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慣習”的否定和重塑-毛澤東晚年思想淺探

“慣習”的否定和重塑-毛澤東晚年思想淺探

“毛澤東號稱不朽，可能主要是由于他力圖粉碎自古統治階級的傳統。他對特權和城市官僚的種種弊病深懷樸素的反感。這種反感在中國人民的心中敲響了警鐘，觸動了久遠以來就有的感情；因為舊中國是世界上以上層階級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一大典型。”　　

費正清　　

有人說，毛澤東的晚年思想是一個難解的斯芬克斯之謎，而其思想的邏輯起點，即“社會主義社會依然存在階級斗爭甚至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的觀點更是其中的迷中之迷，很顯然這種理論在中共黨內是沒有任何傳統的，以至于他的親密戰友周恩來，在聽到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日廣播《紅旗》社論“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后，也大為不解。他對王力說：“黨內路線問題只有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提法，怎么用了“資產階級”，還“反動”呢？我要去問主席。”?[1]從正統馬列主義觀點來看，階級指的是“由于人們在一定的生產體系中由于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領得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不同而劃分的不同的社會集團。其實質是由于他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2]那么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的中國實際上應該已經消除了傳統意義上階級的存在基礎。顯而易見，傳統馬列主義對毛澤東晚年的繼續革命理論是缺乏解釋力的，在筆者看來，要想深入理解毛澤東晚年的政治行為，布爾迪厄的社會理論反倒是一個不錯的門徑。　　

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是法國著名的社會理論家，在當代思想界和理論界中占據著獨一無二的特殊地位。他以獨創性的學術活動和豐裕的理論創作，已經在幾乎所有人文學科領域，掀起了一陣陣革命性浪潮，推動著當代社會理論和方法論的重大變革，并使對傳統理論和方法論的批判走上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不但為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本身開辟了更加廣闊的前景，而且也使之更有效地適應于當代世界各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在他的理論體系中，關于“資本”和“階級”的論說無疑是最具創造性和深刻性的。布爾迪厄的“資本”術語接近于同時又是馬克思“資本”概念的延伸，他認為“資本是累積性的勞動，這種勞動在私人性即排他性的基礎上被行動者或行動者小團體占有資源。”[3]布爾迪厄剖析的資本概念明確指出資本有非經濟的形式，“除非人們引進資本的所有形式， 而不只是思考被經濟理論所承認的那一種形式，不然是不可能解釋社會世界的結構和作用的”。[4] 布爾迪厄的資本觀，一方面與馬克思有相似之處，都以資本概念作為主要分析工具來描述社會行為，繼承了馬克思關于資本是通過勞動形成的觀點，認為“社會世界是具有積累性的歷史世界， 因此在分析社會時就要引入資本概念，考察資本及其積累和各種效應，資本體現了一種積累形成的勞動。這種勞動同時以物質化的，身體化的形式積累下來， 而資本同時體現出一種生產性，總是意味著一種生產利潤的潛在能力，一種以等量或擴大的方式來生產自身的能力。”[5]另一方面又與馬克思有所不同：馬克思主要強調經濟資本， 布爾迪厄則更加強調非物質形式的資本，亦即文化資本， 政治資本等，他在《資本的形式》 一文中指出資本以多種形式存在，其中有三種基本形態：1，經濟資本，以金錢為符號，以產權為制度化形式;2，文化資本，以作品，文憑，學銜為符號， 以學位為制度化形式;3，社會資本（也可稱為政治資本），以社會聲譽, 頭銜為符號,以社會規約為制度化形式。在他看來，資本是在一個特定的社會領域里有效的資源， 它使個體獲得因參與社會領域并在其中競爭而形成的特殊利益， 個人能夠積累的資本界定了他們的社會軌跡，也就是說資本界定了他們生活的可能性或機遇， 更主要的是資本也被用來進行階級區分。       　　

布爾迪厄的階級概念是同“場域”（space）的概念相聯系的。在布爾迪厄的社會學理論里, “社會”是一個“場域”的范疇。在布爾迪厄看來,“場域由附著于某種權力(或資本) 基礎之上的各種位置間的一系列客觀歷史關系所構成。利益、資本、社會位置是場域的構成要素。換言之，場域指的是一種社會關系結構，它強加在每一進入該場域的個體行動者身上，是權力分配的結構，任何個人欲獲得利益，必須進入相應的場域。”場域因此也是一個利益沖突和爭奪的“戰場”。 而階級指的就是在該場域結構里位置相接近的人。“場域的結構,既有穩定性的一面——一場域內的報酬、利潤、制裁,都有相對確定的結構。但是,這種外在的結構,并不能機械地約束參與者的行動。這是因為慣習在起作用” [6]　　

