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革命與生態保護

社會主義革命與生態保護

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1991年第13次世界大會文件

一、               前言

對于人類，生態的問題雖然不是新鮮發生的，但是其目前的范圍及強烈程度卻使它有了新的特性。

許多例子可以說明，環境的危害可以為人類和自然造成必然的、負面的后果；核子反應爐的意外事件可以使數以百萬計的人有生命的危險。

工人運動的傳統改良主義領導層，已經在它們大部分的歷史中，忽視或者輕視生態問題。甚至在今天，研究過程還是可悲地緩慢、困難，而且常常只局限在環境的修補上。

從自我批評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指出，甚至工人運動中的革命派——包括我們的派別在內，在充分掌握后期資本主義生態問題的爆炸性潛力以前，也需要重新考慮它們的立場。

許多推行生態保護運動的不同團體和綠黨，不顧工人運動對這個問題的反對，把它放回議事日程。他們所做的工作當然值得我們的認同。但是，在他們所建議的解決方法中，許多具有幻想的性質，因為他們無法認識到，環境的破壞，是與資本主義的利潤動機或者與過渡社會中的官僚統治，有密切的關系。要嚴肅地看待生態危險，就必須超越利潤動機或官僚統治，依靠民主地計劃的社會主義社會。

二、               生態危機的現況

生態危機是人類對自然的沖擊的后果。危機的危急程度，已經達到人類生存都成問題的程度。

由于極少數人的經濟利益，我們在一方面面對日增的新生產形式，它們在生態方面的后果到現在還沒有得到適當的調查。另一方面，我們面對著較舊生產形式的明顯的繼續，雖然它們的有害的效果早已為人所知。所有這些的背景，就是技術對自然愈來愈大沖擊，那就是，它搞亂或破壞自然的能力大增。

工業革命是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以排放物和工業廢料，增加了環境的污染，同時，為勞動人民和城市人口，增添了危害健康的因素。一般地說來，它擴大了來自人類的生態震波。但是，今天的生態危機，并不是十九世紀以來工業發展的直線的后果。它是在50和60年代經濟繁榮的架構中，質的跳躍的后果，這個跳躍的造成，是通過石油用途的大量增加和汽車工業的巨大發展，通過化學工業的發展，和它向人類活動每一部分的全面滲透，特別是以化學肥料和殺蟲劑向農業的滲透。70年代以來，這個質的跳躍被官僚計劃經濟的危機所加強，因為官僚計劃經濟危機加劇了經濟運轉的不合理性。這個質的跳躍也特別猛烈地被“第三世界”的經濟危機和沒有節制的、狂野的工業化結合所加強。

空氣污染

最嚴重的空氣污染性物質有：

1）             從礦物燃料（煤和石油）的燃燒而來的物質；這些主要是二氧化硫、碳的氧化物和氮化合物。

2）             致癌的有機物質，例如苯或者甲醛。

3）             重金屬，例如汞、鎘和鉛。

4）             微小的石棉纖維和灰塵。

5）             氯化的碳氟化合物。

這些物質是依靠工業生產過程、車輛或者消費品而排放到空氣中。汽車作為交通工具的毫無控制、以及表面看來是無法控制的增長，已經使它成為二氧化硫和多氧化氮的主要來源，比私人和工業保暖設備所排放的，要多很多。發動機的燃料也是苯和鉛的主要來源。甲醛、汞和石棉是工業污染性物質，但是它們也在普通的消費品和建筑材料中產生（甲醛和石棉），而且在電池中產生（汞）。

這些物質在空氣中的集中程度，在城市要比在鄉村大一千倍，空氣污染已經在富有國家的大城市中變成一種瘟疫，而且在貧窮國家的大城市中已經呈現特別巨大和無政府的比例。它已經使城市中的呼吸器官疾?。▋和南穑侔缀恚⑾⒅夤苎缀头伟@人地增加。

石棉已經在船廠和建筑工人中引致與癌癥有關的極高死亡率。由于這些形態的癌癥處于潛伏期，這個問題的真正嚴重程度只在未來的歲月中才能顯出。石棉危險的發現，已經引致富有工業化國家大大地減少使用它；然而在“第三世界”，仍在增加使用它。

二氧化硫和多氧樣化氮是引起酸雨的物質，對北半球溫帶區樹林的逐漸破壞有很大的責任。

礦物燃料的燃燒和砍伐后的森林燃燒，使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的成分增加，極可能會使二十一世紀的氣候惡化，造成地理的大變遷，使某些地區的經濟有著災禍性的后果（溫室效應）。根據目前的趨勢而得出的預測，這些氣候變化，將會與到達地球表面的容易引起癌癥的紫外線的增加，結合起來。這個增加，是由高氣層中好幾個污染性物質的積累，特別是氯化的碳氟化合物所引起的。這些物質主要是由噴霧罐和破裂的冰箱所排放。這些物質在初射出時是無害的，但當它們升入高氣層，就觸發化學反應，讓較大比例的紫外線到達地球表面（臭氧層的破壞）。

水污染

地球上的水正被用來作為人類活動的副產品（家庭和工農業的副產品）的巨大廢料堆積處。受到影響最嚴重的，是海洋、江河和湖泊，雖然河流和沿岸城市正漸增地造成海洋的污染。最嚴重的后果是，汞，鎘等重金屬的積累，加上極毒的有機化合物在沉積物中，而且，比較重要的是，在水的本身積累了脂肪物質、硝酸鹽和磷酸鹽，造成某些水中植物的無可控制的增長。當這些植物分解了，它們就吸收水中的氧，把它轉變為在水生存的動物的大墳場。這樣惡化的情況正在漸增地影響海洋，再加上從油井和油船所漏出的大量石油流入，以及有毒的、化學的和放射性的廢料被傾倒，所造成直接污染，使海洋情況更加惡化。

除了水污染以外，還有土壤的污染。這是某種形式的空氣和水污染的結果和原因。跟這個土壤污染有密切關系的，是農業方法受市場經濟約束所造成的后果：密集耕種（濫用和依靠肥料及農藥）、單元種植和不適合當地生態系統和氣候條件等的作物。我們正面對著對全球土壤的大量破壞。這種對土壤的破壞，是污染、耗盡、枯竭和大量的侵蝕等等因素結合起來的效果。這個效果是與使“第三世界”五億人民受饑餓的經濟、社會因素分不開的。

森林的破壞

在關于生態危機的較戲劇性揭露中，對全球森林的破壞，由于它的后果嚴重程度，是一個特別使人困擾的因素。熱帶國家特別受到影響。在工業化國家，森林區的范圍還是相對地穩定，雖然由于空氣、土壤和水污染的危害性結合，森林也慢慢地死去。但是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生態危機的特征，就是森林的破壞。在1980年至2000年之間，“第三世界”將會失去40%的森林地帶。由于熱帶雨林的特殊性質（世界三分之一的植物，極端稀薄的表土），這個森林的破壞將會有可怕的后果。

