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無聊的是秦暉文章的內容。公平必然損害效率、效率必然妨害公平,這至少在當代中國還是無法擺脫的兩難悖論。但是,性好觀念統一的知識分子總不愿承認這二者不能兼顧、必須有所側重和掌握適度平衡。秦暉自己所列舉的一系列文章,其核心都是要統一效率和公平,為相互矛盾的雙方找到一個“更為基本”的共同立足點。他自認為已經找到了這樣的東西,那就是“公正”??上В@樣的顯赫注定只能在觀念中完成,不可能在現實中成就。
秦暉認為:“公正乃是超越‘公平與效率’之爭的更為基本的價值”,“公正至上,效率與公平皆在其中”;換言之,規則公平(公正)高于結果公平,程序公正高于實體公正。只要起點和規則公平,人們就能夠接受結果的不公平,市場也會自動導向效率優化。
這是典型的脫離現實,“拍腦袋”拍出的一面之詞,也說明秦暉的認識水平至今還停留在主觀上“想要什么”、“應該怎樣”的“應然”階段,頭腦里缺少了客觀上“能夠怎樣”這根弦,更不用說將此二者結合起來。不錯,“市場經濟是公正的經濟”,或者說是規則公平的經濟。但是市場規則不僅會導致優勝劣汰,而且會導致弱肉強食。在物質充裕、社會分配調節機制和保障機制健全的西方發達國家,規則“公平”的市場經濟不會過分損害結果公平;但在物質短缺、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民族經濟在某種意義上尚處于工業化原始積累階段的中國,放任市場必然導致“強者剔白骨、弱者為魚肉”的悲慘局面。市場化、工業化初級階段的中國,需要一種超越于市場規則之上的對結果公平的強力關注,這就是新左派包括“非主流”經濟學的主張。秦暉滿足于規則公平的“公正”,并不能真正適應現實社會對公平的需要。
秦暉說:只要在轉軌中能夠制約權力,盡量避免“搶來本錢做買賣”,在此過程中各階層都有利益表達的機制、都有集體談判的功能與參與博弈的途徑,在公共資產的處置上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爭取自己的訴求,那么,由此形成的配置即使最終并不平均,也會為公眾所認可,所愿意接受,從而具有公信力,具有不僅是成文法而且是自然法意義上的(即道義上的)合法性,不至于一有風吹草動就產生翻盤的社會沖動——這又是“拍腦袋”拍出的一廂情愿。秦暉的想法,大都源于西方,其結論只能立足在西方社會物資充裕、社會矛盾緩和的基礎上。中國的基本國情是人均生存資源稀缺,只要結果不平均,那就意味著許多人維持生存都可能陷入困境。難道他們會因為你秦先生認為“從最基本的底線上講,這樣的配置也可以被認為是接近于起點平等的”,就予以“認可”、就“愿意接受”了嗎?難道他們因此就不會“一有風吹草動就產生翻盤的社會沖動”了嗎?
更重要的是,中國社會并非白紙一張,而是早已壓抑積蓄了多種矛盾。公共參與的國產處置方式如果只能做到“規則公平”而不是結果公平,甚至即使能夠大致做到結果公平,但如果不能為大多數人帶來收益增長的良性預期的話,那么它就有可能不但不能緩解矛盾,甚且有可能點燃被壓抑的能量。這么一種大規模公眾參與的復雜操作,失誤和砒漏在所難免;任何一次失誤和砒漏,都可能成為社會動員、發泄不滿的號角。秦暉的“錯把中國當歐美”,于此可見一斑。
使觀念看起來與事實相符的最簡便方式是以觀念剪裁事實,這樣的話觀念將永遠正確。秦暉似乎深諳此道,為了證明自己“民主先行”觀念的正確,他給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也戴上了“民主”的帽子。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小崗村“18個紅手印”偷偷摸摸進行時期,或許還有點“民主分地”的影子。但后來的全面推廣,完全是自上而下的過程,與秦暉所說的“民主分地”沒有關系。自上而下的政策還不是照樣“得到農民支持”?這項被公認為成功的改革,它成功的原因即使按照秦暉的思路也最多只能推究出“起點平等”,但秦暉卻非得要讓它捎帶上自己的觀念私貨“民主分地”不可。
實際上,這項改革之所以能夠“得到農民支持”,“起點平等”只是次要原因,最重要的原因還是農民對此項改革的前景懷有良性預期。他們從切身經驗出發,知道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能夠改善他們的處境。如果沒有這種良性預期,甚至是有著處境將因此惡化的非良性預期,人們還會支持“起點平等”的改革嗎?即使有了良性預期,還需要事實驗證。如果事情的發展與當初的預期相悖,人們同樣會起而反對。不幸的是,秦暉所倡導的“民主先行”國產私有化改革方案,就是那種只能制造非良性預期和非良性結果、需要不斷考驗弱勢群體心理承受底線的改革。關于這一點,俄羅斯、東歐的經濟轉軌已經作出了充分說明。在中國這樣的大國,這一過程越“民主”,它可能對整體效率造成的損害越大,改革本身的成本也越高、越難以推行下去。這本來是秦暉在作東歐研究時即已可得出的結論,但是,慣于從觀念出發的人,必然難以看到或不愿意承認自己觀念的反面;在他們那兒,實證研究的目的不是尋求問題的答案,而只是證明早已先驗存在著的答案。因此,實證必須服從觀念,只能選擇有利于觀念成立的角度和方向來“實證”。這樣的“實證”究竟還是不是“實證”,確實令人懷疑;這樣的“問題”研究,骨子里全是“主義”。
在效率問題上,秦暉的說法是:公正的改革應當“在起點平等之下產生最初的所有者,在(競爭)規則平等之下產生最終的所有者”,認為產權改革不能追求效率的“最優配置”而只能追求最公平的配置,配置的效率“優化”應該在產權明晰后通過公平的市場競爭來實現——這又是毫無可操作性的“拍腦袋”沖動:如果初始分配只講公平不講效率,那么“在產權明晰后通過公平的市場競爭來實現”有效率的優化配置時,需要多長時間、需要付出多少效率損失的代價、最終會形成何種局面?在此期間,民生會受到何種影響?在面向全球開放的競爭市場上,中國經濟又將遭受何種沖擊,它還能夠在世界分配體系中剩下多少殘渣?
