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討會上，“秋石客”和許建康的發言頗具理論色彩，而研討會的政治性質則突出地表現在對“新西山會議紀要”的批判，且有濃濃的火藥味。自由派諸君不來這里爭論，看來不無道理，然而，改造我們的研究，也改造我們的論戰，其實真是蠻有必要的。
先從“秋石客”與許建康說起。
他們的特點是，對列寧指出的“通常歷史順序的變化”沒有什么認識，對社會主義實際進程的分析看來難以深入。
現實社會主義制度，按列寧的說法，是一種“通常歷史順序變化”的產物，即先建立政權，再建設工商業文明（發展市場經濟）。然而，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列寧身后的共產黨人放棄了他的思想，以社會主義制度壓抑市場經濟。馬克思學說認為，社會主義孕育于高度發展的市場經濟，而現實中的“社會主義”是在市場經濟遠未發展的社會里以“試管嬰兒”的方式降生，其“社會主義”觀念成為非馬克思學說的觀念，似乎恢復為空想社會主義。
許建康認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應該是我們爭取的方向”，應該說還算不錯，比“秋石客”所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短兵相接的較量過程”高明一些，但也僅止于此，因為他的矛盾分析以及所謂“依附性”分析，并非基于馬克思經濟學理論對市場經濟大勢所趨的分析與判斷，只是簡單照抄“列寧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利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向發展”，卻未能看到這種“利用”在列寧思想變化進程中的地位和意義。
在馬克思的時代，資本主義為市場經濟的最高階段，將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自然關系不大，而在馬克思身后，出現了非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實可能，而市場經濟在實踐中證明無法跨越，則情況就復雜起來。
列寧當年顯然已經開始意識到，通過實行“新經濟政策”而進入市場經濟是一種“退卻”，然而引人注目的是，他以登山作比喻，指出這是一種“另找別的比較遠但終究有可能爬到山頂的道路”的實踐，這種實踐有其危險，但是，“要按照原定的方向和路線繼續前進不僅困難和危險，而且簡直不可能”。這實際上已經相當精確地指出了后來實踐中出現的狀況。他毫不客氣地警告說，不要玩花樣，不要耍聰明，新經濟政策作為“一種進步，因為它恰恰適合于最普通的農民的水平，它并沒有向他們提出絲毫更高的要求”。后人無視列寧的警告，不斷地對人民提出“高標準嚴要求”，結果，沒有一個不栽跟斗的。
面對市場經濟，面對馬克思等人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已經生動地描述，而今更進一步發展的市場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我們應該高度重視列寧在其生命最后幾年的思想探索與認識變化，象列寧那樣不懈地研究馬克思學說，使自己能夠成熟起來。
象毛立言那樣照搬官方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顯示這位先生對馬克思經濟學理論根本隔膜，自然不足為訓，但是，該研討會的理論基調表現為將“市場化”等同于“私有化”，談論所謂“社會主義馬列主義的和市場經濟的兩套話語結構”，顯示出對所謂“泛左”仍局限于“斯大林－毛澤東式社會主義”，對馬克思學說本身缺乏真正的研究興趣，就很成問題了。
老實說，這個研討會上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的幾位研究員、副研究員，其水平令人深深地失望，而更重要的問題是，自詡為左派的人們陶醉于所謂“泛左”，但是對“極左”之根深蒂固的影響缺乏批判性認識，他們究竟有何力量能夠與“右”派抗衡，究竟有多少對于權力的獨立性，大可令人懷疑。
現在可以談談所謂“新西山會議”了。
據說，這是“精英們搞秘密的陰謀式的宗派活動”，“有理由懷疑他們是美國的特務”，還把針對私人信件的《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按語也搬出來，談論對手的所謂“反動嘴臉”，這樣的論戰，顯示出當今“左派”們的水平，令人遺憾。
研討會的共識中有一點，說是要把“新西山會議”的情況向廣大黨員干部群眾進行說明。其實，公布那份紀要，已經是做了一件好事，讓人們自己去看這份紀要，自己去分析判斷，也就可以了。畢竟，這份紀要顯示，那些人們是在分析現實情況，談論自己的觀點，而觀點之間也尚有分歧，作為一份分析現實的思想材料，應該是難得的。要掄起“大批判”的棍子打過去當然也不難，而要真正分析它，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即以賀衛方那最具政治性的發言而言，也不過是講了對于自由、民主以及多黨制、軍隊國家化等的期望，左派們是否要對其一概否定，應該自己先考慮清楚。
重要的是，無論維護改革，或者反思改革，都無可避免地要面對一個現實：改革進程有其自身內在的矛盾。那份紀要，顯示出那些精英們對于矛盾的種種分析，這些分析之間有矛盾，折射出現實中的矛盾，如此而已。要對這樣的閉門研討會施展政治手段，不客氣地說，是表明自己缺乏真正的理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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