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徐景安的“思想自由決定論”
寒 之
徐景安先生在批判陳奎元的文章中，針對陳奎元院長提出的“在人文社科領域，所謂‘西強我弱’不可一概而論，要具體分析西方強在何處，我方弱在哪里。”的論段，生硬地給出自己的解答，“答案很簡單，西方實行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先不說陳奎元提出的論斷本身就有自己的邏輯和結論，單就徐景安先生的答案本身看，即是常識性的錯誤。“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能夠決定某種文化類型的強弱嗎？80年代以來，此番自由式的話語迷惑了多少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啊！
從來就沒有脫離經濟和階級背景的文化，也就是說文化從來就不是獨立的存在。盡管所有文明的成果歸全人類共享，但是任何一種類型的文化都是由一定的經濟以及相應的政治形態所決定的。相對于黑暗的中世紀，人權、平等、自由等先進理念無疑為沖破封建社會對人性的束縛起到重要的解放作用，為資本主義開辟了道路，是資本主義文化對人類文明的重要貢獻，如同中國封建文化中的仁愛、禮儀、誠信、和而不同等文明成果，必然地惠及全人類，指明人類向善與進步的方向。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羅莎·盧森堡在1918年寫作的《論俄國革命》一文中提出“自由始終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的著名論斷，深刻地闡明無產階級文化并不排斥“自由”這個源于資本主義文明的理念，而是要堅決、徹底地為“自由”的真正實現而奮斗。盧森堡解釋說，“這不是由于對‘正義’的狂熱，而是因為政治自由的一切振奮人心的、有益的、凈化的作用都同這一本質相聯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權，這一切就不起作用了。”當今世界，“自由”早已淪落為資本主義的文化特權和標簽，成為裝飾資本主義制度的干花，看似艷麗，實則枯萎。試想，那些在美國次貸危機與金融危機中失去房屋與家園的美國民眾，即便擁有絕對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又能怎樣呢？而這些自由只有對那些在危機中依然能夠獲取天文數字年薪的華爾街CEO們才有意義吧！
根本上講，文化的強弱是由其背后的經濟制度決定的，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一統天下的時代，西方文化必然大行其道，為資本統治世界確立意識形態與價值基礎。反過來，文化作為意識形態上層建筑亦能夠對物質世界產生巨大的能動作用，馬克思主義在人類歷史上就起到了這樣的偉大作用。馬克思主義作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先進的文化，以消滅一切剝削和壓迫的無產階級解放和全人類解放為奮斗目標，160多年來激勵著人類當中最優秀的分子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立場，與強大的資本展開殊死斗爭，在20世紀建立了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90年代初期，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恰恰是在西方國家的文化攻勢之下全面潰敗的。為什么西方國家的文化攻勢能夠得逞，僅僅因為西方文化擁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天然優越性嗎？劇變之后陷入動蕩的蘇聯東歐民眾是否還有人為獲取“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而歡欣鼓舞？究其根源，在于資本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培養一批瓦解國家意識形態、消解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文人內奸。從蘇東劇變到顏色革命，每個國家都能看到這些西方資本代言人活躍的身影，他們打著資本主義人權、民主、自由的旗號，出賣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直至將自己的國家淪為西方資本的附庸。
所以，根本不必談什么普世價值和思想自由這種廢話，對于所有資本主義體系的外圍國家而言，文化較量的關鍵在于維護國家民族獨立的頑強意志以及民族經濟獨立自主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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