1）在地方上，由于枯竭和侵蝕的相互作用結果，它會嚴重地加深農業危機和饑餓。

2）在全球規模上，砍伐后的樹林的燒毀會加強溫室效應。

工業的災禍

人類活動的破壞性極大的后果，也可以在工業——例如在化學或核電廠——的大規模意外事故或這些事故的潛在風險上看出。

由于核子工業的可能負面后果和它的長期效應的特殊性和不可預測性，它是關于生產力發展的錯誤決定的特別驚人例子，特別是因為世界上也存在著可以替代的能源問題解決方法。

結論

這個生態危機結合起來的因素并不創造了使“傳統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邊緣化的新重點。相反地，它們是相互交織的。

亞馬遜區的破壞和巴西的依賴他人的城鄉人民斗爭之間的關系，或者喜馬拉雅山森林的破壞、孟加拉國的社會力量的對比和該國的自然災禍（洪水）之間的關系，都證明自然和政治之間的密切相互作用。生態危機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繼續存在的現象，發生著地區和局部的災禍，不可逆轉的損害的實例與可以逆轉的損害的實例混合在一起——不管在近期或中期或在兩、三百年（許多樹木的年齡）。一切事情都依靠人類社會自覺的決定。

三、               環境危機的結構性原因

環境的破壞與污染，表現出人類在生物圈（指地球上生物可以生存的區域，包括陸地、水界和大氣層）中合宜地組織社會生活的失敗。正如前面關于全球環境情況的粗略大綱所顯示，在過去幾年中，這個失敗不但增大，而且變得更清楚。在過去兩個世紀，特別是在二十世紀，全球社會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組織形式，是由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決定的。通過工資勞動的擴展和生活的所有部門加緊資本化，整個地球的人口已經漸增地依靠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從這個角度來看，對于環境情況的評價，主要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評價。

這也適用于世界上那些部分，它們經過了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的或多或少緊張的解放斗爭和革命以后，越出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范圍。在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基礎上建立計劃經濟的一切企圖，在實際上，仍然很大程度上依靠由帝國主義列強所決定的全球性的經濟關系。通過全球性的市場、勞動分工和貿易關系，資本主義價值規律仍然影響東歐、東亞和古巴的中央計劃經濟。

然而，致使這些國家受到生態危機特別重大的打擊，有許多原因。

資本主義生產，雖然它不能逃避自然規律，在某些方面，與自然及其發展過程，存有基本的矛盾。社會生產是多種過程的合成物——只在地球與宇宙其他部分的關系所定出的限度之內是由熱力學的規律所決定的。根據這些規律，能量和物質既不能被創造，也不能被消滅，而只能改變它們的形式。還有，帶來這些變化的過程，是不可逆轉的，而且依循能量和物質的普遍而任意的分配（熱力學函數規律）。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自然界的組織漸增地被經濟需要所扭曲變形。為了能夠被組織起來生產商品，自然的組織比過去更甚地被分為微細的部分。價值規律的量的部分（勞動——時間——金錢的關系）壓倒了所有其它東西。質的、“整體的”關系卻不能進入這個方程式。

在這同時，資本主義生產，是建基在盡可能短的、可逆轉的過程上。投資的資本可以通過這些過程而擴大。資本主義生產持續不斷的重復，從資源中擠取最后的一滴。資本主義生產的這種重復，再加上它把漸增的分隔化當作經濟“測量”的先決條件，就把上述熱學函數提升得很快。這個矛盾的后果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自然過程，強加一個異樣的步調?，F有資源的開發時間，不能與它們的自然生產和再生產所需要的時間一樣，而商品生產也不能注意它所遇到的社會生活的現有形式。維持生產、保護新的能源與運輸路線所需要的領土擴張，不得不忽視自然環境、植物和動物聚居地。這種破壞式地發展的原因，因此不是資本主義的無理性，而正是它自己的內在邏輯。因此，社會民主黨對“質的增長”的要求就在“利用邏輯”中纏住了：質的增長和價值規律是相互排拒的。

資本主義生產被現有環境日增的分隔化所決定；同時，其中的社會秩序、財產關系和權力關系卻以日增的集中化為標志。今天，一群跨國公司決定地球的最偏僻角落的命運。資本主義的時空觀念更加加強了：地球被分為成工業區、觀光區、貿易區、原材料基地，等等。關心過去，和供應將來，都同樣地缺乏。

資本主義的理性決定了個別資本的行動。但是，由于不同資本集團之間的競爭，整個制度才是不合理性的。發展生產、資源的經濟利用、環境保護所需要的獨創性，只存在于工廠大門之內。這就在所有那些“沒有人”覺得有責任的地區，造成對大氣層、水界和土壤環境有害的效果。競爭也導致周期的生產過剩的危機；大量的能量和物質投資在買不出去的商品上。此外，市場也強加了像廣告、有癮性迷幻毒品和軍火那樣的產品，它們作為使用價值是多余的，但作為交換價值卻產生極高利潤。結果，競爭與爭取利潤和額外利潤的斗爭，就是連資本主義規則也認為不合法的行動的根源，那些行動包括忽視環境禁令，毒化產品，對產品試驗馬馬虎虎，偽造物品的成分，非法地丟棄廢料，等等。

在過去150年中，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已經在土壤、原材料、水，特別是大氣層的結構和分配中，產生巨大的變化。這就證明，資本主義所引起的熱力學函數的增加，正在達到不再與地球和人類社會的繼續存在協調一致的地步。在這同時，可供選擇的發展道路卻被阻礙，并遭受積極的對抗。

帝國主義中心的生態危機

在已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先前存在的自然社會與歷史的條件的“經濟變態”正處在最先進的狀態。生產的分隔化和同時發生的財產關系集中化，已經在這些國家中達到最高的水平。商品生產已經在整個社會中變成絕對的決定力量。在這同時，生產的社會過程更加分散，而財產關系——被生產資料擁有者之間的競爭保持在動態中——卻更加集中。這就在所有帝國主義國家引致同樣的生態問題——這就證明，這些問題并不是“損壞”和“失敗”的結果，而是這個制度的國際性的邏輯結果。

●  由于工業區、貿易中心、購物中心、住宅區、游覽或娛樂中心，以及行政區的興建，經濟已經發展到最后的平方厘米，使往返時間大為加長，雖然需要是沒有什么改變。這個發展，再加上交通政策根據個人使用內燃機，已經在各大城市中造成過分依賴私家汽車，致使交通系統有完全打斷的危險。

●  集中化的財產關系，特別是在能源供應方面，已經引致一條朝向大規模礦物燃料或者核子發電廠的方針。這就意味著朝向一種能源供應，以致一方面對大氣層和人類健康產生不良的結果，另方面也是完全違反對能量的經濟使用。盡量銷售能源的政策，是完全違反盡量減少熱力學函數增加的政策。

●  生產的日益分隔化，以及個別資本家的自我中心的邏輯，應該對廢料問題負上主要責任。丟棄、存放、或者把生產不需要的東西燒成灰，變得愈來愈“劃算”。堆積成山的廢料，特別是對人體有害的廢料，已經變成為資本主義版本的富足社會象征。

●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化學工業和制藥工業都體現了生產過程分隔化的后果。簡單容易的生化過程和生化材料，都能帶來極高的利潤。這結果，一方面是物質的自然分配方面的巨大變化（產生了第二個“人造”性質），另方面則是，生物過程的加速、膨脹和日增的獨立性，造成誰也不知道它們的潛在后果。

