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有改革的行動，一定是先有改革的愿望，本貼子將這個改革的愿望，稱作“動因”，瞧，多么有學術味！
而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有改革的愿望，按說應當是這個國家的經濟非常地不好，比如說經濟增長為年增百分之二以下，或者干脆是負增長，這才認為經濟體制有問題，才有要改革的呼聲。
但是中國的情況不同，中國是年增百分之七以上的情況下，產生改革的呼聲的，這是很奇怪的，是需要研究的。那么本貼子的一個觀點，就是，改革開放的動因，是上層社會的“等不及”。
什么叫等不及呢？打個比方就行，比如說，大隊人馬正在步行行軍，要到幾百公里以外的地方，但是，隊伍中的有一點權力，或者發出的聲音很大的人，沒有這個耐力和大家一起走到終點，他們沒有這個耐心，因此就先行搭車去了，把后面的大隊人馬遠遠地甩開了，這就叫“等不及”。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還是需要仔細地算一算帳才行。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就國民生產總值而言，改革開放時期年均增長百分之九，改革開放以前年均增長百分之七。這個統計結論，是特別擁護改革開放的人，努力貶低改革開放前的成就的人作出的，相信他在這方面也作了非常大的努力，使勁地把改革開放前的數據壓縮壓縮再壓縮，但實在不能夠壓縮了，才得出的結論。因為，再壓縮，改革開放以后的第一兩年，被迫地年增長就要到百分之十幾以上的荒唐數據了。
完全相信國家統計局的統計。那么，一國的經濟增長，如果能夠達到年均增長百分之七，已經屬于不錯的成績，尤其是在一窮二白，完全自力更生，沒有外來投資的情況下，在帝國主義的全面的嚴厲的經濟封鎖的情況下，能夠年均增長百分之七，干得不壞。為什么還是有改革的愿望和要求呢？
還是根據改革開放后年均增長百分之九，改革開放前年均增長百分之七來進行計算。去年全國的總產值是十萬個億，除以十三億人民，就是每人的年收入為七千六百九十二元，再除以十二個月，每個人的月收入為641元。考慮到公共事業，比如說警察的安全服務，免費的交通服務，等等，平均每個人能夠拿到的工資，應當是五百元左右。
請問在座的諸位，你們誰的收入現在是每月五百元左右呢？恐怕都早已經超過這個數字了吧？那么，反過來，就說明還有更多的中國人民比你們要窮，因為平均五百元，你們多拿，就意味著有人少拿，就這么回事。
那么，如果你們現在的收入是五百元左右，你們想象一下日子會不會很艱難呢？我覺得是會很艱難的，如果有機會，你們一定是愿意往香港和美國偷渡的，在香港一個工人的工資也有月收入幾千港幣了，在美國就更多。
現在將這十萬億元錢，按照改革開放后年均增長百分之九，改革開放前年均增長百分之七往回算。首先回算到1979年，即23年前，因此是十萬億除以1.09的23次方，得13378億元，即一萬三千多億元，再將13378億元除以1.07的30次方，能夠得到我國解放初的總產值為2906億元，這樣的反算，是消除了任何的通貨膨脹因素的，是完全按現有的人民幣價值反推得到的解放初的總產值。
解放初我國有五億五千萬人口，則用2906億元除以五億五千萬，得平均每個人的年收入為528元人民幣，再除以12，得當時平均每個人月收入為44元錢。當然，是相當于現在的44元錢，請注意這個算法完全去除了通貨膨脹因素。因此44元錢按現在的一元錢一斤大米算，能夠買44斤大米，生活相當困難。
當然，當時的人們并不頓頓吃大米，那被看作是幸福生活，甚至是當時中國人的“生活好”的一個理想。不要跟我說當時的物價多么便宜，再請注意我上面的反算法是消除了通貨膨脹因素的，當然每種東西的價格要和現在的比。
再說1979年的13378億元總產值，除以當時的九億中國人民，得平均每人年收入為1486元人民幣，除以12得124元，如果要買大米，按一元錢一斤算，可以買124斤大米，因此飯肯定是夠吃的，還可以買半導體收音機，自行車，縫紉機，手表，等等被看作是貴重的東西。但仍然是生活緊張，因為不可能拿到手124元，住房也是算在這124元里的。
我們知道，按今天的中國生產力水平，平均每個人月收入為500元，如果搞絕對平均主義（當然不是我主張搞絕對平均主義，只是想象中的試驗），處于社會上層的掌權者和知識分子都會覺得生活不好受。雖然也能夠住上六十平米的住房，買一些好吃的，一咬牙也能夠買一個便宜手機，一臺尺寸不太大的彩電，一個洗衣機，但是汽車是不敢想的。
我講到“社會上層”這個詞，當然是人類有史以來一直都存在的，即掌權者和上層的知識分子。
