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12日
這兩天我參與了選拔應屆大學畢業生進入三井物產（中國）有限公司的面試工作，其中一個必問的問題是：你對三井物產的了解有多少？令人非常難堪的是，幾乎所有面試者包括日語專業的學生都沒有聽說過三井物產。有2個學生臨來面試前，上網了解到三井物產是2003年世界500強排名第13位的日本跨國企業，主要從事國際貿易經營活動。其實，三井物產也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簡單的貿易公司，稱它為綜合商社更為貼切。當你告訴他們豐田公司和東芝公司屬于三井集團（財團）的，而三井物產是三井集團的核心領導成員時，學生們的臉上露出疑惑的神情。
這并不奇怪，因為我進入三井物產時，也是一臉的茫然，不知它是何物，只是想來外企掙點兒高工資而已。只記得當時面試我的日本老板對我說："三井物產是日本最好的大學，你是來學習的，需要做好長期在這里工作的準備。"我是1993年底進入三井物產（中國）有限公司（原北京事務所）工作的。記得第二年，也就是1994年，三井物產成為世界500強排名第一的公司，緊隨其后排在第二至第五位的是另外幾家日本綜合商社，印象中分別是三菱商事、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和丸紅商事。此時，我才意識到我進入的這家公司在日本乃至世界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平時在書店里翻看企業管理書籍時，可以時常發現它們經常引用日本豐田公司的管理經驗，并把它作為日本式管理的典型代表。也許人們因此而誤以為這種豐田公司的日本制造企業管理模式就是日本的經濟管理模式，而全然不知日本大企業成長的幕后力量。每當拿起經濟管理書籍時，幾乎看到的內容全部是與美國股票市場和基金運作有關的文章。那么，日本是怎樣管理它龐大的經濟體系的呢？我一直找尋學術界是否有哪位經濟學家或研究機構真正用心地研究和介紹日本的經濟管理機制，提供給我們的國民、企業家和領導人去認知、學習、借鑒或對策。
可惜的是，至今我只能找到一些有關日本經濟管理的零部件，僅能憑借自己在綜合商社工作所獲得的獨特視角和這種所謂的綜合能力，結合來自不同方面學者們的研究成果，簡單拼裝出一部運轉日本經濟的機器，以便人們對它有個整體的認識。更多精細的工作還有待于有識之士們的不斷探索和研究。通過分析和總結日本崛起的各種基本因素和這些因素的內在聯系，一個必然的結論就是：支撐日本龐大而有序的經濟活動和社會結構的背后是一個行之有效而又隨環境變化不斷調整的財團機制。事實上，日本財團不僅是經濟和社會的主體，也是日本政治、軍事、科技的支柱，號稱“日本真正的政府組織”。當我們看到媒體報道說“日本官民共擔戰略儲備”等類似“日本官民一體”行動時，必然可以看到日本財團的身影。
其實，日本以財團機制進行國家經濟管理是歷史（戰時）、地理（資源）、文化（儒學）和戰略（反殖民）等各種綜合因素的產物。其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在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統治的世界中團結全民的力量，迅速獲得有效的競爭優勢，在全球范圍內爭奪原料、技術和市場。從日本1955年加入關貿總協定前后采取的政策，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對抗外國列強經濟統治的意志和手段。正是這一時間開始，日本采取“穩定股東工作”的措施，重新組建以主力銀行和綜合商社為核心的、聚集大型企業形成的、以相互持股和外部董事為特征的財團體系。與此同時，國家經濟命脈真正掌握在這些財團企業內部培養起來的、高度忠誠的、具有責任感的、實踐型的管理人才。這種由財團機制建立起的日本模式，或由此形成的東亞模式成為發展中國家在短期內迅速躋身于經濟強國，并形成持續發展能力的成功典范。
日本的財團機制對于處于高速經濟增長的社會起到了強有力的穩定作用，特別是大型企業集團采取的終身雇傭制成為日本式經營的主要特征之一。企業工會的建立與完善成為化解勞資矛盾、促進社會穩定和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日本在經濟成長期也非常重視中小企業的發展，為此而制定了一系列的產業和金融政策，并不斷協調它們與大企業集團的矛盾，建立中小企業與大企業的分工合作體系。此外，在全日本范圍內建立的農業協作組織（日本農協），一個類似于綜合商社功能的專門服務于農村和鄉鎮居民的經濟合作組織，也是日本經濟和社會穩定協調發展的重要基石。在日本，大型企業已經成為連接家庭和社會的重要載體，企業就是家庭，企業就是社會。因此，大企業的興衰關系到家庭的穩定和社會的穩定，它已經完全成為日本人的心理寄托。與此同時，日本財團領導的大企業形成了以經團聯為代表的利益集團，成為主導日本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中堅力量。
