活就能看到，一些你看起來實在是沒有道理的事情，幾乎每個人都反對的，就是非常有力的就出臺了。就北京出租車換型的角度來說，幾乎沒有一個方面不反對，就是說你換大車，學者反對說污染環境，政府反對說是擠占道路，消費者反對說是價格太高，但是就是誰也按不住。在這種情況下，凡是涉及到政府介入經濟活動，它在當中成為利益主體的，政府作為社會公正維護者的作用必然會打折扣。凡是跟政府關系很緊密的，計劃生育、征地、拆遷、國企改革，打官司都立不了案。還有先調解后立案，農民工討用工資或者權益受到侵害，法律的過程都比別人長一倍。所以政府職能的重新定位，首先要重建政府的公共性，必須要以政府的公共性為基礎，它是服務于社會的公共事務的，這一點必須是定義當中一個最基本的內涵。同時要規范企業或資本利益的表達方式。

  最近這幾年，特別是房地產，包括前年121文件，我們能夠很明顯的看得出來，企業或資本對政府政策制定的影響越來越大，也包括出租車。應當說在市場社會當中，這是一個正常的現象，但是對于企業和資本利益的表達，現在需要有一個規范的方式。

  第二，政府和民眾的關系。這個關系可以說在我們這個社會原來基本上是一個缺項，政府和民眾幾乎是隔絕的，這兩個關系基本上互動不上。但是我覺得從去年，包括銀川的出租車的事件，也包括漢源事件的第二次處理，我們看到有一些良性的政府和民眾之間的互動關系在開始逐步地形成，特別是在突發性事件的解決上，政府和民眾的良性互動方式開始形成。像寧夏出租車事件和漢源這個事件。當中所體現的一些原則，如果我們仔細分析可以發現原來沒有，而且具體的處理方法，我們稍微理想化看的話，和現在西方政府處理游行示威罷工已經有些相像，我覺得這是一個進步。

  第三，勞資關系。這是我們這個社會當中的一對新關系，在我們的意識形態當中，在我們的法律框架當中，這過去幾乎都是一個空白，因為我們過去沒有勞資關系，但是現在勞資關系已經作為這個社會當中一個基本的關系存在了。問題是我們去規范這種關系的機制幾乎完全是缺乏的。這樣勞資關系就處于一個嚴重的失衡狀態。情人節那天14號，遼寧特大礦難，一采訪國家的有關部門還是在說，我們正在進行廣泛國際技術合作，要防止礦難的發生，但礦難的發生僅僅是技術的問題、監督不到位的問題嗎？背后實際上是失衡的勞資關系，是煤礦的礦主和政府的不正常的關系，這個問題不解決是不行的。所以怎么解決勞資關系也是我們社會當中面臨的基本問題。

  第三個大問題，我們轉型期的國家自主性問題。講這個問題，實際上是面臨一個悖論，前些日子也講了，大政府、小政府，強國家、弱國家，想來想去強也不行、弱也不行，大也不合適、小也不合適。為什么？一講它強、一講它大，按照極權的方式就回到舊體制了。要講它小、講它弱，它該在社會當中發揮的那個作用就發揮不了了，造成整個社會生活的失調。所以這里邊我覺得可能有一個比這個更大的問題，就是這個國家的權力放在什么框架當中？原來講民主，講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原來更多的是理想，就和十五年前人們講保護環境，講空氣污染一樣，還多少有點兒浪漫的色彩，還多少是一些社會當中的精英分子先知先覺的感覺。但是最近這幾年我們可以看出來，在北京講環境污染、講空氣，這已經是涉及到每個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問題了。我覺得現在講權力的制約監督和民主問題，已經和環境污染的問題差不多了，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了。

  我們需要重新評價在目前階段國家的作用。有一個學者它把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叫做侵蝕階段，第二個階段叫轉型階段。侵蝕階段，是自下而上的，轉型階段是自上而下的，包括大規模的立法。建設和諧社會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我們的改革我們的轉型，已經從初級的侵蝕階段進入到轉型階段。這個階段對于國家的作用的要求是比較強的。但是現在我們的國家或者是政府處在一種什么狀況？我概括為是消極能力很強、積極能力很弱。消極能力就是禁止你做什么，這個能力很強。報紙說給你封了就封了，游行示威說鎮壓就鎮壓了，這個能力還很強。但是把一件事情做好的能力，比如說把社會保障做好，把什么做好，這個能力很弱。所以我們不能夠簡單的弱化政府的作用，小政府這個概念我覺得需要有一個更準確的描述。

  但是強化這樣一種能力，包括國家在社會福利上面，首先必須解決權力發揮作用的框架問題。否則就會南轅北轍。比如像稅收和社會福利，在西方社會當中也是不同的派別爭論的焦點，但是中國社會和西方不一樣。到去年，整個國家的稅收占GDP的比重可能是20％幾，有人說和西方社會比我們這個比重還偏低，但是有一條，這個社會三分之二的人沒有管，可是只管了三分之一的人。不像西方的社會，要么高稅收高福利，要么低稅收低福利，我們很可能形成高稅收低福利。為什么？這就是政府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權力。這可能是我們政府轉型當中面臨的一個基本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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