但是，這些基本的生態問題的后果是有名稱的：自然景色的城市化和破壞，交通阻塞和私家車輛致使的空氣污染，從化學工業來的有毒污染物和對化學工業的依賴，燒礦物燃料的電力廠和原子能的放射性污染對大氣層的破壞，堆積成山的廢料。資本主義沒有能力倒轉這個“錯誤的發展”。那就表示，對資源的小心使用變成唯一的行動指導。但是這樣做法，卻與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相矛盾。假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自然資源可以像水、空氣和土壤那樣“自由地”使用，那末，它們主要是在沒有占主要地位的社會關系具有控制力的權威之下，被使用、浪費、變成有毒的東西。它們不僅僅在經濟的意義上是“外在的因素”。但是，如果它們“連結”在資本主義的意義上，那就是說，成為私人利潤有關的對象，或者，換言之，如果它們以“經濟數字表示”的話，那末，自然資源的基本上供不應求，就只會被購買者體驗到。銷售它們的人就對擴張有基本的興趣，而且會抗拒各種節省或經濟的使用。

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同樣地顯示出，制度之內的改正是不可能的。這樣的改正，要么就與廣泛的社會計劃和規定有關連，要么就建立在價值規律會分辨出“好的”（即是對環境有利的）利潤和“壞的”利潤這樣的錯誤假定。但是，前者在目前資本主義要求解除政府規章的運動中只會受到排拒。因此，帝國主義國家被迫采取一條企圖在事后修補的政策，這政策只能說是在附帶觸及的修補和遏制的措施方面，假如使用多孔過濾器和清理排氣管和液體廢料，宣稱得到有限度的成功。

但是，帝國主義國家也面對著逐漸擴大的保護環境，運動的挑戰。在這些運動的壓力下，若干條國家規章和指導原則則被通過了。雖然這些規章和指導原則在減少對環境有害的生產上有所貢獻，但是，由于它們可以抑制抗議運動，對于帝國主義國家而言，花在這方面的錢也是值得的。

資本主義生產也使消費者符合它的形態。在這方面，個人行為是增加生態危機、阻止它的解決的一個因素。資產階級思想的信條（“人民要對這個危機負責”）就是直接利用這個因素。但是，個人消費態度的改變，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上反生態環境的本性，只能有小小的影響。

附屬國家的生態危機

聯合國環境組織作了一個研究，得出了比較清醒的結論，那就是，“第三世界”的生態環境問題是貧窮的問題。這個貧窮不是命運播弄的結果，而是帝國主義國家的政策和經濟活動的直接結果。如果我們把這個事實包括在這個結論中，那就可說是完全正確了。雖然把這些事實倒轉過來，而且把帝國主義國家的生態危機轉變為“富足社會”，而不是市場經濟的結果，那是可能的；亞、非、拉三洲的附屬國家的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之間的關連，則是十分明顯。對于這些國家的數以百萬計的人民而言，生態環境和他們的生物圈的日益破壞，以及每日為生存的斗爭，成為他們的直接和共同的經驗。五億以上的人營養極差；每年有四千萬人死于饑餓或與饑餓有關的疾病。將近二十億人沒有正規的食水供應，造成了每年二千五百萬人的死亡。一百五十萬人極端缺乏木柴——這常常是他們唯一的能源。在這些國家中，食物、水和燃料——人類生存的三種最重要條件——的供應，嚴重地失去平衡。根據聯合國的計算，大約五億人已經成為“生態環境的難民”，因為干旱、洪水、土壤侵蝕、農業輸出品被替代和其他的“生態環境因素”，被迫離開他們的家園。所以，世界這些部分的生態危機，并不是“定時炸彈”或者“將來的”問題，而是現在的生存危機。

貧窮和生態危機的明確原因，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帝國主義的依賴，以及帝國主義者所主宰的世界市場，已經使附屬國家的生態變成為經濟剝削的形式。這種形式的經濟剝削，要比在帝國主義國家更直接、更野蠻。根據世界市場的指令和跨國公司的利益而在這些國家瓜分自然，是對歷史發展的社會結構和傳統生活方式更大的違反。帝國主義在這些國家所特有的“時空政權”，可以在基本上定性為：一個幾乎是排除其他一切地以依靠帝國主義的經濟活動中心需要為方針的基礎機構。與這有密切關系的，是“原材料中心”、貿易區、旅游區和出口產品的種植園和草原的分配。對這些過程的受害人所施加的巨大壓力，以及對被忽略的鄉村區域的生活方式和社會職能的替換，比在資本主義的中心進行非自愿的環境和人口的改變要大很多。

因此，從生態學的觀點來看，我們也能看出，“綜合與不平衡發展規律”比附屬國家所產生的致命后果。世界市場正把它對生態環境有破壞性的動力，它與自然的最高度發展的矛盾，輸進世界最“落后的”區域。而且，哪里的后果是無比地大，反對它們的力量是無比地弱。以下是這個發展的幾個機構上的特征。

● 為了世界市場而對原材料（礦物、木材、棉花、橡膠等等）的直接開采，而且在同時又通過交通路線、鐵路、電力廠等而發展土地。

● 通過嚴重地清除森林土地轉變成為出口生產的農田或牧場。其特點是對人造肥料和殺蟲劑的高度依靠，以及由這些化學物所造成的污染。

● 以上這兩種過程都使土地問題成為大多數依賴性國家的最迫切問題。農村人口正被迫遷移到無法長期安居和從事農業的土地區域。他們不得不砍伐叢林區域，以及使用加速土地破壞和土壤侵蝕率的耕作方法。樹木被砍光的山坡，燒光的熱帶雨林區，在干旱和洪澇地區的居住，以及肥沃土壤層的流失，所有這些都會引致長期的氣候變化、饑荒和“自然災禍”。

● 由特別的經濟結構和土地問題所帶來的擴大城市化。根據聯合國的估計，附屬國家的城市擴張速度要比富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快三倍。

在這些城市中可以發現，我們所熟悉的生態問題，占有更大比例，對自然和人體的破壞性更大。從汽車和家用燃料而來的空氣污染，尖銳地威脅人體的健康。食水供應和污水處理系統的性質，是附屬國家城市的第二個大問題。第三個問題是垃圾的處理。在亞、非、拉三洲的大多數城市中，垃圾不是堆積在垃圾堆上，就是在露天燒毀。

● 對于附屬國家的大部分人口，能源供應是一個基本的生存問題。一百五十萬人光是為了尋找木柴（或其他可燃燒的物質如糞便、垃圾等）每年所花的勞動時間，已經增加了許多倍，在有的情況中，每年要花190至300工作日。在許多地方，所有樹林區，特別是在市鎮的郊區，也在許多其他地區，樹林都被砍光，主要是因為缺乏燃料。

● 被人提得最多的附屬國家的問題，就是欠帝國主義的銀行和政府的債款。這個問題對生態危機的影響，就是更加傾向于輸出產品，人民更貧窮和大量逃離鄉村區域。在這同時，沒有錢來進行水土保持的工作。所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使人民和自然為了債務危機付出更大的代價。

這就相等于帝國主義公司所長期推行的一連串破壞自然環境和其他生態環境的直接行動。例如，危險的生產線（特別是在化學工業方面）時常被轉移到附屬國家，因為那里的勞動便宜，環境又可以隨便污染。帝國主義國家經常把有毒和放射性的廢料輸送到附屬國家。

