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就像當年的義和團員一樣！（上）
楊連旭
（2006年3月6日）
同樣的目的，同樣的意思，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表述。
同樣都是主張資本主義的改革方向，表達的也是五花八門，可卻是殊途同歸。
皇甫平老先生婉轉地表述為“市場化方向的改革”和“行政體制吸取市場經濟制度的本質內容”的改革；從而回避了“社會主義方向的、政治體制改革、資本主義民主、私有化”這類敏感問題。
吳敬璉老漢更為老道，只是用了“市場化改革”和“大型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制、國家壟斷的基本經濟資源的市場化配置”，就實現了畫龍點睛。
相比之下，還是這袁偉時老先生實實在在、直截了當：
“中國的現代化為什么一再受阻？一個重要原因是抗拒現代西方主流文化，不愿老老實實致力于建立現代社會共同的基本制度框架。”
“不管姓社姓資，要富強、統一，就要在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建立這樣的架構。”（ 袁偉時：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啟示）
看！
面對著鄧小平關于：
“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別國的事情我們管不了，中國的事情我們就得管。中國不搞社會主義不行，不堅持社會主義不行。”
“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38、326和379頁）
面對著這樣的高壓態勢，袁老漢竟然無所畏懼、毫無遮掩的沖鋒在前。這形象，同當年喝罷神符圣水后就自以為果真是神靈保佑、刀槍不入、赤膊上陣的義和團員別無二樣。
敢作敢為，真乃大丈夫也！
遺憾的是，他也同當年的義和團一樣，動機是好的，依據多是荒謬的，自然做法就是荒唐的，效果更是糟得很！
不信嗎？請看老漢的《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啟示》
（一）
“20世紀中國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遺留問題之一，似乎首推維護國家主權和統一。有個有趣的現象：20世紀上半葉中國出了很多“賣國賊”，政治家也以此互相攻訐，其中雖然有真有假，必須認真分辨；下半葉卻難得一見。中國人的道德水準不可能一夜飆升，決定性因素之一是經濟。1912—1926年間，中央政府每年財政收支各在4—5億之間，赤字通常是一億多乃至兩億左右。為填補這個大缺口，15年舉內債近8億，外債約10億。那時，幾乎沒有哪一派政治力量不靠外國資助。軍閥自不待言，孫文及其追隨者亦不例外。吃了人家的嘴軟。從清末至民國，他們答應給外國的利權，不知凡幾。到了20世紀下半葉，海峽兩岸的經濟日趨強大，情況就大為改觀。不能輕視個體道德素養在歷史關頭的重要作用，但決定性的是經濟。”
老漢在這原文的第一段，就開門見山的信口雌黃、張嘴胡說。
第一、關于“20世紀上半葉中國出了很多‘賣國賊’，下半葉卻難得一見”。
這顯然是個假說嘛。
要說“20世紀上半葉中國出了很多‘賣國賊”，這話不假。可要說“下半葉卻難得一見”，卻是睜眼瞎說！
那些在日本和美國面前點頭哈腰的李登輝、陳水扁之流，難道還是愛國者不成？！
就說大陸，逃到國外的人也不少了！還不知隱藏著多少呢，只不過因政治環境問題不敢公開罷了。
第二、關于“20世紀上半葉中國出了很多‘賣國賊’，決定性因素之一是經濟，到了20世紀下半葉，海峽兩岸的經濟日趨強大，情況就大為改觀。”
這明顯是個偽說嘛。
古代的宋朝，經濟乃“天下第一”，可照樣是不僅出了秦檜、賈似道這類的“賣國賊”，而且還出了在遼、夏、金和蒙古面前俯首帖耳的賣國皇帝！
當代的共產黨，戰爭年代經濟無基礎、資金無來源，建國時期經濟異常困難，也借了外債，怎么就沒那么多的“賣國賊”呢！？
就政治而言，經濟是基礎。可就每個人和各個黨派而論，經濟是重要的但卻決不是第一的因素。鄧小平強調：
“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對這一點我們比過去更清楚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48頁）
（二）
“1928年，北伐結束，東北易幟，號稱全國統一；其實那是很不鞏固的政治、軍事結合。兵戎相見，屢見不鮮。循序漸進的“聯省自治”運動，被蘇俄支持的“北伐”打斷。其實，它倒比較符合當時政治、經濟發展水平。沒有全國規模的市場經濟體系，多民族的大國不可能牢固統一。1949年以前，有過扭曲的局部的繁榮，遠未達到構筑全國市場體系所需的廣度和高度。1949年以后，直到近20年才一波三折地朝這個方向前進。正如海耶克所說：形成這樣的“自發拓展秩序”的必要條件是自由、一般性規則（法治）、競爭。”
在這第二段里，袁老漢接著不顧常識的信口開河、胡言亂語！
第一、“循序漸進的“聯省自治”運動，被蘇俄支持的“北伐”打斷。其實，它倒比較符合當時政治、經濟發展水平。沒有全國規模的市場經濟體系，多民族的大國不可能牢固統一。”
明擺著，這是顛倒黑白、語無倫次。
依這老漢的意思，中國只有分裂成眾多小國才是符合政治、經濟發展水平的。
所謂“聯省自治”運動，實質就是古中國“春秋戰國”和西歐“神圣羅馬帝國”的翻版，是名義統一和實際割據的結合。
難道“北伐”不是為了統一，不是為了創造、而是為了破壞全國規模的市場經濟體系嗎？！
再說，就在“北伐”統一之前，外蒙已處于事實的獨立狀態；之后，日本人又搞出了個“滿洲國”。如果沒有“北伐”的統一，那就說不定還要出來幾個國！又怎么能形成全國規模的市場經濟體系。
統一就能強國！這是歷史的規律。這袁老漢如果不是別用心，就是不懂常識。
先看中國史。
秦始皇統一六國，奠定了雄漢的基礎；
隋文帝統一了南朝、隋煬帝修建了大運河，奠定了大唐盛世的基礎。
……