慣習（habitus）由沉積于個人身體內的一系列歷史關系所構成，是客觀而共同的社會規則、團體價值的內化,它以下意識而持久的方式體現在個體行動者身上,體現為具有文化特色的思維、知覺和行動。布爾迪厄認為，“對外在客觀性內化的程序的解釋是其創生結構主義的重要任務。在現代社會里，不同的教育通過儀式、游戲、訓練將社會空間結構描摹在人們的心靈上。作為外在結構內化的結果，慣習具有某種大體上一致的系統方式，并對外在場域作出回應。”慣習是通過體現于個人的軀體上而實現的集體的個人化，是經由社會化而獲得的生物性個人的“集體化”，人們的生活實踐都是由慣習這一深層的生成原則決定的。作為人們生活的生成原則,它還是社會實踐的分類體系。通過這樣的實踐,人們相互區分開來。“它是理性的運作者,但是只是一種實踐理性的運作者，原本就存在于社會關系的歷史系統之中,因此超越個人。它又是一個策略系統,實用的邏輯。慣習所產生出來的行為方式并不具有嚴格的推演規則性，它總是在與變動不居的各種情景的遭遇中，確定自身，遵循一種含混不清的實踐的邏輯，與日常世界關聯。”[7]簡而言之，慣習就是一個場域結構里各個位置的人通過長期的生活實踐而形成的心智結構，而這種心智結構又對產生它的場域結構具有生成性的型塑作用。　　

中國自從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公有制的建立已經基本破除了經濟剝削的物質基礎，故而傳統意義上的經濟資本家幾乎已經不復存在了，但毛澤東認為階級斗爭還沒有結束，雖然經濟剝削的物質基礎已然瓦解，但由于5000年階級社會的漫長歷史，長期因循下來的慣習已經深入到每一個中國人的骨髓，并且還會反映到社會場域中來，并依然不斷地支持著種種壓迫的產生，由于這種慣習對社會結構的不斷侵染，新中國的社會存在著倒退的危險。“毛澤東最后認為競爭的關鍵，或者革命的任務不僅僅是單純的生產資料掌握問題，因為最后決定競爭勝負的支配權是綜合的，在生產資料占有之外，更重要的支配權存在于政治資源和文化資源的把握。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和實踐，就是強調要由平民階層自己來掌握國家機器，自己來把握話語權，毛澤東強調復辟的極大可能性，根源在于毛澤東看到了政權和話語權結合產生的強大支配力量，所以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最終完成不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設和維護，而是政權和上層建筑的掌握。”[8]事實上，毛澤東在反右派斗爭以后不久就形成了另一個“政治和思想上的階級”的觀點。他在1957年7月提出的“單有1956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并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社會主義革命。”[9]的判斷，他在八屆三中全會（擴大）上提出的國內重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的判斷，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宣布的資產階級右派，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均屬于剝削階級的判斷，在1959年8月16日提出的廬山會議上的斗爭是一場無產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階級斗爭的判斷無一不是指向于此。故而，筆者認為毛澤東晚年顯然觀察到了新中國社會存在著官僚集團和知識分子利用其占有優勢地位的政治資本和文化資本對人民大眾進行二次壓迫的危害，而在這些“騎在勞動人民頭上，喝他們的血”的“政治資本家”和“文化資本家”背后的則是歷史長期浸染而成的慣習和慣習反作用而生成的社會場域結構。這樣來看，毛澤東要搞一個“深入到靈魂深處的偉大革命”就順理成章了。　　

一，慣習的顛覆　　

毛澤東晚年所做的政治行為其核心目的就是要顛覆和重塑中國人身上的慣習。　　

人們為了爭奪利益,必須進入相應的場域。但是，在一個既定的場域內，什么樣的利益分配規則才是正當的，其實是由這一“游戲”的參與者們建構出來的。因此,誰來建構這一規則，并使之合法化，制定規則成了場域內爭斗的焦點。它實際上是權力斗爭關系。“符號暴力”是要將一個場域里的價值觀、權力分配的規則通過一種溫和的、合法化的方式強加給每一個參與者。它的實現，憑借的是參與者的篤信。在該場域內，一旦操縱了參與者的世界觀、價值觀,統治就會以“非暴力”的方式實現。因此，符號斗爭的目標在于建立一種為人們信仰的正當的價值觀。社會行動者往往會將世界視為理所當然的，接受世界的現狀，這是因為他們的心智結構原本就來自于這個世界的現時結構。不同的行動者會利用其擁有的資本，來改變他人的信仰，使之接受自己的“正當”價值觀念。擁有較多資本者，往往采取保護策略，以正統自居，而擁有較少資本者，則采取顛覆的策略。　　

如馬克思.韋伯所說“通過現存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獲得了特權的人從來不會滿足于赤裸裸地行使自己的權力并強加于眾人，而且，他們希望看到自己的特權地位有所變化，從純粹地擁有實際權力轉換到獲取權力的體系中，并希望看到自己因而受到尊敬。”[10]社會上資本總量占優勢地位的成員總是通過文化和知識再生產的運作機制，玩弄一系列象征性策略手段，來型塑有利于其利益的組織結構和文化論述來保障他們鞏固和壟斷特權地位。而這個運行機制則是由經濟，政治，文化資本家通過博弈過程中的合作機制來完成的。　　