大多數附屬國家的政府對生態危機束手無策，他們對帝國主義利益的依附，以及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就是增加經濟的依賴，加深生態環境的危機。甚至某些國際性的援助計劃(消除饑荒，解救環境災禍，或者最近的以局部取消債務來換取保護生態環境的措施的建議)，都以變成附屬國家統治層精英額外收入的受歡迎來源而告終。

沒有不受帝國主義干涉的獨立，則在附屬國家解決生態危機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以用信用和債務來“購買”現代化的形式，作為解決最迫切社會問題的方法，不但已經證明失敗，而且已經在事實上弄壞了它試圖解決的問題，對環境的后果已經變得更壞。貧窮的經濟依賴，逼使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做出對生態環境有高度破壞性的行為。這些行為卻代表他們在目前情況下得以生存的唯一機會。為了要成功建立起應選擇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反帝國主義的“不斷”革命的過程，一定要開始處理生態環境的問題，而且要把它們與反對資本主義剝削的綱領聯系起來。

過度社會的生態危機

自從戈爾巴喬夫一派在蘇聯掌權以來，過度社會的政治轉變的浪潮，已經使人清楚地看出，官僚中央計劃經濟下的生態環境情況，不比其他地方好多少。至少在空氣、水及土壤污染和城市中心的問題方面，情況要比帝國主義中心更壞。

造成這種情況的理由，就是這些社會只能局部地克服資本主義價值規律以及所伴隨的、它對生產所施加的客觀壓力。在數目相當多的主要生產部門，存在著對資本主義和世界市場無法打破的依賴。以輸出為目的的經濟所作的經濟數量化和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再加上對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技術的依賴，也已經導致對這些國家生態環境的破壞，其破壞程度，甚至可與附屬國家的情況相比擬。

在這同時，相當多的自然和社會資源不得不直接用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防衛設備上。從丘吉爾所說的必須把布爾塞維克嬰孩扼死在“搖籃里”，到美國政府關于在尼加拉瓜進行“反革命”戰爭的公告所說的“砍掉蘇維埃雞的頭”，需要推行集中化的軍事防衛，已經對過度社會的發展，對他們的生產方針，產生決定性影響。

所有目前的非資本主義的社會，都是在經濟發展不足的條件下，或者甚至在極度貧困的情況下，開始發展的。他們的“社會主義”只是需要的分配。隨著他們的推翻帝國主義權力的失敗，它們的困難日增。“為生產而斗爭”，在對生態目標——假定這些目標受到承認——關心不足的情況下，對經濟結果作短期的改進，就決定了這些社會開始發展的條件。

因此，說資本主義生產也應該對非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危機負重要責任，也不過分。

過度社會生態危機的幾個原因，不得不也要從這些社會的特殊結構，官僚層的建立中去尋找。這個官僚層，不但為了他自己的私人消費和享受，侵吞了相當大部分的社會剩余產品，而且利用一個無所不在的鎮壓機構，和一種歪曲社會主義理想的意識形態，來保持它的獨霸權力。從建立之日開始，第四國際已經分析、批評這些決定過度社會的制度的關系。今天，緊跟隨著斯大林主義現存的危機，他們正為世界人民所知，而且正讓人民首次得知真正的情況。

計劃經濟是發展這樣一種經濟制度的企圖：它的勞動直接有社會的性質，與資本主義以市場決定勞動的可用性（即“可賣性”）不同，非資本主義社會試圖先決定社會需要，然后根據這些需要來計劃生產。只有在人民的不同需要和興趣，在民主決定的過程中，一起考慮計劃，這種方法才有成功的希望。當這問題變成為在整個社會中客觀地分配現有缺乏的東西時，對民主的需要就更為迫切了。但是，過度社會的官僚化卻有系統地減少民主。在由上面所支配的中央計劃中，人民的各種社會、民族、文化和經濟的需要，是被強制地成為一律的。這種計劃的基本特點，必定由純粹數量上的標準和增長率所組成，因為所有在質方面的特點都與民主一起被埋葬。因此，過度社會之朝向生產數量增加的傾向，比資本主義社會更大得多，這種傾向，完全是由政府或黨的命令所發動，而且由鎮壓手段所強制執行。在這樣的計劃中，自然資源和環境的保護只發生在數量的術語上（污水清理廠的數目，過濾器的數目、預算的消費量，等等）。這樣的計劃，在本質上就充滿了錯誤和巨大缺點，而且會浪費很多資源。這些錯誤、缺點和浪費，只當“高層”在事后注意到，才會發現。

排除人民群眾在社會計劃之外，以及建立鎮壓的、等級的權力結構，只會導致人民對生產的疏離和異化。對社會財產的興趣減少了甚至被壓制下去了。

在這同時，虛偽和欺騙的制度發展起來了。在這種制度內，“實現計劃”是以純粹虛假的方法，用難以數清的詭計和欺詐來“完成”的。這種虛假的計劃實現和幻影經濟的制度，是巨大的浪費資源和隨意地忽視生態關系的原因。

計劃的個別部分也是由各種官僚集團所支配的，因此產生了蘇聯及其它有關國家所特有的好大喜功。一件工程愈大、愈集中化、以及愈能吸引全球的人的注意（例如，西伯利亞的河流改道工程），它就愈能顯示官僚層的權力。掌管環保的官僚從70年代以來已經存在了，但是他們是沒有影響力的，只是一個事后放在行政機構內的小部門而已。這些官僚根本沒有辦法滋生出保護生態環境的興趣。東德的褐煤礦及蘇聯的灌溉工程，都是計劃失敗的后果和整批土地被破壞的例子。

官僚層的意識形態竭力鼓吹對進步的應盡樂觀主義和信念。這種在意識形態死板規定的、本末倒置的“社會主義”的后果，就是它的對立面（即資本主義的消費主義）在群眾心目中的國際化。對這點的回答，就是承諾“兩種制度進行競爭”，或者“趕上”西方社會。資本主義對生態有害的消費和近代化模式被重新提出，而且被采納為極端重要的意識形態目標，因此，結果就決定了中央計劃的形式。

甚至當另外一種把環境考慮在內的社會主義思想和模式也存在的時候，它們也在行動方面受到反對壓制和打消。每一種形式的反對，不管是以什么問題為中心，都是對官僚統治的威脅。官僚層所能接受的唯一模式，是那些以自然資源的數量化為基礎的模式（那就是，對保守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模式相似的模式）。但是，這些模式沒有什么用處，因為森林、空氣、自然環境等價值的數量化，要么是太武斷了，要么具有這樣的“動力”，以致無法適合官僚層的嚴格計劃。

因此，斯大林主義官僚們，對于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影響力推廣到超越客觀所必需的程度，作了很大的貢獻。他們的整個社會的模式，把資本主義以前的、“封建的”特權和專制主義，與要建立比資本主義更成功的東西的諾言，結合起來。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的發展，卻受到有系統阻礙。

只有在今天，經過了官僚化社會打開民主缺口，以及他們的深刻的危機，保護生態的團體和社會主義反對黨才得以崛起，而且顯示出在民主計劃經濟和自我管理的制度下可能發生的事情。但是，在與資本主義在群眾心目中秘密培養出來的“有利點”對抗的時候，他們還沒有得到機會，則是漸增地——也可說是悲劇地——明顯的了。