拉美國家經濟和東南亞國家經濟之所以受到跨國公司的操縱，最終引起大規模的金融危機，政府不得不聽命于外國勢力的安排，關鍵在于其國家和政府為贏得一時的經濟增長而放棄了國家經濟主權，沒有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建立期自主的財團體系。在我理解，所謂財團體系，實際上就是將現代戰爭中以集團軍組織結構為基礎的多兵種合成作戰體系引入到了經濟活動中。學生時代，我一直感覺“戰略”這個詞通常是軍事領袖使用的術語。但是，在日本綜合商社工作過程中，每當遇到投資項目時，頻繁使用的單詞不是“利潤”，而是“戰略”。還有一個通常使用的單詞就是“統合”。另外，我們通常所說的“項目”這個詞也幾乎都被日本人說成是“事業”。事實上，日本現代企業制度來源于二戰時期的戰時統制經濟政策，保留了非常突出的軍事體制和計劃經濟的痕跡，成為日本戰后迅速崛起的重要法寶。
研究日本經濟管理千萬不要只看到其著名制造業的企業管理模式，應該更多地同時關注日本財團內部的三股力量：綜合商社、主力銀行、大型制造企業，它們之間是一個有機聯系和相互作用的整體。其中，綜合商社這種獨特的經濟組織在日本社會中扮演者極其重要的角色。綜合商社是日本經濟的參謀總部，是日本國家經濟戰略的制定者，同時也對日本政治、外交和軍事等方面具有很強的政策影響力。日本政府對世界經濟事務的認識和研究幾乎完全依賴于財團的研究機構。例如：三井財團的“三井物產戰略研究所”和三菱財團的“三菱綜合研究所”。實際上各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研究和制定都是來自于對在世界范圍內收集的各種情報分析和研究。日本綜合商社在經濟情報方面有著無與倫比的巨大資源，這也決定了它在國家經濟決策中的重要地位。
為了加強對生產企業的控制力，綜合商社通常把更多的資本投入放在對生產企業的上游原料物流和下游產品銷售代理權的爭奪。美國企業一般使用代表表決權的絕對持股比例或有效持股比例來控制其集團內部的成員，而日本財團將組織內部大企業聯系起來的方式更加采用“小資本+大物流”的方式。仔細觀察日本可以發現，發達的物流業是日本重要競爭力之一。日本財團內部，雖然主力銀行大都與大型生產企業有一定比例的資本關系，但僅發揮“穩定股東工作”的作用，避免財團成員企業被外國大資本兼并。財團成員企業日常的經營活動，基本上通過綜合商社的參與而進行協調與合作，特別表現在對外投資上。由于日本是一個礦產和能源極度貧乏的國家，以及綜合商社在財團內部和整個日本經濟中定位的自身角色，綜合商社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負責日本資源和經濟安全保障的核心機構。
1996年，在三井物產東京總部，從事對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糧食貿易與物流工作時，我真正意識到綜合商社在日本經濟安全和社會保障中的重要作用。然而，當綜合商社主導資源和物流的本性從日本國內延展到第三國或是全球時，不可避免地與它國原有內部經濟主導力量發生碰撞。對于已發達的、資源相對人口豐富、文化差異大的、市場對外封閉、或本國也具備同樣（或類似）綜合商社組織的國家、地區或經濟領域，日本綜合商社的活動力量通常受到制約和抵抗。而對于欠發達的、資源相對人口匱乏、文化接近的、市場對外開放、且本國不具備（或類似）綜合商社組織的國家、地區或經濟領域，日本綜合商社可以長驅直入地獲得主導權和控制權。不可否認，以綜合商社為核心的財團組織形態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有著非常積極和重要的作用，但是要看這樣的綜合商社和財團是否掌握在中國人自己的手中。
在重視日本財團機制的同時，我們還需要研究產生和維系這種組織體系背后的文化因素，以及日本人由于地理環境而形成普遍的國民心態。當我進入更深的層次研究日本經濟時，越來越多地體會到，決定一個國家或一個企業迅速崛起的內在因素是經營者的哲學思想和道德理念。例如：日本社會中的“財散人聚”哲學是大型企業得以造就和沿承的基石。現代日本大型企業集團已經完全擺脫了家族企業形式，它們通常被稱為民間企業，而不是我們中國人所說的私有企業或民營企業。此外，我們還應注意到日本大學教育設置通識課程的積極意義，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式教育理念有別于西方教育的重要特征，也是考察日本經濟崛起的途徑之一。此時，我真正認識到，西方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亞當斯密除了其著名的《國富論》外，另一篇著作《道德情操論》的重要意義，而后者在目前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幾乎沒有提及。