毛澤東對這種文化再生產中的資本壟斷很早就有了察覺，在其口述自傳里他說：“有一天，我在這些古代傳奇故事中偶然發現一件可注意的事，即這些故事中沒有耕種田地的鄉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學者，從未有過一個農民英雄。這件事使我奇怪了兩年，于是我便分析這些故事的內容。我發現這些故事都是贊美人民的統治者的武士，他們用不著耕種田地，因為他們占有土地，顯然是叫農民替他們工作的。”[11]毛澤東對《水滸》這部獨特小說的關注貫穿了他的一生，這部小說講述了一個下層群眾群體集體造反的故事，它展示了一種反規范的社會結構，一種反規范的生活方式，一種反規范的文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這部書是毛澤東晚年政治行為的背景音樂，而其在觀看根據《水滸》故事改編的評劇《逼上梁山》后所寫的“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亦可讀作在舊的歷史舞臺上，舊的文化中—引者按）人民卻成了渣滓。這種顛倒的歷史現在要再顛倒過來，恢復歷史面目。”[12]則可看作他晚年憑借其無所比擬的影響力對傳統慣習進行悲壯顛覆的一個宣言。

毛澤東幾乎要求人們破除對一切政治權威的迷信（對黨的機構的迷信，對長官（當權派）的迷信），對文化權威（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迷信，以至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本身的迷信，他在１９５８年成都會議上講到，馬克思也只有兩只眼睛，也會犯錯誤。更甚至于包括對他本身的迷信，他嘲弄林彪對他的吹捧不過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他反對樹立對他的“絕對權威”，他認為自己在后人看來也許會顯得非常可笑，并早晚有一天也會“被打得粉碎”——“那又如何？不過粉碎而已。”[13]

　1958年5月8日　下午，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大講“破除迷信”問題，鼓勵人們不要怕“教授”，不要怕“孔夫子”，不要怕“外國人”，甚至也不要怕“馬克思”。他興致昂然，旁征博引，一連舉出春秋的顏淵、秦國的甘羅、漢朝的劉邦、項羽、韓信、賈誼、三國的周瑜和孔明、晉朝的王弼和荀灌娘、南北朝的蘭陵王、唐末詩人李賀、唐太宗李世民、宋朝名將岳飛，以及釋迦牟尼、達爾文、馬克思、列寧、李政道、楊振寧、安眠藥的發明者、青霉素的發明者、全國人大代表郝建秀、西游記中的哪吒，等數十位古今、中外、歷史、神話和現代人物，用以證明“自古以來，發明家、創立新學派的人，開始的時候都是年輕人，學問比較少的，被別人看不起的，被壓迫的。” 毛澤東還特意以中國傳統“第一圣人”孔子和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舉例，認為：“孔夫子當初也沒有什么地位。他當過吹鼓手，幫人家喊禮，后來才教書。他雖然做過官，在魯國當過司法部長，但時間很短，魯國當時只有幾十萬人口，和我們現在的一個縣差不多，他那個司法部長相當于我們縣政府的司法部長。他還當過會計，做過管倉庫的小官。可是，他就學會了很多本領。……釋迦牟尼創立佛教的時候，也只有十幾歲、二十歲。他的民族在印度是一個被壓迫的民族。”[14]　　

還是在在這次會議上，5月18日，毛澤東又在一份關于科學家、發明家小史的文件上批示：“請中央各工業交通部門各自收集材料，編印一本近三百年來世界各國（包括中國）科學家、技術發明家的通俗簡明小傳（小冊子）。看一看是否能夠證明：科學、技術發明大都出于被壓迫階級，即是說，出于那些社會地位較低、學問較少、條件較差、在開始時總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擊、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 如果能夠有系統地證明這一點，那就將鼓舞很多小知識分子、很多工人和農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 卞和獻璞，兩刖其足；‘函關月落聽雞度’，出于雞鳴狗盜之輩。自古已然，于今為烈。難道不是的嗎？” 在同一時期他還多次說過，司馬遷不受辱刑寫不出《史記》，左丘明不被流放體驗不到生活，而曹雪芹家境不衰也就沒有《紅樓夢》了，等等。[15] 20世紀50年代末，毛澤東讀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餞　崔使　君序》一文時，信筆寫下了以下批語：“青年人比老年人強，貧人、賤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發明創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們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勁的，也有發明創造。這種三七開的比例，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結論就是因為他們貧賤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較少，顧慮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說敢干”。　　

可以看出，鼓勵經濟，政治，文化資本的弱勢地位者（小知識分子、很多工人和農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長期慣習下來的對權威的迷信，重建其自我位置感和自尊意識是他的主要目的。而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對強勢者資本優勢的削弱。　　

毛澤東1958年5月1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代表團長會上的一段講話，其中講道，“總而言之，我這些材料要證明這一條：是不是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來剝奪那些翹尾巴的高級知識分子的資本。”[16]　　