四、       生態保護與工人運動

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著作中好幾個主要地方，討論社會與自然界的關系。《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就對這個關系作了以下的總結：

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本來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的表現，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中譯文直接引自人民出版社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5頁）

“勞動是一切財富和文化的源泉”這個公式化的表述，被【他們】視為空洞的“資產階級句子”，根本不應該放在社會主義綱領中。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的文明角色”作鋒利的分析時，這樣說：

資本主義生產因此只發展了生產的社會過程的技術和結合，而且在同時，破壞一切財富的源泉，那就是地球和工人（轉譯自《馬恩全集》德文版第23卷，第529頁的英譯文）

我們不能而且不應否認，甚至馬克思主義經典也顯示出對事物的“過分樂觀”觀點。我們至少會偶爾覺察到這樣的觀念：通過自然科學的發展，大部分環境問題會被消除。

自然科學在這個世紀的巨大進步，已經使我們至少能夠逐漸地認識到我們最正常生產活動的長遠后果，以及如何去控制它們（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馬恩全集》德文版第20卷，第453頁）。

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關于社會與自然界關系的一般說來想得很周到的立場，卻逐漸地被工人運動中發展起來的改良主義所埋葬。正當改良主義一步步地融入資產階級社會而且接受后者的中心機構（國家、軍隊、法律等等）時，它也逐步采納了那些唯生產力的模式，那些馬克思所批評的“資產階級用語”。由社會民主黨人占主導地位的德國金屬工人協會在十九世紀末期所發表一篇有力的文告中，曾經如此肯定地說出：

技術發展愈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會愈快達到如此地步，致使它自己不可能，而且不得不被更高的生產形勢所代替。

蘇聯早期領導人作政治轉圜的客觀余地無疑是很有限的。內戰激烈進行，帝國主義列強在軍事上橫加干涉，國家經濟瀕臨破產。國內到處發生饑荒和缺乏甚至最基本的物品。因此，快速發展生產成為必需的事，因為革命的命運依靠它。德國革命的勝利就會開啟國際合作的可能性。可是，蘇聯仍然是孤立的。

生產力的增加主要是通過傳統方法（對工作人員用鐵的紀律，工廠管理人員擁有獨裁權力，競爭，計件工資制，泰羅制——殘酷榨取工人血汗的制度）。對于客觀的困難和情勢的壓力，一般都是不太重視。這是從必要中得到的效力。列寧清醒認識資產階級進步的矛盾心理。他對資產階級技術生產的矛盾性質的了解，卻在斯大林時代完全消失。對生產力的偶像崇拜，達到荒誕不經的高潮，對人的胡亂的過度掠奪（斯達哈若夫運動），對自然的胡亂的過分利用（例如改換西伯利亞的河道）變成正規化。

到今天為止，社會主義革命尚不能在任何一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這個事實，以及因此而需要發展生產力、彌補戰爭破壞和限制饑災及貧窮等事實，都成為一種重要因素，難以進一步質疑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發展的限制。

怪不得，在政治上被法西斯主義、斯大林主義、冷戰和“經濟奇跡”所削弱的工人階級，沒有花時間去質疑歷史所給予的生產模式。因此，針對把“自然界當作隨意拿取東西的超級市場”這個觀念的后果提出警告的，卻是科學家、小團體、地方運動、羅馬俱樂部等等，那就是工人運動以外的人士和組織。這些批評者的一般政治立場時常很混亂，甚至有點反動，因此使工人運動的傳統領導更容易譴責他們，而且把他們當作“瘋子”，一筆勾銷。

因此，只有等到反核運動到來，傳統領導層才面對那些超越他們控制的廣大進步力量。

生態災禍的繼續重現，環保運動的增長和(局部)成功，以及政治組織（綠黨）的形成等等，（加上資產階級陣營的分化），都導致工人運動產生各種立場。除了孤立的革命團體（它們把目前社會對自然界的關系進行基本分析，而且從分析中演繹出要與現有政治、社會和技術條件的架構“決裂”以外，我們可以在工人運動中看出三個主要派系：

● “石墻派”，即是繼續如常地、好像“什么事情都沒發生”的派系?？墒?，由于災禍性的生態發展，這個派系不得不要對他的立場做出某些改變。因此，他們今天要求訂立汽車排氣標準、催化式排氣凈化器、國家規章等等。他們并沒有改變他們的短視看法，只同意環境的“修改”，特別是可以從中賺錢的時候。

● 疾書專家派系。這個派系認為生態環境問題可以通過科技來解決。事實上，這時常意味著把問題推給別人，而沒有解釋許多問題，例如，大量已用過的過濾器、從污水處理工程而來的污泥，以及其他的“殘渣”應該如何處理。德國社民黨的格洛茲寧愿與資本的“管子尾端技術”派合作?！皞鹘y左派、技術精英和有志發展的資本家少數有思想的人之間的聯盟”應該會導向“對社會有利的創見”。他特別反對質疑生產資料的私有制。

● 第三個派系也許可以稱為“生態環境改良派”。這一派也不太愿意談論財產關系。資本主義被可恥地描述為“工業社會”，被他們再一次清除掉它的“過分”，這一次是有關他違反生態環境的罪惡。德國社民黨的“基本價值委員會”的前任會長埃普勒就這樣說過：

社民黨的任務，應該比過去更需要推行一項對工業社會作民主、人道和生態環境改進的新改良政策。

從正面來看，我們可以注意到，在好幾個國家中，整個工會運動，或者至少是它們中相當大的少數派，反對“和平”核動力（意大利的CGIL工會、英國的NUM工會等），以及其他方面的生態問題顯示出漸增的關注（巴西的CUT工會、西德的IG Metall工會等）。

蘇聯目前的改革開放政策正為生態問題創出矛盾的情況。一方面，它有更大的控制余地，更多的生態的主動和抗議運動。另一方面，強制引進“市場經濟”，卻使利潤動機占上風，而不重視貨品的使用價值。

五、       生態運動的成就與局限性

由于生態運動在環保問題方面帶來了深遠的思想改變，它的基本成就，就是認識到資本主義破壞自然界的意義。對自然界的破壞已經達到威脅全人類的程度。在這里——正像防止全球核戰爭的問題一樣——也是“全人類生存的問題”。但是，與核子破壞相比，這時常是“新聞”，因為他的情況愈來愈壞，他的表現愈來愈清楚：氣候變化、地中海和北海的生態不平衡等等。

但是，辯證地來看，這個基本的成就同時也是基本的局限：承認這些問題對全人類的重要性，卻同時企圖以階級合作方法來解決問題，避免使用適當的斗爭方法（反對資本主義的階級斗爭）。

生態運動的另一個收獲，是質疑“進步”這個意念。這也顯示出馬克思主義對晚期資本主義分析中的一個弱點：我們不再能夠談及生產力的正面發展。在資本主義初期，生產力的確是正面發展，只受到資本主義占領范圍的限制，或者只對無產階級不利。由于資本主義已經“殘存到”比發展生產力“所必需”的歷史時期還要長，他正開始漸增地把生產力轉變為破壞力，以消除他們對生產關系的“爆炸力”。這也表示，它們不能夠只被“釋放”：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被用于謀求大眾的福利；而且表示，需要有一個批判性的選擇。這不單是理論的問題。對于斯大林官僚層的“超越資本主義”的計劃而言，這也是實際的問題。

