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長制”的深層危機!
作者:劍云撥霧
在2008,2月20日舉行的昆明市招商引資專題講座上,副局長蔣文輝因在會上打瞌睡,被省委常委、市委書記仇和當眾點名批評。之后僅僅隔了一天,就被勒令辭職。官場千古奇聞,一時網議如潮:
陜西某縣,一位學校的校長,方式也不是那么太得當,硬是要讓縣長簽字。這件事情,這位校長做得不是非常妥當,這是事實,可這也不是一件原則性的問題,更不是一件牽涉到刑事責任的嚴重問題??墒牵@個縣的有關方面,一個是下了刑事處罰,一個是通過組織的方式要撤職。
曹鳳岐教授披露了2006年4月教授評審之前,張維迎臨時強行修改評職稱條件,導致張志學、陳麗華和董小英三位副教授幾年的努力都突然失效的行為。“評審會上,張維迎又說:一個A類頂二個B類。曹教授對此評價,“沒有這個規矩呀!你說頂就頂了?實際上就是說你想提就提誰?!焙谓淌邳c出了光華當前的核心問題:“制度不清、規則不清導致了很多混亂;一言堂現象很嚴重;個人凌駕組織,或者是個人綁架組織的現象經常發生。張維迎院長多次說‘副院長以下的干部我隨時可以叫他就地趴下’”……………從這些一連串的“事件”背后,能洞悉在一個世界性的民主大潮前,中國官僚官員作風跋扈粗暴,以一己之喜怒,恣意賞罰無度,已經滲透到社會深層骨髓蔓延到了何種深廣程度!
制度歷史沿革
從毛澤東領導共產黨開始,就實行“雙首長制”——起著政治監督評價領導作用的黨委書記,與負責行政實施的首長。“書記”古代叫“簿記”,主管文書召集等事,取書記之名,意在集體領導,廢除舊社會官文化。在戰爭年代,這套體系運轉的相當有效。但在和平年代,“書記”變異成為“最高主官”,變異為舊社會官文化。出現官僚主義化的嚴重問題。這時,他試圖通過喚醒體制外的群眾力量,來遏制黨的官僚主義化問題。早在延按時期,毛主席就把這個道理論述清楚了:“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庇谑前l動了最為爭議的“文化大革命”
鄧xx主正后,說:“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保ā多噚x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72頁)30年后的今天,回頭再來看小平的話,是有道理的,深刻的。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后,鄧xx則提出:“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凡是搞特權、特殊化,經過批評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權依法進行檢舉、控告、彈劾、撤換、罷免,要求他們在經濟上退賠,并使他們受到法律、紀律處分?!保ā多噚x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32頁)因此,他取消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恢復了國家的檢察、政府的審計和監察、黨的紀律檢查機構,頒布了大量的法律制度。他這是一種“完善制度,程序化,抑制了派性爭斗、恢復行政秩序”的思路。其中核心基礎,就是“一長制”。效果如何,今天事實實踐檢驗俱在!
無論從西方的三權分立的角度,還是從毛主席時代的“雙首長制”加群眾運動的角度來看,“一長制”的致命缺陷,就是在各種花里胡哨的“黨政,政企,政社,分家,先進理論”忽悠之下,權力逐漸喪失了一切起碼的制約!而沒有任何替代手段,成為脫韁野馬。
除了花哨詞語喧囂,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制度創新,“人民就有權依法進行檢舉、控告、彈劾、撤換、罷免,要求他們在經濟上退賠,并使他們受到法律、紀律處分。”不過一堆虛話。惟有“一長制”是實的真的。