　1968年8月18日　，為紀念毛澤東首次檢閱紅衛兵兩周年，由陳伯達、姚文元起草了《堅定地走上同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的《人民日報》稿。毛澤東修改此稿時加入了幾句話：“‘奉勸那些輕視工農、自以為很了不起的大學生放下架子。’說錯了嗎？完全不錯。這里說的是‘輕視工農’又有架子的那一小部分的大學生。輕視工農而又自覺以為了不起，這種極端錯誤的態度，難道還不應該徹底改正嗎？”并把其中“挑動工農斗學生”一句，改成“挑動群眾斗群眾”。同樣，那些擁有權力的政府機關干部和工作人員，特別是在地位和生活上都有特權的干部子女，雖然就自然出身而言可謂“根紅苗壯”，但他們是最容易喪失本色，存在著質變的危險。[17]　　

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傳統慣習的顛覆是通過資本標準的轉換來完成的。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的“大躍進”運動開始，關于“又紅又專”的問題就是這一轉換的關鍵，長期以來在人們的關系思維中，一個人取得較高社會地位，社會評價的基礎是所謂的“有本事（有專業知識有才干）”，即“專”，而在這次討論中，“只專不紅”、“多專少紅”和“先專后紅”都受到了激烈的批判， “紅”，即人民性和革命性，被突出到了最為重要的位置。簡言之，政治上和思想上與“人民”認同的立場和態度，是獲得崇高地位的重要途徑。毛澤東通過這一資本標準的轉換就徹底顛覆了社會中的階級斗爭形勢，原來占據資本優勢的高官，大知識分子，資本家，資歷深的人現在成了弱勢地位。于是社會的評價體系就成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知識越多越反動”，“青年人勝過老年人”……　　

1960年2月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第35章“從社會主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時，當讀至書中關于“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本質差別的具體表現是：大多數工人的文化技術水平還低于工程技術人員的水平，而大多數莊員（指集體農莊）的文化水平還低于農藝師的水平。如果要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間的本質差別，就必須把工人和莊員的文化水平提高到工程技術人員和農藝師的水平”的論述時，毛澤東批語：“有問題。只提文化技術水平，不提思想政治覺悟。”同時談到：“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這兩件事情不是一致的東西。舊社會的規律是：被壓迫的階級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說他們知識少，但是比較聰明些，原因就是他們參加生產勞動，聯系社會生活，他們的社會生活知識豐富；壓迫的階級，他們的文化水平高，書讀得多，一般地來說他們的知識多，但是他們比較愚蠢些，原因是他們脫離生產勞動，脫離社會生活。劉邦能夠打敗項羽，是因為劉邦和貴族出身的項羽不同，比較熟悉社會生活，了解人民的心理。科學發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的人。許多工程師并沒有發明，而普通工人反而有發明。當然，我們并不是否認工程師和工人的差別，不是不要工程師。歷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敗文化高的。在我們的國內戰爭中，我們的各級指揮員，從文化上說，比國民黨的那些從國內和國外軍事學校出來的軍官低，但我們打敗了他們。列寧說過，先進的亞洲，落后的歐洲。亞洲當時文盲多，歐洲當時知識分子多，文化水平比較高。”“社會主義社會里，情況不同了。可是我們還要看到這么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社會里的高薪階層是有危險性的，也就是他們的知識雖然多些，文化雖然高些，然而同工人、農民比較起來，他們同樣是愚蠢些。我們的干部子弟，一般的說來，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們的架子很大，優越感很強，可是沒有生產經驗，沒有社會經驗。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警惕，如果我們及早注意，是可以解決的。”[18]　　

毛澤東不放過任何一個諷刺挖苦知識分子的機會，并且還說過許多大傷知識分子人格的話。比如他號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號召小人物打倒大人物，“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不要迷信書本，不要迷信權威，不要迷信“洋教條”。反對專家治廠，突破規章制度的框框。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對各種規矩、禮數也是非常討厭。他經常掛在嘴邊的還有這樣一些警句和格言：“書讀得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　　

“歷代狀元都沒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進士，也不是翰林，韓愈、柳宗元只是二等進士，王實甫、關漢卿、羅貫中、蒲松齡、曹雪芹也不是進士和翰林。就是當了進士和翰林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一個不識字，一個識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了，國家就管不好。書讀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劉秀是大學士，而劉邦是個大草包。”“明朝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采藥，祖沖之自己也沒有上過小學，是個吹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高爾基只讀過兩年書，學問完全是自學的。美國的富蘭克林是賣報出身的，瓦特是工人，發明了蒸汽機。”[19]　　

毛澤東把“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視為“源”與“流”，“體”與“用”之間的關系。雖然歷史資料并不支持關于毛澤東晚年根本否定甚至敵視知識和科學價值的籠統說法，但是問題在于，他在“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人為地劃清界限，前者是“源”，后者是“流”，前者為“體”，后者為“用”，其位置不能顛倒，并以此為據，知識分子被劃分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部分。這就是著名的“皮毛之論”：“現在，知識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無產階級身上。誰給他飯吃？就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勞動者請的先生，你給他們的子弟教書，又不聽主人的話，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資本主義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階級是不干的，就要辭退你，明年就不下聘書了”。[20]　　