如果是在一個封閉、自我運轉的經濟體系中,在時間無限的條件下,起點和規則公平的市場競爭確實最終會導出效率“優化”的資源配置。但是,中國有這樣的條件和時間嗎?將結論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秦暉豈止是浪漫?
理念再怎么與現實的可能性脫節,秦暉也一定要為它在觀念上找到一種實現途徑。由這篇文章看,秦暉在“公正”的實現途徑上也沒什么新意,還是變“尺蠖”為“天平”的憲政民主那一套。對此,筆者曾有過針對性分析:
在任何制度條件下,一定時期的社會結構、社會力量對比,是相對固定的。秦暉所說的“‘左’的時候福利、平等和社會保障受到重視,國民可以真正享受到‘社會主義優越性’。但是左過了頭,競爭不足效率不高,選民又會推‘右’派上臺,自由競爭,鼓勵投資,提升效率,社會得以真正獲得‘自由主義的生命力’。待到競爭過了頭,貧富分化大,選民又回過頭選左派”的“天平”效應,這是只有在中產階級占主流的社會、即所謂“橄欖型社會”,憲政民主制度才有可能達到的功效。在這種社會,如王思睿先生所言,“社會的階層分布是一種正態分布,總體的平均值和中位值大體上是吻合的,因此,中等階層的價值既是多數人價值也是社會平均價值”,社會對“平等”和“效率”的判斷均依據這種實際上是“中等階層的價值”的“社會平均價值”來尋求適度。如果“平等”被強調過度,它就會由原來有利于中產階級和下層、不利于上層,轉變為不利于中產階級和上層,僅利于下層;于是中產階級就會要求轉向,政策就會被迫作出調整。如果“效率”被強調過份,它就會由原來有利于中產階級和上層、不利于下層,轉變為不利于中產階級和下層、只利于上層,中產階級也會壓迫政府,要求政策調整。這種社會之所以一切以中產階級的利益、意志為軸心,關鍵在于中產階級數量龐大,足以左右社會力量對比。
在一個貧富兩極分化、實力對比懸殊的社會,中產階級數量有限,力弱一極加上中產階級的份量,也不足以抗衡力強一方、改變社會力量的對比格局。于是,“天平”只會始終偏向一頭,制度政策只會始終有利于社會強勢集團。在經濟不發達、中產階級力量單薄的“憲政民主制”國家,“天平”就是這樣變成“尺蠖”的。在這種社會,整體的“平均值”始終在“中位值”的上方或下方,具體離“中位值”多遠,要看社會力量對比的懸殊程度。這種社會也會有自己的“平等”觀和“效率”觀,但一切均依據于“平均值”而非“中位值”,一切須以社會強勢集團的利益和意志為歸依。這種社會也會有“民意”支配下的政策搖擺,但只會在強勢集團的利益區干內部搖擺,有時離“中位值”近一些、有時遠一些。
也就是說,雖然憲政民主制度有其優點,但它不是秦暉手中的萬應靈丹,也不是上述問題的對癥良藥。它不是可以從上述“問題”中直接推導出來的“主義”,而只是秦暉們先驗的觀念堅持。它是從書本或從歐美空降而來,直接鉆入某些人頭腦中的。因此,當秦暉胸有成竹地“奉勸今天的[主流]派與[非主流]派”時,他可能并不知道他藏在懷中準備拿出來嚇人家一跳的東西,其實只是一個已經注定響不了的啞炮。
秦暉說:“先發展后民主”對傳統私有制國家不失為一種選擇,但轉軌國家不能搞“先私有化后民主”。由此可見,在他的路線圖中,中國現階段的社會進程應該遵循“發展——民主——私有化”的順序。在這種順序下,他自己的觀念倒是理順了,可以自圓其說;可惜,客觀事實不會任由秦暉觀念的擺布。所有轉軌國家面臨的根本問題是:沒有私有化,就沒有經濟發展;如果不搞私有化也能“發展”的話,它們還有什么必要“轉軌”,沒事找事干嗎?在秦暉的觀念邏輯中被排在最后的“私有化”,在事實邏輯上必須排前,因此,秦暉的路線圖只能是空中樓閣——當它安安靜靜呆在觀念世界中時,似乎還耐看;一旦腳踏實地,人們就會發現它只不過是一個泡沫。
抱歉,不小心又道破了不少人心目中的一件“皇帝新衣”。事實上,當代中國極需何清漣、秦暉這種來自右翼的關注公平、公正的聲音。但是,以秦暉思想之不切實際卻還能夠成為這一方面的旗手,可以說這是中國思想界的悲哀。這也標示了中國學術尤其是右翼自由主義學術與中國現實的距離:學者雖然不能不注目現實問題,但他們頭腦中往往早已塞滿了各種條條框框,再也容不下真正的現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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