而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當然不是絕對平均主義的，但卻是近似平均主義的。那么，如果不改革開放，如果中國還是取得年均增長百分之九的成就，也還是相當了不起，但是中國的上層社會的收入會比現在更低一些，可能會比一般老百姓高，當然會高過上面算出的平均月收入500元，但也就不過高出一倍兩倍，即一千多元左右，這樣的生活感覺仍然不好，中國的高干和知識分子都會想著到香港或者去美國洗碗，那個收入都比一千多元人民幣要高得多。
我們又知道，在開放以后，中國的高干和高知就有機會和外國的知識分子，外國的官員打交道，高干高知子弟會和港商的子女交朋友，但那么一打交道，一交朋友，肯定會感到自己寒酸，會有無地自容的感覺。
那么，這種寒酸和無地自容，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失敗了嗎？當然不是，中國的經濟一直是成功的。但是奇跡是不可能發生的，大躍進是不存在的。因此這種寒酸和無地自容，是因為中國的上層社會和外國的上層社會的相比而造成的，主要是由歷史造成的。
那么，如果中國社會不改革開放，但仍然能夠取得年均增長百分之九直到今天，中國的上層社會的人肯定對自己的生活是很不滿意的，仍然會想著到美國社會去洗碗。一千多元的收入已經是今天中國社會的高收入，仍然無法讓他們滿意。
那么，既然這樣到今天都不滿意，則當時的社會上層就更不滿意，他們已經有了一個強烈的愿望，一個想法：這樣可不行，我可不愿意和大隊人馬的生活水平同步前進，那要等得時間太久了，必須找到門路使自己的收入和社會大人的拉開距離，我等不及了，我不能夠熬到2020年才過上比較好的生活，我要提前過好日子，人就這么一輩子，加上自己年紀大了，再不撈點就撈不上了。
講到這里，我相信已經將中國改革開放的“動因”講清楚了，即上層社會的“等不及”。
當然，現在社會上層的人物可以發表言論感謝擁護改革開放了，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會說：“要不是改革開放，我哪能在今天住上一百多平米的價值三十萬元的房子？哪能家中各種電器總值幾十萬元？哪能不愁吃不愁穿全國到處旅游？還能夠去新馬泰一游？哪能花幾十萬元送子女出國留學？”但是他們應當知道自己說這一番話的時候已經脫離群眾了。他們一提到毛澤東時代，當然會是一臉輕蔑地說“物質匱乏”，但如果他們今天也就是中國人民的平均收入的話，即月收入五百元的話，他們現在也會覺得物質匱乏的。
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有改革的行動，一定是先有改革的愿望，本貼子將這個改革的愿望，稱作“動因”，瞧，多么有學術味！
而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有改革的愿望，按說應當是這個國家的經濟非常地不好，比如說經濟增長為年增百分之二以下，或者干脆是負增長，這才認為經濟體制有問題，才有要改革的呼聲。
但是中國的情況不同，中國是年增百分之七以上的情況下，產生改革的呼聲的，這是很奇怪的，是需要研究的。那么本貼子的一個觀點，就是，改革開放的動因，是上層社會的“等不及”。
什么叫等不及呢？打個比方就行，比如說，大隊人馬正在步行行軍，要到幾百公里以外的地方，但是，隊伍中的有一點權力，或者發出的聲音很大的人，沒有這個耐力和大家一起走到終點，他們沒有這個耐心，因此就先行搭車去了，把后面的大隊人馬遠遠地甩開了，這就叫“等不及”。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還是需要仔細地算一算帳才行。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就國民生產總值而言，改革開放時期年均增長百分之九，改革開放以前年均增長百分之七。這個統計結論，是特別擁護改革開放的人，努力貶低改革開放前的成就的人作出的，相信他在這方面也作了非常大的努力，使勁地把改革開放前的數據壓縮壓縮再壓縮，但實在不能夠壓縮了，才得出的結論。因為，再壓縮，改革開放以后的第一兩年，被迫地年增長就要到百分之十幾以上的荒唐數據了。
完全相信國家統計局的統計。那么，一國的經濟增長，如果能夠達到年均增長百分之七，已經屬于不錯的成績，尤其是在一窮二白，完全自力更生，沒有外來投資的情況下，在帝國主義的全面的嚴厲的經濟封鎖的情況下，能夠年均增長百分之七，干得不壞。為什么還是有改革的愿望和要求呢？
還是根據改革開放后年均增長百分之九，改革開放前年均增長百分之七來進行計算。去年全國的總產值是十萬個億，除以十三億人民，就是每人的年收入為七千六百九十二元，再除以十二個月，每個人的月收入為641元。考慮到公共事業，比如說警察的安全服務，免費的交通服務，等等，平均每個人能夠拿到的工資，應當是五百元左右。
請問在座的諸位，你們誰的收入現在是每月五百元左右呢？恐怕都早已經超過這個數字了吧？那么，反過來，就說明還有更多的中國人民比你們要窮，因為平均五百元，你們多拿，就意味著有人少拿，就這么回事。