甚至直到1976年3月3日逝世前的幾個月，他還堅持認為，孔夫子、秦始皇、漢武帝、曹操、朱元璋等幾個他所欽佩的歷史人物，都沒上過大學，但在實踐中增長了才干。　　

“青年人要勝過老年人，學問少的人可以打倒學問多的人；不要被權威、名人嚇倒”延安時期他就曾說過：“記得我在小的時候，很不喜歡老人，因為他們是會欺負青年人的，青年人誰沒點錯誤呢？但是你錯不得，他們對你是很兇的。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沒有發言權的。中國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會的苦太大了。”[21]　　

1954年他支持李希凡、藍翎批駁《紅樓夢簡論》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大人物”壓“小人物”的不滿。通讀毛澤東當時給中央政治局和有關人士的那封信，我們可以看到，與其說直接矛頭是純粹對著俞平伯本人的，不如說其目的之一也是要表示一下自己要為“小人物”撐腰、說話的姿態罷了。就在李希凡、藍翎《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它》一文的空白處，毛澤東留下這樣的批語：“不過是小人物”，“不過是不成熟的試作”，“對兩青年的缺點則決不饒過”，“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駁斥”，“不過是試作？不過是一些問題和意見？不過可供參考而已？” 在這些批語中，毛澤東的態度和傾向明明白白地表露出來。但到1957年,已晉升為全國政協委員、《人民日報》理論部負責人的李希凡，撰文批判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來勢不可謂不兇猛。但此時毛澤東卻為“青年人”王蒙說了不少好話，而對李希凡的評論文章批語“簡單化”，“使人讀不下去”。原因是“李希凡現在在高級機關，當了政協委員，吃黨飯，聽黨的命令，當了婆婆，寫的文章就不生動了”，表示自己這次要站在王蒙一邊。[22]　　

在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講到鄒容和章太炎，認為他倆都性格鮮明，并且做出大事時都是青年人：“四川有個鄒容，他寫了一本書，叫《革命軍》，我臨從北京來，還找這書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個民主主義革命的簡單綱領。他只有17歲到日本，寫書的時候大概是十八九歲。20歲時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為他寫了一篇文章，叫《駁康有為書》。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兩句：‘載湉小丑，不辨菽麥’，直接罵了皇帝。這個時候章太炎年紀還不大，大概三十幾歲”。“破除迷信” 自古以來，發明家、創立新學派的人，開始的時候都是年輕的，學問比較少，被人看不起的，被壓迫的。”[23]　　

但是，“青年人比老年人強，貧人、賤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創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們干的。……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結論就是他們貧賤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較少，顧慮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說敢干。”[24]　　

以上這些看似僅僅是毛澤東的一些非連續性的講話，批示和文稿片斷，但鑒于毛當時的至高無上地位，他的每一句話對全國上下的影響都是關鍵性的，何況如福柯所講，“任何論述都是相關于那些被命名、被描述對象或那些被肯定、否定關系之可能性法則和存在規則,而這些可能性法則和存在規則形成了場所、條件、涌現的領域,形成了個體或對象之分化的要求,形成了那些因陳述本身而起作用的事物狀態和關系”[25] 話語實踐就是一個匿名的、歷史的、有確定社會時空定位的規則體系，因此，毛澤東的權威話語論述無疑具有經濟，政治，文化資本標準的重新確立以及相應的再分配作用，具有實質性的社會重新洗牌功能。　　

二，對場域結構的顛覆　　

在布爾迪厄的社會理論中，場域與慣習是相互交織的雙重存在，一般狀況下，場域型塑著慣習，慣習是某個場域（或一系列彼此交織的場域）固有必然性體現的產物，但慣習是以某種方式進行感知、感覺、行動和思考的傾向,這種傾向是每個個人由于其生存的客觀條件和社會經歷而通常以無意識的方式內在化并納入自身的，它是持久的,這是因為即使這些慣習在我們的經歷中可以改變,那他們也深深扎根在我們身上,并傾向于抗拒變化,這樣就在人的生命中顯示某種連續性。因此，慣習具有一定的滯后性，也就是說當社會場域改變之后慣習不會馬上改變，并且具有對現有場域的反抗作用，以使其與它相適應。我國解放（尤其56年公有化完成）以后，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制度，管理體制無疑與解放前不可同日而語，但長期階級社會狀態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慣習僵化著人民的思維，壓縮著人民的想象空間，使國家的制度建設和管理架構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殘留著以往的社會場域結構。這也是讓毛澤東深為擔憂和惱火的，因為在他看來，如果不加緊摧毀這些場域結構而任其發展，那么新社會甚至有完全回到解放前的危險，所以一方面他在盡其所力地顛覆著慣習的思維結構，另一方面，他也不遺余力地摧毀落后的場域結構，使其徹底擺脫慣習的反型塑。　　

就在“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時，　1966年5月7日　，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后來稱為“5·7指示”。 在這封信中，毛澤東勾畫了一個他所憧憬的理想社會的輪廊。即工人、農民、學生、軍人、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都以一種職業為主，兼學別樣。“學文、學工、學農、學軍，參加批判資產階級，把全國變成一個大學校”。　　