在日本，儒家思想就是一部東方版的《道德情操論》，貫徹在企業發展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孔子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語出《論語·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朱熹注：“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就我們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而言，面對世界上不同思想和文化的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即：個人主義、拜金主義的美國和集體主義、重商主義的日本，我們應該作出怎樣的選擇呢？請大家讀一下《周恩來略傳》中記錄的一段有關中國女排崛起的史實吧，它也許會告訴我們一個合適的答案：
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女排在大松博文教練帶領下迅速崛起，在世界排壇表現出很強的實力，引起周恩來的關注。周恩來說：“教練員能以身作則帶著運動員干。大松博文一人領著大家干也夠累的，大松能這樣同運動員一齊練習，參加實踐。他那種嚴格的精神是和我們提出的'三從'是一致的。'三從'的實質就是練為戰。所以要從實戰需要出發來從難、從嚴。這也是運用毛主席《實踐論》的精神”。從此，從難、從嚴和從實戰出發，就成為運動訓練原則，至今為體育界所遵循。周恩來很內行地指出，“日本滾動救球的技術很熟練也很科學。這種辦法不大容易受傷”。他問中國運動員會不會？問日本勾手飄球的性能與中國上手飄球有何不同？周恩來認為日本很注意戰術意識的訓練，特別注意小配合。
大概沒有哪個國家的總理在辦公室里放著一本體育訓練手冊作參考。可是周恩來卻有一本，即日本著名排球教練大松博文寫的訓練手冊《跟我學》。大松博文應周恩來總理邀請于一九六五年來華，幫助訓練中國女子排球隊。大松，這個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侵占華北的日本陸軍中當過二等兵的排球教練，對中國總理給予他的榮譽感到受之有愧，他感激地接受了邀請。他對中國姑娘按照他的要求嚴格訓練感到滿意，并預言總有一天她們會成為世界冠軍。當中國女子排球隊在一九八一年第一次奪得世界冠軍（世界杯）后，她們深深懷念當年在排球場上向她們傳授球藝的大松教練，特意去他的墓地，向他致敬。這位已故的教練曾帶領日本女子排球隊奪得世界冠軍。
談到這里，我真希望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和經濟領袖們的手邊也有這樣一本訓練手冊《跟我學》，不是關于日本女排，而是有關日本綜合商社和財團。這也是我編輯這組文章，以及創建“超級主義者”研究網站和《東方經濟學》的主要目的。期望不久的將來，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綜合商社和財團能夠象中國女排一樣通過學習和實踐，經過拼搏與奮斗，在經濟領域獲得世界冠軍的榮譽與稱號。讓我們回顧一下《人民日報》1951年2月20日發表的一篇文章，標題是《美國正把日本變為它的殖民地》。僅僅30年后，美國NBC電視臺于1980年的7月份在電視專題片《日本能，我們為什么不能？》中驚呼“美國已成為日本的殖民地”。
韓國學者宋丙洛在他的《全球化和知識化時代的經濟學》序言中這樣寫道：“在中國翻譯出版的美國經濟學教科書，連提都不提有關企業集團的問題。只在韓國和日本存在的被稱為綜合商社的企業組織也一樣。我們學習經濟學的目的，在于強國富民。但是，西方的大多數教科書偏重于圖表、數學等手段的概念分析。有關企業或國家經濟如何提高國家競爭力并實現其發展的問題，幾乎沒有什么說明。 今后的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如何，可以說將取決于中國國民理解經濟學基本原理的程度，這并不是夸大其詞的說法。韓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由于沒有理解好經濟學基本原理而曾經經受過很大的社會混亂。 中國是具有燦爛的歷史和傳統的偉大國家。我希望中國經濟將能夠得到繼續發展并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還成為世界中心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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