此外，生產的物質方面（使用價值）和勞動的異化第一次有了更詳細的分析。對生產的物質方面的分析，是要找出那些產品在生態方面和社會方面是符合需要的。對勞動異化的分析，是對生產線上工作的盲目孤立或者更小、更“廣泛的”單位，作一選擇?？墒?，辯證地來說，這些成就也有負的方面，因為它們排斥“大規模工業”即是排斥“經濟增長”，而且有倒退到小商品生產和交換的反動愿望。

當生態運動經過1968年的高潮，開始回落以后，就把“空想的”尺度帶回政治中。它開始專心討論如何對社會制度進行基本的改變，以及不同的生活和生產方式。在上面提過的關于產品的使用價值的討論中，它注意到生產應該對社會有用的觀念，發展出新的社會空想，而且宣傳具體的“改變計劃”。

但是，由于他們不大了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這些空想的方案都不能廣泛應用的。因此，生態運動中的這些空想主義者，因為沒有自覺地宣揚反資本主義的立場，所以天生就有墮入小資產階級空想主義的傾向（與早期的社會主義者一樣）。

生態運動的無可否認的成就，過去是（而且在今天還是，不過只是有限的）動員和至少局部地激進化廣大群眾，特別是在西方工人階級在今天或者過去都還是采取守勢、階級斗爭沒有全面發展起來的時候。在奧地利、瑞士和西德等國家，大規模示威游行、封鎖、占領等具體而英勇的斗爭形式的發展，以及群眾請愿、行動日和全民投票等政治形式的使用，是與生態斗爭的發展緊密連接的。雖然階級斗爭方面繼續平靜，在生態斗爭方面仍然有一些成果（例如奧地利成功地舉行反核動力的全民投票）。這些成果，對這些國家的抵抗文化一般地有正面影響。在大型示威游行時，這些成果也加強了激進的左派。

然而，與此同時，這些動員卻在大多數情況中也將其矛頭針對傳統的工人運動，因為這些工人運動趨向于與資本站在一起，維護破壞生態的方案。所以，與工人運動的組織分離，甚至仇視他們，是這些動員的主要弱點和局限性。

在許多國家中，生態運動推使眾多改革得到通過。這些改革，都有助于局部減慢爆炸性地增加環境破壞的速度。這從幾乎完全停止興建新核電廠、減少個別的化學品（鹵化碳氣化合物、肥料等）、訂立汽車和工廠的排出廢氣標準等，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生態環境工業已日增地發展起來。甚至資產階級政黨也提出和爭取實現生態改革的要求。在這方面，一部分是生態運動低估了資本主義同化反對力量的能力，因此犯了相信危機會“自動”發展的舊錯誤。

可是，雖然有了這些改革和生態環境工業，對全球環境的損害，仍比以前任何時候更大。海洋的污染、熱帶森林的破壞、臭氧層的破壞，都明顯地表示，改革頂多不過是輕微減慢我們之走向全球大災禍而已。從這個遠景來看，生態破壞的程度已經達到無可改良的地步，而需要對我們社會作基本的改變了。

一部分生態運動，已經聯合了部分的和平運動和婦女運動，組織起政黨來。他們已經認識到需要找出影響全社會的解決方法，所以他們的組織已經超過了委員會的水平。另一方面，綠黨（雖然他們之間有很大的差異）也清楚顯示出生態運動的基本局限性：部分的原因是他們把自己看成為“沒有階級區分”，因此就沒有工人階級作為革命主體的觀念，所以就幾乎沒有與工會接觸。由于內容和社會構成方面的局限性，就決定了生態運動的范圍。由于它既沒有全面的革命綱領，又沒有把自己建基在革命主體的工人階級上面，它就根本不能達到成為革命運動、成為能夠代替、或者至少能夠繼承工人階級力量的目的。不過，除了為數極少的明確的資產階級或反動的團體之外，它仍然是革命者在反對資本主義利潤制度的全球斗爭中一個重要的盟友。

六、       資產階級統治下的生態危機

人類社會的生存基礎，受到現在眾所周知的資本主義生產對氣候、空氣、水和土壤質素的破壞，已經達到新的水平。理由如下：

● 生態危機的全球性。它只能被看成為資本主義競爭邏輯之內的共同罪惡。

● 生態危機的起源，一半要從歷史上去找，一半是幾個個別因素綜合發展的結果，那就是說，它的時間的和生理的起源是很難明確決定?？朔鷳B危機也需要大量的時間和投資。這里所需的時間和投資的數量，會使所有關于資產階級的輸出循環的觀念完全不能實行。

● 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只能在較小程度上被推使為生態危機付錢——與典型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的社會罪惡、甚至軍事沖突的后果相比較。即使如此，我們必須了解，特別是在依賴的國家中，生態危機的后果，首先而且主要地必定由窮人和被壓迫階級負擔；由于社會、經濟和生態危機的綜合效果，這更會如此。

對生態危機的增加的認識，以及因此而來的，從70年代初到現時生態運動的出現，已意味著對資產階級思想的中心觀念之一的大攻擊，那就是，對資產階級財產關系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會使“大家都能進步”的觀念，對不斷征服自然界是件好事的觀念，以及對所有與之有關的問題都能完滿解決的觀念，進行大規模攻擊。

即使對生態破壞的批評以及對有害環境的個別方案的群眾抗議都很少直接攻擊資本主義制度，廣大的群眾卻開始對資產階級的進步觀念不予信任。他們開始尋求社會發展新模式和“新的思想方法”。后者很快吸引了大群科學家和專家。

資產階級政府以平常所熟識的壓制手段來對付抗議和群眾動員；面對著思想的挑戰，資產階級在70年代對于生態破壞的思想作了一連串現代化的企圖。第一個受國際人士注意的企圖，是1972年的羅馬俱樂部報告。這個報告詳細敘述了日增的生態破壞，要求對人口增長、原材料的浪費和環境的破壞等問題，作國際性的政策協調。在這份題目為《增長的限度》的報告以后，有一連串同樣的研究，其中最出名的是對美國卡特總統的《2000年的地球報告》。這個報告的影響有兩方面。一方面，資產階級科學和思想開始談到生態環境，而且開始辯論預測與要求。另一方面：這個報告對世界前途，產生更悲觀的觀念，因此越發刺激生態運動。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具體秩序失去了它的優越和不可改變的形象，它的功能開始受到從內到外的質疑。同時，這些研究報告的實際政治后果是，對經濟的全球計劃和政治管制的要求編目分類。這就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管制、經濟自由主義和那時正在世界各地大肆推廣的撤銷政治管制的企圖，發生尖銳矛盾。

到了80年代中期，資產階級需要在生態政治上發動第二次攻勢。這一次攻勢才能夠應付主要是在實際政治方面的矛盾。關于這點的表現，可以從聯合國大會在1988年通過的（題目為《我們的共同前途》）勃朗特蘭報告中看到。這已完全由資產階級自覺決定，而且斷然主張，雖然有了資本主義污染環境的不幸事實，必要的補救措施還是可以制訂出來的。這個報告要求更能注意到環境問題的全球發展的形式。它所提出的解決危機方法，包括修補、限制有毒物質的生產，限制繼續破壞自然資源，以及研制新的“軟的”技術。這也明顯地被看成為經濟增長的源泉，那就是跨國公司可以從它那里得到好的利潤，因此被認為是進一步的、平衡的、“持續增長”的因素。