那么，如果你們現在的收入是五百元左右，你們想象一下日子會不會很艱難呢？我覺得是會很艱難的，如果有機會，你們一定是愿意往香港和美國偷渡的，在香港一個工人的工資也有月收入幾千港幣了，在美國就更多。
現在將這十萬億元錢，按照改革開放后年均增長百分之九，改革開放前年均增長百分之七往回算。首先回算到1979年，即23年前，因此是十萬億除以1.09的23次方，得13378億元，即一萬三千多億元，再將13378億元除以1.07的30次方，能夠得到我國解放初的總產值為2906億元，這樣的反算，是消除了任何的通貨膨脹因素的，是完全按現有的人民幣價值反推得到的解放初的總產值。
解放初我國有五億五千萬人口，則用2906億元除以五億五千萬，得平均每個人的年收入為528元人民幣，再除以12，得當時平均每個人月收入為44元錢。當然，是相當于現在的44元錢，請注意這個算法完全去除了通貨膨脹因素。因此44元錢按現在的一元錢一斤大米算，能夠買44斤大米，生活相當困難。
當然，當時的人們并不頓頓吃大米，那被看作是幸福生活，甚至是當時中國人的“生活好”的一個理想。不要跟我說當時的物價多么便宜，再請注意我上面的反算法是消除了通貨膨脹因素的，當然每種東西的價格要和現在的比。
再說1979年的13378億元總產值，除以當時的九億中國人民，得平均每人年收入為1486元人民幣，除以12得124元，如果要買大米，按一元錢一斤算，可以買124斤大米，因此飯肯定是夠吃的，還可以買半導體收音機，自行車，縫紉機，手表，等等被看作是貴重的東西。但仍然是生活緊張，因為不可能拿到手124元，住房也是算在這124元里的。
我們知道，按今天的中國生產力水平，平均每個人月收入為500元，如果搞絕對平均主義（當然不是我主張搞絕對平均主義，只是想象中的試驗），處于社會上層的掌權者和知識分子都會覺得生活不好受。雖然也能夠住上六十平米的住房，買一些好吃的，一咬牙也能夠買一個便宜手機，一臺尺寸不太大的彩電，一個洗衣機，但是汽車是不敢想的。
我講到“社會上層”這個詞，當然是人類有史以來一直都存在的，即掌權者和上層的知識分子。
而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當然不是絕對平均主義的，但卻是近似平均主義的。那么，如果不改革開放，如果中國還是取得年均增長百分之九的成就，也還是相當了不起，但是中國的上層社會的收入會比現在更低一些，可能會比一般老百姓高，當然會高過上面算出的平均月收入500元，但也就不過高出一倍兩倍，即一千多元左右，這樣的生活感覺仍然不好，中國的高干和知識分子都會想著到香港或者去美國洗碗，那個收入都比一千多元人民幣要高得多。
我們又知道，在開放以后，中國的高干和高知就有機會和外國的知識分子，外國的官員打交道，高干高知子弟會和港商的子女交朋友，但那么一打交道，一交朋友，肯定會感到自己寒酸，會有無地自容的感覺。
那么，這種寒酸和無地自容，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失敗了嗎？當然不是，中國的經濟一直是成功的。但是奇跡是不可能發生的，大躍進是不存在的。因此這種寒酸和無地自容，是因為中國的上層社會和外國的上層社會的相比而造成的，主要是由歷史造成的。
那么，如果中國社會不改革開放，但仍然能夠取得年均增長百分之九直到今天，中國的上層社會的人肯定對自己的生活是很不滿意的，仍然會想著到美國社會去洗碗。一千多元的收入已經是今天中國社會的高收入，仍然無法讓他們滿意。
那么，既然這樣到今天都不滿意，則當時的社會上層就更不滿意，他們已經有了一個強烈的愿望，一個想法：這樣可不行，我可不愿意和大隊人馬的生活水平同步前進，那要等得時間太久了，必須找到門路使自己的收入和社會大人的拉開距離，我等不及了，我不能夠熬到2020年才過上比較好的生活，我要提前過好日子，人就這么一輩子，加上自己年紀大了，再不撈點就撈不上了。
講到這里，我相信已經將中國改革開放的“動因”講清楚了，即上層社會的“等不及”。
當然，現在社會上層的人物可以發表言論感謝擁護改革開放了，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會說：“要不是改革開放，我哪能在今天住上一百多平米的價值三十萬元的房子？哪能家中各種電器總值幾十萬元？哪能不愁吃不愁穿全國到處旅游？還能夠去新馬泰一游？哪能花幾十萬元送子女出國留學？”但是他們應當知道自己說這一番話的時候已經脫離群眾了。他們一提到毛澤東時代，當然會是一臉輕蔑地說“物質匱乏”，但如果他們今天也就是中國人民的平均收入的話，即月收入五百元的話，他們現在也會覺得物質匱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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