　1966年4月14日　，毛澤東曾對一個文件作出如下批示：“一切學校和學科（小學、中學、大學、軍事院校、醫學院校、文藝院校以及其他學校例如黨校、新聞學校、外語學校、外交學校等等，學科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二者常識）都應當這樣辦。分步驟地有準備地一律下樓出院，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同工人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學工學農，讀書。工讀比例最好一半對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讀書的部分要大減。書是要讀的，但讀多了是害死人的。師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學相長。隨時總結經驗，糾正錯誤。許多無用的書，只應束之高閣。就像過去廢止讀五經四書，讀二十四史，讀諸子百家，讀無窮的文集和選集一樣，革命反而勝利了。譬如共產黨人和我們的軍事干部，一字不識和稍識幾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幾，而多識些字的，例如讀過三幾年中學，進過黃浦軍校、云南講武堂、蘇聯軍事院校的，只有少數，大學畢業生幾乎一個也沒有。所以有人說，共產黨“無學有術”，而他則是“有學無術”。這話形式上看來是有些對的。但從實質上看，則是完全錯誤。共產黨人曾經進過二十幾年的軍事大學和革命大學（即二十幾年的戰爭與革命），而那些大學教授和大學生們只會啃書本（這是一項比較最容易的工作），他們一不全打仗，二不會革命，三不會做工，四不會耕田。他們的知識貧乏得很，講起這些來，一竅不通。他們中的很多人確有一項學問，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說，知識分子和工農分子比較起來是最沒有學問的人。他們不自慚形穢，整天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資產階級復辟，培養修正主義分子以外，其他一樣也不會。唐人詩云：“竹帛煙銷帝業虛，山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有同志說：“學問少的打倒學問多的，年紀小的打倒年紀大的”，這是古今一條規律。經、史、子、集成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的狀況，就宣告它自己的滅亡，只有幾十萬分之一的人還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這是一大解放，不勝謝天謝地之至。因此學校一律要搬到工廠和農村去，一律實行半工半讀，當然要分步驟，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這類學校，以免貽患無窮。”[26] 　　

　1968年6月28日　北京語言學院的7名共青團員給毛澤東寫信。信中說：我們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共產黨員，過去他們在疾風暴雨的階級斗爭中，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經受了考驗，不愧為英雄好漢。現在他們當了“官”，作了“老爺”，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就遠不如以前了。長此以往，他們就會失去在革命道路前進上的“自由”，就會逐漸蛻化為特殊階層、修正主義者。為此，我們以為必須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徹底改革：（1）降薪，取消各種特殊待遇。（2）革命干部應經常地參加勞動。（3）、凡是違犯黨紀國法，做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應一律予以制裁。（4）盡快在全國普及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教育制度。（5）在假期，青年學生經常組織起來，到工廠、農村去參加勞動，或者到部隊去當兵。毛澤東　1968年7月12日　在這封信上批語：“他們所談問題，確實重要，應在運動中解決。請你們通知他們：信收到，看到，并注意了。”[27]這封信連同毛澤東的批語，曾作為八屆十一中全會文件印發。顯然這封信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而　1968年5月7日　黑龍江革命委員會在慶安縣柳和創辦了一個專供機關干部參加勞動的“五.七干校”，毛澤東很高興，似乎找到了解決干部問題的典型教材，在　1968年10月2日　送審的《人民日報》為發表《柳河“五.七”干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一文的編者按語稿上他作了批語：“此件似可在人民日報發表。因有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28]1969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九大期間談到新當選中央委員中的一些基層干部時說：“要注意，要他們不要脫離群眾，不要脫產，又要工作。”“有些干部為什么受到群眾的批評斗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這樣，群眾就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爆發了，一爆發，就不得了，弄得他們很狼狽。今后要吸取教訓，很好地解決上下級關系問題，搞好干部和群眾的關系。以后干部要分別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堅持群眾路線，遇事多和群眾商量，做群眾的小學生。在某種意義上說，最聰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實踐經驗的戰士。”[29] 在談及山西昔陽縣干部參加勞動的問題時，毛澤東說：干部參加勞動問題，請大家注意一下。昔陽的材料很好，你們看了沒有？那個縣的干部每年參加勞動，至少有60天。那是一個在山上的縣，很窮。越窮就越要搞社會主義。富了就不搞了嗎？干部一參加勞動，許多問題就得到了解決。修正主義的根子就在這里。[30] 　1972年8月1日　《人民日報》社論摘要公布了這段語錄.　　