許多資產階級政府明確地歡迎勃朗特蘭報告。社會主義國際（第二國際）的政黨們特別感到他們的姿態，因許多社會民主觀念（環境保護作為未來迅速發展行業、更多約束條約、國家重建計劃等）包括在報告中，得到證實。從生態觀點來看，報告所建議的修補是非常有限的。報告連對最大的問題（保護雨林、南極、核能的使用）也沒有提出激進的解決方法。

現今實際的生態政策，是每個資產階級政府工作的一個基本部分。這通常是由建立空氣、水和土壤的污染限制所組成。在這上面，還有處理過去生產的危害物和逐步減低其上限的計劃，這些就是國際協定的主題。但是，這樣的政策只是別無他法以后的拼湊物——從生態環點來看，總是不充分，而且遠遠落后于真正的破壞水平之后。但是，愈來愈重要的，倒是聲稱代表某些形式的“生態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綱領。企圖讓資本主義經濟自動朝向實際的生態保持，到現在為止，還只是理論。保守的經濟理論家（特別是在美國和西德）正在宣揚一個對生態友善的市場經濟觀念。他們的方法就是引進證券，容許持有人制造一定分量的污染。這些證券就可以像股票一樣進行買賣。他們的價格因此就用來調節環境的保護。在過去，“免費的”自然界也可以被“利用”，而且會在公司的賬目中出現。

保守的和改良主義的政客都主張征收環境稅。對能源、空氣、水、重要的原材料征收使用稅的用意，是鼓勵節省?？墒侨绻桓缮鎯r格政策（因而增加國家管制）的話，這些稅將會是對大眾收入征稅，政客常常會不顧后果。

同樣是紙上談兵的，是社會民主黨所建議的促進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復蘇的計劃。這些計劃是要通過國家利用新技術來發展和重建生態環境。利用環境保護作為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新浪潮的動力，仍然是一個幻想，即使這些政策在反對取消政府管制的保守分子和反對公司的短期和中期的利益方面，有某些進展。

此外，在資產階級國家的環境政策方面，窮國是和富國不同的。過去十年，帝國主義國家至少曾經控制了一些較厲害的污染和破壞，但是，較窮的國家，由于缺少基金——以及個別的公司從對環境的損害中獲得利潤——不能夠采取最基本最必須的步驟。

七、       生態運動中的政治組織

生態運動的純粹專門活動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愈來愈多的國家有綠色組織或政黨。在西歐，他們在像西德、奧地利、瑞典、意大利和葡萄牙那樣不同國家的議會中有代表。在依賴國家（例如巴西和土耳其）和在過渡社會（東德、匈牙利、捷克），也有綠黨。

綠色組織和政黨的出現，不能充分地以逼近的或未來的生態危險來解釋。對他們起源的分析至少必須包含以下的因素：

● 工會運動的傳統領導層一般地缺乏遠景（特別是面對漸增的危險時），以及他們的繼續不肯正視事物，不但是在生態問題上。

● 西歐在1968年以后缺乏革命的突破，激進左派的破碎和激進政治一般的衰退；東歐反對派運動的長期受鎮壓和“精疲力竭”。

● 我們自己的政治錯誤和我們不能在許多國家成為激進左派方面占主導地位的力量。

● 只存在著互不相聯的“運動”，是不足夠的；需要有另一個全面的政治出路（但不是對不同的運動的自主權提出疑問）。

把綠色政治的不同方面包括在一起，是錯誤的。他們都有自己的特殊個性，不同的國家起源、政治文化、具體的歷史起源。他們的傾向則從強大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影響、改良主義團體，一直到左派出路和生態社會主義的派系。我們可以一般地說：

● 他們企圖在政治上組織起比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和傳統領導層還要左的團體。

● 雖然他們時常有高達75%的工資工人的社會構成，他們并沒有認為自己是工人運動的一部分。

● 部分因為對“老的”工人運動有反感，他們的思想時常很混亂（“我們不右也不左”，以及從“小就是美”理論那里借來很多東西）。

● 雖然時常以一個零散的、以生態問題為中心參考點的選舉綱領為出發點，但是一旦被選進議會，綠黨分子時常對許多其它問題（例如，社會政策、軍備競賽、“第三世界”等）采取批判的立場。

● 在大多數情況下，綠黨的議會黨團窒息了整個黨的活動。這樣做法只會有利于把“運動”的局部革命立場變成議會的瑣碎事情的傾向。

在這方面，綠黨幾乎是過渡現象的典型例子。由于他們是在工人運動的普遍危機時期中興起的，他們一直到今天還是不能夠和不愿意把無產階級看成為社會變化的決定性的擔當者。因此，他們的行動的特征，就是對某些區域的社會不平等的正確的批評與幻想的“改良”戰略相結合。譬如，在西德綠黨日常政治行動中，主要的著重點，僅是改良，不是基本的社會改變：他們漸增地陷入議會代表制的機構之中，而且，愈來愈不注重議會外的動員，因此得出一個“代替主義”的政治觀念。毫無批判地保持這個傾向，就導使綠黨完全失去他們的烏托邦因素，而且使他們走上另一個“改良主義政黨”的道路。

無疑地，綠黨遲早會面對“顯示他們本色”的必要性，那就是面對著要作出不含糊階級立場的尖銳局勢。但是，推測這種局勢何時發生，他們可能采取的路線以及綠黨的決定會改變他們的性質到什么程度，是沒有用的。

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判斷政治舞臺人物，并不是主要看他們說些什么、他們的政綱是是什么，或者他們怎樣看自己，而是看他們在階級斗爭中的真正作用。一般而言，我們可以這樣說：綠色政黨和組織的出現，尚沒有退步的影響，反而在許多情況中增加了左派的轉圜余地。

我們的基本立場仍然是：我們不能跨過傳統工人政黨而走捷徑，因此，聯合陣線仍然是有效的方法。在一整批國家中，只有社民黨和共產黨發生分裂，以及階級斗爭的派系從工會中出現的時候，有強大群眾基礎的革命政黨才會出現。

在西歐目前的階級斗爭水平和政治分化的情況下，以上的過程尚沒有在任何國家直接提上議事日程。然而，在某些國家卻出現了綠色抗議運動和政黨，不但吸引到大量選票，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居然能夠把社會上大多數有批判能力的人組織起來。所以，我們應該制訂一個積極朝向他們的政治方針：聯合行動，討論他們的理論觀點，等等。每個支部應該具體考慮：參加他們的組織、從里面鼓勵進化的過程，是不是有用的選擇。

八、       第四國際與環境危機

第四章中已經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曾經對資本主義中的生態環境作出激進的批評?？墒?，這個問題沒有在早期的第四國際中占據顯著的地位，正像在工人運動的大多數力量中一樣。譬如，你在第四國際的建黨綱領、1938年的過渡綱領上，就不見提及這個問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時期，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充分知道生態環境的破壞和空氣與水的污染，但是，他們把它看成為爆炸性的、不人道制度的許多破壞性后果之一，不把它看成為正在破壞地球基本生存條件的全球性現象。