再看歐洲史。
經過長期混戰、形成了各民族國家后，西歐由國家資助才有能力開始了遠航擴張，發展出了資本主義；
正是俾斯麥以“鐵血政策”實現了統一，落后的德國才得以開始了大規模的工業革命，躍居世界先進！
美國正是在通過南北戰爭實現了完全統一，才開始形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高潮。
……
第二、“沒有全國規模的市場經濟體系，多民族的大國不可能牢固統一。1949年以前，有過扭曲的局部的繁榮，遠未達到構筑全國市場體系所需的廣度和高度。1949年以后，直到近20年才一波三折地朝這個方向前進。”
既然如此，近20年以前的中國也沒鬧分裂呀！
不僅如此，即便有了全國規模的市場經濟體系，多民族的大國也不一定牢固統一。
南斯拉夫和蘇聯就是明證。都改革成市場經濟了，而且至今烏克蘭等國也離不開原蘇聯的經濟市場，可也都分裂了嘛。
（三）
“參加WTO所以值得稱許，在于它標志著中國終于朝接受現代社會運行機制的基本框架前進了一大步。不管姓社姓資，離開這個制度框架，現代化和國家的完全統一，就缺少牢固的基礎。中國的現代化為什么一再受阻？一個重要原因是抗拒現代西方主流文化，不愿老老實實致力于建立現代社會共同的基本制度框架。借口是多方面的。一是走捷徑。從孫中山的“畢其功于一役”，到后來的“不斷革命”，還有形形色色的“第三條道路”，總是想一舉超越歐美。二是老想獨辟蹊徑。“國情特別”、“中國人不比別人笨”，這些不無一些道理的前提，往往成了出怪招、走歧路的根據。”
在此，這老漢不僅是生拉硬扯，而且是癡人說夢！
第一、“不管姓社姓資，離開這個制度框架，現代化和國家的完全統一，就缺少牢固的基礎。”
依老漢的說法，中國不僅在沒參加WTO前，而且就是至今也還沒接受現代社會運行機制的基本框架呢，自然也就是“現代化和國家的完全統一，就缺少牢固的基礎”了。
相反，菲律賓、印度等早已“接受現代社會運行機制的基本框架”的國家，就是有了“現代化和國家的完全統一的牢固的基礎”了。
那么，菲律賓、印度等國與中國誰更現代化了呢？
更何況，英國可是所謂 “現代社會運行機制的基本框架” 的原產地，肯定是有“國家的完全統一的牢固的基礎”。但事實是，愛爾蘭早就在沒完沒了的鬧獨立呢。
第二、“中國的現代化為什么一再受阻？一個重要原因是抗拒現代西方主流文化，不愿老老實實致力于建立現代社會共同的基本制度框架。借口是多方面的。一是走捷徑。從孫中山的“畢其功于一役”，到后來的“不斷革命”，還有形形色色的“第三條道路”，總是想一舉超越歐美。二是老想獨辟蹊徑。“國情特別”、“中國人不比別人笨”，這些不無一些道理的前提，往往成了出怪招、走歧路的根據。”
自1840年以來中國人為實現民族復興前赴后繼、奮斗不止！對此，這老漢嗤之以鼻。不僅看不上共產黨，更看不起國民黨，而且還是瞧誰也不上眼，儼然是“老子天下第一”。
精神可嘉！可惜，卻是在想當然呢。
看看國際情況：
德國沒有如英法兩國那樣的革命，“抗拒現代西方主流文化，不愿老老實實致力于建立現代社會共同的基本制度框架”，實行的是“開明的君主專制”，卻趕超了英法兩國！
蘇聯更是“抗拒現代西方主流文化，不愿老老實實致力于建立現代社會共同的基本制度框架”，卻發展成了超級大國！
再看中國實際：
當年，“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⑵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⑶、康有為⑷、嚴復⑸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興學校⑹，好像雨后春筍，努力學習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時期，學的也是這些東西。這些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所謂新學，包括那時的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和中國封建主義的文化即所謂舊學是對立的。學了這些新學的人們，在很長的時期內產生了一種信心，認為這些很可以救中國，除了舊學派，新學派自己表示懷疑的很少。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
“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⑺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 （毛澤東選第四卷 論人民民主專政）
現在，且不說西方國家依然對我國實施著封鎖和遏制的政策呢，就說“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占的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1頁）
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1頁）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只有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獨具慧眼、另辟蹊徑，才可能為中國的勞動人民、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殺出條血路來！
這袁老漢全然不顧歷史和現實的常識、事實，竟然把中國現代化一再受阻的原因歸罪于“走捷徑”、“獨辟蹊徑”，真乃天下奇談！
不準提趕超，只準乖乖地跟在西方后面，“老老實實致力于建立現代社會共同的基本制度框架”。
請問這是什么理論？又是誰最歡迎這種做法呢？
西方，只有西方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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