另一方面，在中央領導機關的人事安排上，毛澤東則強調要選擇一些來自生產第一線的工農干部。在考慮中共“十大”領導班子的人選時，毛澤東提出兩個主要條件：一是要從工人、農民中直接選拔一批人，二是要年輕。　1972年7月24日　，毛澤東同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王殊談話時說：“外國人說我們現在年紀大了，寄希望于年輕人，說是我們死了就會變修。怎么辦？我的意見就是要搞一點年輕人來當共產黨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所謂年輕人，就是年齡在三十至四十之間，要工人和農民。老、中年還要。你們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點，用一批知識分子扶助。” [31]1973年8月24日毛澤東又在周恩來來信上批示：“多次講要提工農出身的同志為黨的副主席、常委。” [32] 同時，毛澤東對由于人為造成的等級差異極其不滿，試圖進行改革。關于廢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銜制，改變帽徽、領章問題，1965年4月28、29日在聽取賀龍、羅瑞卿、楊成武匯報戰備計劃時，毛澤東說：“過去搞什么將、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興趣的。”“我贊成走回頭路，恢復到老紅軍的樣子，只要一顆紅星、一面紅旗，其他的統統都吹了。” [33]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1956年11月15日　）。 1972年8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摘要公布了這段語錄。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場

于是，一方面，發動知識青年下鄉風潮，讓他們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號召干部到“五七干校”；另一方面，向全國大、中、小學派駐“工宣隊”、“軍宣隊”，建立由基層社會組織直接推薦學員的選拔制度。為了扭轉和改變這種相互外在的二元結構，毛澤東試圖通過建立新的教育體制，使用強力實現“勞動分子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一方面主張“要把唱戲的、寫詩的、戲劇家、文學家趕出城，統統轟下鄉，分期分批下放到農村、工廠。不要總住機關，這樣寫不出東西。你不下去就不開飯，下去就開飯”。[34] 1964年2月3日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說：“舊教學制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孔夫子出身沒落奴隸主貴族，也沒有上過什么中學、大學，開始的職業是替人辦喪事，大約是個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會彈琴、射箭、駕車子，也了解一些群眾情況。開頭做過小官，管理糧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來他在魯國當了大官，群眾的事就聽不到了。他后來辦私塾，反對學生從事勞動。明朝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采藥，才寫了《本草綱目》。更早些的，有所發明的祖沖之，也沒有上過什么中學、大學。美國的富蘭克林是印刷所學徒，也賣過報。他是電的大發明家。英國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機的大發明家。高爾基的學問完全是自學的，據說他只上過兩年小學。” [35] 　　

在工業領域，企業主人究竟是工人，還是經營管理者？毛的路線，似乎始終是想試圖探索一條工人自治、工人自主管理的路線。1958年鞍山鋼鐵廠提出的所謂“鞍鋼憲法”提供了這種探索的一個標本。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更多地注意了收入分配上的差異，而生產過程中的權力關系則是不太重視的。如恩格斯后來在《論權威》一文中說：“進入工廠的人請放棄一切自由。”[36]而毛澤東的關注點顯然是在掌握巨大政治（權力）資本的工業官僚對生產過程和生產資料的控制。鞍鋼憲法是針對蘇聯的所謂“馬鋼憲法”的 ，毛澤東代表中央寫的批示說：鞍鋼是全國第一個最大的企業，“過去他們認為這個企業是現代化的了，用不著再有所謂技術革命，更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反對政治掛帥，只信任少數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許多人主張一長制，反對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認為“馬鋼憲法”(蘇聯一個大鋼廠的一套權威性的辦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現在這個報告，“不是馬鋼憲法那一套，而是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指示要求大中企業，一切大城市都要把它當作一個學習文件，有領導地“實行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城鄉經濟技術革命運動”。[37]鞍鋼憲法與學大慶的結合則是毛澤東工業管理思想的一種體現。其精髓在于：“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以人為本”“兩參一改三結合”、“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激烈的階級斗爭的狀態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38]　　

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傳統的社會場域實際上進行了大膽的解構，第一個層面，他把以前彼此分割的多個場域，如農業，工業，軍隊，教育學術圈，官僚干部圈等等進行了交錯重構，使這些場域相互聯系不分彼此，第二個層面，他重新把場域里的各個位置成員之間的資本結構進行扁平化配置，并增強其流動性，使得如管理人員和操作人員，教師和學生，下級和領導等位置相當程度上資本趨同化了。更進一步說，毛澤東的目的是徹底的消解掉傳統場域結構中的位置（身份）慣習。　　

三，評價和反思　　

毛澤東已經離開我們三十多年了，身后，人們對他的評價毀譽種種，但任何人都無法撼動他在二十世紀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史的偉大地位，毛澤東晚期思想的根本之點正是如　何新　先生所說的，它表明“社會主義并不是一個靜止無矛盾只需要向前發展經濟的平靜社會。這個社會作為一種中性的過渡形態，它既存在著向前，向更高級社會形態進步的可能，也存在著向后復辟和倒退，倒退回半殖民地和原始積累血腥資本主義的可能。社會主義社會內部仍存在著極其深刻復雜的差別、矛盾和斗爭。這種矛盾中既包涵著階級斗爭和階級矛盾的內容，也包涵著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和斗爭。對這種矛盾，如果統治階級、執政黨處理不好，則發生動亂、暴動或革命是隨時可能的。因此，歷史絕不終結。”[39]是毛澤東讓我們知道，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階級社會的慣習仍舊會長期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社會，而在把經濟資產階級打倒以后，無產階級并不能放松警惕，而是要繼續與政治（權力）和文化上的資產階級進行斗爭。但是他生前最后的努力失敗了，他所期望的人民群眾的斗爭和自發創造走向了反面，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創傷和苦難。咎其原因，我覺得有如下幾點：　　

