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磊：告別了毛澤東思想，中共將走向何方？

告別了毛澤東思想，中共將走向何方？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　　

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黨87周年的日子，朋友們打算搞一個座談會，題目是“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命運”。這個題目雖然很大，但卻很有針對性。因為今天中國共產黨的現狀，以及未來中國共產黨的命運，正面臨著相當嚴峻的挑戰，這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西山會議”不是宣布“共產黨非法”嗎？謝韜們不是急不可耐地要摘掉共產黨的招牌嗎？　　

所以，在一個已經有87年歷史的共產黨國家，嚴肅地討論共產黨的命運，并不是無事生非，而是事出有因，形勢所迫。我想就毛澤東對自己一生的概括，來展開這個話題。　　

毛澤東曾經概括他自己的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把老蔣趕到了臺灣；二是發動了文革。毛澤東的一生氣吞山河，波瀾壯闊，豐富多彩，當然不止這兩件事所能涵蓋。但這樣的概括雖然高度提煉，卻是準確到位的。　　

那么，這兩件事與中國共產黨的命運究竟如何呢？說它們之間是命運悠關，恐怕一點也不為過。然而怎么命運悠關，今人的評價卻并不一致。　　

對于第一件事，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不論是敵人還是朋友，公認的評價是：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共產黨要在國共對決中勝出，幾乎是不可能的。沒有毛澤東就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中國共產黨。標準的說法是：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這是沒有什么疑義的。　　

對于第二件事，人們的評價卻大相徑庭，主流的評價是一場災難，說文革幾乎把中國共產黨引入了毀滅的命運。這樣的評價之所以是主流，就因為它是“官方的”。那么官方的評價是否就能代表“公認的評價”呢？我看不一定。官方的評價即使是“權威的”，恐怕也未必一定是“公認的”。事實上，民間的、非主流的評價就與官方評價有很大距離。　　

比如，黎陽說：“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毛主席試圖消滅中國政治體制內‘癌癥’的一次‘放射治療’，那就不難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其實，持這種看法的并非黎陽一個人，即使這些人現在僅僅只是“一小撮”，你也不能用羅馬宗教裁判所對付布魯諾的法子：火刑伺候！何況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　　

按照主流的評價，文革是一場把中共幾乎引入了毀滅的巨大災難；但是按照非主流的評價，文革則是一場試圖消滅中共體內“癌細胞”的一次失敗的“放療”。既然是“放療”，就難免有代價，甚至是失誤，用黎陽的話說就是：“用放射治療法治癌癥，不可避免要傷及大量無辜的健康細胞，會給病人帶來很大痛苦。但為了消滅那些致命的癌細胞，就不得不忍受這些痛苦。無論患者還是親屬都不會硬說用放射法治療癌癥是犯罪，而會承認這是為了保全生命、挽救整體而不得不承受的必要的代價。”　　

從“政治正確性”的角度講，官方的評價當然是“唯一的”；但是從學理的角度講，真理既不是權力的函數，也不是人數的乘積。學理上的討論只能講道理，要以理服人。所以，官方也好民間也罷，主流也好非主流也罷，客觀存在的分歧尚未統一之前，恐怕很難說誰誰的評價就絕對是“唯一的”吧？ 　　

不論怎么評價，這兩件事都深深打上了毛澤東思想的烙印。毛澤東在世的時候，他的思想對于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毛澤東去世已經32年了，我們看到，毛澤東親手建立的黨正在改革的道路上迅跑，伴隨著這個迅跑的是，這個黨與毛澤東思想正在離心離德、漸行漸遠。于是，我們面對著這樣的發問：告別了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將走向何方？　　

公允地講，告別了毛澤東思想，我們有得有失。但問題在于，得是什么，失是什么？我們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得大于失還是失大于得，得失是否相當？哪些可以失去，哪些不能失去？誰有所得，誰有所失？等等。遺憾的是，這些問題并沒有得到公允地討論。如果把“告別毛澤東思想”的內容展開，那么我們可以開列出一長串的清單：　　

告別了革命，迎來了改革；　　

告別了公有制，迎來了私有制；　　

告別了以階級斗爭為綱，迎來了以人民幣為綱；　　

告別了平均主義，迎來了貧富懸殊；　　

告別了人民萬歲，迎來了精英主義；　　

告別了勞動光榮，迎來了資本高尚；　　

告別了雷鋒，迎來了范先跑；　　

告別了“政治人”，迎來了“經濟人”；　　

告別了“偽君子”，迎來了“真小人”；　　

告別了“人幫人”，迎來了“各顧各”；　　

……　　

我注意到，這30年來，有人過分夸大和褒揚了其中的“得”，而極力掩蓋甚至無視其中的“失”。比如，“以階級斗爭為綱”固然難以持續，但“以人民幣為綱”就能盡收天下人心了嗎？“平均主義”未必可行，但“貧富懸殊”就值得贊美嗎？“精英主義”替代了“人民萬歲”，如此換位究竟是誰有所得、誰有所失？私有制逼退了公有制，這樣的“得失”是否相當？至于資本擺平了勞動、范先跑打倒了雷鋒、“經濟人”開涮了“政治人”、“各顧各”戰勝了“人幫人”，這其中的得失又該怎么計算呢？

按現代經濟學的說法，人的偏好雖然不同，但行為選擇的規則卻是一致的：都是“成本-收益”計算的結果。經驗告訴我們，但凡“真小人”都有一個基本特征：個個公于心計、人人精于算計。計算的結果告訴他們：只有告別毛澤東思想，“真小人”才能有利可圖。于是，那些大多戴著精英桂冠的“真小人”竭盡全力地要顛覆毛澤東思想，也就不足為奇了。可惡的是，“真小人”在這樣做的時候，總是要把這種行為美化成對全體人民有利可圖的工程項目。　　

其實，按照“成本-收益”計算，對于絕大多數平民百姓而言，“告別毛澤東思想”顯然是一種災難性的選擇。比如，若要我選擇，我就寧要“偽君子”，不要“真小人”。為什么呢？“偽君子”固然不好，但正如某網友所云：在一個“偽君子”的社會，至少小人不敢明目張膽，必須偽裝成“君子”——是謂“偽君子”；但在一個“真小人”的社會，小人的氣焰十分囂張，以至于君子都必須偽裝成小人才能生存下去——是謂“偽小人”。　　

我想，除了范先跑這樣的“真小人”以外，絕大部分人恐怕都不會愿意生活在一個小人橫行霸道，君子窩囊受氣，以至于人人都必須偽裝成“小人”的社會中吧？　　

結論：只有“真小人”才會心急如焚地要“告別毛澤東思想”。至于廣大中共黨員諸君如何作出自己的抉擇，借用咱溫總理的話說：“人民養育了你們，你們就看著辦吧！”　　

（　2008年6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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