這個態度在70年代初改變了，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自我破壞的傾向變成大眾討論的題目，甚至受到資產階級思想家的注意。在這同時，我們的同志所寫的文章和研究報告出現了。

反對原子能的群眾運動的出現，特別在日本、西歐和美國，給工人運動的政黨重大的考驗。幾乎每個國際的支部都參與這個群眾運動，但是，當這個運動衰退時，有少數幾個支部成功地鞏固了它們對生態問題的工作。

國際的過去幾次世界大會都討論了這些運動的經驗。雖然第十次世界大會決議案沒有提到生態問題，1979年的十一大卻有了改變。這里，反核能的斗爭被看成為“工人階級生存的問題”，所以國際及其支部的任務是“以吸引產業工人階級加入斗爭來增強這個運動”。1985年的十二大更加精心闡述這些立場。它的幾個決議案對世界革命的三個部門作了比較徹底的分析，而主要的決議案則要求國際及其支部“漸增地在宣傳和一般活動中提出生態環境問題”，而且“與生態運動采取聯合行動”。

今天，第四國際認為生態的破壞是人類所面對的最尖銳危害之一，是羅莎·盧森堡的出名的說法“社會主義或是野蠻主義”的一個當代版本。國際把爭取工人運動及其組織到反對破壞地球的斗爭的工作，看成為自己的主要任務之一。他希望為生態運動和工人運動的聯合行動作示范，不但反對各種形式的環境破壞，而且反對散播它的制度。國際希望參加生態運動的討論，打破對“干凈的”資本主義的可能性的普遍幻想。國際也在許多國家參加當前的斗爭，例如在巴西反對雨林的破壞，或者在墨西哥反對拉果納·維達核電廠的興建。西歐的一些支部對于在綠黨內建立社會主義左翼作出貢獻，其它支部則在生態運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第四國際的分析中，生態問題被看成為目前重組工人運動所注意的主要問題之一。

所有這些并不表示，在把這個“新問題”融入我們運動的工作中的時候，沒有發生什么問題。許多同志繼續把生態危機看成為資本主義的許多矛盾之一。認為這些矛盾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才能解決。他們看不出爭取工人階級生存的斗爭、反對非人的生活和工作條件的斗爭與反對戰爭威脅的斗爭之間的密切聯系。大多數支部只當其他社會力量把環境問題搞成大標題時，才進行這個工作。在產業工人階級中的基地的擴大，可能已使某些支部更容易受到改良主義的思想壓力，包括有系統地忽略重要的問題、存在的重要性——一種發生在低的斗爭水平、難以接受的改良主義。

這個現象的結果是，國際內部的討論發展得很慢。其它的流派和個人曾經考察社會主義和生態問題很久，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卻幾乎一直沉默。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必須作出特別的努力，把它們的方法應用在這些問題上。光是提起幾個生態批判的因素，而把它們涂上“紅色”，是不可能的。

第四國際不但要參與制訂具體的生態政策的討論，而且要采取激勵群眾活動的政治和組織步驟。因為，只有群眾動員，目前情況才能改變，工人階級才能變為社會轉變的推動人，一個“自為”的階級。

九、       行動綱領

全球有很多個反對過度剝削和損害自然的運動。第四國際支持或者參與這些運動——有時保持批評的態度，因為有些生態運動分子的一般政治觀念時常是混亂的。生態運動的經驗證明，只有廣大的動員和群眾抗議，才能達到普遍的了解和真正的變化。因此，第四國際的目標是使工人組織參加這些斗爭，成為它的主要工作之一。危害工人健康和生態環境的沖突，能夠與其他斗爭在一起，提供聯合行動的機會。

我們主張：生態運動應該充分獨立于資產階級國家和過度社會的官僚層。我們在這些運動之內工作，但是不要操縱它們。更有甚者，我們相信，由于光是生產資料的社會化，都不能是對付自然資源威脅的保證，所以，即使在自由的和多元的社會主義中，生態運動，像婦女運動一樣，必須繼續脫離政黨和國家機構而自治。

在與生態運動團結一致而且成為它們的會員時，我們首先希望強調兩點：第一，即使是相當小的改良生態的企圖，也會與資本主義財產關系或者非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僚統治發生沖突。它不是把社會轉變的觀念人工地移植到激進的生態批判上去，而是了解到他代表的邏輯后果。第二，把生態批判付之實施，需要作為歷史主體的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由于它的客觀地位，就具有潛力，能夠建立一個不對人類和自然界進行剝削的社會。工人階級應當把自己看成為保護自然環境的斗士。我們要為建立生態運動和工人運動之間的聯系而戰斗。

以下是一些最急迫的生態環境問題的綱要。這些問題的解決與否，代表著人類的生死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國際協調的行動。這就是我們要集中資源的地方（例如透過我們運動的跨國架構）以鼓吹我們的抉擇，令這種抉擇像我們的信念一樣，定能變成現實。

要求：

● 與產生饑餓和貧窮的依賴國家農產品輸出計劃的剝削制度徹底決裂。

● 立刻禁止整個核動力循環。

● 立刻禁止有毒和危險的物質如碳氯化合物和石棉的生產與使用。

● 反對對南極洲作經濟性的掠奪。

● 反對熱帶雨林的破壞，反對對工業化國家森林的致命污染。

● 停止所有在工業化國家破壞土壤的農業措施。

● 制止將廢料倒入海洋、河流和湖泊。

● 阻止像（巴西的）卡拉堯和（印度的）沙洛凡那樣危險的——而且像在“第三世界”屠殺亞馬遜印第安人那樣滅絕種族的——核電廠計劃。

● 禁止所有有害廢料的運輸，禁止把有害身體的生產過程轉移到依賴國家。

我們所選擇的解決方法：

● 在依賴國家建立主要是朝向使人民獲得基本必需品的農業制度。

● 生產民用而不是軍用的物品。

● 不要過分利用無可再生的能源，要妥善地、有計劃地使用能源；發展其他能源如太陽能、風能、生物能源，等等。

● 耕作方法要考慮到保護生態環境。

● 發展公共運輸系統，特別是地方運輸和鐵路，不要發展私人的、個人的運輸系統。

● 過濾器和污水處理工程是不夠的。所需要的是基本的工業轉變，禁止從開始就污染環境。

● 推行再循環和徹底避免廢料的政策。

如何使我們的抉擇付之實施？

● 在依賴國家徹底推行土地改革。

● 完全取消依賴國家和過度社會的債務。

● 由生態和工人運動聯同進步科學家發展可供選擇的能源計劃。

● 取消只為掩飾例如氯化氟碳化合物的散發水平的商業秘密：強制引進詳細記錄與生產有關的物質的法律，人民有權觀看這些記錄。

● 訂立新的公共工程計劃，以轉變生產。

● 通過工人管制生產來建立“生態環境雙重政權”；工作大軍應該有權否決對人體健康和環境有害的生產。

● 把經濟的主要部門轉移為在工人、消費者和生態運動控制下的公共財產。

● 以滿足需要、不是滿足利潤或者官僚統治的原則為基礎，建立對生態環境無害的生產。

● 爭取建立自由、民主、多元化、自我管理的社會主義社會。

【譯自《國際馬克思主義評論》1991年春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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