首先，毛澤東過于相信群眾的力量，相信群眾的自發創造，人民公社的失敗和文化大革命的失控都是與其對群眾運動的放縱有很大關系的。對于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毛澤東并沒有形成一套成熟系統的計劃或“偉大戰略部署”。他開啟了造反的閘門，點燃了火種，然后坐山觀斗因勢利導，試圖將運動一步一步引向他所追求的方向。但事與愿違，國家陷入混亂，使他的最后幾年陷入了極度的困惑和痛苦之中。
       第二，他忽視了法治的建設，以至于文革期間“砸爛公檢法”，使社會進入了“無法無天”的狀態，他因為資產階級法律制度存在無法克服的內在虛偽性而徹底否定法制，這是不正確的，法律確實是有階級性的，既存在資產階級法律，但同樣也可以創造反映無產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法制，毛所追尋的公平正義價值和反映其理念的場域構造如果沒有法制的固定和再生產化就無異于沙中之塔，社會就會不可控制地陷入無政府主義的泥沼，而那樣的話無產階級的利益只能會更加無法保障。　　

第三，毛澤東試圖以自己巨大無比的聲望和影響力顛覆中國長久以來的階級社會歷史實踐在人民心中內化成的慣習結構，但吊詭的是，他是在以權威的方式反權威，以他自身的慣習去顛覆大眾的慣習，結果必然導致個人崇拜的產生和偏激理念橫行于世。

然而，我們在他的晚期思想中仍舊看到了不少偉大的火花，在我看來，晚年毛澤東的思想和政治舉措都可以用民主來形容，這種民主是一種全面的民主，即超越了單純政治民主的“政治，經濟，文化”整體民主，在二十一世紀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完全應該和有必要借鑒和吸收毛澤東以及我們廣大民眾用血和淚澆灌而成的經驗教訓，發展出一種獨特的民主制度，以對政治，經濟，文化的壟斷進行全面有效的控制，使人民真正生活在公平公正民主法治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我認為這個目標是必定能夠實現的，因為毛澤東已經把革命和民主的精神深深地溶進了中國人民的血液之中！

注釋：　　

【1】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 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67頁。　　

【2】       列寧：《偉大的創舉》（一九一九年六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十——十一頁　　

【3】       .P. Bourdieu: “The Form of Capital”,Handbook of Thoe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New York ,P241

【4】       包亞明,《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9-190頁

【5】       包亞明,《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9-190頁

【6】       皮埃爾.布迪厄、華康德,1998 , 《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李康譯,鄧正來校,中央編譯出版社。第131-156頁

【7】       皮埃爾.布迪厄、華康德,1998 , 《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李康譯,鄧正來校,中央編譯出版社。第157-186頁

【8】       老田，“馬克思和毛澤東的區別”，烏有之鄉網站

【9】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61頁

【10】   Weber , M. 1978 , Economy and Society ,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1】    埃德加.斯諾  ， 《毛澤東口述傳》

【12】   何平，朱學勤，“毛澤東晚年文化思想散論”，轉自蕭延中編《晚年毛澤東》第302頁

【13】   1966年毛澤東寫給江青的信

【14】   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第207-20頁

【15】   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第236頁

【16】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

【17】   毛澤東女兒李敏和外孫孔繼寧講述領袖家風[OL].人民網，2004年12月26日.

【18】   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第741-742頁

【19】   毛澤東：《1964年2月13日春節談話》

【20】   中央文獻研究室.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21】   譚宗級，鄭謙等.十年后的評說[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22】   蕭延中，“身份”的顛覆與重建---毛澤東晚年政治思想的倫理基礎，湖南科技大學學報，2005，第4期

【23】   陳晉. 毛澤東與文藝傳統[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24】   張貽玖：《毛澤東和詩》，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

【25】   莫偉民  ，福柯的話語歷史觀與薩特的區別，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04期

【26】   《在京藝術院校試行半工（農）半讀》一文的批語

【27】   毛澤東女兒李敏和外孫孔繼寧講述領袖家風[OL].人民網，2004年12月26日

【28】   毛澤東女兒李敏和外孫孔繼寧講述領袖家風[OL].人民網，2004年12月26日

【29】   毛澤東女兒李敏和外孫孔繼寧講述領袖家風[OL].人民網，2004年12月26日

【30】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1956年11月15日　）。

【31】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 1972年8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摘要公布了這段語錄.

【32】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 1972年8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摘要公布了這段語錄.

【33】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 1972年8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摘要公布了這段語錄.

【34】   中央文革小組編. 毛主席論教育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35】   中央文革小組編. 毛主席論教育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36】   崔之元， 毛澤東文革與大民主，天益網

【37】   崔之元， 鞍鋼憲法與后福特主義，天益網

【38】   1976《紅旗》評鄧小平的買辦資產階級經濟思想　　

【39】   何新，論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晚期思想，興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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