公有制企業“廠長經理負責制”開始時,廠長經理們還只是坐豪華轎車,游山玩水,胡吃海塞,唱歌跳舞。后來便利用兒子親戚朋友搞三產,搞深圳分公司,公有制企業的財富都轉移走了。再后來干脆成立子公司集中優質資產,把貸款甩給母公司,子公司老板股份制,申請上市了。而作為母公司的公有制只好背上一身的債務、貸款、社會職能,其中一些申請破產了。而沒有破產的母公司負債累累,入不敷出,零資產或幾十萬賣出去了。賣出之后,來了新資本家,或者原來的廠長經理變成了資本家,優化,裁員,包袱甩給社會,自己變成大爺。一批在號稱“社會主義”的“富豪”,攜帶著與生俱來的盜竊人民共同財富的骯臟誕生了。
歷史性制度嘗試——文革“浩劫”
毛澤東有超乎常人的智力和眼光,遠大的理想,毛澤東畢生的敵人只是一個——官僚主義?!暗蹏髁x”、“封建主義”只是他前進路上暫時的絆腳石,以他的能力,這兩座大山阻止不了他的腳步,他可以熟練的運用“人民的力量”將它們逼退在墻角,然后繼續朝他的目標前進。
這時,他需要面對的對手就是官僚主義。而且越是到后期,他越發現,要實現他的理想,唯一最強大的敵人不是美國蘇聯,而就是官僚主義。他本有一個得心應手的武器——階級斗爭。當他發現官僚主義成為阻止他理想實現的最大障礙時,他也想到了這件曾經百試不爽的武器。于是他把被官僚階級“統治和壓迫”的人民劃為一個階級,把官僚本身劃為另一個階級,然后企圖運用兩者的斗爭,一決勝負。
這里需要大量的數據展示1966年以前,中國的官僚集團處在怎樣的發展階段,它們和人民之間形成了怎樣的關系。我只能零星的搜集到一點,所以很難說得很具體。但從文革中群眾爆發出的極大怨恨可以發現,當時的官民關系應該相當激烈,官僚集團已經漸漸成型,和普通民眾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定沖突(如果文革前的官民關系和如今的一樣,那么文革中的極端行為或會更勝一籌)。
在毛澤東眼中,其幕后大老板為劉少奇的官僚集團,正在阻止他的國家繼續革命,也正在剝奪他本要交給人民的權力。原來的革命黨,已經變成了阻止革命繼續進行,甚至背叛的革命的黨,他甚至發現,“叛變”的不是劉少奇等一小部分人,也不是部分的群體,官僚主義已經像病毒一樣傳染到了絕大多數在職官員身上,而這些官員絕大多數都是在紅旗前宣過誓的共產黨員。面對這一情況,毛澤東別無選擇,只有“炮打司令部”,還因為他認為原先的戰友們大多加入了“叛變”的群體,并且“病毒”還在不斷擴散,隨后,他開始依靠群眾的力量,來向官僚階級——這個數千年來一直在中國占絕對統治地位的群體宣戰,他知道只有打敗了這個階級,他的理想才能實現,中國才能打破黃宗羲周期率,人民才能獲得權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才有可能實現。至少,他的第一點是正確的,官僚主義確實是自由之敵,也是民眾利益之敵。但他的這一思想沒有多少人理解,他的戰友們無法理解,當時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也沒有理解。
什么是官僚主義?
幾千年來,無論在奴隸制社會還是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官僚階級”始終存在。當它的隊伍長期穩固時,彼此之間常常出現各種利益交易,隨后就容易形成利益群體,集團就更成其為集團。
無論出身什么階級,工人階級也罷,資產階級也罷,一旦有機會進入這一集團,此時,因為共同的利益關系,他們原有的階級色彩就會迅速消失,張味營是農民的兒子,但他卻替壓迫剝削他的父輩父老鄉親的人代言,被新的利益需求代替。
人是有無限欲望的動物,居心叵測地刺激這種欲望極大化博弈,這就使得掌握了廣闊社會資源的官僚集團,可以利用這一萬年不變的法寶,降服住絕大多數凡人,無論他原本出身于哪個階級。法國大革命后期,所有的意識形態都拜在了執政府手下,拿破侖更是進一步穩固了執政府的權力,他們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為他們依靠公共權力掌握了大大小小的利益。而執政府本身,就代表了當時的法蘭西官僚集團。
無論持什么意識形態的政黨,一旦和政府過于接近,就難免被他吞噬,這種吞噬的速度和程度和接近的程度成正比,如果一開始政黨和政府就難以劃清關系,那么這個政黨將是被吞噬得最快的。他原有的意識形態色彩,會因為追求利益和追求權力的穩固馬上被抹去。
如今的現實更能證明這些觀點,北京進一步改革的阻力也就是我說的官僚集團部形成的利益鏈條。在新時期下,北京選擇了與毛澤東不同的手段,但其前途依然難以看清。因為改革的執行依然要依靠那些官僚集團的成員,他們會反對自己嗎?
毛澤東的悲??!
官僚階級越來越目空一切,他們的家屬和親友擁有世襲一般的權利,為保持這種權利,他們繼續鞏固他們的地位,于是民眾和他們的對立越發激烈。
毛澤東發現了他的同志們在變質,他可能為此痛心疾首,所以他繼續運用人民戰爭這種手段,向他的同僚進行進攻。接著“革命派”在掌權后繼續官僚化,成為新的那種無所不能的病毒的犧牲品。終于,在最后,那些人則由于見識上更自不如,而無法理解他,這又反過來加劇了他們之間的緊張關系。毛澤東曾設想“文化大革命”以后還要進行多次,七、八年就要來一次。他的思考,可能是期待這類階段性定期的群眾運動制度化的“秋后算帳”式社會監督,就會形成“不是不報只是時間未到,時間一到一切全報”的威懾,增加了官僚異化的后顧之憂,令其心懷“天網恢恢、疏而不露”恐懼,不敢異化。以解決由于信息不對稱性和利益多元性等因素的存在,人民的日常監督又有著天然的局限性。他想使“我們的權力是人民給的”這句話,變成實在的力量,而不在是停留在書本上教授們侈談的文章,不再是停留在政客官吏嘴里忽悠人的冠冕堂皇的“官話”?!捌?、八年就要來一次”是警鐘長鳴,是那統治冥界的神祗顯靈,是蒼天旨意,任何一個凡人的法令都沒有這樣的權力,這種律法盡管從未成文,但卻永不失效。“無法即法,一法不見佛自現?!彼蛑@個幾千年形成的人類社會的怪胎,妖魔,官僚主義發起來史無前例的進攻,他試圖徹底鏟除孳生官僚的土壤,把眾生的靈魂和肉體,從這個怪胎的壓榨下解放出來。。。。。。。。。。,然而此時,他聽到了蒼天神靈召喚圣子回歸上界的聲音!他的力量已經為這個國家民族和人類的解放用盡了!他也聽到了廣場上的眾生的呼喊,卻再也聽不清他們呼喊的內容。他就在這種喊聲,和更大的無聲的喊聲中,他無法抗拒蒼天神靈召喚,更無法舍棄尚未擺脫苦海的眾生,圣子依依不舍,與世長辭。。。。。。
尾聲:
回憶一下歷史,中國官員從1976到1986年期間,還是心懷揣揣的,不敢腐敗的。他們不相信鄧先生能改變毛主席的這套辦法?這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條件,中國幾百年為什么不“改革開放”?為什么不“一心一意發展經濟”?那時社會階級矛盾激化,人民起義頻繁,外敵不斷侵略,死生難料,還發展什么?
子曰:“君子喻于義”政黨政府,自古以來,就不是“發展經濟”的主體,否則,經濟就是利益,就是“上下交爭利”做亂淆序!維持社會公義,是政黨政府的天職!!!
等到了第一個10年結束之后,他們發現果然再沒有發生什么事情,于是膽子慢慢大起來了,直至發生了官倒等大規模的腐敗,一批在號稱“社會主義”的“富豪”,攜帶著與生俱來的倒賣盜竊人民共同財富的骯臟誕生了,接著引發了“六四風波”事件。中國是否在真的進步,就是看官僚集團是否在萎縮,90%以上的社會大眾是否獲得了真正的公共權力?并自覺地習慣了運用。否則,一切都是推動危機加深的忽悠。使中華民族重新陷入萬劫不復的輪回。歐洲資產階級貴族教會與國王的“民主”,尚且經過幾百年的血腥戰爭才能得以確立,比較起來,文革中發生的一些越軌現象,實在是人類以和平的方式實現民主的偉大嘗試。其中的打砸搶武斗現象,實際是一部分官僚階級壞分子挑起的,其目的是破壞文化革命的方向。當然,那些對被“擴大化”遭受無辜的人,無疑是不公平的。但世界那里有絕對公平的民主呢?與今天血汗工廠里的人們,成千上萬的弱勢群體,是在享受“現代民主的公平”嗎?實在微不足道。民主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那有輕松坐在象牙塔里民主就能實現的?就能從貪官污吏手中奪回權力的?經歷過文革的干部,即使鄧xx復出后恢復職務的“老干部”,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對群眾客氣虛心,不再如文革前,如舊社會的官僚那樣趾高氣揚,飛揚跋扈。
現實的殘酷給我們的教訓是:毛主席的人民大民主是不能用來吃飯的,但不講大民主,不講政治,任由反人民精蠅用“一長制”的“假民主”忽悠,后果就是人民沒飯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理想主義未熄滅的勇者們,依然在為這一美好的未來斗爭。有句古話說:義燈不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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